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識學在中國的初期傳播(盧海山)

唯識學在中國的初期傳播 　　盧海山 　　唯識學在中國的傳播、發展，可以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為南北朝、隋及唐初，主要是北方的地論學和南方的攝論學；第二個時期為唐貞觀十九年以後，玄奘從印度回來，系統地翻譯了唯識學的經典以及唯識宗的形成。這兩個時期的唯識學：既有前後的繼承性，又存在著諸多的不同之處，要系統地了解唯識學在中國的發展歷史，那麼對于地論學、攝論學的歷史考察，就是非常必要的。 　　一、初期唯識學興起的文化背景 　　從東漢末年支婁迦讖翻譯般若經以來，直到姚秦時期鳩摩羅什系統翻譯龍樹、提婆的《中論》、《百論》等經論止，般若性空學，一直在中國佛教的歷史舞台上扮演著主要角色。般若性空學的長期傳譯、研習，為中國佛教的繼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同時，般若性空學只破不立的思維方式，阻礙了人們對般若實相的進一步了解；一切皆空的偏激觀點，又在無情地撤毀它所奠定的基礎。中國佛學發展到羅什、僧肇時期，實際上已經處于一個重大的轉折時期，中國佛學必須在般若學基礎上進行新的突破，才能迎來較大的發展。 　　(一)《涅槃經》的傳譯 　　在鳩摩羅什來到長安之前，中國僧人法顯于東晉隆安三年(399年)與同學慧景、道整等人從長安出發，到天竺求取佛經。法顯在中天竺，得到《摩訶僧祗律》、《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論》、《方等泥洹經》等，在師子國，又得到《彌沙塞律》、《長阿含經》、《雜阿含經》及《雜藏經》等。法顯從師子國附商船從海路回國，晉義熙九年來到建業，義熙十四年(418年)在道場寺與印度禪師佛馱跋陀羅共同譯出6卷本《大泥洹經》(即《大涅檠經》。《大涅檠經》的譯出，對中國佛學影響甚大，為中國佛學的進一步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湧現出一大批弘揚、研究《涅槃經》的義學僧，被稱為涅檠聖的竺道生，提出了許多孤明先發的論點，如「頓悟成佛義」、「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義」等。從此，涅檠佛性說就成為中國佛學的主要思潮，得到廣泛傳播。 　　與此同時，在北涼統治下的中國西北，也形成了一個傳譯《涅檠經》的佛教中心。中天竺人曇無讖，從西域展轉來到姑臧，在河西高僧慧嵩、道朗的支持下，從玄始三年(414年)至玄始十年(421年)先後譯出了《大涅檠經》的前分和中分，共40卷。南朝宋元嘉七年(430年)，涼譯《大涅檠經》傳至江南，引起較大的影響。439年，北魏政權攻滅北涼，北涼的佛教中心解體，其中有的人逃往西域，另一部分僧人逃到江南，大批僧人成為北魏的俘虜來到代北，《涅檠經》也隨之帶到代北。 　　《涅檠經》提倡人人皆有佛性，一闡提人也包括其中，其直顯佛性的思維方式與般若類經典有很大區別。《涅檠經》的傳譯和研習，所形成的文化氛』圍，為唯識學在中國的迅速傳播奠定了基礎。 　　(二)《楞伽經》等經典的譯出 　　求那跋陀羅，中天竺人，南朝宋元嘉十二年(435年)，從師子國泛海來到廣州，被迎入京師建業。他得到了名僧慧嚴、慧觀及統治階級的支持和崇敬，在祗洹寺等地集義學僧譯出《雜阿含經》《法鼓經》、《勝鬘經》、《楞伽經》、《相續解脫經》等眾多經典。其中《楞伽經》、《相續解脫經》(即《解深密經》中的一部分)，與唯識學思想直接有關，並且是唯識宗所遵從的六部經中的兩部。這兩部經都是用唯識學的理論來組織學說的。可以說，求那跋陀羅是首先將唯識學傳譯到中國的。 　　另外，在求那跋陀羅之前到中國來的佛馱跋陀羅，晉義熙十四年(418年)在建業道場寺譯出了60卷《華嚴經》。《華嚴經》在理論上將說明世界、人生本原的十二因緣說統歸到「唯是一心作」上，因此，《華嚴經》的傳譯對于唯識學理論的傳播具有先導作用。