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
第四節 隋代唐初《攝論》的傳播與學派興盛
真諦來華，一路顛簸流離，其活動區域跨今日江蘇、浙江、江西、福建、廣東等地，而弟子大多來源于南方，且以建康為主。真諦三藏圓寂之後，其弟子各奔東西。從上文所敘述看，有江西九江和廬山、江蘇的建康、湖北的襄陽、湖南的長沙、廣東的廣州和循州等等中心。如法泰、曹毗傳之于建康，僧宗、道尼等弘之于九江，曹毗傳法于江都，智敫宣講于循、廣。在隋初，曇遷、道尼北上長安，將真諦之學傳播到隋王朝的政治中心，《攝大乘論》以及真諦所傳佛學于是產生了全國性和全局性影響。于此，帶來了地論學派與攝論學派之間的討論及其融合，這一切都是攝論學派興盛的標志。迨至唐貞觀年間，攝論學派仍然很興盛。
一、曇遷及其弟子
在攝論學派的歷史中，曇遷很是獨特，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從「獨特」言之，他屬于無任何明確攝論師承的大家，最多是通過閱讀注疏而精通《攝大乘論》的；從重要性言之，無論是從隋代攝論學派而言，還是從隋代佛教整體而言，曇遷都是舉足輕重的大師級人物。尤其需要強調，玄奘曾專門前往拜訪學習《攝大乘論》的慧休就是聽聞曇遷宣講而精通《攝大乘論》的。
1．曇遷行歷及其貢獻
釋曇遷(542–607年)，俗姓王，博陵饒陽(今河北省饒陽縣)人。年十三時，隨從其舅父學習六經、《易》、《老子》等，後皈依佛教經。根據《續高僧傳·曇遷傳》記載：他「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澄公有慚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屬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有一。」曇遷在故鄉出家為沙彌，皈依的是沙門慧榮。他請求跟從慧榮受具足戒被婉拒，後前往定州(今屬河北定州市)跟從賈和寺的曇靜律師受具足戒，時年二十一。于曇靜師前背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曇靜律師于是給其授具足戒，「恣其問道」。此時博陵、定州屬于北齊政權管轄。
受具足戒之後，曇遷「從師五台山，此山靈蹟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曇遵法師是地論南道開創者慧光十大弟子之一，曇遷跟從曇遵學習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教義，後「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道。有來請問，乍為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賾。」並且尋找北魏瞿曇般若流支翻譯的《唯識論》。從上述引文推知，曇遷至林慮山淨國寺住錫時，已經精通了《地論》、《楞伽經》和《大乘起信論》、《唯識論》，並且「有來請問，乍為弘宣」，已經單獨傳講經論了。從下文可知，已經有僧靜凝跟隨他問學。
北周滅北齊之後，于齊境推行滅佛政策，曇遷「將欲保道存戒，逃跡金陵，結侶霄徵，間行假導，多被劫掠。」他先避難于壽陽(今屬山西省)曲水寺，後至建康，住道場寺，「掃衣分衛，攝念無為。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智瓘等，並陳朝道軸，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妙善定門。瓘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沙門智晃，善薩婆多部，名扇當涂，為法城塹。並一見而結友，于再敘而高沖奧。」曇遷在道場寺，與慧曉、智瓘及高麗僧智晃等結交。慧曉、智瓘是陳朝著名的禪師，高麗僧智晃則擅長「有部」教義及《十誦律》。
《續高僧傳·曇遷傳》又記載：曇遷「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獲《攝大乘論》，以為全如意珠。」此中所說的桂州郡治在今廣西桂林，可見，曇遷是在蔣刺史在建康的宅第中發現真諦翻譯的《攝論》的，而不是有學者所解釋的他是在桂州找到的。曇遷「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于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曇遷大為興奮，經過仔細研習，「將欲弘演」，後又聽聞自己的家國已經被隋王朝所統治，「遂與同侶俱辭建業」，準備回到北方弘揚《攝論》。依照這些記載可以推知，曇遷在建康停留時間不算太長，僅僅五、六年而已，即577年至582年之間。
道宣所寫的《曇遷傳》最為隱晦的是曇遷精通《攝論》，是否真的如傳文所說的師心獨悟，沒有師承？如前所論，在曇遷至建康的陳太建十年(578年)之前，曹毗已經于太建三年請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師講《攝論》，後曹毗于江都(今江蘇省江都縣西南)白塔寺開講《攝論》等。陳太建三年，法泰還建業，並齎新翻經論並加以宣講，靜嵩為避北周法難而至建康，隨侍法泰而精通《攝論》、《俱舍論》。如此則知，《攝論》儘管在建康不是顯學，但並非完全無人弘揚。依照時間推算，曇遷似乎應該有可能聽聞曹毗、明勇和法泰講《攝論》，或者即便是曹毗已經圓寂，法泰確實是在建康宣講《攝論》的，因為靖嵩在這一時間內就是拜法泰為師學習《攝論》的。但奇怪的是，道宣之文絲毫未提及。這一方面說明，攝論學派在當時並未成為建康佛教的主流，另一方面也說明，在學習唯識時，曇遷可能未曾專門師從某一僧，因此，遺留下來供道宣撰寫傳文的資料就未涉及具體的攝論師法號和師承。《續高僧傳》的傳文說，當曇遷離開建康時，「緇素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其中，曉禪師[①]所賦詩被道宣所節錄。這也在提示，曇遷在建康未曾正式拜師學習，與其交往的僧人都是他的道友。
《續高僧傳·曇遷傳》記載：曇遷「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欝為大眾，有一檀越，舍宅棲之，遂目所住為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為始也。」彭城即現在的江蘇省徐州市，是南北交匯地帶，是南北朝時期佛教的重要中心之一。曇遷到達彭城，有人舍捐己宅建成寺院供曇遷住錫弘法，他稱此寺為慕聖寺[②]。于是，曇遷開始弘揚《攝論》，也宣講講《楞伽經》、《起信論》、《如實論》等瑜伽行派經典。「徐州總管谷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咨承，儘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于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曇遷至徐州時，隋、陳仍然對峙。根據《隋書·文帝本紀》記載，開皇二年(582年)六月，爾朱敞為徐州總管；開皇五年十月，吐萬緒始任徐州總管，直至平陳。《曇遷傳》又說：「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史張坦，出鎮楊州，承風思展，結為良導。及諸道俗，佇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遠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遏云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戒。」經過核查，文中的「揚州」當時稱吳州。開皇元年三月，楊堅拜賀若弼為吳州(今揚州一帶)總管，鎮江北要地廣陵(今江蘇揚州西北)。賀若弼邀請他南下至廣陵弘法。在廣陵，曇遷「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才了，復迎還北。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可見，曇遷于建康弘揚《攝論》之所是開善寺，此後又北上至徐州弘法。由此可見，陳、隋之際，曇遷對《攝論》的流行也起到過重大影響。
隋開皇七年(587年)秋，文帝下詔說：「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敘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閒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為惠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當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陰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這就是隋初佛教很著名的徵發「六大德」之事。曇遷率領門人，前往長安，沿途都是官方接送，「與五大德，謁帝于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勅所司，並于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于焉可想。于斯時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眾以《攝論》初辟，投誠請祈，即為敷弘，受業千數。」自從曇遷到達長安，大弘《攝論》，一時成為顯學，轟動北方。本屬于瑜伽行派系統的北方地論師，紛紛前去聽講，由此形成了地論與攝論學派的合流。當時地論師的領袖淨影慧遠就是一例，「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如此的示范作用，《攝論》在全國的普及，很快成為現實。
曇遷到達京城不久，就成為佛教界的領袖之一，很得文帝的崇信。《佛祖統紀》記載：開皇「七年，詔曇遷法師為昭玄大沙門統。」[③]此事不見于《續高僧傳·曇遷傳》。此前是八十一歲高齡的僧猛為「大沙門統」，曇遷大概一直任職到圓寂。開皇十年(590年)，文帝「下勅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為檀越，勅請遷之徒眾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而左僕射高熲、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祿王楊端等于「朝務之暇，執卷承旨。」由此政教互動，自然便于曇遷傳播其學，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議。僧傳說：「遷既為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于榮寵者。」于是，曇遷著《亡是非論》以示同道。《曇遷傳》節錄如下：「夫自是非彼，美己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世紜紜，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為因，五疊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無非。初明無適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為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從道宣傳文的表述來看，時人的非議源于有些人對于僧人與皇帝、朝官頻繁密切交往的不同看法。但也可能與其弘揚《攝論》卻並非真諦弟子或再傳弟子有關。真諦直傳弟子中精通《攝論》者大有人在，如道尼就于開皇十年到達長安弘傳《攝論》，但名聲及影響似不及曇遷。也許因此緣故，道宣在《曇遷傳》中將真諦當年對智愷的「授記」落定在曇遷身上。[④]
不過，應該強調，當此之時，北方佛教還未從北周滅佛的災難中完全恢復過來，曇遷利用接近皇帝的機會，為隋代佛教的復興做出了很貢獻。
開皇十年(590年)春，隋文帝幸晉陽，勅曇遷隨駕。「既達並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于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眾僧等，或剗蹟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通過這件事，曇遷誘導文帝下詔解決了周武帝毀佛之後隱跡民間的私度僧轉「公度」的問題，此處說達數十萬人，不算夸張。
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幸岐州，曇遷受敕跟隨。蜀王在打獵中發現「滿窯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于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惘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岩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寔有功。」由于曇遷的建議，被周武帝滅佛時毀壞的佛像得以修復。
開皇十四年(594年)，泰山發生火災。曇遷又上書建議：「諸廢山寺並無貫逃僧，請並安堵。」文帝又答應了。「尋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這又是曇遷的功勞。文帝下勅令河南王「為泰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齊主為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為寶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住京輦。」由于曇遷的請求。隋文帝令河南王修復神通道場，齊主修復神寶寺，華陽王修復寶山寺。
此外，隋文帝下敕于諸州供奉舍利也與曇遷有密切關系。仁壽元年，曇遷稟告文帝：「如來法身過于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文帝「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為三十道，建軌制度一準育王。」仁壽四年，「又下勅于三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余所，皆起靈塔，勸物崇善。遷寔有功。」
獻後駕崩，隋文帝于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文帝下敕說：「宜于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蒐揚。」其後，「有司具禮，即以遷為寺主。既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眾，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
曇遷于大業三年(607年)十二月六日圓寂，時年六十六歲，葬于終南北麓勝光寺的山園中。曇遷主要著述有《攝論疏》十卷，又有《楞伽經疏》、《起信論疏》、《唯識論疏》、《如實論疏》等，《九識章》、《四明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等等，共二十余卷。對于曇遷這些著述，道宣先引用淨影慧遠的讚譽作了評論：「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而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沈欝含豪，未能加也。」有沙門明則，為之撰《行狀》，流行于世。
曇遷弟子眾多，日本有學者將其分為三大系統來敘述：第一，師事涅槃師曇延學習《涅槃》爾後改從曇遷學《攝論》的；第二，先師事地論師淨影慧遠學習《地論》爾後再受業曇遷學習《攝論》的；第三，直接向曇遷學習的。[⑤]這一分類，能夠比較方便地說明攝論師與其它學派之間的互攝關系。但是，古代的僧人，特別是唐代宗派佛教之前，其師承複雜，不大容易定于一端，被學者列入曇遷弟子中的一些僧人，並不能完全肯定確實如此。有鑑于于此，下文僅僅將靜凝、明馭、道哲、道英、玄琬等史籍明確界定的曇遷弟子敘述如後。
2．靜凝、明馭
在現存資料中，靜凝是曇遷最早的弟子。
釋靜凝(？—602年)，汴州人。根據《續高僧傳》卷二十六《靜凝傳》記載，靜凝早年即聽受于曇遷，「深閑邪正，經律、《十地》是所詢求。後師《攝論》幽顯，常樂止觀，掩關思擇。緣來便講，唱吼如雷，事竟退靜，狀如愚叟。世間之務，略不在言。人不委者，謂為庸劣，同住久處，方知有道。兼以行不涉疑，口無慶吊。塊然卓坐，似不能言。」這段文字很簡要地敘述了淨凝先跟從曇遷學習《十地經論》後學習《攝大乘論》的核心事實。傳文又說：「開皇六年，隨遷入雍，住興善寺。」《續高僧傳·曇遷傳》等都說，曇遷等「六大德」進京是開皇七年(587年)之事。隋文帝下詔，「六大德」可帶十位高足一起進京，但《續高僧傳》等所記載的曇遷弟子中，靜凝是唯一一位隨曇遷進京並住于大興善寺的僧人。從上述記載看，靜凝研習弘揚的主要是《地論》和《攝論》。
仁壽二年(602年)，文帝下勅令靜凝送舍利于杞州(今河南省杞縣)。然奇怪的是，《續高僧傳》以及《廣弘明集》所記的奉送安置舍利于諸州的高僧大德很多，靜凝是目前可知的唯一一位因此而受責備的僧人。
《續高僧傳·靜凝傳》記載：「初至，頻放白光，狀如皎月，流轉通照。及下塔日，白鳥空中旋繞基上，瘞訖遠逝。更有余相，凝為藏隱，示出一二，知大聖之通瑞也。余則隱之不書。」《廣弘明集》卷十七記載：「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時，瑠璃瓶里色白如月，須臾之間即變為赤色。至四月二日後，變作紫光，或現青色，瓶內流轉，一來一去，循環不止。道俗瞻仰，咸共歸依實相容儀。良久乃散，七日午時，神影復出，變動輝煥，于前無異。」看來，靜凝不諳官場通例，上表太過簡略，因此「及至京師又被責及，方便解免。」[⑥]也就是經過辯解才免于處罰，不久他就圓寂了。
