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學 第九章 歷代法會對佛教規范之分析 第四節 對個人的管理
第四節 對個人的管理
我國固有法律不但嚴出家入道之條件，且更積極干預僧道之生活，如修持經典、堅守清規、潔身自好等均是。若有違犯，法令除予處罰處，並常予強制的不俗之處分。
一、私入道之外罰 不具備上節所列之許可條件，而自行出家入道者，乃構成「私人道罪」，一方面不能取得正式僧、道資格(度牒之領得)，另方面法律有罰。 關于法律對私人道之處罰方面，自唐律以乞清律均有明文，彼此並大體相同，茲以唐律戶婚第五條之規定及疏義以說明之： 「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已除貫者，徒一年。本貫主司及觀寺三綱，知情者，與同罪。若犯法合出觀寺，經斷不還俗者，從私度法。即監臨之官，私輒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 「私入道，謂為道士、女冠、僧、尼等；非是官度而私入道，及度之者，各杖一百。注云：若由家長，家長當罪；既罪家長，即私入道者不坐。已除貫者，徒一年，及度之者亦徒一年。本貫主司，謂私入道人所屬州縣官司，及所住觀寺三綱知情者，各與入道人及家長同罪。若犯法還俗，合出觀寺，官人斷訖，牒觀寺知仍不還俗者，從私度法；斷後陳訴，須著俗衣；仍被法服者，從私度法，斷後陳沂，須著俗衣；仍被法服者，從私度法，科杖一百。即監臨之官，不依官法，輒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若州縣官司所度人免齊全役多者，當條雖有罪名，所為重者自從重論；並依上條妄增減出入課役科之。其官司私度人，被度者知私度情而受度者，為從坐；若不知私度情，而受度人無罪。」(４０) 茲將這條文的罪與刑事分析如下： １．私入道者：即非經官方許可而出家入道之本人。但若系其家長使之私入道者，僅罰家長。 ２．度之者：當指私自為人剃度之人。在佛教，即剃度和尚。 ３．家長：未經官方許可而送其子女出家入道者。 ４．刻政主司：指私人道者籍貫所屬之州、縣主司。惟對私人道知情而聽許者，方處罰。 ５．所住觀寺三綱：據名例第五十七條疏：「觀有上座、觀主、監齋；寺有上座、寺主、都維那，是為三綱。」此等人亦須知情方坐罪。若剃度儀戒舉行亦在本住觀寺者，則此款之人與第二款的「剃度著」為同一。 ６．監臨之官：指有關主管官吏枉度人者。 乙 犯罪類型及刑罰 １．一般私入道罪：凡非由官方依法超度而私自出家入道，而未達「除貫」之程度者屬之。本人杖一百；如系家長所由者，罰家長；度之者亦杖一百。本貫主司及所住觀、寺三綱知情者，同罪(罰)。 ２．加重私入道罪：前種情形而達「除貫」程度者，皆先進事蹟一年(較前罪處罰重一等刑)。 ３．準私人道罪：凡僧、道犯被官司依法判決還俗，而仍不還俗者；或經判決還俗未確定在向上陳訴應穿俗衣而仍穿僧、道之「法服」者，均以「私人道罪」論科，杖一百。 ４．官吏非法度人罪：以人數算，每度一人杖一百，每兩人加一等(如共二人仍只杖一百，共三人則加一等變成徒一年)；無論多至幾人，最高科流三千里。此種罪亦會構成官司脫漏戶役罪名，如後者重則從重處斷(４１)，不再適用本條這罰。又此種罪若被度之人知情者，為從犯(從犯減一等科罰，見名例第四十二條)。 由上分析，可見「私人道罪」在唐律是處罰相當重的。後世法律，則減輕了。如《大元通制》第九八五條：「諸棄俗出家，不從有司體覆，輒度為僧道者，其師苔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發元籍。」明律(第八十六條)及清律(第七十七條)則規定：「若僧道不給度牒，私自簪剃者，杖八十；若由家長，家長當罪。寺觀住持及受業師私度者，與同罪；並還俗。」