北涼曇無讖除翻譯《大涅檠經》等經典外，還翻譯了《菩薩地持經》，這部經相當于《瑜伽師地論》中的《菩薩地》。 　　以上這些僧人，都是直接來自印度本土，他們活動的時代都早于或同于無著、世親的時代，在他們的翻譯中都程度不同地帶有前瑜伽．行派的理論內容，他們成為在中國傳播早期唯識學的先聲。 　　二、唯識學經典的大規模傳譯 　　南北朝時期，在中國佛經翻譯史上掀起了第一個大規模翻譯唯識學經典的高潮，在北朝，形成了以菩提流支等人為中心的翻譯集體；在南朝，形成了以真諦等人的翻譯集體。 　　(一)菩提流支等人的的譯經活動 　　菩提流支，北天竺人，于北魏永平(508～512年)初年，經西域來到洛陽。北魏宜武帝下勒引勞，供擬殷華。當時洛陽有七百梵僧，勒令菩提流支為譯經領袖。據《續高僧傳》載，菩提流支自永平初到洛陽至東魏孝靜帝天平(534～537年)年間，20余年間，共翻譯經論39部，127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及《勝思維》、《大寶積》、《法華》、《涅檠》等論(參見《續高僧傳》卷1)。菩提流支翻譯的經論中，影響最大的是《十地經論》。勒那摩提，中天竺人，正始五年(508年)來到洛陽，與菩提流支合作翻譯了《十地經論》，又翻譯了《究竟一乘寶性論》、《寶積經論》、《法華經淪》等六部經典，計24卷。佛陀扇多，北天竺人，從正光六年(525年)至元象二年(539年)，在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經論11部，計11卷，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攝大乘論》2卷，普泰元年(531年)譯出。瞿曇般若流支，南天竺人，從元象初年至興和末年(542年)，在鄴城譯出經論14部，計85卷，其中重要的有《正法念處經》、《迴諍論》、《業成就論》和《唯識無境界論》。(以上參見《大唐內典錄》卷四)又有毗目智仙，在鄴城譯出五部經典。 　　菩提流支等人的譯經，其明顯的特點，是所譯大部分經論都是無著、世親等人的論著。無著約生活在公元400～470年，世親約生活在420～500年。(參見呂激《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184頁)在世親去世後不到十年，唯識學就迅速傳譯到中國，這在古代學說傳播史上是極其罕見的。菩提流支等人直接來自印度，減少了西域的流傳轉譯環節，可以說他們所譯的經論，保持了唯識學的原始面貌。它既不象羅什所譯龍樹學那樣，是從西域轉譯的。也不象玄奘所譯的唯識學那樣，是經過唯識後學發展了的理論。 　　菩提流支等人譯經活動的另一個特點，是得到了北魏、東魏統治階級的支持。據《續高僧傳》載，菩提流支奉敕翻譯《十地經論》時，「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續高僧傳》卷一)宣武帝親自任筆受，可見《十地經論》的翻譯，受到了北魏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崔光在《十地經論序》中說：「以永平元年歲次玄枵四月上日，命三藏法師北天竺菩提流支，魏云道希，中天竺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及傳譯沙門北天竺伏陀扇多，並義學緇儒一十余人(湯用彤先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作『一千余人』)在太極紫庭譯出斯論十有余卷。」由此可知，菩提流支等人的譯經活動，也得到了北魏儒士的支持。崔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不僅參加了《十地經論》的翻譯，而且擔任了《順中論》、《三具足經論》、《法華經論》的筆受工作，他一直是北魏譯經的有力支持者。(參見《大唐內典錄》卷四)據《魏書·崔光傳》載：他「崇信佛法，禮拜讀誦，老而愈甚」，「每為沙門朝貴請講《維摩》、《十地經》，聽者常數百人，好為二經義疏30余卷。」