釋明馭，瀛州(今河北省河間市)人。《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有傳：「初學《涅槃》，後習《攝論》，推尋理源，究括疑滯。晚游鄴下，咨訪未聞，隱義重玄，皆所披覽。開皇八年，來儀帝里，更就遷師詢求《攝論》。」從引文的表述看，在開皇八年(588年)跟從曇遷研習《攝論》之前，明馭似乎已經從某師學習過此論。「住無漏寺，講誦為業。仁壽中年，勅請送舍利于濟州崇梵寺。」仁壽三年(603年)禪定寺建成後，受召住于此寺，後圓寂于此寺。從僧傳的敘述看，明馭師是以弘宣《攝論》等經論為主的僧人。
3．道哲、道英
作為曇遷的弟子，道哲、道英屬于精通禪定而兼通《攝論》的類型。
釋道哲(564—635年)，姓唐，齊郡臨邑(即山東省臨邑縣)人。初投潁川(即河南省禹州市)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揖。受具足戒後，又跟從魏郡(今河南安陽市)希律師稟承《四分》，受教博曉，將近六年，也即從隋開皇三年(584年)至開皇九年。隨後，道哲又禮曇詢禪師學習禪法，「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齊登室。」道哲聽說京城佛法興盛，于是步行至長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譽，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根據《續高僧傳·智正傳》記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高行，為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⑦]由此可知，道哲至長安的時間不會早于仁壽元年(601年)，而曇遷圓寂于大業三年(607年)。
也許在曇遷圓寂之後，也許就在曇遷生前，道哲以為，「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從此，以隱居山閑禪修為業，實際不再屬于專門弘揚《攝論》的攝論師。從僧傳所記住寺的變化推知，至唐初，道哲受邀才從終南山駱谷中出來，依住于大莊嚴寺。《續高僧傳·道哲傳》記載：「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住華館。」此大莊嚴寺也即隋代的禪定寺，唐初改名。道哲于此寺居住一段時間，「盩厔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貞觀九年(635年)正月，「東歸莊嚴，訊問名德，奄然卒于故房，春秋七十二矣。」
由上述內容推斷：其一，道哲研習《四分律》長達六年，儘管這一時期有受具足戒之後研律數年的慣例，但不屬于律師而研律六年者並不多見。其二，道哲從594年開始習禪，至少七年，這與後來轉入隱居禪修打下基礎。其三，跟從曇遷研習《攝大乘論》數年，其義學基礎有助于其獨抒己見撰寫佛學論文。正如道宣所敘述評論：「然哲逈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
總結道哲之一生所學所修，以律、禪為主兼弘義學。而如道宣所簡單敘述的：「道哲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務有敘。安掩蹟林泉，念定存業。誠行感玄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道時接。」靜安繼承的是道哲隱居禪修方向，而道誠繼承的是其師律學和義學方向。前者常住山泉，道誠初住大莊嚴寺，「以傳業高今，徵入瑤台，匡化于彼，余波潛被，盛績京師。」從道宣敘述語氣推知，這兩位弟子當時健在，道誠開始住錫于大莊嚴寺，後被徵入瑤台寺常住，此寺是貞觀五年(631年)在昭陵建造。
釋道英(560—636年)，姓陳氏，蒲州猗氏(今山西省臨猗縣)人。根據《續高僧傳·道英傳》記載：「年十八，叔休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為取婦，五年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剃落。至並州炬法師下，聽《花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在。」開皇十年(590年)，道英二十四歲，方才受具足戒。開皇十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埵悟人，北嶺悟法，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道英于山中樹下證悟「人」、「法」二空。隨後「營理僧役，以事考心」，積極辦理寺院事務，不單純隱居不問寺事。
大概在開皇末年，道英至京師住于勝光寺，「從曇遷禪師聽采《攝論》，講悟既新，眾盈五百，多采名教，尠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惟陳止觀；《無相思塵》，諸要盤節，深會大旨。」也許道英已經有修禪經驗，所以他著重用力于唯識止觀，對于真諦翻譯的《無相思塵論》特別有興趣。對于道英，曇遷評價很高，也很看重，對其弟子說：「爾雖日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妙者，惟道英乎？」
道英獨立特行，「儀服飲噉，未守篇章，頗為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供僧役，有慕道者，從其所為，因事呈理，調伏心行，寄以弘法。」而道英常說：「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于事務，游觀役心，使有薰習。」大業九年(613年)，「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膖。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尋言起坐，語笑如常。」
《續高僧傳·道英傳》記載：「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羇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眾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為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此中未標明時間，但從隋唐之際政治動盪、戰亂不止的情況判斷，為普濟寺設置莊田之事應該是在唐初才有可能。道英很善于經營寺院經濟，善于管理寺院事務，但卻不耽誤弘法講論修禪，一日宣說《起信論》，講到「真實門」時，他「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眾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
道英圓寂于貞觀十年(636年)九月，春秋七十七。臨終為弟子說法要，其中有一句：「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
4、玄琬
曇遷弟子中也有學唯識而以律名世的，玄琬即其例。
釋玄琬(562—636年)，俗姓楊，本弘農華州(今陝西省華縣)人，遠祖徙至雍州新豐(今陝西省西安市臨潼區新豐鎮)。玄琬十五歲時出家，事沙門曇延法師。《續高僧傳·玄琬傳》記載：「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律師伏膺《四分》，冠冤遮性，鎔汰持犯。涉律三載，便事敷演。使于後進樂推，前英嘆美，乃旋踵本師。涅槃真體，捃掇新異，妙寫幽微。」玄琬先是皈依曇延為沙彌，受具足戒後，又跟從洪遵律師研習《四分律》三年。其後，再回歸曇延門下，時為開皇三年(585年)。而曇延法師圓寂于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
《續高僧傳·玄琬傳》又記載：玄琬「又欲欽佩唯識，包舉理性，于曇遷禪師稟學《攝論》，並尋閱眾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核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看來，玄琬跟從曇遷全面地學習了唯識經典以及中觀、如來藏類經典。
玄琬在隋唐之際，除宣講經論之外，最突出的還有兩件大事：一是完成了其師曇延未了的願望，「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略未圓，奄便物故。」[⑧]仁壽二年(602年)七月十五日「長安延興寺鑄丈六金銅佛像，天雨寶屑銀華。」[⑨]而「金像之大，有未過也。」[⑩]其二，玄琬「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道宣傳文說：「尋有別勅，于苑內德業寺，為皇后寫現在藏經。當即下令，于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谷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秩。至于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咨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于疑偽，迷悟有分于本末，綱領貞明自琬始也。」根據《釋氏稽古略》卷三記載：貞觀五年(631年)，唐太宗「勅法師玄琬于苑內德業寺，為皇后寫佛藏經。又于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琬監護。」這是玄琬于唐代造兩部藏經的記載，而前引傳文說玄琬一共造了四部寫本藏經，其余兩部的編訂抄寫時間不詳。
應該特別指出，《續高僧傳》中稱玄琬為律師，而一般將純粹的涅槃師、地論師、攝論師稱之為「論師」。可見，玄琬儘管師承了涅槃師曇延和攝論師曇遷，但其在當時也被當作《四分律》的傳承者。根據《續高僧傳·玄琬傳》記載：「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為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以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延入，為皇后六宮並妃主等受戒。」在授戒儀軌方面，玄琬也有創設，「至于授受，遮難滋彰，乃鎣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于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對此，道宣總結說：「然其匠訓于世，三藏含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為世范，緇素收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余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余萬。」這是說，玄琬對經、律、論三藏都有弘揚，然律學方面的影響更大些。
貞觀十年(636年)冬，玄琬遘疾，上表于太宗：「伏以僧尼等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勞聽覽，琬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余年昏朽，疾苦相仍，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于經中，撰《佛教後代國王賞罰三寶法》及《贍養蒼生論》並《三德論》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大唐內典錄》卷五著錄玄琬著作如後：「《三德論》一卷，《入道方便門》二卷，《鏡喻論》、《無擬緣起》一卷、《十種讀經儀》、《無盡藏儀》、《發戒緣起》二卷、《法界圖並十不論》，《禮佛儀式》二卷，右九部一十二卷。」同書卷七有著錄「《眾經目錄》五卷，九十紙，唐貞觀初普光寺玄琬撰」，此大概是他組織編寫的藏經的總目錄[11]。
貞觀十年(636年)十二月七日，玄琬圓寂于延興寺房，春秋七十五。
二、道尼與《攝論》北傳
作為真諦的直傳弟子，道尼對于《攝論》的傳播作出了卓越貢獻。從僧傳的記述推測，他的弟子眾多，但見于記載者寥寥無幾，依照較為嚴格的標準衡量，在現有史籍中僅僅找到智光和道岳。此外，慧休也曾經聽道尼宣講《攝大乘論》，然而從傳文表述看，他仍然屬于地論師的范圍。
1．智光
在現存史籍中，智光是最早跟隨道尼的弟子。《續高僧傳》卷二十六有簡短的小傳。
《續高僧傳·智光傳》記載：「釋智光，江州人，尼論師之學士也。少聽《攝論》，大成其器。言論清華，聲勢明穆，志度輕健，鮮忤言諍。謙牧推下，為時所重。開皇十年，勅召尼公，相從入京，住大興善寺。」從此簡短文字可推知：智光是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人，此地乃道尼初始弘法之地，而文中說智光少小時就聽道尼宣講《攝論》並且學有所成，開皇十年(590年)又隨其師進入長安，住于大興善寺。文中又說：「仁壽創塔，召送循州。」舍利安奉于循州道場塔寺，時間是仁壽二年(602年)。
關于智光仁壽年之後的活動，僧傳只有寥寥數語：「光還京室，以法自娛。頻開《攝論》，有名秦壤。晚厭談說，歸靜林泉。尋還廬阜，屏絕人事，安禪自節，卒于山舍。」此中的線索是，智光先是用力于宣講《攝論》，其後又熱衷于歸隱林泉，並且重歸廬山，後卒于廬山某寺院。由于此文未標示具體時間，使人無從知曉其離開長安至廬山的時間，幸虧《續高僧傳·靈潤傳》和《志超傳》中還保存了一點線索，可從中推知，智光在唐初仍然在長安弘法。
《續高僧傳·靈潤傳》記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閒。遂往南山之北，西極澧鄠，東漸玉山，依寒林頭陀為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璡、智信、智光等，京邑貞干，同修出離。……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興善，托于西院。」此文說，靈潤于大業初年至終南山隱修，而智光、智信等與靈潤都有此想法。不過，至大業末年，由于政令的限制，靈潤只得又回到大興善寺。智光如何，據此難以判斷。
《續高僧傳·志超傳》記載：釋志超，義寧二年(618年)，「率弟子二十余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若仙，引登太極，敘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寂，挺生不世，器璉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眾，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彌厲。但為貴游諠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棲志得矣。」義寧二年(618年)五月，李淵就做了皇帝，此處用隋代年號，說明志超至長安的時間是在五月之前。志超至長安後先住于左僕射魏國公裴寂宅第旁的別院，其後前往藍田化感寺，武德五年(622年)離開化感寺。根據這一段文字所透露的信息，靈潤、智光于唐朝初年仍然在藍田山化感寺。
總之，智光隨其師進入長安，直至唐初仍然在長安弘揚《攝論》。他于仁壽年後頻開講席，宣講《攝論》，對唯識思想在長安的流傳作出了重大貢獻。
2．道岳
釋道岳(568—636年)，姓孟氏，河南洛陽人。根據《續高僧傳·道岳傳》記載：道岳「家世儒學，專門守業」，其父孟暠仕隋，為臨淄(今山東省淄博市臨淄區)令。他九歲時，即開始讀儒家的《詩》、《書》、《易》、《孝》等經。兄弟六人，他排行第五，兄弟三人披剃出家，後來都成為學有所成的高僧。老四孟曠年十七出家，善《大論》及《僧祇律》，隨洛陽淨土寺明曠法師。老六孟略，十九歲出家，法號明略，特善《涅槃》，住東京洛陽天宮寺。
道岳年十五，禮釋僧粲為師出家，「少樂學問，經論是欣」。根據這一記載，道岳出家為沙彌的時間為隋初開皇二年(582年)，而其皈依師僧粲禪師涉北齊、南陳、北周，自號「三國論師」，精通大乘經論，對《十地經論》也頗為精通。僧粲的著名弟子僧鳳就是于此時皈依僧粲法師的。如《續高僧傳·僧鳳傳》所說：「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粲鑑其精爽，美其器略，授以真乘。」從現存資料中無法準確確定道岳的出家地，只能推知可能是在今河南、山東一帶。
《續高僧傳·道岳傳》記載：道岳受具足戒之後，依照慣例，研習律部。此後，「習《成論》、《雜心》于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辭義斯盡。」此中所說的志念即前文所述地論北道道寵的弟子，先弘揚《地論》，後致力于《成實論》和毗曇學的弘揚。開皇初年，志念在家鄉冀州一帶弘法。至于作為成論師和毗曇師的「智通」，依據現有資料不能確定。《續高僧傳》有兩位法號智通的僧人的傳記。卷十八《隋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所記的智通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阪」，致力于慈濟事業。大業七年(611年)十月二十四日圓寂，春秋六十四。「延法師」也可能是曇延，但看不出他為何會給智通教授《成論》或者《雜心》等。而《續高僧傳》卷二十九《唐梓州牛頭山寺釋智通傳》所記的智通似乎是專門講授《法華經》的，而且地域位于梓州(今屬四川省)。