二、犯姦罪之加重 佛教出家人犯奸，是首要的「波羅夷罪」。而在俗世法律，且有加重處刑的規定。按自唐律以至清律，僧道犯奸，幾乎均有加重處罰的特別規定。而且，這種加重，是所是因身分犯姦加重其刑的犯罪中之最嚴重的。 此見唐律雜律第二十八條：「諸監臨、主守，于所監守內奸者(謂犯良人)加姦罪一等。即居父母及夫喪，若道士，女冠姦者，各又加一等。婦女，以凡奸論。」是僧道犯姦及加普遍姦罪二等之刑矣。此于名例第五十七條注「犯奸盜者，同凡人」之規定，疏云：「道士女冠僧尼犯奸盜，于法最重，亦可獲得者得印證。按唐之凡奸為徒一年半，有夫姦為二年；每加一等為半年；故僧道犯無夫姦為徒二年，有夫姦即為徒三年，此外並強制還俗。 《宋刑統》本為唐律，固無論矣。唐律以上規定，也全被明、清律所沿襲(明律第三九六條、清律第三七二條)。 至于元代法律，對犯姦之僧道雖未必如唐律的重罰，但科決後強制還俗是必定的處罰。如《大元通制》第五二九條規定：「諸僧尼道士犯姦，斷後並勒還俗。」此外，《元典章》並載有如此之實例： 「大德七年九月，江西行省準中書省咨御史台呈備準東道廉訪司照刷安東州文卷內，捉獲道士李道恭與唐阿邵通姦，取訖招伏；依和姦無夫婦人例，杖斷七十七下，發付合屬收系為民。又刷海寧州文卷內準司牒節給王興呈，東北隅人戶宋祥婿段胖兒口告；捉獲妻宋招兒與道士趙道明通姦，取訖招伏；本州因宋招兒懷四個月身孕，有妨科決，發不拘山縣收禁修產限滿日解州外，將姦夫趙明斷訖八十七下，箋發安東州道正司收管，不曾斷遣還俗，與安東州道士李道恭體例不一。看詳僧道，既處淨門，理宜潔身奉教之內，卻有犯姦作盜，靡顧廉恥，甚傷風化。僧人有犯，已有刺斷為民通例所據，出家道士即系一體；擬合將趙道明依例斷遣還俗，一體施行。道刑部議得：僧尼道士女冠，理宜修潔，既犯奸盜，俱合一體斷罪，依便還俗。相應都省準擬施行。」(４２)
三、不得娶妻妾或與親屬共居 舍棄家庭生活，以修梵行，灑來就是剃度出家的根本志向，如有違背，在戒律、清規都是不允許的。但實際情況未必盡合此標準，從《大元通制》第三七三條規定：「諸河西僧人有妻子者，當差發稅糧鋪馬次舍與庶民同，其無妻子者蠲除之。」清雍正十三年上諭有謂：「今僧之中，有號為應付者，各分房頭，世守田宅，飲酒食肉，並無顧忌，甚者且畜妻子。道士之火居者，亦然。」(４３)由這元、清兩則法令可證明，僧道之中仍有不守這根本大戒的。因而，朝廷法令有罰；其實質意義，等于以政府力量去糾正教內的犯戒行為了。在現代的「政教分離」及「宗教自由」原則下，這種事是不可想像的。 固有法律，自元朝以來，均有禁止此事之條文。《大元通制》四Ｏ三條規定：「諸僧道悖教娶妻者，杖六十七，離之；僧道還俗為民，聘財沒官。」明、清律戶律婚姻門「僧道娶妻」條則規定：「凡僧道娶妻妾者，杖八十，還俗，女家同罪，離異。寺觀住持知情與同罪，不各者不坐。若僧道假托親屬或僮僕為名求娶，而僧道自占者，以奸論。」 至禁止與親屬共居者，見宋大中祥符二月癸卯「宮觀度人詔」載：「自今天下道士，有以親屬住宮者，嚴禁止之。」又開寶五年病閏二月戊午「禁寄褐道士詔」載：「其道士，無得于宮觀內蓄養妻妾。