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攝論學派及《大乘起信論》的傳播 第三節 真諦弟子與攝論學派的形成
第三節 真諦弟子與攝論學派的形成
如前所敘述，真諦翻譯的經典很廣泛，然核心卻是無著撰論、世親作釋的《攝大乘論》和《攝大乘論釋》以及世親所撰的《俱舍論》。正是在真諦的教誨下，真諦大師的弟子于大江南北努力地弘揚傳播《攝大乘論》，由此成立了一個攝論學派。
真諦的弟子，見于記載的主要有兩類，一是參與翻譯活動而不見于學派活動的僧人，一類是既參與翻譯又參與學派活動的僧人。前者有：富春譯場的寶瓊，建康正觀寺譯場的願禪師，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場的慧顯、智韶、曇振、慧旻，豫章寶田寺譯場的沙門慧顯。屬于後者的有：于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場即參與翻譯的智愷，在豫章寶田寺參與翻譯的警韶，在晉安即皈依真諦的智文、僧宗、法準、慧曠、韻諸師，至廣州始跟從真諦受業並助譯經論的法泰、智敫、道尼等僧人，還有曹毗等在俗弟子。這些弟子，有許多已經是很有成就、享有盛譽的義學宗匠，因慕真諦的道德學問而遠來追尋，成為真諦三藏座下弟子，為攝論學派的創立以及唯識思想的普及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一、智愷、曹毗
真諦的大弟子毫無爭議地是智愷，但也許是資料缺失的問題，道宣在《續高僧傳·真諦傳》提及到他，但僅僅在《法泰傳》中附有「智愷」簡單的小傳。
釋智愷(518—568年)，也稱慧愷、惠愷，俗姓曹氏。本住于建康佛寺，後至廣州拜真諦為師協助翻譯佛典，成為真諦最得力的助手。關于智愷在建康時的住寺，《法泰傳》附傳記載為「住楊都寺」，而《律二十二明了論》卷前的「序」則記為「都下阿育王寺慧愷，謹為筆受。」由此可知，智愷在梁、陳首都的住寺為阿育王寺。而史籍中又稱智愷為「揚州僧」，今人將其解釋為今日江蘇省的揚州，其實是一個誤解。在這一時期史籍中的「楊都」、「揚州」一般都是指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因而關于智愷原本住寺各種史籍記載是一致的，不過有些具體有些籠統而已。
關于智愷與真諦最初相識的時間，史籍中未曾明說，但肯定不會遲至真諦到達廣州之後。在《攝大乘論後記》中，智愷自己說：「愷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①]由此可見，智愷早先已經在某地拜謁過真諦為師，只是「伏膺」不久，便分別了，具體地點則不詳。而根據《大乘起信論序》可知，智愷參與了在衡州始興郡建興寺譯場，譯出《大乘起信論》、《十二因緣經》兩卷、《九識義章》兩卷等，「傳語人天竺國月支首那等，執筆人智愷等，首尾二年方訖。」時間為梁承聖三年(554年)至承聖四年。
《續高僧傳·法泰傳》附傳中記載：智愷「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便是暗示二人同時系屬京師建康佛寺，但卻不是一起前往廣州的。真諦于陳天嘉三年(562年)「十二月中，上南海岸」，愷已于第二年正月至廣州真諦門下。在他自己撰寫的《大乘唯識論後記》中說：「慧愷以陳天嘉四年歲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廣州制旨寺，請三藏法師枸羅那他重譯此論。」由此可見，他一定當時已經先在南海近處，聞三藏行止于廣州，才會快速來到其師身邊。因此，也許在始興譯經之後，智愷未曾跟隨真諦三藏，而是留在當地。
智愷在廣州參與了真諦的所有翻譯活動，下文僅將有確切資料的幾次翻譯活動簡述如下。
陳天嘉四年(563年)，譯《大乘唯識論》一卷、《攝大乘論》三卷、《廣義法門經》一卷，出《大乘唯識論義疏》二卷、《大乘唯識論注記》二卷、《攝大乘論釋》十五卷、《攝大乘論義疏》八卷。愷自撰《大乘唯識論記》說：「菩提留支法師，先于北翻出《唯識論》慧愷以陳天嘉四年歲次癸未正月十六日，于廣州制旨寺，請三藏法師枸羅那他重譯此論。行翻行講，至三月五日方竟。此論外國本有義疏，翻得兩卷。三藏法師更釋本文，慧愷注記，又得兩卷。末有僧忍法師，從晉安齎舊本達番禺。愷取新文對讎，校舊本。大意雖復略同，偈語有異。長行解釋，詞繁義闕。論初無歸敬，有識君子宜善尋之。今謹別抄偈文，安于論後，庶披閱者為易耳。此論是佛法正義。外國盛弘。沙門慧愷記。」這是智愷在廣州協助真諦翻譯的第一部經典。文中已經將翻譯的時間、過程以及智愷自己所做的工作寫得清清楚楚。
關于《攝大乘論》的翻譯，智愷撰有《攝大乘論後記》說明了翻譯的過程： 愷昔嘗受業,已少滌沈蔽,伏膺未久,便致暌違。今重奉值,倍懷蹈舞,復欲飡和稟德,訪道陳疑。雖慇懃三請,而不蒙允遂,恍然失圖,心魂靡托。衡州刺史陽山公世子歐陽紇，風業峻整，威武貞拔，該閱文史，深達治要，崇瀾內湛，清輝外溢，欽賢味道，篤信愛奇，躬為請主，兼申禮事。法師乃欣然受請，許為翻譯。制旨寺主慧智法師，戒行清白，道氣宏壯，志業閒贍，觸途必舉，匡濟不窮，輪奐靡息；征南長史袁敬，德履沖明，志托夷遠，徽獻清簡，氷桂齊質，弼諧蕃政，民譽早聞，兼深重佛法，崇情至理，黑白二賢，為經始檀越，辰次昭陽，歲維協洽，月旅姑洗，神紀句芒。于廣州制旨寺，便就翻譯。法師既妙解聲論，善識方言，詞有以而必彰，義無微而不暢，席間函丈，終朝靡息。愷謹筆受，隨出隨書，一章一句，備盡研竅，釋義若竟，方乃著文。然，翻譯事殊難，不可存于華綺。若一字參差，則理趣胡越，乃可令質而得義，不可使文而失旨。故今所翻，文質相半。與僧忍等同共稟學，夙夜匪懈，無棄寸陰。即以某年樹檀之月，文義俱竟。《本論》三卷，《釋論》十二卷，《義疏》八卷，合二十三卷。