除崔光外，北朝時期還有不少儒土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就啟示我們，在研究佛教與儒家文化的關系時，不能僅限于兩家理論的簡單比較，而是要深入到實踐層次上。在實踐層次上，儒士們既可以對君忠，對父孝，又可以禮佛念經，二者並不存在矛盾，佛教反而是對個人心理、思想境界的一種補充。 　　菩提流支等人的譯經活動，由于得到了北朝統治者和官僚、儒士的支持，為唯識學的傳譯、研究提供了較好的政治環境，這是唯識學在北朝得到迅猛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真諦等人的譯經活動 　　真諦，西天竺優禪尼國人，「群藏廣部，罔不措懷」，「雖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險，歷游諸國，隨機利見。」(《續高僧傳》卷1)真諦于梁大同十二年(546年)八月隨梁使從扶南國來到中國南海，太清二年(548年)來到梁都建業，被安置在寶云殿供養。真諦準備「傳翻經教」，「更出新文」(同上)，恰遇梁末侯景之亂，他便開始了顛沛流離的生活，轉展富春、豫章、始興、全陵、南康、晉安等地。在這動亂時期，真諦雖然「栖遑靡托」，卻仍是「隨方翻譯」，因「道缺情離，本意不申」(同上)，他幾次都想乘船返還西國，最後來到廣州，受到剌史歐陽顏父子的資助，才得以安定下來。在中國僧人法泰、僧宗、法準、僧忍等人的協助下，真諦翻譯了大量經典。太建(569年)正月，真諦因病而逝。真諦在中國漂泊了20余年，在眾多的來華譯經僧中，真諦的經歷是最悲慘的。 　　真諦從梁武帝末年到陳宣帝即位23年間，所翻譯的經論記傳，共64部，278卷。(參見《續高僧傳》卷1)真諦翻譯的主要是印 　　·498·度瑜伽行派的論著，如《攝大乘論》、《唯識論》、《十七地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釋》及《俱舍論》、《執異部論》等。同時，真諦還撰寫了許多論疏。 　　真諦是繼菩提流支等人之後，將瑜伽行派經典傳人中國的著名譯經大師，然而他在中國南朝卻遭到極其悲慘的命運。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首先，真諦到中國後，恰遇梁末侯景之亂及梁陳之際的戰亂，他的譯經活動沒有能得到統治階級的保護和支持。其次，真諦的譯經沒有受到南朝僧徒的重視，與南朝所流行的時尚有關。「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玩《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續高僧傳·法泰傳》卷一)梁武帝時，對《成實論》的研究成為時尚，出現了一批成實論師，他們混淆了大乘佛教與小乘佛教的界限。梁武帝末年，才有所糾正，開始重視《三論》。到了陳朝，三論學逐漸取得主流地位，成為當時的顯學。縱觀梁陳兩代佛學，仍屬中觀學之余流，佛學仍與玄學密切結合，缺乏創新精神，在思維方式上與瑜伽行派有許多汗格。真諦所譯的經論在這樣的環境下不能廣泛流傳，就是必然的了。第三，真諦所傳的思想與梁陳時期的意識形態可能有矛盾。「時宗、愷諸僧，欲延(真諦)還建業，會楊輦碩望，恐奪時榮，乃奏曰：嶺表所譯眾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續高僧傳》卷1)這里既暴露了那些身居顯位僧侶的狹隘心理，又說明真諦所傳「無塵唯識」的理論，是「言乖治術，有蔽國風」的，即與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是不一致的，或者是相左的，致使統治階級有意地通過國家命令限制真諦譯經的廣泛流傳。這一點，呂澂先生早就注意到了。(參看《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對此問題，還有深入研究的必要。 　　