已有家者，速遣外出居住。」(４４) 令人驚奇的是，像宋、元、明、清法之一樣禁止僧道娶妻畜妾之規定，唐律卻未之見。其理由據薛允升云：「僧道絕無娶妻之理，有犯直科姦罪可耳。不然，尼姑女冠亦應有嫁人為妻之律矣，何以並無明文耶？此皆建文之過于繁瑣者。」(４５)薛氏此種指摘乃專以唐律來批評明律，並間接批評清律師者，是否成理不無疑問。蓋僧道娶妻固不合教規戒律，但若科以姦罪，又未免太過，故對此問題，薛氏之藉唐律來批評明律，反而表示出唐律之不合理了。事實上，唐律恐非知此的不合理。 拙見以為，唐代法令之所以缺乏禁止僧道畜妻妾的規范，原因不外二點：一是當時佛道的風氣良好，所謂「毗尼嚴淨」，戒律清規普遍遵守，故沒有出家人復畜養妻妾的事發生，故必然不會有法律去規范不會發生的事了。二是當時社會風氣開放，認為此種私事不必官方去強行干涉；這點也是可能的，因為唐代男女關系不若宋以後的極受壓制與管束，乃有關研究學者之通論。
四、禁施異術邪道 僧道不務修持，徒以非理迎神，異述蠱惑人心或為人卜筮唐朝言吉凶之類邪惡道，其害非淺，早在唐代已有法禁，後世亦然。 此見唐開元三年十一月十七日「禁斷妖訛等敕」云： 「釋氏汲引，本歸正法：仁王護持，先去邪道。失其宗旨，乃般若之罪人；成其詭怪，豈涅槃之信士？不存懲革，遂廢津梁；眷彼愚蒙，將陷坑阱。比有白衣長髮，假托彌勒下生，因為妖訛，廣集徒侶，稱解禪觀，妄說災祥。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或輒蓄弟子，號為和尚；多不婚娶，眩惑閭閻；能類實繁，蠹政為甚。刺史縣令，職在親人，拙于撫馭，是生姦宄。自今以後，宜加捉搦，仍令按察使采訪，如州縣不能覺察，所由長官，並量狀貶降。」(４６) 又如「禁僧道卜筮制」云： 「左道疑眾，王制無敕。妖言蠹時，國朝尤禁。且緇黃之教，本以少思寡欲也。陰陽者流，所以敬授人時也。而有學非而辨，性挾于邪，輒窺天道這遠，妄驗國家之事，仍又托于卜筮，假說天安災祥。豈直閭閻之內咨其誑惑，兼亦衣冠之家多有厭勝；將恐寖成其俗，以生禍亂之萌。時艱以來，禁網疏闊，致令此輩，尚有矯誣。害政之深，莫過于此。將歸正道，必絕奸源。宜令所司，舉舊條處分。」(４７) 此外，《唐會要》卷五十「雜錄」亦載唐高宗永徽四(公元６５３)年四月敕： 「道士女冠僧尼等，不得為人療疾及卜相」。 舊同的規定，亦見諸五代的法令。如後唐天成二(公元９２７)年六月七日敕： 「訪聞近日，有矯偽之徒，依憑佛教，誑誘人情；或傷割形骸，或負擔鉗索，或書經于都肆，或賣藥于街衢，悉是乘訛。須行斷絕！此後如有此色之人，並委所在街坊巡司糾察，準上決缺。」(４８) 又如後周顯德二年五月六日敕： 「應有僧尼俗士，自前多有舍身燒臂鍊指，釘截手足，帶鈴燃燈，諸般壞肢體，戲弄道具符篆，左道妖惑之類，今後一切上絕。如此色人，仰所在嚴斷，遞配邊遠，仍勒歸俗，其所犯罪重者，準格律處分，所在居停寺院知事僧尼，地方廂鎮職員所由公然容縱者，重行科斷。」(４９) 又如宋太祖開寶八(公元９７５)年四月丁酉「禁灌頂道場水陸齋會夜集士女詔」云： 像法真宗，適當崇闡；緇徒戒行，尤在精嚴。如聞灌頂道場，水陸齋會，並夜集士女，就寺開設，深為褻瀆，無益修持。宜令功德司及尚書祠部，告諭兩京諸道州府，並禁之。「(５０) 元代法令雖弛濫，但對此等事則嚴禁。例如，《大元通制》九八八條規定：「諸僧道偽造經文，犯上惑眾，為首堵塞斬；為從者，積壓以輕重論刑。」