智愷文中敘述了自己先請求為真諦三藏弟子，起初未得到真諦的許可。根據古人用例，「樹檀之月」是指十月。而《續高僧傳·法泰傳》記載：「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如此推算可知，真諦在三月五日翻譯完成《大乘唯識論》之後就著手翻譯《攝大乘論》及其論釋，當年十月完成。其中卷數記載的差別，是因為後來流行的世親《攝大乘論釋》將論本三卷合編，因而多出三卷來。愷在《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中又說：「慧愷因請翻、講《攝大乘》等論經，涉二年，文義方畢。」
在翻譯完成《攝大乘論》之後，在智愷等人的請求下，真諦于陳天嘉五年(564年)正月開始譯《俱舍論》等。對此，慧愷自撰《阿毗達磨俱舍釋論序》說：
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刺史歐陽紇尚仁貴道，久申敬事，重複請留，彌加殊禮。慧愷與僧忍等，更請翻講此論。以陳天嘉四年歲次閼逢龍集涒灘正月二十五日，于制旨寺，始就開闡。《惑品》未畢，仍事徙居于南海郡內，續更敷說。法師游方既久，精解此土音義，凡所翻譯，不須度語。但梵音所目，于義易彰。今既改變梵音，詞理難卒符會，故于一句之中，循環辯釋，翻覆鄭重，乃得相應。慧愷謹即領受，隨定隨書，日夜相系，無懈晷刻。至其年閏十月十日，文義究竟，論文二十二卷，論偈一卷，義疏五十三卷。刺史仍請于城內講說。既得溫故，頗識大宗，非唯暗弱，多有疑滯，又恐所翻不免謬失。至天嘉五年歲次柔兆二月二日，與僧忍等，更請法師，重譯論文，再解義意。至光大元年歲次強圉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定前本始末究竟。長史袁敬，識鑑沈深，信解明正。長史長子元友，愛文重法，博學多藝，並禮事法師，備盡經始經。南中翻譯，悉賴此貴門。
如上所說，真諦翻譯《俱舍論》歷時十月，成《俱舍釋論》二十二卷、《俱舍論偈》一卷、《俱舍義疏》五十三卷，後來又經過認真修訂。然《續高僧傳·法泰傳》又記載：智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而《歷代三寶記》記載真諦《俱舍論義疏》為六十卷，可能是後來流通時候的開合不同所致。
陳光大二年(568年)，真諦在法泰、智愷等協助下譯出《律二十二明了論》一卷，出《律二十二明了論疏》五卷。《律二十二明了論後記》說：「陳光大二年歲次戊子，正月二十日，都下定林寺律師法泰，于廣州南海郡內，請三藏法師俱那羅陀，翻出此論。都下阿育王寺慧愷，謹為筆受。翻論本得一卷，注記解釋得五卷。論有二十二偈，以攝二十二明了義長行，或逐義破句釋之，諸句不復皆相屬著。今謹別鈔二十二偈，置于卷末。庶披文者。見其起盡也。」由此可見，此論的翻譯是因法泰所請而成的，智愷任筆受，這一年八月，智愷就圓寂了。
在真諦門下，智愷無疑是其最得意的弟子。道宣在《續高僧傳·真諦傳》中說：「初諦傳度《攝論》，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游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真諦對智愷頗有相見恨晚之慨，曾對他說：「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絓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②]此處所說「兩論」指《攝大乘論》、《俱舍論》。智愷對待真諦三藏極盡師生之禮，如《續高僧傳·真諦傳》的描述：
一日，氣屬嚴冬，衣服單疎，忍噤通霄，門人側席。愷等終夜靜立，奉侍咨詢，言久情諠，有時眠寐，愷密以衣被覆之。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喟然憤氣沖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款誠正法，實副參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③]
面對這樣的逆境，真諦數次動了回國的念頭。而在廣州，在翻譯出了《攝大乘論》之後的天嘉五年(564年)初，真諦法師爾後猶欲旋歸，在智愷、僧忍等弟子的懇請之下，真諦完成了《俱舍論》及其疏釋的翻譯。《續高僧傳·真諦傳》還記載了真諦一次厭世的舉動，其文曰：
至光大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珮理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顙，致留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園寺。[④]
