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戒律學 第三章 佛教戒律傳入中國與其發展 第三節 中國化的禪宗規范
第三節 中國化的禪宗規范
如上節所述，南山律宗自宋以後就衰微了。究其原因固不止一端，但禪宗叢林清規的替代應是主要的因素。禪宗是徹底「中國化」的教派，這個特色主要是其「頓教」義理，其次就是落實在它自有一套規范中。禪宗宗門規范，一般稱為「清規」與佛教傳統戒律的內容之差異是很大的。 早在禪宗六祖慧能(６３８～７１３)尚未出道時，南山律宗的創始人道宣(５９６～６６７)便批評過禪門(見《續高僧傳·習禪篇論》)： 「排小舍大，獨律一家。攝領住持，居然乖僻。復有相迷同好，聚結山門。持犯矇然，動掛刑網。運斤運刃，無避種生。」 道宣殊不知，不與其它傳統的大小乘佛寺共同生活在一起(排小舍大)，自行在山野建禪林(聚結山門)，自有一套規范(持犯矇然，動掛刑網)。親自耕作自食其力(運斤運刃，元避種生)正是禪宗的最大特色。也正因為這種特色，使得禪宗日益弘大。後來與淨土宗結合起來。所謂「中國佛教」，事實上只有禪、淨二宗了。 職是之故，研究禪門規范，既是必要的，也是有趣的。它既是佛門的規范，又是「中國化」的規范，這雙重特性揉合起來，結果如何？這是一個重要的課題。本節宜先作歷史和簡略敘述，以明其原委。
一、禪宗的系譜 禪宗自稱「教外別傳」。傳說佛在靈山大會中，曾「拈花」示意，只有迦葉懂得，見了而「微笑」；如此不出一言，如來已把「正法眼藏」傳了給迦葉。自此，迦葉尊者就成為禪宗的初祖，一代代傳下去，到了二十八代便是菩提達摩。達摩在梁武帝時(公元５２０年)來到中國，是為中國禪宗的第一代開山祖師(２２)。 在中國的達摩之後，傳給慧可，三傳僧璨，四傳道信。論者認為道信是中國禪宗的實際創始人。他有數百位弟子，其中十位傑出的，後來都各立門戶自有成就。其中主要者為三系，即法融(創牛頭禪)、法如及弘忍。弘忍就是禪宗的第五祖，創「東山法門」，已奠定了禪宗的基本宗風。 弘忍之後，禪分為南、北兩宗。北宗神秀一系，主要以依附朝廷 為發展路線，不久而衰滅。慧能的南宗號稱六祖，建立了真正的「叢林」生活模式，與民間打成一片，自此欣欣向榮。慧能之後「一花開五葉」，分成五派七宗——臨濟宗、溈仰宗、法眼宗，云門宗及曹洞宗，另加荷澤、洪州為七宗。每派都人才輩出，流布四方。宋進以後佛教各宗皆衰微，禪宗實際成了「中國佛教」的代表。禪宗系統表列如後(２３)
二、中國化規范的初創 論者僉認，禪宗第上祖道信(公元５８０～６５１)是一位關鍵人物。他不僅在思想理論上奠定了禪宗的基礎，而且在組織方式和徒眾生活方式上，使禪宗從奠定了可以擴大到無限的社會條件(２４)。 原來，從初祖達摩到三祖僧璨，約六十年來，禪門徒眾的生活方式，過的都是「頭陀行」——一人自修學，居無定所，只有一衣一缽的苦行生活，即《傳法寶記》上說的：「行無軌跡，動無形記。法匠潛運，學徒默修。」到了道信，這種生活方式徹底改變了：「至夫道信，雖擇地而居，營宇立像。存沒有跡，旌榜有聞。」道信居湖北黃梅西北的雙峰山三十多年，依山傍林，聚集徒眾五百，安居傳法。在經濟上采「禪農合一」的辦法，足以自給。這對禪宗日後的發展影響極大。因為中國沙門若采印度那樣行乞為生是行不通的，所以其他宗派只有依附朝廷、豪門及一般信眾布施為取得供養的資源；一旦失去依靠(如唐武宗打南擊佛教)便無以為生。獨有禪宗能日益勃興，這個生計上的能自給自足實是關鍵。 道信圓寂後，漢統傳給弘忍(公元６０１～６７４)。據傳，弘忍是共黃梅當地人，七歲就隨道信出家，三十年不離道信大師左右。他白天辛勤勞作，晚上坐禪，性情敦厚，是以得承法統。嗣後他在雙峰山東面不遠的馮墓山大啟法門，門徒極眾，規模猶過于其師，有「道俗受學者，天下十八九」之盛，被稱職「東山法門」。 弘忍大大發揚了其師倡導的「山林佛教」特色；聚徒定居，禪修與農業生產相結合，禪修落實到日常行住坐臥的生活細節中。這種生活與修行方式，極少成分是印度的，實是中國的儒家社會人倫思想與老莊靈逸風格的結合之具體化。 因此可以說，禪宗今後行多年來的基本組織結構與生活規范，在道信時初創，在弘忍時確立了。