《續高僧傳·道岳傳》又說：「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楊都，來化京輦，親承真諦，業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如前所論述，道尼于開皇十年(590年)奉詔進京住大興善寺，而道岳之皈依師僧粲也是在這一年奉召入長安住大興善寺的。現在的問題是，不能確定道岳從師道尼的時間久暫，然道岳所受道尼的影響顯然很深遠。儘管道岳「以眾聚事擁，惟其廢習，將欲棲形太白，服業倫貫」，前往太白山中的一座寺院中隱修。傳文說：「時太白寺慧安者，倜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往投造。」道岳如此向慧安敘述自己的志向：「《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乘論》誠乃清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尠。今從物化，精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于此耳。」從此文看，道岳于道尼門下聽講《攝大乘論》時間不是太長，而以大興善寺以及長安城「眾聚事擁」為理由至太白山中隱居，但仍然掛心的是真諦之學。引文中對于《攝大乘論》和《俱舍論》的評論是正確的。《攝論》簡要清微，而《俱舍論》全面而行文條分縷析，適可作為理解唯識觀的門徑。
其後，道岳「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自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惟除食息，初無閒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根據此說，道岳在長安明覺寺自己研習《俱舍論》五年。但他還是認為：「至于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南方。思見其言，載勞夢寢。乃重賂遺南道商旅，既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于廣州顯明寺，獲《俱舍疏本》並《十八部記》，並是凱師筆跡。親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道岳委托商人在昔日智愷在廣州的住寺找到了真諦本人作的《俱舍疏本》即《俱舍論疏》六十卷並《十八部記》即《十八部論疏》十卷。道岳「得此疏本，欣戴仰懷。諷讀沈思，忘于寢食。乃重就太白，卒其先志。于即慶吊絕緒，尋繹追功，口腹之累，惟安供給。時谷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事經營，令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道岳在獲得真諦的注疏後，重回太白山慧安處，而慧安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積極支持道岳專心研究，在接近一年時，道岳「內慚諸己，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為累，獨學成譏，輒不量力，欲悕非分。一不可也。食為民本名作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矣。誠可退跡浮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延兩載，方始出山。」由此記載可見，道岳在太白山研習《俱舍論》達三年之久，方才「以己所尋知，將開慧業，游諸講肆，清論莫窮」，由此開始對外宣講《俱舍論》。
大業八年(612年)，道岳被召住于長安大禪定道場，時年四十四。此寺是大業三年隋煬帝為文帝所建，倍受重視。道岳入寺時，「此時僧眾三百余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眾所知識，相為引重，創為請主。岳撝謙藏器，退辭師授，徒累清言，終慚疎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此寺當時名德聚集，開講席的機會來之不易，道岳「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大獲成功，「由是名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由此開始，道岳在大禪定寺弘揚真諦之學，揚名四海。
李淵立國，于武德元年(618年)即改大禪定寺為大總持寺。武德二年，道岳「以三藏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諦為本，余則錯綜成篇，十有余年，方勒成部，合二十二卷。減于本疏三分之二，並使周統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于世，以為口實。」這是說，真諦自己作的《俱舍論疏》達六十卷之多，道岳以之為據，節略修訂為二十二卷，又撰述《十八部論疏》一部。
關于道岳在唐初的住寺，《續高僧傳·道岳傳》未曾明確記載。從辯機在《大唐西域記·記讚》中說自己「為大總持寺薩婆多部道岳法師弟子」，可見，道岳應該是繼續住于大總持寺。
貞觀元年(627年)十一月，有梵僧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到達大興善寺，貞觀三年三月徵召京城名僧協助翻譯經典。道岳被眾人推舉，「預其同例。頗聞善于《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並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道岳後來任證義，于貞觀三年三月至第二年四月協助其譯出《寶星經》一部七卷。貞觀四年六月，移住勝光寺翻譯。至貞觀六年十月十七日完成《般若燈論釋》十五卷，貞觀七年春完成《大乘莊嚴經論》十三卷。
貞觀八年(625年)秋，皇太子李承乾召道岳住于普光寺。皇帝「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寺任，誠所不安。願垂含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後任普光寺上座。貞觀十年春二月，道岳圓寂于住寺，春秋六十九。
總而言之，道岳是以弘傳真諦之學為己任的高僧。他從道尼處精通了《攝大乘論》，自己精心研習《俱舍論》，努力尋找流落廣州的真諦有關《俱舍論》的注疏，經過十余年，終于成為一位弘揚《俱舍論》的大師。在隋唐之際，不啻為一面旗幟，當時的同輩僧人互相稱揚，聽其宣講《俱舍論》者不在少數。如法常、僧辯等。如《續高僧傳·僧辯傳》記載：「《俱舍》一論，振古未開，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余紙。」僧辯與道岳位同輩僧人，聽其講授而出注疏抄本三百余紙。尤其是，唐武德八年(625年)，玄奘法師入長安跟從道岳法師學習《俱舍論》。玄奘後來從印度歸來，十分重視此論。這也可以看作道岳對中國唯識宗的形成所產生的重大影響。
三、法泰弟子靖嵩及其傳承
作為真諦嫡傳弟子的法泰，對攝論學派發展壯大的最大貢獻可能是培養出了靖嵩這樣一心弘揚其說的弟子。在隋朝，靖嵩在徐州一帶大力弘傳《攝論》，門下人才濟濟，弟子眾多。這些弟子在隋唐之際，分布各地，弘化一方，為唯識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
1．靖嵩行歷及其貢獻
釋靖嵩(537—614年)，俗姓張，涿郡固安(即河北省固安縣)人，十五歲出家，從時間和地域上說都應該屬于北齊。《續高僧傳·靖嵩傳》記載說：「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覆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末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從僧傳的記載推測，靖嵩與靖融都在北齊首都以北的某地出家，而靖嵩很早就對于「心」的問題感興趣，向精通《雜心論》的同學靖融請教，靖融不能回答，就建議他南下鄴都學習。
大概在北齊天保八年(557年)，靖嵩受具足戒之後，南下至鄴都。「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距二百有余，在眾常聽，出過一萬，故宇內英傑，咸歸厥邦。」其中有一位大學寺的融智法師，是北齊國統法上的高足，學徒五百，常講《涅槃經》及《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范，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于即學徒舉目，相與推師。」這是他在京城投靠的第一位師父，跟隨融智師幾年，學習了《大涅槃經》和《十地經論》。其後，他又「詣云、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問二載，薄鏡宗條。」靖嵩以兩年時間跟隨惠光的門人道云、道暉研習《四分律》。此時，靖嵩感覺到「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咨諏幽奧，纂習余烈，數百僧徒，各啟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理，屢動恆神。」此中所說的道猷是「世號毗曇孔子」的慧嵩法師的高足，法誕則無從查考。靖嵩跟從二師學習《成實論》和《雜心論》、《毗婆沙論》、《舍利弗阿毗曇》。「齊瑯耶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每于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嵩為法主，進勵學徒。因爾導悟成津，彌逢涼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可見，在北齊末年，靖嵩已經是京城有名的僧人，多次開法講經。
北齊滅亡後，周武帝于齊境滅佛，靖嵩「遂與同學法貴、靈侃等三百余僧，自北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為法，以身許道。法師等善明治亂，歸寄有敘，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之，宜于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疏暢，贍勇當時，學侶相近，數過五百，晷漏分業，茂績新奇。」可見，靖嵩當時以「小論」即《成實論》名世，剛剛到建業，就應請與法貴一起宣講《成實論》，聽講者眾多，影響巨大。在建業，靖嵩接觸到真諦翻譯的《攝論》、《俱舍論》，「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才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咨決疑議。數年之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論四十余部，皆總其綱要，剖會區分。」靖嵩不僅向法泰學習了《攝論》和《俱舍論》，而且對真諦翻譯的《佛性論》、《無相論》、《唯識論》、《中邊分別論》第四十余部大乘論典都做了研習。
靖嵩在建康最大的變化就是成為真諦嫡傳的第二代攝論師。隋朝建立，文帝逐漸放松對佛教的控制，「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余萬，爰初沐化，未曰知津，嵩與靈侃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徐方，盛開講肆。」前文說與靖嵩等一起南下的北齊僧人三百名，至此靖嵩又帶領二百余僧北上，到達徐州，「上柱國徐州總管乞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為崇聖寺焉。于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咨《攝論》。」文中所載的徐州總管乞符令和，《隋書》無載，然2006年5月考古工作者于河南省衛輝市發現了隋代開國公乞扶令和及其夫人郁久閭氏的合葬墓。
據《開國公墓志銘》載，開國公複姓乞扶，名惠，字令和，出身北周名門，從小志向高遠，屢建功勳，先後被封為瀛州開國公、柱國等職。隋朝建立後，深得皇帝賞識，先後被封為壽州總管、涼州總管、徐州總管、荊州總管、秦州總管等職。隋煬帝大業六年(610年)九月二十四日，薨于雍州大興縣宣陽坊。乞扶令和的夫人郁久閭氏，複姓幕滿，開皇八年(588年)二月薨于衛州汲縣(河南省衛輝市)興讓里，第二年年十月十三日，葬于汲縣西北廿里弁村北一百步。根據《隋書·文帝紀》記載，開皇五年十月，吐萬緒始任徐州總管，直至平陳後轉任，乞扶令和可能是于開皇九年或十年接任徐州總管的。結合僧傳的記載可知，靖嵩等二百僧人至徐州，先住前京兆王寺，後在徐州總管乞扶令和的努力下，朝廷頒布寺額名為崇聖寺。
關于靖嵩在徐州崇聖寺弘揚《攝論》的成效，道宣如此敘述：「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于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島，垂章四海。」可見，由于靖嵩的努力，徐州成為當時《攝論》的重要弘傳中心。在這一時期，靖嵩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玄義》、《三藏玄義》、《三聚戒玄義》、《二生死玄義》等。「隋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部，詣嵩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推盛，章疏大行。」開皇十四年(594年)十二月，隋文帝東巡。第二年春正月，祠泰山，三月則開始從泰山返回。文帝東巡，有不少僧人跟隨[12]。在路過徐州時，這些僧人至崇聖寺向靖嵩請教，並且將靖嵩撰述的《攝論疏》等傳播到關中等地，靖嵩的影響無疑進一步擴大了。
從《續高僧傳·靖嵩傳》看，自從開皇十年(590年)至徐州之後，他就一直以此地為立足地。「隋煬昔鎮楊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有勅徵，固辭乃止。」隋煬帝建四大道場，徵召靖嵩，他推辭不去。及至登基，又下詔徵發，他又拒絕了。門人問其故，他回答說：「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為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游兩都，屢逢播盪，弊此勞役耳。」大業十年(614年)，靖嵩因病卒于崇聖寺，春秋七十八。「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狀》，廣于世矣。」
靖嵩的弟子眾多，現今可考者有智凝、法護、道基、道因等[13]。其中，智凝、道基、道因等先後至京師長安弘揚《攝論》，法護至洛陽傳播《攝論》，卓有成效；道基、道因等又將《攝論》之學傳到蜀地。靖嵩一系弟子的表現，無愧于其師祖真諦的期望。
2．智凝及其弟子
靖嵩門下弟子中，智凝非常獨特而且很重要。說起獨特，是因為它在靖嵩門下學習可能不足一年；說其很重要，是因為他至長安後竟然將一所新建寺院建設成弘揚《攝論》的核心寺域。然而，甚為可惜的是其英年早逝。
釋智凝(561？—608年？)，不詳姓族，豫州(東漢時治所在安徽省亳州市，以後轄區、治所多變，隋初改洛州為豫州)人。《續高僧傳·智凝傳》記載：智凝「年小出家，積傳師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眾經數十萬言，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由此可見，智凝資質非同一般，「及進具後，日聲情望，群宗遙指，恐無後成。」智凝知曉，當時的彭城高僧云集，于是欣然前往。
《續高僧傳·智凝傳》記載：「遂往嵩公，仰咨《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再無重請。初講才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論綱旨，都可見矣。』余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往辭于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邪？恨功未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列可知。失在支詐，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為夸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聲望轉盛。」這一段敘述顯示，智凝在靖嵩門下聽講《攝論》未曾完成一半，隨即就向靖嵩告辭，提出自己撰寫注疏。這確實顯得很特別。從僧傳後面的記載推知，智凝至徐州聽《攝論》的時間應該是開皇十年(590年)。依照佛教當時的儀規，沙彌年滿二十方許受具足戒，因此，智凝受戒之後，在出家地或者其它地方已經學習了許多經論，也許已熟悉了唯識學的某些經典，因此才會有如此功力。從「及著疏既了，剖決詞宗，依而講解」等等記載看，他確實是具有真才實學的後起之秀。
告別靖嵩師，智凝前去京師長安尋求發展。《續高僧傳·智凝傳》記載：智凝「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眾常講，亟傳徽緒。」從此可知，智凝到長安後住錫于辯才寺。而根據《兩京新記》和《長安志》等文獻記載，辯才寺的建立與智凝相關。唐韋述《兩京新記》卷三(殘卷)和宋宋敏求《長安志》卷十在「懷德坊辯才寺」項下記載：「本鄭孝王亮隋代舊宅，亮子司空淮安王神通，以開皇十年為沙門智凝立此寺于群賢坊。以智辯才不清寒，因名寺焉。武德二年，徙于此。」此中所說的「鄭孝王亮」和「淮安王神通」都是唐代的封號。「鄭孝王亮」即李亮，「淮安王神通」即李神通。