對于弘法壯志未酬的失望，再加之身體的病痛，使其有很快結束肉體之存在的想法。而在這些事變中，智愷都是竭力勸慰其師。然而在這一事件之後的兩個月，智愷先圓寂了，四個月之後，真諦也圓寂了。
智愷在真諦門下，不但是真諦三藏翻譯經典的助手，實際上也是真諦門下弟子研習經論的指導者。「至陳光大中，僧宗、法準、慧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為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這是陳光大元年(567年)的事情。第二年，智愷又應僧宗等的請求，「于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余人，同欽咨謁。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恆焰，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後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朝隨露盡，唯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⑤]而「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準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⑥]事後真諦續講慧愷未講完的內容，至《惑品》第三卷，終因哀傷過度，發病停講。至第二年(569年)正月十一日午時，真諦三藏圓寂。
智愷于真諦門下，相當于孔子門下之顏回。智愷的英年早逝，對于真諦之學的傳播，是巨大的損失。智愷並無弟子傳承其業，日本學僧傳說智愷有若干注疏流傳，現今學者大多認為不大可信。如《攝大乘論略疏》卷一說：「此論傳譯以來，制疏者蓋向數十家，謂真諦《疏》、智愷《疏》、慧頤《疏》、曇遷《疏》、法護《指南》、道基《疏》、僧辯《章疏》、慧休《疏》、靈潤《義疏》、智儼《疏》、神廓《疏》等，載在史傳。而其書都無流此邦者。」[⑦]
智愷有姪子曹毗，是真諦受菩薩戒的弟子。根據《續高僧傳·曹毗傳》記載，曹毗為智愷之叔的兒子，跟隨智愷南下，最後到廣州，從真諦學《攝論》。大概在智愷、真諦相繼圓寂之後，曹毗回到了建康。陳太建三年(571年)，曹毗請建光寺僧正明勇法師繼續講《攝論》，隨學名僧五十余人。後于江都(今江蘇省江都縣西南)白塔寺開講《攝論》等。曹毗著有《真諦別歷》，也稱《真諦傳》。曹毗的主要弟子有禪定寺僧榮、日嚴寺法侃等。
從《續高僧傳·法侃傳》的記載看，開皇九年(589年)，曹毗仍然在江都弘揚《攝論》。
二、法泰、智敫、道尼
法泰，生卒年不明，籍貫、俗名都不詳。如《續高僧傳·法泰傳》所說：「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轢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愷、僧宗、僧忍等，知名于梁代。真諦來廣州後，法泰與僧宗、慧愷等在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法泰曾協助真諦翻譯《律二十二明了論》以及《律二十二明了論疏》五卷。法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于律儀所及，性無違越」，將《律二十二明了論》「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法泰還建業，並齎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恆情，尠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閴爾無聞。」其後，幸有靜嵩為避北周法難而至建康，隨侍法泰而學通《攝論》、《俱舍論》，並且將真諦之學傳播到了北方。對于法泰，道宣說：「泰博咨真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諺斯及，不測其終。」道宣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智敫(？—601年)，循州(今廣東省惠州市)平等寺沙門。智敫年輕時候，從延祚寺的道、緣二師學習《成實論》，又跟隨北土沙門學《金剛般若論》，而且向希、堅二師學習《婆沙論》、《中論》。當真諦在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頠宅第翻譯《攝大乘論》時，大概因為人多地狹，他未有機會聽習。後來翻譯《俱舍論》，他「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敫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于堂聽受。」真諦三藏于太建元年(569年)元月圓寂不久，其弟子星散，許多都離開了廣州，而智敫則仍然留在廣州，如《續高僧傳·法泰傳》記載：「至三藏崩後，法侶雕散，宗嗣將虧。太建九年，敫相續敷弘」《攝大乘論》和《俱舍論》。