三、地論學派與攝論學派的形成與發展 　　(一)北方地論學派 　　菩提流支等人所譯的諸多經論中，有許多經論並沒有展開深入的研究，如佛陀扇多譯的《攝大乘論》，瞿曇般若流支譯的《唯識無境界論》等，可能是由于文本簡略，給研究者帶來理解上的困難，也許有更深層次的原因，如不能適應北朝佛學實踐性的特點。在眾多的論著中，只有《十地經論》等少數經典，得到廣泛傳習、研究，並形成了以《十地經論》為中心的佛學高潮，造就了一大批擅長該論的義學僧，形成了對北方佛學影響最大的學派，即地論學派。 　　《十地經論》為什麼能在北朝佛學中居于主導地位?」首先，該論與統治階級的提倡有關。前面講過，在翻譯《十地經論》時，北魏宣武帝在譯經的第一天，親自擔任筆受。可見該論的翻譯，在當時是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的。其次，《十地經論》適應了北朝佛學實踐性的特點，論中講述的菩薩修行的十個層次，為北朝僧侶提供了具體修行的方法、步驟和目的，具有較強的指導意義。第三，《十地經論》義理繁富，是大乘佛學的基礎和綱領。崔先在《十地經論序》中對該論評介說：「《十地經》者，蓋是神覺之玄苑，靈慧之妙宅，億善之基輿，萬度之綱統。包群藏之祕，義冠眾典之奧，積漸心行，窮仁學之源；崇廣住德，極道慧之府。」可見，《十地經論》在北朝受到重視，不是偶然的。 　　這里，我們只擬對地論學派在發展過程中的幾位主要人物，作此粗略的考察。 　　1．地論學北道派 　　在《十地經論》的翻譯過程中，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由于各自的師習不同，已有分歧，在以後的傳承過程中，形成了北道派與南道派。 　　北道派的主要人物是道寵。菩提流支翻譯《十地經論》後，在社會上引起較大影響，道寵「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典教三冬。」道寵「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下榮推。」成匠學士，堪可傳道者，千有余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牢宜、儒果等是也」。(《續高僧傳》卷7) 　　據《續高僧傳》說，道寵原名張賓，在高齊元魏之際，曾是國學大儒雄安生的著名弟子。他與雄氏門下另一弟子李范並駕齊驅，有很高的聲望。年將壯室時，他率領學徒千余人，路過趙州元氏縣堰角寺，向寺僧索水，被一沙彌難問，立即認識到佛法難思，便解散學徒，出家為僧。道寵在鄴都講經時，魏收、邢子才、楊休之都在座聽講，三人原曾作過道寵的弟子，便奏聞朝廷，因道寵德溢時命，「日賜黃金三兩，盡于身世。」(同上) 　　地論學北道派，其初也曾極盛一時，但在以後的傳承過程中，便逐漸衰落了。 　　2．地論學南道派 　　中天竺僧勒那摩提，是南道派的開創者，他博通經論，尤明禪法，在佛教義理方面，他與菩提流支等人合作翻譯了《十地經論》等經典。同時，他傳授禪法，是北朝禪法的開創者之一。據《續高僧傳》說：「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土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續高僧傳》卷7)北齊著名禪師僧稠就是勒那的門下。在勒那身上，禪師、義學、戒律三者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這一特點也深刻影響著北朝佛學，多數地論師都精明律學，禪視又與地論學有著較密切的關系。 　　地論師的領袖，無疑應是慧光。他13歲隨父到洛陽，拜著名禪師佛陀為師，(佛陀與佛陀扇多是二人)學習經論，旁通博義，窮諸幽理，當時人們稱他為聖沙彌。此後，他又學習律部經典，原來，《四分律》在中國流通不廣，只有道覆等少數律師對《四分律》進行研究，道覆著有6卷《四分律疏》，僅只是科文而已，至于提舉宏宗，卻詞理精玄，並撰《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刪定《羯磨戒本》。