《舊唐書·海安王傳》記載：「淮安王神通，高祖從父弟也。父亮，隋海州刺史，武德初追封鄭王。」李神通于隋朝末年停留在京師，當時李淵與李世民等人從太原起兵，李神通與親人為了躲避官吏追捕，逃入鄠縣山區南部，與史萬寶、裴績、柳崇禮等人舉兵響應。武德元年(618年)，李神通拜右翊衛大將軍，封永康王，尋改封淮安王，為山東道安撫大使。南北朝以及隋代的海州，大致相當于今江蘇省連云港一帶。由上述疏證可知，辯才寺是開皇十年(590年)李神通舍其父李亮的舊宅建造的。此時李神通尚未發跡。在隋王朝初期，李亮的家族背景不大引人注意，因此，辯才寺在當時是很普通的寺院。這也就印證了《續高僧傳·智凝傳》所記載的智凝親自修葺寺院的事實：「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闕。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齎及百千。或一時外食，嚫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在如此鄙陋的寺院，經過不懈努力，智凝不但在京師立足而且也開創了一番事業。
如前所說，隋文帝于開皇七年(587年)、開皇十年大規模地在全國徵召高僧進京弘揚佛教，後來在京師又立了「眾主」統領各大學派。當時，在京城宣講《攝論》的有昭玄大統曇遷和真諦的弟子道尼。這兩位都是皇帝親自下詔請來的，智凝當時是一位年僅二十九歲的僧人，來京師的目的不是求學，而是自己獨立弘法，在當時確實有相當難度。幸運的是，智凝遇到了李神通，很快有了自己的寺院，于此便有了傳法的平台。僧傳說：「隋文法盛，屢興殿會，名達之僧，多參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于世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由于上述背景，智凝不參與應酬，不羨慕世利，專心研習《攝論》，不但自己，而且是其徒弟，在京城中都是獨樹一幟的。「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此中所說的「京講」實際上是指在京城舉行盛大的(聽講者往往千人)宣經講論法會，「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余述。但問云：『黎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明及法師是當時地位很高的弘揚唯識經典的僧人，得到了他的賞識，並且繼承了明及法師的法席，標志著智凝的成就獲得了高度認可。
關于明及法師，目前所知有限。如前所引《智凝傳》所說「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表明在長安他是以《攝論》著名于當時的，而且「宗績相師」，追隨者甚多。道宣《續高僧傳》未設本傳，但在此書中可查考到道哲和道積曾經在不同時期跟隨其學習。
《續高僧傳·道哲傳》記載：釋道哲「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為同聽者所揖。」潁川即今河南省禹州市，依照佛教史籍的慣例，潁川應該是指明及法師當時住寺所在地。道哲少年時皈依明及法師，受具足戒就離開了，時間為隋開皇三年(584年)。此後，道哲于隋仁壽元年(601年)之後，到達長安跟從曇遷研習《攝論》。
與道哲不同，道積是明及法師到達長安後的弟子，而且後來又跟從智凝學習《攝論》。從《續高僧傳·道積傳》中也可推出明及法師大致的圓寂年代。
釋道積(568—636年)，河東安邑(今山西省運城市東)人，俗姓相里，名子材。《續高僧傳·道積傳》記載：道積「年二十，將欲出家，未知所適，乃遇律師洪湛，見而異之，即為剃落，晦跡雙岩。又依法朗禪師希求心學，絕影三載，不出山門。開皇十三年，辭師擐缽，周行采義，路經滄冀，就遠行寺普興法師，尋學《涅槃》，慶所未聞，乃經四載，情通三事，為門學所推。至十八年，入于京室，供寶昌寺明及法師咨習《地論》，又依辯才智凝法師《攝大乘論》，于十義薰習、六分轉依、無塵唯識，一期明悟。仁壽二年，又往並州武德寺沙門法稜所，聽采《地持》，故得十法三持，畢源斯盡。」這一段話將道積的師承及所學講得很清楚。
開皇十三年(593年)，道積至滄冀就普興法師學《涅槃》四年。開皇十八年，進入京師禮明及法師學習《地論》，此後又依止辯才寺智凝法師學習《攝論》，仁壽二年(602年)離開京師至並州(今山西省太原市)學習《地持經》。此中，道積大概在智凝處學習了四年左右。
仁壽四年七月，隋文帝駕崩，煬帝即位，楊諒于並州起兵反抗煬帝，道積于是「與同侶素、傑諸師，南旋蒲阪。既達鄉壤，法化大行。」此中的「素、傑諸師」就是神素和道傑。
道積至蒲州，「先講《涅槃》，後敷《攝論》，並諸異部，往往宣傳。及知命將鄰，偏弘《地持》，以為誡勗之極，特是開心之要論也。故成匠道俗，並潤朱藍，結宗慈訓，遠近通洽。」可見，道積最終是以宣講《涅槃經》、《攝論》、《地持經》為要務的，而其住寺則是蒲州(今山西省永濟市)的普救寺。他在普救寺實現了沙門寶澄于隋初未完成的創營百丈彌勒大像的遺願，「修建十年，雕莊都了，道俗慶賴，欣喜相並。」經過道積多年經營，普救寺「園磑田蔬，周環俯就，小而成大，咸積之功。」普救寺儼然成為義學繁榮、經濟實力雄厚的大寺。
道積圓寂于貞觀十年(636年)九月十七日，春秋六十九。從僧傳的敘述看，由于道積的努力，普救寺于隋末戰亂中未曾遭到破壞。《續高僧傳·道積傳》記載：「僕射裴玄真寵居上宰，欽其令問，頻贈香衣。刺史杜楚客，知人之重，造展求法。」唐貞觀三年昔日宰相裴寂被貶回鄉，文中所敘述不能確定是此前之事，還是此後所發生。貞觀四年後任蒲州刺史的杜楚客，也曾前往道積所在寺院求法。
從上述對道積行歷的敘述中可以見出，道積所竭力弘揚的是《攝論》，而傳中明言其學得之于智凝，而《智凝傳》中又說，明及法師者是以《攝論》嘉名的，且在于智凝相見不久「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將這些材料通觀，則可以推出道積在跟隨明及學完《地論》後未來得及學習《攝論》，明及就圓寂了，道積遵其師遺囑跟隨智凝學習《攝論》。《續高僧傳·智凝傳》說，「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可知在明及圓寂後，智凝繼承了明及法師的遺緒。由此，智凝在長安的弘法事業進入了新階段。其時就是道積至長安禮明及法師學《地論》的時間，即開皇十八年(598年)之後不久。
《續高僧傳·智凝傳》說：智凝「居于辯才，引眾常講，亟傳徽緒」，而「後住禪定，猶宗舊習」。此中所說的「禪定」是指禪定寺。此寺是隋文帝為獻後所建，當其于仁壽三年(603年)建成之時，文帝專門下詔徵集高僧入住，智凝也被選入。
關于智凝的圓寂時間，僧傳中說「大業年中，卒于住寺，春秋四十有八」，時間不具體，但從其敘述分析，其生年不會晚于570年。智凝開皇十年(590年)已至京師謀求獨立發展，因此，可以相信上引文中的「大業年中」之語是比較準確的用法，即大業四年至大業八年之間，姑且取大業四年(608年)為其圓寂的可能時間，如此則確定其生年為561年。
智凝雖然享年不多，但「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入門弟子還是不少的。「有學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跡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洛《攝論》，由之而長矣。」靈覺、道卓二位弟子將智凝的《攝論》之學傳播到益州(今四川省成都市)，而道積則在蒲州傳揚《攝論》之學。除此之外，現今可知的智凝弟子還有智則和僧辯。
關于道卓，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一記載：「益州郭下法成寺沙門道卓，有名僧也。大業初，雒縣寺塔無人修葺，才有下基。卓乃率化四部，造木浮圖，莊飾備矣。」雒縣,即今四川省廣漢市。此記載，道卓在大業初年在蜀地修塔寺。這兩種記載，都出自道宣，地名能對得上，應該是同一僧人。順便指出，後來進入玄奘譯場的蒲州道卓並非此僧。
關于智則，《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有傳。釋智則，姓憑，雍州長安(今陝西省西安市長安區)人。「二十出家，止辯才寺。聽凝法師《攝論》四十余遍。」儘管智則在智凝門下聽聞《攝論》四十多遍，但其並不是以宣講《攝論》見長，道宣將其列入「感通」篇主要表彰的是其類似于頭陀行的修為。道宣于文中說：「銷聲京邑，將五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床，上加以薦。瓦椀木匙，余無一物。……則雖同僧住，形有往來，門無開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為狂者。……則性嗜餺飽。寺北有王摩訶家，恆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瑕謬。自貞觀來，恆獨房宿，竟夜端坐，嘅[口*敕]達曙。余親目見，故略述其相云。」道宣以智則為辯才寺僧人，可見其出家之後一直住于此寺。文中說「余親目見」並未寫其圓寂日，可見，在道宣此書初稿完成時的貞觀十九年(645年)，智則仍然健在。文中又說「銷聲京邑，將五十載」，可推知其法臘不少于五十年。如此則可知，智則大概是于開皇十五年(595年)之後開始聽聞智凝講《攝論》的，由此至離開辯才寺或圓寂時止，智凝至少宣講《攝論》四十余遍。
與智則住于辯才寺但不大可能宣講《攝論》不同，僧辯是智凝在京師弘揚其說的得力弟子。
釋僧辯(568—642年)，俗姓張，其祖本是南陽人，後遷移至馮翊(今陝西省大荔縣)。根據《續高僧傳·僧辯傳》記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未蒙剃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升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于時。」根據其卒年以及「局以公憲」等推知，他出家的想法產生于北周滅法之後。最終以開皇元年(581年)出家為沙彌，「受具已後，專尋經論。時有智凝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表，辯從問知津。」一般而言，沙彌二十歲受具足戒，僧辯應于開皇八年受具足戒，但智凝開皇十年方才至長安，由此可知，他應該屬于智凝較早的弟子之一。當時的智凝以弘揚《攝論》為要務，因此，僧辯一定是跟隨智凝學習《攝論》，「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合同倫，遂使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大節。」可見，僧辯已經將其師最精髓的學問學到手了。
如前所說，智凝于仁壽三年(603年)離開辯才寺至禪定寺，而大業三年(607年)大禪定寺建成，僧辯即被徵召入大禪定寺弘法，「眾復屯之，欣其開解」，于此寺開講《攝論》是其常課。「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虢，大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唐初，他離開長安，先在關中東部，後至今河南、山西一帶弘揚《攝論》。曾經住于芮城(今屬山西省)，「將開《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王將了」，有道士前來辯詰，僧辯一一破解反駁。「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人都佩服其度量。
後來，僧辯又回到長安。至于其時間，《續高僧傳·玄奘傳》記載，玄奘曾經跟從其學習《攝論》，因此，可能在武德末年或貞觀元年(627年)又回到長安。如《續高僧傳·僧辯傳》說：「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又召居之。」此中說兩件事。貞觀元年，梵僧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到達大興善寺。貞觀三年三月，朝廷徵召京城名僧協助翻譯經典，僧辯也被推舉證義，協助其譯出《寶星經》、《般若燈論》、《大莊嚴論》等三部三十五卷經論。弘福寺為唐太宗貞觀八年為穆皇後追福所建，僧辯大概在徵召高僧時被選入，直至貞觀十六年(642年)六月十三日卒于此寺，春秋七十五。
關于僧辯的所學，《續高僧傳》中還記載了他向道岳學習《俱舍論》的經歷。《僧辯傳》記載：「《俱舍》一論，振古未開。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余紙。」而《道岳傳》則記載：道岳于大業八年(612年)被召住大禪定道場，而此時此寺僧眾三百余人，「令聽風規，互相推謝。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眾所知識，相為引重，創為請主。……遂以三藏本疏判通《俱舍》。」如前所敘述，僧辯于大業三年已入住大禪定寺並開講《攝論》，道岳後至而年輕，因此才有上述引文所說的「雖欲播揚，未之有許」的情形。在僧辯等僧人的推舉下，道岳得以在大禪定寺宣講《俱舍論》，而僧辯也認真地傾聽其講授，並且出疏抄三百余紙。
總之，僧辯終其一生是以宣講《攝論》為主的論師，對于發揮師說，弘傳唯識思想，做出了重要貢獻。僧傳說他「約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海之內外，僧雜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參謁。」他撰有《攝論疏》、《中邊論疏》、《唯識思塵論疏》、《佛性論疏》等著述，在當時廣泛流布。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現存敦煌文獻S.2048《攝論章》卷第一，被現今學者考證為智凝著作的殘卷。[14]從目前資料所顯示，證據是充分的。此寫本最後有題記：「仁壽元年八月二十八日，瓜州崇教寺沙彌善藏，在京辯才寺寫《攝論疏》，流通末代，比字校竟。」[15]題記說明了此本《攝論章》是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在京城長安辯才寺抄寫。如前文所敘述，辯才寺為智凝所創建，而仁壽三年之前，智凝常住此寺宣講弘揚《攝論》，而此寺的其它僧人基本上應該是其弟子或者前來聽講請教者，因此，流通于此寺的《攝論》注疏最大可能是智凝所作。
3．法護
在靖嵩弟子中，法護是長住洛陽而傳播弘揚《攝論》的義學高僧。道宣所寫傳記雖短，但從文中可見時人對其評價很高。
釋法護(576—643年)，姓趙，本趙郡人，後來搬遷至濟陰(今山東省定陶縣)。根據《續高僧傳·法護傳》記載：他十二歲喪父，未幾又喪母，十五歲出家為沙彌。「自是廣訊經誥，訪無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橫累稔，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閒持犯。」此中未提及法護受具足戒的時間，當時的一般慣例是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後研習律部。從在這個角度可推知，法護在作沙彌起先後跟從地論師出身的志念學習《毗曇》，跟從法彥學習《成實論》，受大戒後則研習了一段時間的戒律。
在正式成為比丘之後，即不早于開皇十七年(597年)，法護「又往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沾安陸。」從《續高僧傳·法護傳》的這一段敘述可知，法護于大業三年(607年)之前的近十年都在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靖嵩門下學習《攝論》。大業三年，隋煬帝征召高僧至各地弘法，法護應召至安陸(即湖北省安陸市)弘法，但為時不久。《續高僧傳·法護傳》記載：「俄而有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大業四年(608年)，三十二歲的法護又被徵召至東都洛陽隋煬帝設立的內道場慧日道場，于此寺宣講《涅槃經》和《攝論》等。有史料記載，此時的「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系。」[16]剛出家為沙彌的玄奘曾經在此寺聽習《涅槃經》和《攝論》。
《續高僧傳·法護傳》記載：「偽鄭既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自此校角《攝論》，去取兩端。」這一段文字記載的是隋末唐初法護的弘法歷程。由于史料的散佚，這段文字頗多費解之處。從政治演進言之，隋煬帝被殺後，王世充建鄭獨立。武德四年(621年)四月，王世充投降，鄭滅。也就是說，隋亡唐朝廷建立後，法護仍然在當時由王世充控制的洛陽慧日寺內。《續高僧傳》有幾篇傳記都涉及到唐朝廷對于割據政權被除滅之後，甄別甚至沙汰當地佛教僧人的事情。如《續高僧傳》卷二十四《慧乘傳》記載： 會隋室分崩，唐皇御歷。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偽亂地僧，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余者從俗。上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華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乘從偽鄭，詞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命住勝光。
此中的「上」是當時的秦王、道宣寫作時的皇上。依據上文所說，秦王在甄別洛陽僧人之後，選擇五人敕住京師長安。如此參照，則可知前述引文中所說的「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列」等語說的是法護被秦王李世民選為進京的「五大德」之一。從《續高僧傳》中仍可考辨出「名德五人」中的四位。《續高僧傳·智實傳》記載：「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慧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為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並京邑能論之士二十余僧，在弘義宮，通霄法集。」《續高僧傳·道岳傳》記載：「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如此可知，慧乘、道宗、辯相、法護等是同時被秦王選進京的「五大德」，其中，慧乘、辯相、道宗都住于勝光寺，法護在長安的住寺不明。