太建十一年(579年)二月開始，智敫跟從跋摩利三藏的弟子慧哿研習《涅槃論》，「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敫又與璣法師隨從，因復為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余文，哿因遘疾，不任傳授。」慧哿令智敫前往建康覓海潮法師。智敫于太建十四年到達建業，未曾遇到海潮法師，但遇到了棲玄寺曉禪師，獲賜曇林所著《解涅槃疏釋經後分》。智敫還到故寺，「常講新文十三章義，近二十遍。開皇十二年(592年)，王仲宣起逆，焚燒州境及敫寺房，文疏並盡。其年授敫，令任廣、循二州僧任，經五載，廢闕法事。後解僧任，方于本州道場寺偏講《攝論》十有余遍，坐中達解二十五人，璣山瞰等並堪領匠。」由此可知，智敫離開廣州之後，著力于研習《涅槃論》，並且曾任廣州、循州二州僧正。晚年又專門致力于宣講《攝論》。智敫又編寫了記錄真諦翻譯著述的「真諦三藏翻譯歷」，道宣對此著評價很高：「敫撰諦之《翻譯歷》，始末指訂，並卷部時節，人世詳備，廣有成敘。」智敫于仁壽元年(601年)，遘疾，圓寂于道場寺。
智敫的弟子璣山瞰，道宣說「亦有盛名」，但具體事蹟史籍無載。
關于道尼，目前所知不多，生卒年、法臘以及籍貫都無記載。《續高僧傳·真諦傳》在敘述智敫時，涉及到道尼：「及愷講此論，敫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于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準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此中說，智敫未能趕得上《攝大乘論》的翻譯，而在智愷講解此論時，與道尼等二十人共聽。在智愷不幸早逝之後，真諦召集弟子發誓弘揚《攝論》、《俱舍論》時，道尼參與其中。事實證明，道尼忠實地遵守了自己的誓言，一直以弘揚《攝論》為己任。
《續高僧傳·法泰傳》也有寥寥數語提及道尼：「道尼住本九江，尋宗諦旨。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十年下勅追入。既達雍輦，開悟弘多。自是南中無復講主，雖云敷說，蓋無取矣。」《續高僧傳·道岳傳》有文說：「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開皇十年，至自楊都來化京輦，親承真諦，業寄傳芳。」綜合這些材料，可推知如下內容：道尼的活動中心本來在九江，後來南下至廣州跟從真諦研習《攝論》、《俱舍》等。現在的問題是，在真諦圓寂後，其弟子四散分頭弘法時，道尼到了何處？如後所述，僧宗、法準到了廬山，而道尼本來就住于九江，與其師兄弟一起北上至廬山也在情理之中。當然，後來他又到了建康，「興講《攝論》，騰譽京師」。開皇九年(589年)，南陳被隋所滅。開皇十年，道尼就應隋文帝徵召，至京師長安。因此，道尼到達建康的時間距離陳亡不會太接近。
總體言之，在《攝論》的弘傳方面，道尼的貢獻很突出。他在南陳建康等地的弘揚，推動了《攝論》在南方的更廣泛流傳。他至長安，又推動了《攝論》在北方的傳播。其高足道岳更是攝論師中的佼佼者，玄奘在求學期間，曾專程向他請教。
三、智文、僧宗、法準、僧忍
智文、僧宗、法準、僧忍這四位僧人都是當時建康佛教界的宗匠，智文最先離開建康，而僧宗、法準、僧忍隨後也來到晉安並且禮智文學習律學。真諦三藏來到晉安後，四位僧人一起禮拜真諦為師，參與翻譯。知道真諦到廣州後，僧宗、法準、僧忍三位又前往廣州，跟隨真諦學習《攝論》、《俱舍論》。真諦三藏圓寂之後，僧宗、法準、僧忍成為弘揚《攝論》的主將。
釋智文(509—599年)，姓陶，丹陽(今屬江蘇省)人。《續高僧傳·智文傳》記載：「及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為師傅。既受具後，專講玄津，以戒足分為五乘，律檢開成七眾，豈止通衢生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德冠眾，解行高物，傳業之盛，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味凡官諸寺啟勅，請文于光業寺首開律藏。陳郡殷均為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嶺表。時僧宗、法準，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文中所說的寶田寺智成、奉誠寺僧辯、大明寺彖公都是建康僧人。智成，未見記載。關于僧辯、彖公則有零星記載。
《續高僧傳·僧詢傳》記載：釋僧詢，「年十二，勅令出家，為奉誠寺僧辯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氷嚴，好仁履信，精進勇勵，常講《十誦》。」《續高僧傳·法朗傳》記載：釋法朗，「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于青州入道。游學楊都，就大明寺寶志禪師受諸禪法，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⑧]由此可知，僧辯和彖公確實是建康高僧。智文禮僧辯、彖公為師，以弘揚《十誦律》為務。梁末禍亂之際，智文離開建康，避難于閩地晉安。此時，智文四十余歲。僧宗、法準至晉安後，一度依止于智文，向其請教。
