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學 第十三章 戒行論 第一節 個人戒行問題
第十三章 戒行論
「戒行」就是戒律的實踐問題。道宣《行事鈔》釋： 「戒行者，既受得此戒，秉之在心，必須廣修方便，檢察身口威儀之行，克志專崇，高慕前聖，持心後起，義順于前，名為戒行。」(１) 惟這段話只是針對個人來說的。戒律的實踐問題不是只有個人問題，也牽涉到規范(戒條)能不能遵行的問題，甚至與政府有關法令問題，時代社會環境問題等等，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總之，戒行問題也是頗複雜的，爰分五節闡析之。
第一節 個人戒行問題
戒律重要實踐。故佛在世時，曾諄諄告誡弟子：佛滅後，應「以戒為師」，戒往世即佛住世。如《四分律》云：「毗尼藏者，是佛法壽命。毗尼若住，佛法亦住」，《遺教經》亦云：「汝等比丘，于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貧人得寶。當知此則是汝大事，如我住世，無有異也。」大乘經、論說多處有類似的說法；如《涅槃經》云：「欲見佛性，證大涅槃，必須深心修持淨戒。若持是經而毀淨戒，是魔眷屬，非我弟子，我亦不聽受持是經。」《華嚴經》有偈言：「戒是無上菩薩本，應當具足持淨戒。若能堅持于禁戒，則是如來所讚嘆。」《大智度論》云：「如無足欲行，無翅欲飛，無船欲度，是不可得；若無戒者欲得好果，亦不可得。若棄此戒，雖冊居苦行，飲水服氣，著草衣，披袈裟等，受諸苦行，空無所得。人雖貧賤，而能持戒，香聞十方，名聲遠布，天人敬愛，所願皆得。持戒之人，壽終之時，風刀解身，筋脈斷絕，心不怖畏。」(２)
一、戒行的檢討 惟戒行之事，牽涉種種實際問題，不是說它有多長重要，有多大功德，就能做到「毗尼清淨」的。佛教戒律自傳入中土，從來就有守戒不謹問題，否則也不會有歷代政府法令多規范守戒之事了。對于佛門「龍蛇混跡，凡聖同居」的濫雜情況，古來高僧大德痛惜之文，實不可勝計。降及愛代如歐陽竟無、釋太虛、呂澂、釋弘g一、釋世贊、周叔迦等大德，都曾為重振戒學戒行而大聲疾呼。 事實上，早在南北朝時代，戒行的問題就已很多。北魏與北周二次「法難」，雖然主因在僧、道的爭寵問題，但戒行不嚴淨實是挑起不幸的導火線。按佛教到了南北朝時已基昌盛，而凡物昌盛自有流弊。湯用彤即在《漢魏兩晉北朝佛教史》十四章說： 「南朝佛法，以執麈尾能清言者為高。其流弊所極，在乎爭名，而缺乏信仰。北朝佛法，以造塔像崇福田者為多，其流弊所極，在乎好利，而墮于私欲。」 自墮唐以迄兩宗，是佛教的黃金時代，雖然其間或有挫折，如唐武宗的「會昌法難」及周世宗、宋徽宗的抑壓，但均為時極短，無礙于佛教發展在方向。在佛門規范方面，一有律宗的提倡與傳承，二有禪宗深入發間的叢林制度，應該是戒行較為嚴淨的時代。 元人統治中國百年，可說是戒行最松馳的時代。這從當時法令不斷有「禁止僧道娶妻妾」之類，可以窺知。又從明太祖對佛教應守戒行的種種嚴令，更可推想而知(參第四間第五、六年，第九章有關規范出家人部分)。 明代佛門的戒行情況，必較元朝為嚴淨。雖然明末有智旭等名僧多有討論律問題的著述，但大抵針對律學的衰微居多。 清初康、雍、乾三代，朝廷深知佛法，民間佛教風氣應不遜于前朝。尤其乾隆毅然廢除行諸千年的度牒制度，徹底斷絕了官方出賣度牒的秕政，亦即給予人民出家的自由。設非對佛教有相當的信心，乾隆此舉是不可能的。 清末民初，「居士佛學」的興起。在楊仁山、歐陽竟無、章太炎、梁啟超等碩學大儒的倡導下，佛教為一之一振。尤其南山律宗的重要典籍，中土已佚千年之久，自清末始陸續從日本尋回刊行，乃有弘一大師等的大力弘揚，影響深遠。