法護住于長安某寺，仔細地研究(「校角」)《攝論》。然道宣「去取兩端」的含義殊難解釋。而道宣的如下評論則透露出法護的解釋非常獨特而深刻：「以新本確削，未足依任，而護獨得于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會，以為默識之有人焉。」這些特色大概主要體現在法護撰寫的《攝論指歸》等二十余篇之中。
貞觀十二年(638年)，法護被「勅召，入龍潛宅天宮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得，眾穆如也。」天宮寺是太宗舍昔日舊宅而建的寺院，法護由長安被徵召至洛陽任此寺的住持。貞觀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法護卒于天宮寺，春秋六十八。
道宣評價說：「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己薄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貌……然好施忘倦。房無圭勺之儲，但一床一蹬而已。」道宣又記載說：「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余。傲然恬素，不出三十余年。聞哀杖策而至，盡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于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因絕蹤矣。』」看來能夠撼動這位九十歲高僧下山至天宮寺吊唁的，確實是飽學經論與「純直自然」、「識量通雅」融合之後的魅力。
法護的弟子，未見記載。從上述敘述推測，想必不在少數。
4．道基
道基既是地論和毗曇大師志念的弟子，又是攝論大師靖嵩的弟子。玄奘曾經在成都專門向他學習《攝論》或者「毗曇」。
釋道基(577？—637年)，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根據《續高僧傳·道基傳》的記載，他十四歲時，「負帙游于彭城，博聽眾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折新寄，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從這一段不很具體的描述中不能直接獲得道基的學習行歷，參照其它記載則可略知一二。
《續高僧傳·靖嵩傳》記載說：「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飡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為之《行狀》，廣于世矣。」這是說，道基曾經在靖嵩晚年時入靖嵩門下學習經論，在靖嵩圓寂之後撰寫《行狀》，流通于世。靖嵩開皇十年(590年)到徐州傳播《攝論》，道基十四歲(591年)到徐州時，靖嵩已經到徐州，因此，道基拜靖嵩為師應是事實，至于具體時間則可能稍晚幾年，但不會晚于大業元年(605年)。靖嵩于大業十年圓寂于徐州，當時道基在洛陽，為其師撰寫了《行狀》。
《續高僧傳·志念傳》記載說：「益州福成寺道基法師，慧解通徵，祖習有所，乃為之《行狀》，援引今古，文質存焉。」此中的「祖習有所」是說道基曾經在志念門下學習經論。志念曾經是著名的地論師，後來是著名的毗曇師。開皇末年在晉陽大興國寺宣講《大智度論》和《雜阿毗曇心論》，仁壽二年(602年)至長安講經說法百有余日，此後又回晉陽寶基寺弘法。隋煬帝即位，志念回到「滄溟」即滄州弘法。大業四年(608年)，志念卒于滄土。《道基傳》所說「河海重其義方」，似乎是暗示道基曾經跟隨志念到了滄溟。但不管如何，道基跟隨志念很久是肯定的，因為他獨立講經論，一開始講的就是《雜心論》。
從《續高僧傳》的敘述看，道基至大業元年(605年)開始了獨立的傳法講經活動。《續高僧傳·道基傳》記載說：「隋太尉尚書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躬申禮敬，敘言命理，噎嘆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于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游刃眾部，玄機秀舉。遂能談寫河傾，響對雷動。」《隋書·楊素傳》等記載，楊素是大業元年二月升遷為尚書令，三月敕其營建東京洛陽。如《道基傳》所說：「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于風云，搢紳峙于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趨，遐邇鱗萃。乃纘《雜心玄章並抄》八卷，大小兩帙，由來共傳。」由此可見，道基在洛陽竭力弘揚的是《雜心論》。
大業五年(609年)後，道基住于洛陽慧日道場，「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後解統玄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鑾駕徐移，鳴笳滿于馳道，御筵暫止，駐驆清于教門。自大法東流，斯席為壯觀也。」僧傳中記敘了他于大業五年後，在隋煬帝皇后蕭氏親自參加的一次講經法會上的表現。「時仗辯之徒，俱開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揖基而為玄宰。」當時欲大展宏圖者很多，然大眾共推道基為主講，「既居眾望，經綸乃心，便創舉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向而共嗟焉。」此中所說的「玄論」不知確指，然不外乎《雜心論》和《攝大乘論》兩種。
隋末天下大亂，道基逃離中原，先住錫南鄭(今陝西省南鄭縣)，其後至巴蜀。于此，道基「敦閱大乘，弘揚《攝論》，釐改先轍，緝纘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內。」在四川，道基弘揚《攝論》頗為有力。道基又「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軾，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
從玄奘兄弟對待道基的態度可以推知，道基在洛陽時期地位很高，深受時人尊崇。《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師行狀》卷一說：「初煬帝于東都建四道場，召天下名僧尼焉。景、脫、基、暹，為其稱首。」此中的「基」即指道基。《續高僧傳·玄奘傳》則記載說：
大業余歷，兵飢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劍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于《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岩穴，條疏本乾。然此論東被，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胸府，聞持自然。至于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嘆曰：「余少游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也。」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相與稱讚，逸口傳聲。
依據此中所說，玄奘兄弟之所以到成都，一個重要原因是追隨道基而來。玄奘在道基門下聽其講授《雜阿毗曇心論》一遍。
對于道基，道宣評價頗高：「故貞觀帝里宇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為符契。但以世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這是說，貞觀年間，道基身雖在蜀川，然其著述卻廣泛流傳。他本打算修訂著述，卻不幸于貞觀十一年(637年)二月圓寂于成都福成寺，春秋六十有余。
關于道基的著述，《續高僧傳·道基傳》記載有《雜心玄章並抄》八卷和《大乘章抄》八卷。然高麗義天編《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三又記載道基有《攝論義章》十卷或五卷[17]，《東域錄》記載道基有《攝論章》四卷[18]，《諸宗章疏錄》記載其有《攝論章》三卷[19]。可見，道基確實有《攝論章》三卷或四卷，只是分卷不同。根據當代學者考證，日本凝然《華嚴孔目章發悟記》卷十四、十五、十六、十八中，有大量道基《攝論章》的引文。[20]而收于《大正藏》第85卷的大屋德城所藏敦煌寫本《攝大乘義章》卷第四，經考證也是道基的著作。[21]
5．道因
與道基相仿，道因也是靖嵩的重要弟子，武德年于蜀川弘揚《攝論》，後來回到長安參與玄奘譯場，經歷頗為豐富。關于道因的生平，宋代贊寧《宋高僧傳》為其立本傳。道因圓寂之後，他的弟子玄凝于龍朔三年(663年)，請中台司藩大夫李儼撰文、歐陽通書《益州多寶寺道因法師碑文并序》，此碑現存[22]。經過參校可知，贊寧的文字脫胎于此碑文，沒有大的差別。
釋道因(587—658年)，姓侯氏，濮陽(今河南省濮陽縣)人。年甫七歲喪父，免喪之後即發願出家，「便詣靈岩寺求師誦習，曾不浹旬，通《涅槃經》二帙，舉眾驚駭，謂為神童。落髮已來，砥礪其行，揣摩義章，即講《涅槃》，宿齒名流，咸所歎服。及升上品，旋學律儀。」這是《宋高僧傳》的說法。《道因法師碑》記載：「尋講《涅槃》、《十地》，洞盡幽微，宿齒名流，咸所嘆異。及受具戒，彌復精苦，若浮囊之貞全，譬圓珠之朗潔。始聽律義，遍訖便講，辨析文理，綜核指歸。《十誦》之端，五篇之賾，寫瓶均美，傳鐙在照。」此碑的三個細節被讚寧刪除：一是道因曾經學習過《十地經論》，二是道因學習的律本是《十誦律》，三是「始聽律義，遍訖便講」，可見，道因學律的時間不會太長。此中所說的靈岩寺應該是指位于泰山北麓的靈岩寺，此寺是東晉僧朗所創建，南北朝至隋唐都以道風整肅著名。道因在此寺歷經沙彌、受具足戒以及學律數年等修道過程。
道因求學的主要歷程就是于彭城(即江蘇省徐州市)聽靖嵩法師講《攝論》。對此，《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
又于彭城嵩法師所，傳《攝大乘》。嵩公懿德玄猷，蘭薰月映，門徒學侶，魚貫鳧趨，講室談筵，為之囂隘，遂依科戒而為節文。年少沙門且令習律，曉《四分》者，方許入聽。因夏臘雖幼，業行攸高，獨于眾中，逈見推揖，每敷《攝論》，即令覆講。
此文較仔細地敘述了靖嵩法師教授徒子的方法。由于入其門下的學僧太多，靖嵩采取的是依照僧臘排序單獨輔導的方式。道因僧臘少，因此推測他大概是受大戒一兩年之後就拜靖嵩學習《攝論》的，起始時間大概為大業五年(609年)前後。
在靖嵩門下學習數年之後，道因又回到泰山。在泰山隱居四年，道因下山打算去洛陽。僧傳中說「屬昏李陵夷，法綱嚴峻，僧無徒侶，弗許游方」，似乎應該是指李密瓦崗軍的事情。在大業十二年後，瓦崗軍逐漸控制了泰山一帶地區。道因想去洛陽，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洛陽在大業年間是北方佛教除長安之外的第二大中心，二是當時的洛陽相對而言尚顯穩定。如此推知，道因下山不會晚于大業十三年(617年)，這年二月十九日，李密稱魏公，設壇登基，改元魏公元年，史稱大魏。當時的洛陽仍然由隋將王世充控制。道因于洛陽停留「未幾，因避難三蜀，居于多寶寺。」洛陽的嚴重混亂發生于大業十四年。而在大業十三年前後，很多僧人逃離了洛陽。道因可能是在此年逃離的，因為隋煬帝被殺、王世充立鄭國後，僧人已經不能自由出入洛陽了。
將上述背景事實連綴起來可知：道因于大業三年(607年)受具足戒，一兩年後至靖嵩門下學習《攝論》，三、四年之後，即大業十三年前後又回到泰山隱居，四年之後又離開泰山，先至洛陽，不久就前往四川，居于成都多寶寺。
道因至成都之後，「好事者素聞道譽，乃命開筵《攝論》、《維摩》，聽者千數。」贊寧《道因傳》以寶暹法師來說明道因佛學素養之高深。相比于三十余歲的道因，寶暹屬于前輩，「學徒來請，接武磨肩。暹公傲爾其間，仰之彌峻，每至因之論席，肅然改容，沈吟久之，方用酬遣。因抗音馳辯，雷驚波注，盡妙窮微，藏牙折角。」這是說，寶暹有時也參加道因的講習並且很謹慎地提出問難，而道因的回答則神采飛揚。
道因至成都不久，四川就歸附于唐王朝。《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道因感于都市寺院的喧囂，「乃于彭門山寺，習道安居。此寺往經廢毀，院宇凋弊，因慨然構懷，專事營緝，未移再稔，蔚成淨場。又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惟法盡，將翳龍宮，遂于寺之北岩刻書經典，窮多羅之秘[袌-包+矢]，儘毗尼之正文。」關于彭門山，唐代《元和郡縣志》記載：「導江縣灌口山西嶺有天彭闕，亦曰天彭門。」導江縣即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彭門山後來稱之為靈岩山，建于彭門山的這座寺院當時的名字是光化寺，後來稱為靈岩寺。從前引文字可知，光化寺建寺時間很早，道因至此山時，寺院荒敗，他經過多年經營，使其成為當時的一大道場。道因又于寺院北崖刻寫石經，以圖佛教經典萬世不毀。現今在靈岩寺附近發現兩個蔵經洞，石經藏在用磚砌成的拱形洞中，每兩塊經板之間墊有開元錢若干枚。石經板高1尺2寸，寬2尺4寸，兩面都刻有字。今灌縣文管所保存600塊殘片。粗略估計，全部經板當在1000塊以上，其中多為唐以前所譯，也有唐代才譯的。從今存的《大般若經》第一百八十八卷石板側所刻的「大唐大歷三年」字跡可知，這一刻經活動至此大歷三年(768年)仍然在繼續，前後歷50余年之久。
《宋高僧傳·道因傳》都說，道因在四川時期獲得了歷任最高長官的崇信。其文說：「益州總管鄧國公竇璡、行台左僕射替國公竇軌、長史申國公高士廉、范陽公盧承慶，及前後首僚，西南岳牧，並國華朝秀，重望崇班，共籍芳聲，俱申虔仰。」經過查對《舊唐書》中的記載可知，鄧國公竇璡任益州總管的時間是武德元年(618年)至武德三年，竇軌于武德三年遷益州道行台左僕射直至貞觀元年(627年)底為洛州都督止；貞觀二年正月任命蜀王李恪為益州大都督、高士廉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至貞觀五年高士廉離任。而《舊唐書·盧承慶傳》記載：盧承慶于「永徽初，為褚遂良所構，出為益州大都督府長史。遂良俄又求索承慶在雍州舊事奏之，由是左遷簡州司馬。」經過查考文獻可知，道因至長安的時間是貞觀十九年六月，如此則道因在四川時應不會見到盧承慶。記載道因事跡的《道因法師碑》要早于《舊唐書》的編撰時間。因此，還不好斷定是請托寫碑文的道因弟子提供的材料不準確，還是《舊唐書·盧承慶傳》漏記了一些內容。
現存的有關道因的史料都表明，道因晚年被徵召至長安參與了玄奘的翻譯活動。《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既而清猷遠暢，峻業遐昭，遂簡宸衷，乃紆天綍，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本，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參酌，新翻弗墜，因有力焉。」這一段話與《道因法師碑》內容甚至文字都基本相同，但未交待道因參與玄奘譯場的起止時間。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則記載：貞觀十九年(645年)夏六月「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一十二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蒱州普救寺沙門神泰，綿州振向寺沙門敬明，益州多寶寺沙門道因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道因是第一批被揀選充任玄奘譯場證義的十二位高僧之一，可見其地位和水平已經不同一般。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存的玄奘譯本的署名中都再未出現道因的法號，留存完整的譯場人員組成的名單也是如此。如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至第二年五月十五日開始翻譯《瑜伽師地論》時，人員略有調整：筆受八人、綴文八人、正字一人、證梵語一人、證義七人，共二十五人[23]，序文甚至列出了各卷的分工，但無道因之法號。高宗顯慶元年(656年)七月廿七日，玄奘在大慈恩寺翻譯《大毗婆沙論》時，參加的人員有筆受五人、證義七人、綴文四人、執筆二人、正字二人，共二十人。[24]此中也無道因之法號。玄奘翻譯經典的地點，先在弘福寺，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之後主要在大慈恩寺、西明寺、玉華寺，間在皇帝的行宮等。綜合上述資料推測，道因初至長安，大慈恩寺尚未建成，因此很大可能住于玄奘譯經之寺院弘福寺。至于大慈恩寺建成後，道因是否仍然參與玄奘譯場，從留存的有關玄奘翻譯活動的資料中找不到證據證偽或證實，因而只能暫時相信碑文的說法，道因曾經住過大慈恩寺，也許不一定是入玄奘譯場。
道因在長安協助玄奘法師翻譯佛典為時不久，就應慧日寺寺主楷法師之邀至慧日寺宣講經論。《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說：「慧日寺主楷法師者，聰爽溫贍，聲藹鴻都，首建法筵，請開奧義。帝城緇俗，具來咨稟，欣焉相顧，得所未聞。因研幾史籍，尤好老莊，咀其菁華，含其腴潤，包四始于風律，綜五聲于文緒，故所講訓，內外該通。」從這些記載看，道因晚年至長安終于有機會在帝都展現其講經說法的風采。對于文中說的楷法師，有資料表明應該是玄楷法師。唐智升《續古今譯經圖紀》卷一記載：「沙門阿地瞿多，唐言無極高，中印度人。學窮滿字，行潔圓珠，精練五明，妙通三藏。以天皇永徽三年壬子正月，廣將梵本，來屆長安，勅令慈恩寺安置。沙門大乘琮等一十六人，英公鄂公等一十二人，請高于慧日寺浮圖院，建陀羅尼，普集會壇，緣壇所須，並皆供辦。法成之日，屢降靈異，京中道俗，咸嘆希逢，沙門玄楷等遂固請翻其法本。後以四年癸丑至五年甲寅，于慧日寺，從《金剛大道場經》中撮要鈔譯集成一部，名《陀羅尼集經》一十二卷，沙門玄楷等筆受。」[25]