這些著作，對中國律宗的創立都影響很大，因此，道宣在《續高僧傳》中，把慧光歸入《明律篇》，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慧光在佛學上的最大貢獻，在于對《十地經論》的弘揚。據道宣說，佛陀禪師任少林寺主時，勒那摩提首先翻譯《十地經論》，以後又與菩提流支合作翻譯。慧光「時預沽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淨，取舍由悟，綱領存焉。」(《續高僧傳》明律上)關于《十地經論》在中國的翻譯過程，文獻記載頗有出入，仍是一歷史懸案。從慧光的傳記看，慧光也參加了《十地經論》的翻譯工作，以後又會通了勒那摩提與菩提流支的要歧，進行了取舍，自此以後，「《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同上)慧光除撰有《十地經論疏》外，對當時流行的經典《華嚴》、《涅檠》、《維摩》、《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眾師奉為宗轄，」(同上)並注釋《勝鬟》、《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著有《玄宗論》、《大乘義律章》等多種著作。 　　在慧光的著述中，有《涅檠經疏》。在北朝佛學中，《涅檠經》及《十地經論》，是最受佛徒重視的，尤其是地論學者，無一不重視《涅檠經》。涅檠佛性義與地論學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似乎不能將涅檠學單獨抽取出來，另行成立涅檠學者，否則就會破壞北朝佛學的完整性。 　　另外，在慧光著述的文風上，也有值得注意之處。道宣對慧光著作的評價是，「文存風骨，頗略章句」，「文旨清肅，見重時世」(《續高僧傳》明律上)有人認為「北學深蕪，窮其枝葉」是北朝佛學的特點，是繼承了漢魏佛學的傳統。從道宣對慧光著作的評價看，恐怕不完全如此。即使北朝佛學真有「窮其枝葉」的特點，也不是繼承了魏佛學的傳統，而是由于法相唯識學辨析名相的特點所決定的。法相唯識學是一種新的佛學思想，與南朝玄學式的佛學是有明顯區別的。 　　慧光在北魏高齊之際，參與了國家對僧徒的管理工作，「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人鄴，綏緝有功，轉為國統。」(《續高僧傳》明律上)北魏、北齊時期，全國僧侶有數百萬眾，其中不乏有學問的高僧，但也夾雜著許多為逃避徭役、賦稅的農民，甚至社會上的閒雜人等也混跡于僧侶之中，因此，對僧徒的有效管理，就成為國家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措施之一，僧官也就成為國家管理機構的重要官員。慧光在任僧官期間，卓有成效。慧光以後，地論學派的僧徒出任國僧都、國統以及各州僧官的大有人在。如慧光的著名弟子法上，就擔任國統四十余年，在北齊朝野很有影響。北朝佛學的實踐性，不僅僅是表現在禪法上，參與國家的管理工作，更顯示出地論學派的社會實踐意義。 　　慧光對北朝佛學的貢獻，還在于他培養了許多弟子，「時光諸學士，翹穎如林，眾所推仰者十人，揀選行解，人室惟九。有儒生憑變，光乃將人數中。」(《續高僧傳》明律上)慧光門下的十大弟子，究竟包括哪些人，現在已弄不清楚了，不過慧光門下比較知名的，有法上、道憑、曇遵、僧范、惠顧、靈詢、僧達、道慎、安廩、曇衍、曇隱、洪理、道云、道暉、憑變等人。 　　慧光對中國佛教的貢獻是多方面的。道宣將他與歷史上著名高僧道安相提並論，認為「自正道東指，弘匠于世，則以道安為言初；緇素草風，廣位聲教，則慧光抑其次矣。」(同上)可知慧光不論在當時或以後，對中國佛教的影響都是巨大的。地論學經過慧光的弘揚，及其門下眾弟子的推動，就如日中天了，成為北朝佛學的主流。 　　