同法九八九條規定：「諸以非理迎神，祈賽惑眾亂民者，禁之。」同法九九三規定：「諸陰陽家偽造圖讖，釋老家私撰經文，凡以邪說左道，誣民惑眾者，禁之。違者，重罪之；在寺觀者，罪及主守；居外者，所在有司察之。」 明、清法令，對非理迎神、假冒為善等事，處罰之嚴，甚于前代。如明清律禮律祭祀門「褻瀆神明」條載：「若僧道修齋設醮，而拜奏青祠表文，及近禳火災者，同罪(杖八十)還俗。」又同律「禁止師巫邪術」條規定：「凡師巫假降邪神，書符咒水，扶鸞褥聖，自號端公、太保、師婆，及妄稱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云眾等會，一應左道異端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集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為首者，絞(監候)；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且除此律文之外，明朝並有問刑條例為之補充，該規定為清朝所沿，並經雍正及乾隆年間加以修改，即： 「各處官吏軍民僧道人等，妄稱諳曉林鸞褥聖、書符咒水；或燒香集徒，夜聚曉散，並捍造經咒邪術、傳徒斂錢；一切左道異端，煽惑人民；為從者，改發回城，給大小伯克及力能管束之回子為奴。其稱為善友，求討布施；至十人以上者；或稱燒煉丹藥，出入內外官家；或擅入皇城，夤緣作弊，希示進用者；並軍民人等寺觀住持，不問來歷，窩藏接引，容留披剃冠簪，至十人以上者；俱發近邊充軍。若不及十人，容留潛住，薦舉引用，及鄰甲知情不舉，並皇城各門守衛官軍，不行關防搜拏者，各照違制律治罪；如事關重大，臨時酌量辦理。至守業良民，諷念佛經，菇素邀福，並無學習邪教，捏造經咒，傳徒斂錢惑眾者，不得濫用此例。」(５１)
五、其他禁止規定 以上四項對僧道這管理，均明定于歷朝法令，而且比較重要者。除此之外，其他較零星之規定，則散見各朝法之中，爰分述如下： (一)不得弛慢禮拜： 如唐寶應元(公元７６２)年八月「條貫僧尼敕」載：「道釋二教，用存善誘；至于像設，必在尊崇。如聞州縣公私，多借寺觀居住，因茲褻瀆，均宜禁斷，務令清肅。其寺觀，除三綱並老病不能支持者，余並仰每日二時，行道禮拜，如有弛慢，並量加科刑。」(５２) (二)不得自撰或增減經文： 僧道不得自撰經文或增減經文之事，歷代迭有規定，其用意蓋在防止捏造妖言以惑眾。例如前引唐代「禁斷妖訛等敕」即有「或別作小經，詐云佛說」之禁止。如宋天禧元(公元１０１７)年四月甲午詔，不准將新譯《頻船夜迦經》編入大藏，並令似此等經文不得翻譯。其理由為「金仙垂教，實利于含生；貝葉騰文，是資于傳譯。苟師承之或異，必邪正以相參，既失精詳，寖或訛謬。而況葷血交祀，頗瀆于真誠；厭詛之詞，尤乖于妙理。」(５３)又如《大元通制》九八八條規定：「諸僧道偽造經文，犯上惑眾，為首者斬；為從者，各以輕重論刑。」偽造經文罪至斬首，未免太嚴酷了。 (三)服色不得紊亂： 中國豐代社會，悉由禮法所規范，各色人等的服色有一定之章則，僧道服戒亦然。若有紊亂者，依法有罰。 傳統稱僧道為「緇黃」緇是接近黑色的紫色，非正色。因佛教規定出家人須著「壞色衣」之故。黃是指道士的黃冠。這詞就是以服色來稱之二類出家人為。不過僧道的服色到底如何，尤其內部的身分地位應以何服式顯示，則代有定制，情形複雜，在此難以盡述。但如違背定制，各朝法令是有處罰的。