總之，道因法師的最後幾年是在玄楷法師的盛情邀請下，在宣講經論中度過的。道因法師圓寂于長安慧日寺，時為顯慶三年(658年)三月十一日，春秋七十二，距其來長安已十三年。
關于道因法師終其一生講過的經典，《宋高僧傳·道因傳》記載：
專業者，《涅槃》、《華嚴》、《大品》、《維摩》、《法華》、《楞伽》等經，《十地》、《地持》、《毗曇》、《智度》、《攝大乘》、《佛地》等論，及《四分》等律。其《攝論》、《維摩》，仍著章疏，已而能事畢矣。
可見，其學非常廣博，但仍以《攝大乘論》為主業，並且有《攝大乘論疏》流通。道因的另一重要事業是刻寫石經。此已經于前述。道因圓寂于京城，但其徒于顯慶四年(659年)正月運其尸體歸益州，並且于二月八日窆于彭門光化寺石經之側。「道俗送葬，數有數千。弟子玄凝等，嗣其香火。」至龍朔三年(663年)，因其弟子請求，中台司藩大夫李儼制碑，歐陽通書寫。此碑今存，成為書法精品。將此舉與光化寺石經之刻寫至少延續至開元年聯系起來考慮，道因歸葬光化寺是大有深意的。而此寺石經的成功，恐怕與道因弟子的相續努力分不開。至少嗣其香火的玄凝是不會不努力事之的。
四、曹毗一系傳承
曹毗的弟子眾多，然目前可知者僅有禪定寺僧榮、日嚴寺法侃等，而這兩位攝論師也代有傳人。
1．法侃及其弟子道撫
釋法侃(551—623年)，姓鄭氏，滎陽(即河南省滎陽市)人。根據《續高僧傳》卷十一《法侃傳》記載：法侃弱年從道，「聞泰山靈岩行徒清肅，瑞跡屢陳，遠揚滎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此中是說，法侃在接近二十歲時，前往泰山的靈岩寺。而此寺是當時著名的清修之所，以禪法著名。如《續高僧傳·靈潤傳》記載，靈潤「聞泰岳靈岩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法侃「會彼眾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清訓，務機登踐。」[26]如此可知，法侃是在靈岩寺受的具足戒。受戒之後，他「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戢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此中的「淵法師」師承不明，但屬于地論師無可置疑，因此，法侃早期接受的是地論學派的教誨。
根據《續高僧傳·法侃傳》記載，在北齊滅亡齊境毀佛風聲鶴唳之時，法侃南渡「江陰，棲遲建業，聽采新異，鎣飾心神。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諦親承。侃乃三業歸從，玄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敘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于隱義，發明鋪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從這一記述可知，法侃于577年南下通過江陰至建康，于其地講席學習各種經論。開皇九年(589年)，隋滅陳之後，法侃北上至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于江都安樂寺，跟從真諦弟子曹毗學習《攝論》，從而上接真諦法系，成為影響很大的攝論師。
隋平陳以後，開皇十年(590)晉王楊廣受命為揚州總管。如《續高僧傳·法侃傳》所記載：「隋煬晉蕃，昔鎮揚越，蒐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溽，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關于日嚴寺，現存的資料都說是隋煬帝所建造[27]。然不管此寺建于晉王入長安之前還是之後，在晉王入長安後將江南很多高僧召至長安，住于日嚴寺。如《續高僧傳》卷九《智脫傳》記載：隋煬帝昔在江都，「初建慧日，盛蒐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沾預。……後隨帝入京，住日嚴寺。」隋煬帝為晉王時住于籓地，一年一朝。然以開皇二十年入朝後被立為太子。智脫大概是此年隨晉王入長安的。對照《法侃傳》與《智脫傳》的寫法可知，法侃應該是晉王在長安穩定立足之後被召入長安的。因此，法侃入長安住日嚴寺不會早于仁壽元年(601年)。「既達本寺，厚供禮之。盛業弘被，棲心止觀。時復開道唯識，味德禮懺。匠益惰學，亟動物心。」可見，法侃一到長安就以弘揚唯識學為要務。仁壽二年，法侃參加奉安舍利的活動，赴宣州安置舍利。完成任務後，回到京邑，「講授相尋」，仍然以講授《攝論》為主業。
大唐建立，朝廷設立「十大德」來管理佛教事務。「時大集僧眾，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挺超莫擬，既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弘悟繁焉。」關于「十大德」設立的時間，從《續高僧傳·保恭傳》所記，可推定為武德三年(620年)[28]。唐初的「十大德」實際上是朝廷所設立的由僧人組成的管理機構，即一般所說的僧官。法侃為其之一，說明他當時已經具有的重要地位和影響力已經足以與三論宗的創始者吉藏並列。
《續高僧傳·法侃傳》又記載：「晚移興善，講導無替。武德六年十一月，卒于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法侃晚年，移居大興善寺，但不知具體時間。武德六年(623年)十一月圓寂于大興善寺。
關于法侃，道宣有一評價：「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渙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澈。諸赴聽者，欣其指況。」由此可知，法侃傳播《攝論》相當專心，對唯識之學的廣泛傳播居功至偉。
從道宣的上述評論看，法侃弟子眾多，可惜史籍大多缺載。道宣在《續高僧傳·法侃傳》中提及道撫法師：「有道撫法師者，俊頴標首，京城所貴，本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舍其本習，從歸真諦。」依照此說，道撫原本住于總持寺，後來至法侃法席聽其講解《攝論》，因此舍棄本業，跟從法侃學習真諦之學。
此外，《續高僧傳》卷十一《辯義傳》中記載：釋辯義，「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他是隋代著名的毗曇師。「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咨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賾淨等，皆執文咨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從這一記載可知，道撫曾經對毗曇學感興趣。如果將此中所說與前引道撫歸向法侃的情形聯系起來考慮，也許可以印證法侃至長安住于日嚴寺確實要晚一些時日。道撫先于日嚴寺聽習辯義等人的講授，在法侃至日嚴寺講授《攝論》之後，歸向于法侃，以弘揚《攝論》為要務。
然而，在法侃圓寂之後，道撫並沒有能夠堅持其方向。經查考，此僧又被當作淨土宗二祖道綽的弟子。《續高僧傳》卷二十《道綽傳》記載：「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往赴。既達玄中，同其行業，宣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恐難繼相。」道宣的這一段文字很有意味。《續高僧傳·道綽傳》顯示，道宣在寫此傳文時，道綽和道撫都健在。而其它史籍記載，道綽于貞觀十九年(645年)四月二十七日圓寂于玄中寺，年八十四。「同志道撫者，每相見必指淨土為會。綽亡三日，撫聞之曰：『吾常期先行，今迺在後。吾加一息之功，見佛可追矣。』即于像前叩頭陳露，退就其座而化。」[29]由此可知，道撫也于此年圓寂。
道宣與日嚴寺淵源頗深，因此對法侃及其弟子道撫應該很了解。道宣在《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一中說：「余本住京師曲池日嚴寺，寺即隋煬所造。……至武德七年，日嚴寺廢，僧徒散配，房宇官收。」由此可知，日嚴寺被廢後，道撫必然須另行安置。如前所說，法侃于武德六年圓寂之前，已經遷移至大興善寺，而弘福寺始建于貞觀八年(634年)。這也就是說，在法侃圓寂之後，「逃名往赴」玄中寺之前，道撫在京師至少仍然弘法十余年。至于他前往玄中寺與道綽成為「同志」的時間，則無從考知，但從上述材料推算，最多十年。從道宣所說的「今有惰夫，口傳《攝論》，惟心不念，緣境又乖」等語推之，道撫本來是致力于弘揚《攝論》的，但最終卻選擇了念佛往生的道路。作為與其曾經同住一寺多年的僧人，道宣對此表達了遺憾之情。
2．僧榮及其弟子慧璡
曹毗的另外一位重要弟子釋僧榮，道宣未曾設立本傳，僅在《續高僧傳·法泰傳》所附曹毗小傳中提及一句：「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于白塔等寺開演諸論。……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可見，僧榮確實是曹毗的弟子。僧榮門下的弟子，現今可知者唯有慧璡。
釋慧璡(584？—-634年)，姓吳，江都(今江蘇省揚州市)人，七歲就跟隨僧榮法師出家，時為開皇十一年(591年)前後。《續高僧傳·慧璡傳》記載：慧璡「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乖越。每從榮游，履諸寺，一無敢出離，便于榮所臥床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眾，談吐清雅，妙會物情。」從前文敘述已知，曹毗于太建三年(571年)開始在江都宣講《攝論》，而從《續高僧傳·法侃傳》的記載看，開皇九年(589年)曹毗仍然在此地弘揚《攝論》。將這些資料聯系起來可推知，僧榮在曹毗健在時就收了慧璡作徒弟，當然慧璡的身份是沙彌。
《續高僧傳·慧璡傳》又記載：慧璡「于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于禪定。」禪定寺是仁壽三年(603年)文帝為皇后追福所建，當時曾經向各地徵召高僧入住。僧榮大概是此時入長安住于禪定寺的，慧璡也得以跟隨其師入長安，當時的慧璡接近二十。
《慧璡傳》又記載說：慧璡「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遵律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不言。」依照慣例，慧璡二十歲即可受具足戒，此時應該是仁壽四年(604年)。經查考，文中的「遵律師」是指洪遵，「首律師」是指智首。洪遵(530—608年)是開皇七年(587年)進京的「六大德」之一，開皇十六年勅請為講律眾主，于崇敬寺聚徒宣講《四分律》，洪遵圓寂于大業四年(608年)。因此，可斷定慧璡跟隨洪遵律師學習《四分律》，一定是在其隨師入京(603年)之後與洪遵圓寂之前的事情，地點在長安崇敬寺。慧璡跟隨洪遵律師聽其宣講《四分律》二十遍，至少需要三、四年的時間。根據《續高僧傳·智首傳》的記載：「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30]，將欲廣振律詮，流暉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止于禪定，解既冥通，聲光三輔。」由此可見，智首(567—635年)律師隨師入長安的時間、所住寺院與僧榮、慧璡都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智首與僧榮、慧璡都是于仁壽三年(603年)進京入于禪定寺的。大業三年(607年)，隋煬帝建大禪定道場，智首又被徵召至大禪定寺。也許在洪遵圓寂之後，慧璡又至智首律師門下學習律學，地點應該在長安大禪定道場。
對于慧璡出師之後的事業，道宣概括說：慧璡「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范也。」也就是說，慧璡是講揚《攝論》和宣揚《四分律》兼顧並弘的。道宣將其列入「明律篇」，顯然認定二者之中以弘律為主。道宣在《慧璡傳》中詳細地敘述了慧璡在隋末戰亂中，善能御敵，保全寺院的事蹟：「乃總集諸處人畜，普在崑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璡獨號令，莫敢當鋒。……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由此可見，在隋末唐初，慧璡的僧籍一直是在禪定寺的。「貞觀之初，任云花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普光寺是太子李承乾玉貞觀五年所建，慧璡入普光寺「綱理僧倫」，顯然是任「三綱」之一。貞觀八年(634年)冬，慧璡于普光寺圓寂，春秋五十余。
道宣在《慧璡傳》後附有一段話：「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璡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依據此中所說，慧璡有滿德、善智、道懿、敬道等同道，與慧璡所學一致。他們數人經常在一起，「開談說弘，暢智博解」，也就是弘揚《攝論》，宣講律法。這四位僧人在道宣寫此文(貞觀十九年)時，仍然「懿獨存焉，揚敷京輦」，于長安正在從事弘法事業。
五、法準弟子淨願及其傳承
作為真諦的弟子，釋法準的行歷不明。然現存史料中提及，法準曾經有一位僧人淨願從其學，且淨願也有弟子記載于佛教史籍。
1．淨願
法準有弟子釋淨願(549？-609年)，代州(今山西省代縣)人。《續高僧傳·淨願傳》記載說，他三十歲出家。經推算對應的年代為北周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前後，而此時剛好是北周朝廷著手恢復佛教的時候。《淨願傳》未交待其出家地以及初次受學的地域，僅僅說其「博聞強記，推核經論，夙有成規，遠為諸學之所先仰。」這是說的沙彌時期的表現，「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采五遍，便就講說。」一般而言，成年出家須作一、兩年的沙彌方才受具足戒成為比丘，受大戒之後，再專門學習一二年的律學。淨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依照古代教學方法，學習經論，要在師父和師兄弟在場的情況下「覆講」。淨願連續覆講十遍次《四分律》，方告出師。
對于淨願的義學學歷，《續高僧傳·淨願傳》記載：「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準《攝論》。」此如簡要的記載，空白點太多。如《十地》、《華嚴經》等經論的學習地點、師承等等都無從知曉。而關于《攝論》，則僅有「末師準」三字，即後來師從于法準學習《攝論》。對于上述經論，淨願都「綱紐章句，並通了談，對課篤形，有鑽注聖言，依解制節，廣流章疏。」如果此句貫通于上引文字的話，則可知淨願應撰有《十地經論》、《華嚴經》以及《攝大乘論》等注疏，並且流通于世。現在的問題是，淨願是在何地跟從法準學習的？延續多長時間？現存資料中，沒有答案。
《續高僧傳·淨願傳》有一句淨願「晚入京輔」的記載，但時間概念很模糊。然有一點是清楚的，淨願至京城不是被朝廷請去的，而是去學習的。但他卻「采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也就是說，在京城也沒有學到什麼新的經義。換句話說，他到京城之前，已經成為飽學之士，只是「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剎寺中，潛其容藝。」終于，在一次公開講經法會上，他把握住了一次表現的機會。《續高僧傳·淨願傳》記載如下：
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豎義，意存五陰。便登坐而立，眾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久緘默。願俯視眾曰：「豎義已久，如何不有問乎？」眾曰：「豎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眾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安然處坐，氣勇如云。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修人事耳。」時以為矯異露潔也。
淨願以形體表演表現了佛教教義中「五陰」的含義，但聽眾茫然無知。這是「立宗」，即樹立自己的命題，即「色」、「心」聚合而成人身。此後的辯難，淨願「對答云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任于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淨願由此成名，「于即預是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恆接，草堂土埵，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余暇，軌范後賢。凡所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由于前來投奔請教者日益增多，小寺寶剎寺不足容納，他經批准遷入京城大寺寶昌寺。于此寺，淨願給學僧輔導《攝論》、《雜心》、《涅槃經》、《四分律》。「至如《舍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卷披文，泠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在此寺，他撰著《舍利毗曇疏》十卷。
道宣在敘述完上述事項之後，較為詳細敘述了淨願奉命「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的事情。此事發生于隋文帝仁壽二年(602年)，潭州治所即今日的長沙市。