《續高僧傳·智文傳》記載，智文等「又與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信心，于斯風革。」真諦到達晉安之後，智文、僧宗、法準等一起成為真諦的弟子，參與了真諦三藏翻譯講習活動。當時的晉安郡，還是一個經濟落後、文化荒涼的地區。一些高僧如智文、僧宗、法準、僧忍等陸續來到晉安，加之真諦的到來，追隨真諦受業者也會影隨而至。真諦在這些僧人的幫助下一邊譯經，一邊講解，使得晉安郡一度出現「講譯都會，交映法門」的興旺景象。
參照《續高僧傳·真諦傳》可知，真諦大致在陳永定三年(559年)初來到晉安，與智文、僧宗、法準等一批于梁代即已知名的僧人重新審訂舊譯的經典。不久，真諦感覺壯志難以伸展，便搭船準備離開中土。有鑑于此，智文、僧宗、法準等徒眾沒有跟隨真諦三藏，而是繼續留在晉安。
從道宣《續高僧傳·智文傳》所記載觀之，跟從真諦三藏，並未改變智文固有的發展方向，因而有可能智文並未與法準、僧宗、僧忍等一起去廣州。根據道宣的記述，智文于陳末回到建康，隋初又至長安，圓寂于隋開皇十九年(599年)二月二十日，春秋九十一。
真諦停留于廣州的消息傳回晉安，于時仍然在晉安的僧宗、法準、僧忍等僧人一起前往廣州入真諦譯場參與翻譯、研習《攝論》。不過，這幾位僧人到達廣州的具體時間，有不同的記載。《續高僧傳·真諦傳》記載：「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準、僧忍律師等，並建康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諦欣其來意。」此文又說：「初諦傳度《攝論》，宗、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游心既久，懷敞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道基撰寫的《攝大乘論釋序》說：「有丹陽義學僧僧宗、慧愷傳語筆受，任得其人，論本、釋論十有五卷。余以庸淺，鑽仰無墜，聊述所聞，以示來哲。」由此可知，僧宗曾任《攝大乘論釋》的筆受。依照這些記載可知，僧宗、法準、僧忍在真諦至廣州的第二年初，即來到真諦身邊，並且參與了《攝大乘論》的翻譯。
然而，道宣在《續高僧傳·法泰傳》「智愷附傳」又有不同記載：「至陳光大中，僧宗、法準、慧忍[⑨]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為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于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余人。」但憑此處的記載，很容易認定，這三位僧人遲至陳光大元年(567年)才到達廣州。但是，不僅有《真諦傳》的記載，而且《大乘唯識論後記》也記載，陳天嘉四年(563年)正月十六日，真諦等于廣州制旨寺開始翻譯此論，他「行翻行講，至三月五日方竟。……末有僧忍法師，從晉安齎舊本達番禺，愷取新文對讎校舊本。」[⑩]此中所說的「舊本」是指菩提流支所譯的本子。而從文中的意思看，僧忍到達廣州的時間應該是陳天嘉四年三月五日前後。將上述幾條資料對勘，基本可以斷定，《真諦傳》所記是正確的，而「智愷傳」中的表達有歧義，主題句說的是因為僧宗、法準、慧忍等因為「未聞」(應該是不精通)《攝論》，所以請智愷為其講解，而「度嶺就諦求學」為插入語，不應將度嶺時間隨意系于光大元年。
綜上所述，僧宗、法準、僧忍，如果假定三人是同行的話，可以肯定，僧宗、法準到達廣州的時間也是在此年三月前後不久。
關于釋僧宗，目前所知不多，僅有幾條：其一，籍貫為丹陽(今江蘇省丹陽市)，如道基《攝大乘論釋序》說：「有丹陽義學僧僧宗、慧愷傳語筆受。」其二，曾經住錫于建康建元寺，如《續高僧傳·真諦傳》說：「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準、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其三，真諦圓寂之後，僧宗與法準、慧曠等一起持真諦所翻譯的經論前往歸廬山。如《真諦傳》所記載：真諦三藏「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有一。明日，于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準等，各齎經論，還返匡山。」其四，僧宗曾撰《攝論義疏》「心勝相」(即「所知依」)以後的部分，著真諦《行狀》，廣行于世。如《續高僧傳·真諦傳》說：「自諦來東夏，雖廣出眾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者，通覽所譯，則彼此相發，綺繢輔顯。故隨處翻傳，親注疏解，『依心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為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其五，僧宗撰有《真諦三藏行狀》，廣行于世。