二、戒行問題的症結 釋弘一曾如此說： 「我有一句很傷心的話，要對諸位講：從南宋迄今六七百年來，可謂僧種斷絕了！以平常人眼光看來，以為中國僧眾很多，大有達到幾百萬之概。據實而論，這幾百萬中間，要找出一個真正比丘，恐怕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如此怎樣能授沙彌比丘戒呢？既沒有能授戒的人，如何會得戒呢？我想諸位聽到這話，心中一定十分掃興。或有人以為既不得戒，我們白吃辛苦，不如早些回去好，何必在此辛辛苦苦做這種極無意味的事情呢？但如此懷疑是大不對的。我勸諸諸位應好好地，鎮靜地在此受沙彌戒比丘戒才是！雖不得戒，亦能種植善根，兼學種種威儀，豈不是好；又若想將來學律，必先持名受沙彌比丘戒。否則以學律，必受他人的高證明。」(３) 所謂「僧種斷絕了」，此言未免激切了一點。可是弘一這段話，顯屬以「最高標準」來期待出家，用心自良若。 類似的言論，亦見于太虛大師： 「唯我國漢僧，久成散漫無紀，凌亂無序之現象。若仍任其死氣沉沉下去，不能振作，縱無外界之摧殘，其自身已毫無意義，而反為佛教之發展之障礙物，終必受社會天然之淘汰也。國人對于佛教本不甚明了。往往以其所習見習聞之俗僧，以為即可代表佛教全體，因而以為佛教已是國民中不應有、不須有之污物廢物，其間雖有少數之高大德，亦不為世人所知。」 事實上，自古以來，類似弘一、太虛的言論是很多的。惟細究「戒行廢馳」各種情況，可約為三類的原因。 １．出家之動機不純，志不在修行者。 ２．戒律之規定不合理，令人難守持者。 ３．雖有志修行，但把持不住或誤解而犯戒者。 在這三類情形中，第１類可說是古今戒行廢施的主要原因。第２類則屬戒律的適應必問題(下節詳)。 第３類較複雜。如出了對戒律的誤解(包括無知或曲解)，也屬戒律本身或律學教育的問題(下節詳)。若僅是出自一時的把持不住而犯或，則這正是一切「制教」之對治所在。蓋「戒德重于地，我慢高于天，煩惱多于草，心念疾于風」(５)，持戒本來是很難的事。「修道」的過程也就是持戒的過程，有不斷犯戒的可能，是自然的。犯戒只需經過真正的懺悔，「道」就有了進境。所以有謂「不怕犯戒，只怕無戒可犯」，當指此而言。
三、如何激濁揚清 由此可知，若就純粹的「人」的因素而論，戒行之不謹，主要關鍵出在僧倫濫雜之故。對于此問題，向來就有許多感嘆文字。例如釋世讚曾著文指出：「講到出家，依照戒律上講，原來是相當嚴格的。我國古代也曾實施過度牒考試制度，凡程度不合格、未經政府許可的人都不能出家。可是每當學窮後黷武、國庫支絀的時修建，又常高價出賣度牒，作為增加國庫收入的財政來源之一，所在就不能不濫雜。這里又有一個問題，就是當時的人為什麼願意出高俗購買度牒薙度為僧呢？那是因為當時的寺產豐富，生活優裕，又可逃避兵役和得到若干特權的關系。」他並引《廣清涼傳》證明「龍蛇混跡，凡聖同居」之事實，自古已然者外，又說：「其後到了清初，廢除度牒制度，出家一無限制，若干貧苦人家的子弟就因此送進佛門，寺端也幾乎成為明朝陳眉公所說的『悲田院』了。民國以來，由于軍閥的混戰，佛門里又加入了一部分疲乏的士兵，使得僧倫更加龐雜。他們出家的動機本來與信仰沒有什麼關系」(６)。 巨讚此言甚是，不過對清代度牒停止之事則有誤解。諭令水遠停止度牒，是乾隆三十九(公元１７７４)年的事，而在乾隆二年卻曾下諭旨略云：「其中多童稚孤貧，父母主張出家，非其所願。亦有托跡緇黃，利其財產，蕩檢逾閒。甚至有匪類作奸犯科，不得已而剃髮首裝以避捕詰，藏垢納污，無所不至。」(７０而三十九年諭卻云：「僧道度牒，本屬無關緊要，而查辦適以滋擾。著永遠停止！」前後二諭對照可知，窮苦子弟入空門等濫雜情況，並不是停止度牒之後才有的，而是鑑于發度牒根本沒有什麼作用，才「著永遠停止」的。 可是，佛門龍蛇混雜的情況，一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如何激濁揚清？佛門大德們似乎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如太虛大師在１９２１年曾作《修改管理寺廟條例意見書》，其中主張由官方發給出家人「籍證」，若犯戒律不守清規者則「追繳籍證」(即勒令還俗)。這種主張等于是退回到乾隆以前的制度了(８)。又如近年台灣地區邊續發生多件「教案」，雖多非正信佛教所為，但造成的淆亂視聽作用，對正信佛教影響亦必不少(９)。其中，間或有少數佛教出家人因不守清規而被擯逐者，卻繼續打著出家人的旗號在外收徒蒙混。對這種人，一些佛教界大德在痛心之余，復主張「政府應該制裁」(１０)。此種主張，亦無異恢復古代法制的精神——由官方干涉教內之規范。 總之，僧倫雜染，自古已然。但古今的環境已大不相同，民主時代與專制時代的法制精神更大異其趣。佛教要激濁揚清，除了根據現代環境與法制，去善自努力以外，恐怕沒有其他更好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