淨願以「教授為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世，可謂明人護戒，于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文議，封言者眾，不勝品藻，皆滯其恆習，聽者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覬故，不為晚進所入。」道宣的這一段文字將淨願法師宣講經論的特點和困境概括得非常清楚，一言以蔽之，可謂曲高和寡。最終這一狀況有所改變。大業元年(605年)，隋煬帝在東都洛陽宮內建立慧日道場，徵召僧人入住，辯相也在其中。《續高僧傳·淨願傳》記載：「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于願。」依照此說，辯相法師被徵召臨走之前，將自己的弟子一百余人委托給淨願法師，讓其弟子跟隨淨願學習《攝論》等經典。「自此如常開悟，眾倍前聞，更相擊讚，令響彌遠，四方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于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美其義采之英拔也。」而文後又說：「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秋六十有余，即大業五年五月也。」這是說，淨願法師在聽者云集一年之後的大業五年五月就圓寂了，春秋六十有余。
對于淨願法師的英年早逝，道宣感慨地說：「然願有博見之長，而寡于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不然耶？既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淨願法師有關《舍利毗曇》之絕學，未來得及傳授，他即告圓寂，可惜。
2．淨願弟子道洪
經過檢索文獻，發現道洪應該可以算作淨願法師的弟子，儘管其有兩年從師曇延法師的經歷，但算起來跟從淨願法師的時間更長些。
釋道洪(574—652年)，姓尹氏，河東(今山西省)人。其父為隋王朝的江陵令，道洪為其第三子。開皇六年(586年)，年十三時，道洪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眾部，偏以《涅槃》為業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逾遠近。亦于法眾，親喻覆述。」[31]曇延為北周至隋初的佛教領袖，以宣講《涅槃經》名世，曇延于開皇八年圓寂，少年沙彌道洪跟隨曇延兩年，道宣說其「亦于法眾，親喻覆述」，也就是說，道洪于其門下曾經有覆講《涅槃經》的機會。「後于願法師所，學窮《地論》，傍通經數，德器崇振。」此文字雖短，但對于一個義學僧人的成長來說，包含了許多內容。如果在曇延圓寂之後，道洪就跟隨淨願法師學習的話，他在淨願處呆的時間就很長久，所學也相當廣泛。
關于道洪在長安的住寺，《續高僧傳·道洪傳》記載：「及隋祖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此句必有一處錯誤。隋文帝駕崩之後，隋煬帝為文帝追福所建的寺院是大禪定寺。而禪定寺則是文帝為皇后追福所建。前者修建的時間是大業三年(607年)，後者修建的時間為仁壽三年(603年)。從文義句型推測，道洪住大禪定寺的可能要大些。如道宣的傳文所說：道洪「自爾專事弘經，周輪無輟」，也就是宣告出師，自己直接講說經論了。
唐代「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綱維，無非令達，乃勅為律藏寺上座，緝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性清愨，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蒐舉，物議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勅任大總持，本居寺主，春宮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初年，在道洪五十多歲的時候，朝廷規范寺院三綱，道洪由此作為高僧名僧被官方任命為寺院的「綱維」。先是律藏寺上座，後是大總持寺寺主。後者的前身就是上文提及的大禪定寺。
從個人義學傾向來說，道洪的弘揚重點無疑是《大涅槃經》。這與他的歸依師曇延的方向一致，而他後來的師父淨願所弘駁雜，但《涅槃經》也在其治學范圍之內。道宣記敘說：「貞觀十四年，寶昌寺眾請講《涅槃》，時感白雞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彛倫。」道洪講經一直持續到年老講不動為止。
玄奘歸國，在弘福寺設立譯場翻譯經典。道洪「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勅徵臨。」經查，《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六所記載的第一批徵召名單中沒有道洪的法號。而在《瑜伽師地論》卷一所附許敬宗撰《後序》中有道洪的法號。其文說：「至二十一年五月十五日，肇譯《瑜伽師地論》。……大總持寺沙門道洪、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羅漢寺沙門惠貴、弘福寺沙門文備、蒲州棲岩寺沙門神泰、廓州法講寺沙門道深，詳證大義。」由此可見，至遲于貞觀二十一年五月起，道洪參加了玄奘譯場，「詳證大義」。此後，他又參加了《因明入正理論》的翻譯，時間為貞觀二十一年(648年)秋八月六日。現今可查考的文獻表明，至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道洪仍然在協助玄奘翻譯佛典。如《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卷一所附翻譯名錄：「永徽二年正月廿三日于長安大慈恩寺翻經院，法師玄奘奉詔譯。大慈恩寺沙門大乘光筆受，……實際寺沙門道明證義，大總持寺沙門道洪證義。」由此可知，《續高僧傳》所記的道洪「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才經一旬，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是錯誤的。
關于道洪的生卒年，《續高僧傳·道洪傳》提供了一個線索，也就是道洪出家為沙彌時年十三歲，時為開皇六年(586年)。如果相信道宣所說的道洪七十九歲圓寂的話，則卒年應該為永徽三年(652年)。
淨願的義解特色是駁雜而精通唯識之學，道洪的特色則是以《涅槃經》為核心精通《地論》等唯識經典。
六、傳承不明的攝論師舉例
在上述攝論師法系之外，還有以道奘為可追溯之源頭的法系活躍于隋唐之際。在此特單列法系給予敘述。
1．道奘及其弟子道宗
關于道奘的行歷，目前所知非常有限。道宣在《續高僧傳》卷十一《道宗傳》中說：道宗「少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通經論。奘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黎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奇怪的是，道宣說「廣如《別傳》」，顯然資料豐富，但在自己寫的僧傳中又不為其列本傳。通過此引文我們僅僅知道，道奘的住寺是青州(今山東省青州市)道藏寺。道藏寺曾經名為南陽寺、龍興寺。關于南陽寺(龍興寺)之沿革，主要是元代益都人于欽《齊乘》卷四「龍興寺」記載：「碑陰金人刻曰：宋元嘉二年，但呼佛堂。北齊武平四年，賜額南陽寺。隋開皇元年，改曰長樂，又曰道藏。則天天授二年，改名大云。」可知，這與有關道奘的記載基本一致。
此外，如本著前文所記載，靈潤于仁壽二年(602年)曾經至青州道藏寺跟從道奘學習了幾個月《攝論》。
現今的佛教學者很重視道奘，是因為唐代若干文獻中有一些標明「奘法師」的引文被當作早期攝論師的思想。如唐遁倫《瑜伽倫記》卷十九的這一段文字就備受重視：「三性之義，來大德種種解釋，乃有多途。且如奘法師出《三性義章》，最明為好。……」著者仔細閱讀這些引文發現，遁倫《瑜伽倫記》標明「奘法師」的幾十處，唯有這一處有一些「疑點」顯示似乎不應該是玄奘法師的觀點。但這是很奇怪的，作為一部著作，一個法號指兩個人而不特別標明。再參照其它論據，筆者斷定，此處所說的「奘法師」並非道奘，而是玄奘。
釋道宗(563—623年)，俗姓孫氏，萊州即墨(即山東省即墨市)人。年少時就跟從青州道藏寺道奘法師學習《攝論》。此外，他還廣泛地學習了《大智度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等等。
根據《續高僧傳·道宗傳》記載：「晚住州中游德寺，寺即宗之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論，聲名雄遠，玄素攸仰。及講《大論》，天雨眾花。旋遶講堂，飛流戶內，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眾驚嗟，希有瑞也。宗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後來，隋大業年間，住于洛陽慧日道場，「常講《成實》，弘匠後學。偽鄭欽敬，禮問優繁。」唐初平定王世充(即「偽鄭」)後，受秦王推薦，「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弘義宮，通霄法集，群後百辟，咸從伏聽，披闡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
武德六年(623年)，道宗圓寂于所住勝光寺，春秋六十一，收葬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南岩。
2．慧海
釋慧海(550—606年)，姓張氏，河東虞鄉(今屬山西省永濟市)人。根據《續高僧傳·慧海傳》記載：他至十四歲即北齊天保三年(564年)時出家，為當時北齊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的弟子。十八歲，便登台宣講《涅槃經》。受具足戒之後，屏跡山林，專門修習禪定，居于弘農之伏讀山。當時周武帝于北齊推行毀佛政策，慧海從齊地入陳，「又采聽《攝論》，研窮至趣。」隋王朝成立，他才北上到達長安。——從這一歷程講，他早先屬于涅槃師，後來到陳地才學習了《攝論》。
開皇七年(587年)，「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鑑，欽其德望，為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慧海早先「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晚年則專修禪定，不喜好講說。仁壽元年(601年)，慧海奉命去定州恒岳寺造塔安奉舍利，仁壽三年又送舍利于熊州(即河南省宜陽縣)十善寺。
大業二年(606年)五月二十七日，慧海圓寂于靜法寺，春秋五十七。慧海三十余年住于靜法寺，經過慧海辛勤經營，靜法寺一舉成為京師大寺。慧海「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拯及，振名京邑」，對于唯識學的傳播業也做出了貢獻。
3．法常
釋法常(567—645年)，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今湖北省棗陽市吳店鎮)人。高祖張隆仕魏，舉家移于河北郡。根據《續高僧傳·法常傳》記載：他年少出家為沙彌，「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剃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爾專親侍奉，曉夕咨謀。每擊幽致，延欣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于即研精覃思，無釋寸陰。」
在他年二十二，即開皇九年(589年)，「《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弘義。」當時長安有好幾個大家都在宣講《攝論》，法常「博聽眾鋒，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核名理。」他還出長安到當今河北、山東等地聽講經論，虛心學習，長達五年。除學習《攝論》之外，他還學習了《成實》、《毗曇》、《華嚴》、《地論》等等，「博考同異，皆為軌轍。末旋踵上京，慨茲異敘，隨講出疏，示顯群迷。」開皇十四年，法常回到長安，開始在京城宣講經論，包括《攝論》。隋齊王楊暕，「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美之嘉嘆。」法常「四時講解，以為恆任。」大業三年(607年)，他入住大禪定寺，「相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投造，增倍于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恆知翻任。」此處所說的「貞觀譯經」是指貞觀三年(628年)三月朝廷為波羅頗迦羅蜜多羅在大興善寺組織的譯場。貞觀五年，「造普光，宏壯華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下勅令為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眾所傾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為皇后戒師。因即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新羅王子金慈藏，棄俗出家，貞觀十二年，與門人僧實等十余輩到達長安，跟從他受菩薩戒，以師禮事之。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法常圓寂于長安普光寺，春秋七十九。七月二日，葬于南郊高陽之原。道宣特意敘述了法常葬禮的情形，「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十余車，前後威儀四十余里，信心士女執素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萬。卿相儐從，僉以榮之。」法常在佛教界地位由此可見一斑。
關于法常弘揚的重點，道宣概括說：「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眾所推，美歸于《攝論》，而志之所尚慕《涅槃》，恆欲披講，未之欣悟。遂依眾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匈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才有余暇，課業行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可見，他是以《攝論》為核心的。法常著《攝論義疏》八卷、《攝論玄章》五卷，也著有《涅槃經》、《維摩經》、《勝鬘經》的疏記。
法常弟子，目前所知者不多。弟子德遜為其立碑于普光寺門，宗正卿李百藥撰文。
法常曾經是玄奘法師的老師，玄奘曾經于武德八年(625年)向其學習《攝論》。
4．靜琳
在南北朝至隋唐之際唯識學傳播中，靜琳是一位重要人物。從學業上說，他學識淵博，精通《地論》和《攝論》。從影響上說，他是華嚴宗祖師智儼的老師。但現存史籍中，靜琳的師承不明確，因此，將其列入此標題下敘述。
釋靜琳(565—640年)，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華原(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幼齡背世，清附緇門。根據《續高僧傳》卷二十《靜琳傳》記載，他七歲投僧出家。「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啟運，即投曇猛法師，乃以二事相攝，經于五年，猶事沙彌，未敢受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游樊鄧。便于彼部，奉進大戒。」靜琳幼年出家為沙彌，但遇到周武帝滅佛而被迫還俗。隋王朝建立後，他又跟從曇猛法師，事奉五年而未曾受具足戒。其後，離開京師，南下襄樊，于其地受戒為比丘。「既爰初受法，未曉清規，遠赴青齊，聽于律禁。後發前至，為諸聽先。」受具足戒之後，又前往青州學習戒律。「又于覺法師所聽受《十地》，回趾鄴都，炬法師所采聽《華嚴》、《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在青州覺法師處，靜琳學習了《十地經論》。此後，他又前往鄴城學習《華嚴經》、《楞伽經》、《思意經》等。
靜琳法師「又至蒲晉，有沙門道遜、道順者，聲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燠。雖復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梗。」在道遜、道順法師的邀請下，他于蒲州宣講《十地經》。但他又覺得，「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貴虛通，而今耽著彌固，此不可也。」于是，他舍棄講業，專習禪門。「初學不淨念處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人慮，乃學大乘諸無得觀，離念唯識，彌所開宗。每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習，而弊食麁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山，山糧罕繼，便試以卻粒之法，孤放窮岩，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才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于中系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岩，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眾匡坐論道。琳初通訊問，共議唯識等理，未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爾也。」這一段話較為詳細地敘述了靜琳法師修習禪定的過程。從引文推知，靜琳修習禪定的時間之長、類型之多，是少見的，特別是他, 對于唯識觀的修行，體現了唯識禪觀的獨特內容。