如明朝萬歷元年令：「令五城御史查各寺觀庵院。……不穿本等冠服者，言訪拿治罪。」又四年敕令：「道士差往各陵寢告者，止穿本等服色。」又《明全典》載：「凡僧官僧人服色，見禮部儀制司。洪武二十五年令，瑜珈僧許穿插靴。」何人可穿靴亦須秉聖旨，顯見其規范之嚴(５４)。進一步連衣服用什麼質料亦有規定，若有違背，依明、清律禮律儀制門「僧道拜父母」條第二項規定處罰：「若僧道衣服，止許用紬絹布匹，不得用紵絲綾羅。違者，笞五十，還俗，衣服入官。其袈裟道服不在此限。」至于僧道不著僧道衣服而改穿俗人衣服者，于唐格處以還俗之規定，前已述及(５５)。 (四)僧尼男女不得混雜： 如唐寶應元年八月「條貫僧尼敕」規定：「崇敬清靜，禮避縑疑，其僧尼道士，非本師教主，及齋會禮謁，不得妄托事故，輒有來往。」(５６)又如宋開寶五年正月乙卯「禁尼與僧司統攝詔」有云：「男女有別，見載禮經，僧尼無間，實紊教法。自今應兩京及諸道、州、府，尼有合度者，只許于本寺趣壇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其尼院公事，大者申送所在長吏鞫斷；小者委逐寺三綱區分；無得與僧司更相統攝，如違，重置其罪。」(５７) (五)不得強行抄化「 僧道抄化主為，本屬常事，但歷代恐其侵擾百姓，亦多有限制者。如元代對于僧道藉祈禳而沿戶斂掠抄化之事，竟以「恐喝取財」(即今刑法之恐嚇取財罪)論處。此見《元典章》五十七載： 「大德五年×月，御史台據監察御史呈。嘗聞天生烝民，渾然至善，未始有惡，其中有不善者，乃知誘物化染民所至。夫所以為善，豈緇黃祝禳祈禱之事哉？約而言之，不過盡人事之當為，爾孝悌勤儉，供國濟私，余暇讀書，篤志力行；閒居可以范人，出仕可以德眾，則鬼神不求福祐之。易辭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此也。今市井之人，舍人事而不為，冒法禁而為之；又有各衙節級首領人等，輪為社頭，通同廟祝，手電攬擾買志，直使戶戶出錢而後已。所得贏余，朝酒暮肉；每次祈賽，每日不寧，街衢喧哄，男女混雜。……乃敢公然冒犯國法，侵擾人民。台察所臨，尤有此弊，其閩、廣州軍尤甚；除各家自備香酒上廟享祭中，據社頭廟祝，扛迎木偶，排門斂掠，糾集徒黨，祈賽等項，情罪非輕。按刑統云：諸恐喝取人財者，准盜論；又曰：公取何異竊取。況此等人以鬼神惑眾，禍福怖人，非恐喝而何？……」(５８) 尤有甚者，對于尋常的游方抄化，明朝亦加以禁止：「洪武二十七年令榜示天下寺觀，凡歸併大寺，設砧基道人一人，以主差稅。每大觀道士，編成班次，每班一年高者率領，余僧道俱不許奔走于外及交構有司，以書冊稱為題疏，強求人財。……若游方問道，必自備路費，毋索取于民。」(５９) (六)不得誹謗他教： 考諸西方社會，歷史上多有宗教迫害乃至發生宗教戰爭者，其原因端在異教異派之間積不相容之故。此種現象，不見于我國史乘，誠屬大幸。蓋中華文化博大能容有此致之。此從唐朝即有明令，不許釋道互為誹謗可見。如則天皇帝聖歷元(公元６９８)年正月「條流佛道二教制」： 「佛道二教，同歸于善，無為究竟，皆是一宗。比有淺見之徒，競生物我，或因懟怒，各出丑言；僧既排斥老君，道士乃誹謗佛法；更相疵毀，備在加諸；人而無知，一至于此！且出家之人，須崇業行，非聖犯義，豈是法門？自今僧及道士，敢毀謗佛道者，先決杖，即令還俗。」(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