關于釋法準，資料非常欠缺。僅僅知曉，他原為建康僧人，後來與僧宗等一起至晉安禮智文研習律學。真諦來晉安後，法準又參與真諦的翻譯活動的。隨後，聞聽真諦至廣州，他又與僧宗等一起至廣州追隨真諦三藏。《續高僧傳·真諦傳》記載：在智愷不幸英年圓寂之後，真諦三藏來到法準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真諦三藏圓寂之後的第三日，法準與僧宗等一起，前往廬山弘揚《攝論》。
關于釋僧忍，資料有限且有歧義。《續高僧傳·真諦傳》記載：「至文帝天嘉四年，揚都建元寺沙門僧宗、法準、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使遠浮江表，親承勞問，諦欣其來意，乃為翻《攝大乘》等論。」此中說的是，僧忍似乎屬于建康建元寺僧人，以研習律本為業。而同書《法泰傳》先說及「法忍」：「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轢淮海，住楊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而後文在「智愷附傳」中又說：「至陳光大中，僧宗、法準、慧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為講之。」這幾處引文，都是將僧宗、法準並提，但一處寫為「僧忍」,一處寫為「慧忍」，一處寫為「法忍」。筆者將這些資料對勘，如果認定為三位僧人，巧合太多，因此傾向于「僧忍」、「慧忍」、「法忍」[11]均指同一僧人。僧忍至廣州進入真諦門下，後又與僧宗等一起請求智愷宣講《攝大乘論》和《俱舍論》。此後的事蹟不詳。
四、慧曠、警韶、智休、慧偘、明勇
釋慧曠(534—613年)，俗姓曹氏，襄陽人(今屬湖北省)。根據《續高僧傳·慧曠傳》的記載，慧曠十二歲出家，師事江陵(今屬湖北省)寶光寺澄法師。其後，前往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聽講經論，「玄關斯辟，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與宗、愷、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論》、《金光明》等經。」《慧曠傳》又記載：「俄而真諦涅槃，法朋雕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棲匡岫，分時敷說，法化彌隆。」這是說，真諦于陳太建元年(569年)正月圓寂之後，慧曠與僧宗等一起離開廣州，前往廬山，弘揚真諦之學。道宣的記述很簡要，許多重要的信息都沒有記載，好在因為慧曠是智顗的戒師，因而可以通過智顗的行歷來確定慧曠生平的若干環節。
隋灌頂《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卷一記載：智顗「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導以律儀，仍攝以北度，詣慧曠律師，兼通方等，故北面事焉。」天台宗文獻一般將此事系于陳永定元年(577年)。至于地點，智顗受沙彌戒是由湘州(即湖南省長沙市)北上的，而慧曠律師在江陵，因此，智顗應該是在慧曠所住寺院受的具足戒。此中的一個直接證據是，《續高僧傳·慧思傳》稱智顗為「江陵智顗」，文中說：慧思「後命學士江陵智顗，代講金經。」根據天台宗文獻記載，智顗祖籍穎川(今河南省許昌市)，生于荊州華容(即湖北監利縣)，因此，「江陵智顗」的稱呼一定是來自于其正式出家時的寺籍。如此考慮，慧曠當時一定是住錫于江陵的某寺。
受戒之後，智顗又前往光州大蘇山拜慧思為師。天台史籍一般將此事系于陳天嘉元年(560年)，如此則推知，智顗在慧曠門下達三年之久。智顗在慧思門下時，慧曠也曾經到過大蘇山。同書記載：智顗奉師命代師講《大般若經》，「思師手持如意臨席，讚曰：『可謂法付法臣，法王無事者也。』慧曠律師亦來會坐。思謂曰：『老僧嘗聽賢子法耳。』答云：『禪師所生，非曠之子。』又曰：『思亦無功，《法華》力耳。』」文中所講的此事大致發生在智顗至大蘇山之後的一、二年之內。由此可推知，慧曠于天嘉二年、三年之間的某時在慧思所在的大蘇山，在聽聞真諦停留于廣州譯經之後，南下禮真諦為師。
經過如上考證可知，慧曠屬于《續高僧傳·真諦傳》中所說的，未能直接聽聞真諦全面宣講《攝大乘論》和《俱舍論》，于天嘉二年(561年)後又由智愷給予講解的僧人之一。
在真諦圓寂之後，慧曠與僧宗等一起北上至廬山。《續高僧傳·慧曠傳》記載：「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于湘、郢二州累載弘道。」根據《陳書》的記載，長沙王即陳叔堅，太建元年(569年)立為長沙王，太建四年，為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太建七年轉為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鄱陽王為陳伯山，天嘉元年(560年)七月立王，太建六年，又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不久為徵南將軍、江州刺史。而湘州即今湖南長沙，郢州即武漢市武昌。由此可見，慧曠到廬山之後，得到了當地兩任刺史的尊崇以及供養，弘法進行得很順利，地域則遍及江州、湘州和郢州。