以上對慧光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北朝地論學有以下特點：其一，地論學與禪關系密切，慧光的老師佛陀、勒那摩提都是著名禪師；其二，地論學與涅檠學合而為一；其三，地論學師多明律學；無聞于世。慧光受具足戒後，又博聽律部，隨文奉行，講解僧祗律，其四，地論學師出任僧官者很多，參與了國家對僧侶的管理工作。 　　慧光以後，地論學傳承不絕，一直到唐初武德末年，《十地經論》才不再有人講述。慧光以後的地學派有著豐富多彩的內容，限于篇幅，不能詳細論述了。 　　(二)南方攝論學派及其向中原地區的傳播 　　1、南方攝論學派 　　真諦在廣州等地，翻譯了大量唯識學典籍，「自諦來東夏，雖廣出眾經，偏宗《攝論》。」(《續高僧傳》卷一)智愷「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贍，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蛙是前翻，不應缺少。今譯兩論(指《攝大乘論》和《俱合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同上)智愷為僧徒們講授《俱舍論》，講到《業品疏》第九卷，構疾而卒。智愷的去世，對真諦震驚很大，「撫膺哀慟，遂來法準房中，率尼、響、敫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仰無墜失。」(同上)《攝大乘論》是唯識學的重要論著，真諦翻譯該論用力最多，《攝論》的譯出及弘傳，真諦來華傳法的目的也就達到了。真諦生前，由于特殊的政治環境，攝論學被限制在嶺南地區，但在真諦周圍聚集了一批學問很高的僧徒，他們共傳香火，誓弘《攝論》，永無斷絕。實際上，以真諦為中心，形成了一個以弘揚《攝論》為宗旨的佛教宗派。 　　真諦去世(569年)後，其弟子們帶著所譯新經，北上長江流域，進行廣泛的弘法活動。法泰，是真諦譯經的重要助手，筆受文義近20年，前後所出經論50余部，並述義記。法泰雖然博通教旨，但卻偏重行業。真諦去世後，泰北還建業，帶頭新翻經論，創開義旨。由于《攝大乘論》、《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恆情，甚少能其趣。加之當時三論學盛行，雖然法泰多次弘演唯識奧旨，但卻道俗無人聽受。只有北方地論學者靖嵩，因北周武帝滅法，逃到金陵，投身法泰門下，學習唯識學經論。又將攝論學傳到江北彭城地區。(參見《續高僧傳》卷一《法泰傳》) 　　真諦門下的菩薩戒弟子曹毗，是智愷叔父之子，少年時期就隨智愷來到真諦處，學習《攝論》，真諦去世後，曹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名學士有50余人。曹毗晚年住于江都，在白塔等寺宣講《攝論》，禪定寺的僧榮，日嚴寺的法侃等人都在他門下受學。曹毗在江都很有影響。(同上) 　　慧曠、僧宗二人，在真諦去世後，來到廬山，弘揚《攝論》，「法化隆盛」。以後，慧曠又到湘、郢等州弘道多年。陳末隋初，慧曠回到家鄉襄陽，在遍覺道場、興國寺以及丹陽棲霞寺等地弘揚攝論學。(參見《續高僧傳》卷10) ． 　　智敫，于陳末隋初仍活動于廣州地區。曾做過廣、循二州僧正。以後，在循州道場寺講《攝論》10余遍，門下有25人精通了唯識學，較知有瞰山璣等。 　　道尼，在真諦去世後，來到九江，興講《攝論》，開皇十年(590年)被召人京師，開悟弘多。自道尼到長安弘揚《攝論》後，江南地區就不再有《攝論》講主了，即使有人講授，義理上也沒有可取之處了。(參見《續高僧傳》卷1) 　　真諦去世後，其弟子們不負重托，北上長江流域，弘揚攝論學，主要分布在建業、江都、九江、廬山、湘、郢、襄陽等地。以後攝論學又北上黃河流域，主要集中在彭城、長安等地，並傳到了四川。這樣，攝論學就逐漸擴展到全國各地，在隋及唐初形成影響極大的佛學思潮。 　　2、攝論學向中原地區的傳播 　　攝論學向中原地區的傳播與擴展，主要是由北方南下的地論學師完成的，代表人物是曇遷和靖嵩等人。攝論學與地論學的融合，是隋唐時期南北佛學統一的一個重要方面。 　　