三、百丈懷海制訂「禪門清規」 正式把禪宗的規范法制化、條文化的人，就是百丈懷海(７２０～８１４)。懷海是馬祖道一的高足，而馬祖是懷讓的高足，懷讓則是六祖惠能的高足。惠能禪法傳到了馬祖，有重要的發展，他把惠能的：「無念心」發展為「平常心」；以「平常心是道」的教法去啟迪人，對禪法的啟示極重要。馬祖門下弟子極多，其中以百丈懷海的影響最大，後來的溈仰宗、臨濟宗都是百丈的弟子開展出來的。 百丈所提倡的修行法門，有很濃厚的老莊自然主義氣氛，是馬祖老師的「平常心」的發展。他有幾句著名的偈語，是禪門常引用的：「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他認為，每個人都是佛(靈光、真常、如如佛)，只要擺脫無明(根塵、染、妄緣)，自然便成佛。如果向外欲求佛，就好比「騎牛覓牛」，反而覓不到了。他多次強調，修道一切皆無求，連這個「無求」也不執著，才行。他逝世後，朝廷謚為「大智禪師」。 然而，百丈最大的貢獻，應該還是他的創制立法。他根據禪宗的特性，針對中國社會的實際情況，融會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宗法禮制，折衷了佛教大小乘戒律的精神，訂定了著名的《禪門清規》，後世稱為「百丈清規」。這部「清規」不知何時散失不存。但北宋翰林學士楊億留下了一篇序文，可以窺見其大概內容(２５)。 元朝時，朝廷曾命百丈山的住持德輝禪師重編清規，並令天下禪寺一體實施。對于此《敕修百丈清規》，明末名僧蓮池、第三智者：「偽清規一日存在，佛教亦一日無無改良之望也。」但亦有采持平之論者，認為此清規與楊億的序文並無沖突，雖不能證實，亦未能證偽，故且信其為真(２６)。
四、歷代禪門規范大要 如上所述，「清規」是禪宗特有的內部規范，即是禪院(或叢林、禪寺)的組織規程及內部日常生活的管理規則。這些規范是廣義的戒律，是富有「中國特色」的佛門規則。 在本章第一節三項中提到，中國佛早在東晉的道安，已首創「僧尼規范三則」；自此，即隨時有在印度佛教各種戒律之外立規定約的事。例如支遁立《眾僧集證度》、慧運立《法社節度》、梁武帝創立「僧制」等，均屬禪宗(尤指四祖道信)以前的事。 從道信、弘忍到《百丈清規》，禪宗的內部規范已完成，這對禪宗千多年來的發展關系是很重大的，其大略已如前述。 至于《百丈清規》流傳到北宋，歷時既久，未免混亂。尤其禪宗本身自唐中葉以後，又分出五個派系，各派在規范的細節上自然有所差異，乃號為「家風」的就是。後世各禪寺或叢林大抵都極力維持其「家風」，一直到清末民初(２７)。 亦因此之故，北宋崇寧二年(公元１１０３年)曾重編《禪苑清規》十卷，亦稱為《崇寧清規》，百丈之作則稱為「古規」了。後至南宋咸淳十年(公元１２７４)，又有《叢林校定清規總要》二卷，亦稱為《咸淳清規》。再到元代，又有《至大清規》(即禪林備用清規)的編成。前述的《敕修百丈清規》應系依崇寧、咸淳及至大三本匯參編成的(２８)。 此外，現存的「清規」典籍，尚有《百丈清規證義》、《入眾日用》、《入眾須知》《幻住清規》(明朱元璋時編》、《日用清規》、《禪林兩序須知》等書。在日本流傳的另有《大鑑清規》、《永平清規》、《瑩山清規》等。這些典籍，大抵是各門派根據時代需要與其「家風」而編的。
附注 (１)見梁啟超《佛學時代》文，載于《梁啟超集》，５８頁。演音弘一(李叔同)《律學要略》文，載于《弘一大師全集》第一冊。葦舫《中國戒論宏傳概論》，載于《律宗概述及其成立與發展》，３１６頁。 (２)大正藏十七冊，７２２頁上下。 (３)梁啟超《佛教之初輸入》文，前揭書３９頁。 (４)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３１～４６頁。 (５)同上注書，７３～８０頁。《牟子理惑論》見大正藏五十二冊，１頁，《弘明集》卷一。 (６)見南懷瑾《禪宗叢林制度與中國社會》４７頁。 (７)正確地說，沙門以「釋」為氏才對，而不是為「姓」。古代姓與氏本來是不同的，「姓」是因血統關系而來，「氏」則因其他原因(如封建、居地、官稱、職業等)而取的，故《白虎通》云：「姓者，生也。所以氏者何？所以貴功德、下使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矣」。據沈家本考證，春秋時代只有二十二個姓。如媯、姒、姬、子、贏、風、任等是。例如孔子，孔也氏，原為子姓。姓與氏自戰國以後才混亂了。此問題詳情可參拙著《同性結婚》文，載于《古今法律談》１４１頁以下，台北民族晚報１９７９年初版。 (８)因《四分律》當時沒有梵文本，故由佛陀耶舍「出」(依記憶誦出梵文)，竺佛念「譯」(依誦出的梵文譯為口頭的漢語)，道含「筆受」(依竺佛念說的漢語寫成文字)。由此可知，這是十分麻煩的工作。後來經典有梵文本，譯主大抵都通兩種語言，就方便多了。參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６９頁。 (９)如釋弘一原喜《根有律》，後改弘《四分律》。見《弘一大師全集》一冊，１９４頁「余弘律之因緣」文。 (１０)聖嚴謂《僧祇律》在北方稍有弘揚。百葦舫《中國戒嚴律宏傳概論》文中卻說此律一出「盛行江南」，到底孰是，待考。葦文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八冊，３３１頁。 (１１)同前揭葦文。引一《律學要略》文，「全集」一冊，１９６頁。 (１２)參任繼愈《漢唐佛教思想論集》，１９、２０頁。１９７４年北京人民出版社一版。 (１３)參前章第三節三項。 (１４)參《中國佛教人物與制度》７９頁以下。台北彌勒出版《現代佛學大系》二十五冊，１９８４年版。 (１５)以上律宗的系譜，系綜合了各家之說。主要為清源諒《律宗傑譜》，台北新文豐１９８７年一版，又參聖嚴前揭１０頁以下。慧岳《律宗教義及其記傳》文、續明《比丘律儀與比丘尼律儀》文，以上二文均載于《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八冊，６０頁以下，２７７頁以下。蔣維齊《中國佛教史》卷二，《現代佛學大系》二十八冊。 (１６)東塔派的懷素、相部派的法礪的著作，見載于《卍續大藏經》五十九冊以下。 (１７)續明前揭，２８２頁。 (１８)參凝然《八宗綱要》，１０５頁。按凝然是日本大和尚，生存時間在我國的南宋至元代。此據台灣高雄佛光山叢書譯本，１９８５年。 (１９)見前揭《八宗綱要》１０２頁有詳細的系譜表。並參續明前揭２８１頁。按續著為「弘景」，為道宣之弟子，而《八宗綱要》之系譜表則作「行景」其師為文綱，文綱之師方為道宣。又按以上所述的傳承系譜並非絕對準確，在各種書上記載往往有出入。 (２０)袾宏，號蓮池，公元１５３５～１６１５，為淨土宗第八祖。他與真可(１５４３～１６０３)、德清(１５４６～１６２３)、智旭(１５９９～１６５５)並稱為明代四大高僧。參《中國佛教人物與制度》，「袾宏」傳。台北彌勒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２１)續明前提，２８４頁。 (２２)有為適曾考證這段「拈花微笑」及西天二十八祖的傳說，是北宋杭州契嵩和尚偽造的(契嵩始作《傳法正宗定祖圖》)，見《胡適說禪》，３０頁。台北九儀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初版。但胡氏這種考證宗教態度，許多人並不以為然，他們大抵認為，「宗教意義」並不同于「歷史意義」。何史歷史永遠是有「再造」——後人為了現實需要而重新解釋的必要。此等論點可參存偉康《禪宗六變》，８及２００頁。台北東大公司１９８３年初版。管見且以為，重視歷史的奕葉傳說，喜在歷史塑造一種模范(如三代政治對于儒家的理想性質》，本是中華文化特色。因而吾人可以說，縱使禪宗許多歷史是「偽造」的，恰是「中國化」的有力證明。 (２３)此表采自湯用彤《隨唐及五代佛教史》，２３６頁，並有修改。 (２４)顧偉康前揭８５頁。洪修平《中國禪學思想史》８７頁以下。台北文津公司１９９４年初版。 (２５)楊億的「古清規序」全文，見大正藏第四十八冊，１１５７頁。 (２６)參《弘一大師全集》第一冊，２５２頁。芝峰《律學大綱導言》，載于《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八八冊，２４１頁。持平論者參顧偉康前提，１９６頁。《敕修百丈清規》全文見大正藏四十八冊，１１０９頁。 (２７)參南懷瑾前揭，１０頁。 (２８)以上參林子青《清規》一文，載于《中國佛教人物與制度》４０７頁以下。《崇寧清規寧》、《咸淳清規定》及《至大清規序》均見大正藏四十八冊，１１５８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