《續高僧傳·慧曠傳》又說：「雖親覺久忘，而地恩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三年也。于遍學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奇。統掌八載，攝是烏回。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綸再降，香蘇屢錫。」這是說，慧曠于陳至德元年(583年)回到自己的故鄉襄陽遍學道場(寺)並且任此寺住持八年，後來又移居興國寺。[12]秦孝王楊俊為山南道行台尚書令時，皈依慧曠受菩薩戒。隋煬帝路過江洲、襄陽，召見慧曠，「辭疾不見」。後來，隋煬帝勅其至丹陽棲霞山寺，他「于棲霞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談勝解，且歸善禪。」慧曠于此寺宣講《大智度論》以及自己的「舊學」，「後攜子弟徙而憩之，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真慕義者，複萃于斯矣。」也就是說，其過去的弟子逐漸聚集于此，新皈依者不絕。大業九年(613年)五月十六日，慧曠圓寂于棲霞寺，春秋八十。
慧曠始以律學名世，在真諦門下接受了義學訓練。真諦圓寂之後，回到廬山，其後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弘揚律學以及佛教義學，貢獻卓著。
釋警韶(508—583年)，俗姓顏，會稽上虞人(今屬浙江省)。《續高僧傳·警韶傳》記載：警韶「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為師范。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游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缽。」此是說，警韶十五歲出家為沙彌，跟從家叔僧廣，後來至京師聽習經論，二十歲時回到故鄉受具足戒。此後又至京師，「于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僧旻圓寂于梁普通八年(527年)，因此，警韶跟隨他的時間不長。爾後，警韶又跟隨龍光寺僧綽學習。僧旻、僧綽[13]都是專宗《成實論》而兼弘《涅槃經》的高僧，由此推知，警韶于其座下也是專門研習這兩部經典的。警韶「又探習三藏，廣綜眾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磨肩溢道。」從文中的敘述看，警韶在龍光寺也學習了其它經典，而且在二十三歲時，宣講《大般若經》。「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群宗。」離開其師之後，警韶先後住于建元寺、晉陵寺，他的志向是，年四十歲時「長就講說」。結果在三十九歲時，「為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傳法，韶遵崇余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師保。」[14]這是說，梁太清元年(547年)，建元寺講主圓寂，臨終叮囑警韶繼承其位，警韶遂成為建元寺的新講主。
侯景之亂爆發，警韶「乃往豫章，將通道務。時逢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為戒師。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嘆曰：『吾游國多矣，罕值斯人。』仍停豫都，為翻新《金光明》並《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夜聞晨說。世諺瀉瓶重出，知十再生者也。」真諦至豫章停留的時間是承聖三年(554年)。真諦對警韶大為讚賞，在警韶等的協助下，真諦重新翻譯了《金光明經》以及《唯識論》、《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經典。「梁樂陽王于荊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報地之重，來勅遂乖。」[15]文中所說「梁岳陽王于荊立位」是指梁岳陽王蕭詧。這位岳陽王依附于西魏，于承聖三年(554年)十一月攻陷江陵，俘獲梁元帝。第二年正月，梁王蕭詧在江陵即皇帝位，改元大定。大概是在即位不久，岳陽王蕭詧就派使者邀請警韶去江陵。而警韶並未前去。由此可知，警韶未曾跟隨真諦離開豫章。