後來，靜琳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一聞如舊，慧不新聞。」從《攝論》的傳承來說，有當代學者將靜琳法師列入曇遷法系，但是，仔細體會這一句敘述，可以推知，靜琳確實是聽講過曇遷大師宣講《攝論》，但「慧不新聞」，表明他在此前已經很了解《攝論》的含義，因此，本著不認為靜琳屬于曇遷法系。
仁壽四年(604年)，靜琳奉勅送舍利于華原石門山神德寺。靜琳即于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607年)，有沙門還原等，延請靜琳法師重回長安。靜琳法師在明輪、妙象諸寺，宣講弘揚《攝論》，聽講者很多。「尋即降勅，召入道場。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日*東]情深理定，每就咨欵，請至本第，從奉歸戒。」洛陽的高官崇信者蜂擁而至。在洛陽，高陽道雄、道體以及趙郡道獻、明則等，前來跟從靜琳法師，「咸承理味，酌以華實。襄陽洪哲，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彥」，也前來相從。
大業十三年(617年)，靜琳以為「象教東漸，法網雖嚴，至于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游閻浮，備殫靈蹟」，「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並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國背叛，途路梗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成林。」靜琳南下至襄陽，後還南陽。大概在李淵已經掌握隋王朝大權之後，他又受召進入長安，住大總持寺。武德三年(620年)，正平公李安遠經過朝廷批准，建造弘法寺，召靜琳住此寺。于此寺，他「乃削繁就簡，惟敷《中論》為宗，余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可見，在唐初，靜琳以弘揚《中論》、《維摩詰經》、《起信論》為要務。此外，他「久以徒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分》，一舉十遍，身令眾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稱最。」
貞觀十四年(640年)秋十月二十六日圓寂于弘法寺，春秋七十六。
靜琳法師弟子很多。《續高僧傳·靜琳傳》說，在其圓寂時即有弟子四十余人，「奉跪慈顏，無由欽仰」。其它時期的弟子，現可知者有洛陽時期從學的道雄、道體、道獻、明則等。特別是，華嚴宗二祖智儼，在武德五年(622年)之後，「于琳法師所，廣學徵心，索隱探微，時稱得意。」[32]此處的「琳法師」就是指靜琳法師。
5．道愻、道謙、普明
道愻、道謙、普明三位僧人，至少有三個特點：其一，從血緣上說，三位僧人是兄弟。其二，從地緣上說，弘法的主要地點在蒲州仁壽寺。其三，從弘法內容上說，都很廣博然都精通《攝論》。
釋道愻(556—630年？)，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根據《續高僧傳·道愻傳》記載：他「雖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攝論》，為棲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曇延法師。」由曇延度為弟子，「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樹業當衢」。貞觀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開講《涅槃經》時圓寂，春秋七十五。
道愻弟釋道謙(561—627年)，根據《續高僧傳·道愻傳》記載：「學行之美，少劣于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關表。」住于蒲州仁壽寺，「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囂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棲處。時復登高臨遠，摛體風云，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謔引心，未曾虛老。」貞觀元年(627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有弟子道基傳其學，道愻與道謙弟子為其造釋迦磚塔一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為文。
釋普明(574—659年)，姓衛氏，蒲州安邑(今屬山西省運城市東)人。根據《續高僧傳·普明傳》記載：「十三出家，事外兄道愻法師。愻道會晉川，備如別傳。又以明付廷興寺沙門童真為弟子。明抗志住持，以大法為己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法不學，周游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經論滿抱。」十八歲時，普明宣講《勝鬘經》、《起信論》。受具足戒之後，他專師《涅槃經》、《四分律》、《攝論》。年二十四歲，講《涅槃經》，三十歲講解《攝論》，「凡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610年)，受召住大禪定道場。《續高僧傳》卷二十《普明傳》說：「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這是說，在其受具足戒十八年之後，獲得朝廷徵召至京城，假定其二十歲受具足戒，由此可推知其生年為573年。
武德元年(618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鎮長弘道，無憩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教，心神爽迅，應對云雨。」唐初，普明從長安回到故鄉，住于仁壽寺直至圓寂。
根據僧傳記載，普明顯慶四年(659年)圓寂于蒲州仁壽寺，春秋八十六。普明一生，講《涅槃》八十余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有弟子義淹繼承其學。
6．志超
志超弘法的特色在于戒律、禪修與義解並重，而唐道宣曾經聽其講經說法。
釋志超(571—641年)，俗姓田，同州馮翊(即陝西省大荔縣)人，後遷居榆次(今屬山西省)。年二十有七，投並州開化寺慧瓚禪師。根據《續高僧傳·智超傳》記載：「瓚親閱驗，其情守節，度令受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采律藏，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備圓，乃返故鄉，依岩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棲引英秀，創立禪林，曉夕勤修，定慧雙啟，四儀托于戒節，二行憑于法依，學觀詵詵，無威而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李淵建義太原，志超率徒侶至晉陽，住于凝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仰。
及至李淵軍占領長安，義寧二年(618年)，志超率弟子二十余人奉慶京邑，得到了李淵的禮遇，李淵在太極殿接見志超。左僕射魏國公裴寂，在其宅第中別院置僧住所，邀延一眾，用以居焉。為時不久，志超曾經至藍田山化感寺，與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住彼山，棲志得矣。武德五年(622年)，入于介山，創聚禪侶，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于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岩居，道淺者城隱，師資肅穆，競業其誠。」經營此寺居功甚偉。
以貞觀十五年(641年)三月十一日卒于光嚴寺，春秋七十一。
志超一生時講《攝論》、《維摩詰經》、《起信論》等，「並詳而後說，深致適機」。志超弟子眾多，「自隋唐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范師遺訓，在所聞見。」道宣說：「傳者昔預末筵，蒙諸惠誥。既親承其績，故即而敘焉。」由此可知，道宣在年輕時曾經聽聞志超講經，但未提及時、地。
[①] 惠禪師可能是指惠曉。《續高僧傳·法泰傳》記載，智敫以太建十四年(582年)至建業，「乃遇棲玄寺曉禪師，賜與曇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續高僧傳·保恭傳》記載：保恭「受具已後，隨惠曉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保恭圓寂于唐武德四年(621年)，推算可知，保恭隨惠曉禪師習禪定是在陳天嘉三年(562年)。曇遷是在隋立國不久就北上的。上述三處所說的「曉禪師」很大可能是同一僧人。
[②] 從南北朝以及隋朝寺院管理制度來說，此寺屬于私建寺院，因此，無正式寺額，道宣的寫法很準確。
[③] 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三十九，《大正藏》第49卷，第359頁下。
[④] 《續高僧傳·真諦傳》原文是：「諦以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為太息耳。』即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為神用不同，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真諦話語之後的數句，是道宣面對玄奘弟子對真諦的批評所發的感慨。《續高僧傳·曇遷傳》文字為：「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非斯人乎？」目前並無充分的根據說明，此授記是道宣落定在曇遷身上呢，還是曇遷生前就有此說，因此，不能完全肯定曇遷所傳《攝論》在當時就存在「合法性」危機。
[⑤] 參見日本鐮田茂雄《中國佛教通史》第四卷，第384—385頁，佛光出版社。並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35—39頁，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六，《大正藏》第50卷，第675頁中。
[⑦]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四，《大正藏》第50卷，第536頁中。
[⑧]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頁上。
[⑨] 《釋氏稽古略》卷二，《大正藏》第49卷，第809頁下。
[⑩]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二，《大正藏》第50卷，第616頁上。
[11] 道宣《大唐內典錄》卷五說：「又以法流東漸，三被誅殘，雖後鳩拾，不無紕紊。琬欲澄一文義，該貫後賢，乃集達解名德三十余人，親面綜括，披尋詞理，經延歲序，方乃究竟。即寫淨本，以為法寶正則，故方隅道俗，欲寫藏經，皆就傳本以為揩準。」(《大正藏》第55卷，第281頁中。)
[12] 如《續高僧傳·曇遷傳》所記載，曇遷隨駕。
[13] 也有學者列入善慧。《續高僧傳》卷二十八《善慧傳》記載：釋善慧(587—635年)，「博通群籍，統括文義，逮于《九章》、律歷，七曜盈虛，皆吞若胸中，抵掌符會。乃深惟世務，終墜泥涂，遂解褐抽簪，創歸僧伍。初在徐州之彭城寺，誦《法華經》，聽收《攝論》。時遭寇蕩，兵食交侵。而慧抱饑自勵，奉法無殆。洗穢護淨，彌隆恆日。但以邊邑寡學，文字紕謬，至于音詁，眾議紛然。雖復俗語時通，而慧意存雅正，周訪明悟，還同昔疑。乃以大業末齡，負錫西入，屢逢群盜……孟冬十月，初達京師。值沙門吉藏正講《法華》，深副本圖，即依聽受。」從此文所敘述來看，善慧只是可能聽過靖嵩或者其弟子宣講《攝論》，但並無登堂入室，不能算作攝論師，也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靖嵩弟子。茲于正文不論列。
[14] 參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51—54頁的考證。
[15] 《攝論章》卷一，《大正藏》第85卷，第1036頁上；《敦煌寶藏》第15冊，第527頁下。
[1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四《玄奘傳》，《大正藏》第50卷，第446頁下。
[17] 《新編諸宗教藏總錄》卷三，《大正藏》第55卷，第1176頁下。
[18] 《東域傳燈目錄》，《大正藏》第55卷，第1156頁下。
[19] 《諸宗章疏錄》卷二，《大日本佛教全書》《書籍目錄》第一，第34頁。
[20] 日本勝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識說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林，1974年，第790-795頁。
[21] 參見聖凱《攝論學派研究》第48—49頁的考證。
[22] 見《全唐文》卷二〇一。碑石現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館。
[23] 參見唐許敬宗撰《瑜伽師地論後序》，《大正藏》第30卷，第283頁上—284頁上。
[24] 《說一切有部發智大毗婆沙論》卷一，《大正藏》第27卷，第4頁下—第5頁上。
[25] 關于這一翻譯活動，資料載記有兩點分歧。一是阿地瞿多來華的時間，二是其剛至長安後的住寺。對于前者，也有資料記載為永徽二年(651年)正月。對于後者，也有在資料記載為慈門寺。
[26]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頁上。
[27] 日嚴寺是晉王楊廣所建，位于大興城東南隅的青龍坊，是隋代極負盛名的佛寺。關于該寺的存留時間，人們多以北宋宋敏求所著的《長安志》為準，蓋因此書乃參考唐代韋述《兩京新記》而成。《長安志》記載：「青龍坊……西南隅廢日嚴寺。隋煬帝為晉王，仁壽元年，施營第材木所造，因廣召名僧以居之。貞觀六年廢。」上述記載日嚴寺隋文帝仁壽元年(601年)建造和唐太宗貞觀六年(632年)廢棄都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略考如下。據唐釋道宣《續高僧傳‧智炬傳》載：「開皇十九年，(智炬)更移關壤，敕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名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蒐揚。」又同書《慧頵傳》：「開皇末年，(慧頵)被召京師。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寺)。併海內杞梓，遞互相師。」這兩則記載都說明日嚴寺建于仁壽元年之前。另在《續高僧傳》的《彥琮傳》里也有線索可尋。「至(開皇)十二年，敕召入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寺，厚供頻仍。……煬帝時為晉王，于京師曲池施營第材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求使住之。」查此次彥琮奉敕入京的原因，應是入大興善寺國立譯館的闍那崛多譯場，擔任重勘梵本，整理文義的工作。所以，估計日嚴寺的建造應在開皇十二年(592)之後。隋翻經學士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中，《達摩笈多傳》等六部著作的署名曰：「右六部，合九卷，日嚴寺沙門釋彥琮撰。」《歷代三寶紀》書成于開皇十七年(597年)，可見在此年或此年之前彥琮已隸名于日嚴寺。綜合以上的考察，日嚴寺的建造應當在隋文帝開皇十二年年至十七年之間。以上考證參見王亞榮《日嚴寺考日嚴寺考──兼論隋代南方佛教義學的北傳》一文，載《中華佛學學報》第12期，1999年7月出版。
[28] 一些現代佛教史著作，或籠統地說成武德初年，或說為武德元年(618年)，或說為武德二年，或為武德三年，不甚統一。禪師保恭于隋代為禪定寺(道場)主，後來「避官于藍田悟真寺」。「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檢校，仍改禪定為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尼，京輦諸僧，攝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為綱統，朕獨舉之。』既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一，《大正藏》第50卷，第513頁上。)保恭于武德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卒于大莊嚴寺。可見，最遲在武德三年朝廷即敕命了「十大德」。
[29] 《佛祖統紀》卷二十七，《大正藏》第49卷，第274頁下。
[30] 「宗」疑應作「僧」字。
[31]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五，《大正藏》第50卷，第547頁上。
[32] 唐法藏《華嚴經傳記》卷三，《大正藏》第51卷，第163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