道宣認為，「攝論北土開創」，自曇遷為始。(《續高僧傳》卷18)曇遷，博陵饒陽人，13歲從舅氏權會學習《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以後留心《莊》、《易》，歸意佛經。21歲，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出家。此後，來到北齊鄴都，歷諸講肆，專攻大乘佛理，就慧光弟子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他辭謝榮利，隱居于林慮山黃花谷淨國寺，精研《華嚴》、《十地》、《維摩》、《楞加》、《地持》、《起信》等經論，咸究其深賾，並尋訪《唯識論》。北周武帝平北齊，毀滅佛法。曇遷與僧侶結伴逃往金陵。後來，他在桂州刺史蔣君家中獲得「《攝大乘論》，以為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究通宗，至于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洞，文旨宛然。」(《續高僧傳》卷18)可知，地論學發展到後期，已開始注意理論上的縝密深微，攝論學正好補充了地論學理論上的不足之處，所以曇遷得到《攝大乘論》後如獲全如意珠了。隋朝初興，曇遷就從建業來到江北彭城，「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j匕土創開，自此為始。」(同上)以後，曇遷就在彭城、廣陵兩地講揚《攝論》。開皇七年(587年)，下詔徵曇遷入京師，于大興善寺安置供養。長安僧眾「以《攝論》初辟，投誠祈請，即為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同上)曇遷撰有10卷(攝論疏》，每年都要講兩遍，「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注，有若不足。」(同上)攝論學在隋初造成的社會影響，就可想而知了。 　　靖嵩，涿郡固安人，15歲出家，受具足戒後，南游漳輦。有大(太)學寺智融法師，是北齊國統法上的神足，解貫眾師，道光二藏，常講《涅檠及《地論》。靖嵩設誠歸之，攻研數載，又從云(道云)、暉(道暉)兩位律師學習戒律，並從道猷、法誕二大論主面授《成實論》和《雜阿毗曇心論》，旁探《婆沙》、《迦延》、《舍利佛》等小乘論典。可見靖嵩所學非常廣泛。北周武帝毀滅佛法，靖嵩等三百余僧逃到江左。靖嵩在建業，受命講解小乘經論，講論之余，從法泰咨決唯識義理，數年之中，便精通了《攝論》和《俱舍論》，並對《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40余部唯識論典，皆綜其綱要，剖會區分。隋滅陳後，靖嵩等二百多僧侶，來到江北徐州，盛開講肆，隋文帝封禪泰山，關中義學僧隨駕路經徐州時，都在靖嵩處，優膺受業，由此靖嵩的門徒雄盛。他所撰《攝論疏》等，便大行于世。(以上參見《續高僧傳》卷10) 　　在攝論學向中原地區傳播過程中，除曇遷、靖嵩外，還有淨願(《續高僧傳》卷10)、慧海(《續高僧傳》卷11)、法侃(同上) 道尼等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除道尼外，他們都是北方地論學者，避難來到江南，學習真諦所傳唯識學後，再回到江北進行弘傳的。 　　中國初期唯識學，先由菩提流支等人傳人北朝，形成了最大的佛教學派地論學派，影響了整個北朝佛學。北方地論學帶有較強的實踐性，佛教義理上不夠縝密深微。其後，在中國南方，以真諦為中心形成了攝論學派。在隋初，隨著國家政治上的統一，這兩個學派實現了合流，得以相互補充，成為隋唐之際中國最重要的佛學思潮，並對中國佛教各宗派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者單位：河南省社科院哲學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