梁亡陳立，陳文帝天嘉四年(563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余人，聯署請韶，長講于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余年。既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當時天台智顗，「定慧難踰，人神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此後，「又于王府略說《維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末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余載。」至德元年(583年)十月十一日，警韶圓寂于開善寺，春秋七十六。
警韶一生「所講《成實論》五十余遍，《涅槃》三十遍，《大品》四十遍，新《金光明》三十余遍，《維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敘。」可見，他主要是一位成實師、涅槃師，《警韶傳》說真諦是為警韶翻譯的《金光明》並《唯識論》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的，從其常講新譯本《金光明經》等來看，真諦對警韶還是有相當的影響的。
釋慧偘(523-605)，也寫作慧侃，姓湯，晉陵典河人。《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有傳，「少受學于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慧偘原來在鄴都弘法，「後往嶺南，歸心真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大概在真諦圓寂之後，他又回到建康，住于棲霞寺。大業元年(605年)，慧偘圓寂于蔣州(即江蘇省南京市)大歸善寺，春秋八十二。從僧傳的敘述看，慧偘跟從的和闍梨因修習禪定而顯現神通，真諦三藏也具有諸如此類的神通。而上引文獻表明，他在真諦門下「大有深悟」，可見，真諦將自己禪法方面的功夫傳給了慧偘。
最後，見之于文獻的真諦弟子還有智休、明勇和韻師。
釋智休之名出現在《續高僧傳·真諦傳》中。在真諦圓寂之前，真諦「少時遺訣，嚴正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子智休」，真諦將遺文付囑給他，可見，在真諦門下，除智愷之外，智休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釋明勇之名出現在《續高僧傳·法泰傳》的「曹毗附傳」中，其文說：「太建三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余人。」有學者依據此文將明勇解釋為曹毗的弟子。筆者以為不妥。
釋韻師之名出現在《續高僧傳·慧曠傳》中，其文說：慧曠「乃與宗、愷、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論》、《金光明》等經。」其它事蹟不詳。
[①] 《大正藏》第31卷，第112頁下。
[②]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頁中。
[③]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下。
[④]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0頁上—中。
[⑤]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頁中。
[⑥]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一，《大正藏》第50卷，第431頁下。
[⑦] 《大正藏》第68卷，第123頁下。
[⑧]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77頁中。
[⑨] 一般以為，此中所說的「慧忍」與「僧忍」應該是指同一人。
[⑩] 《大正藏》第31卷，第73頁下。
[11] 《續高僧傳》卷十六有《法忍傳》。從傳文看，此僧是屬于修行頭陀行的僧人，而且道宣標為「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因此，筆者斷定此僧不是曾為真諦弟子「法忍」。
[12] 需要指出，《隋天台智者大師別傳》等天台史籍記載，陳後主至德二年(584年)，智顗奉詔于金陵太極殿宣講《仁王經》時擔任「問難」者的「僧都慧曠」並非曾為智顗戒師、真諦弟子的慧曠。
[13] 僧綽之師並非瓊法師。當時京師有兩位瓊師，一位「黑瓊」，一位「白瓊」，但都不在開善寺。有文獻表明，僧綽是開善寺智藏的弟子。
[14]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0頁上。
[15] 唐道宣《續高僧傳》卷七，《大正藏》第50卷，第480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