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真哲學思想探源(田光烈)

鑑真哲學思想探源 田光烈 閩南佛學

　　鑑真(688——763)大師是八世紀中我國東渡弘法的一位偉大佛教徒，一位忠于他自己的信仰的偉大實踐家，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和友誼的傳播者。 　　鑒真于唐武后垂拱四年(688年)出生于揚州江陽縣(現邗江縣)俗姓淳于，十四歲出家，跟智滿禪師當沙彌(童僧)，十八歲從光州道岸(654——717)律師受菩薩戒，景龍元年(707年)由揚州經洛陽至長安，次年，在長安實際寺，從荊州玉泉寺弘景(634—712)[《宋高僧傳》作恆景，系辟宋太祖趙匡胤父親弘毀的諱而改。)]律師受具足戒。弘景和道岸都是南山律宗的開宗祖師道宣大師(596—667)的弟子文綱(636—727)律師的高足。此外他還從融濟律師學過道宣的《四分律行事鈔》、《業疏》和《輕重儀》。先後又隨長安禪定寺義威律師和觀音寺大亮律師聽講法硒的《四分律疏》，大亮是滿意的弟子，是相部宗開宗祖師法勵的再傳弟子，所以鑑真在律學方面，雖以道宣的南山宗為主，而又兼通相部。 　　鑑真從受具足戒的弘景大師，是天台宗開宗祖師智凱(538—597)的再傳弟子，是章安大師灌頂的高足，鑑真的師父中，有德隆望尊的律學大師，有學識淵博、精通教理的天台宗學者。所以鑑真大師在整個佛教中，不但精通行教，而又精通化教(三藏中《經》、《論》屬化教，《律》屬行教)開元二十一年(733)，他四十六歲，從長安回到揚州時，已是一個造詣很高的佛學大師了。 　　公元645年(唐貞觀十九年)日本實現了有名的大化革新，多數學者都認為大化革新是日本社會由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標志。化革新以前，日本派到中國的遺隋使共四次，每次都帶來一批留學生和學問僧，但規模不大。大化革新以後，日本皇朝特別需要學習中國的政治、法律、教育、文藝、宗教等文化，因此入唐以後，日本派出的遣唐使、留學生、學問僧，紛至沓來，人數一次比一次多，規模一次比一次大，至少二、三百人，多的達五、六百人以上。中日文化的交流、頻繁已極。 　　在大化革新時期，佛教傳入日本，已有百年之久，朝野上下信仰佛教的人相當普遍，日本皇室，也日益重視佛教，一面提倡，一面扶植並進行控制。由于社會制度處在轉變時期，許多人都遁入空門，紛紛出家，以致僧尼成份複雜，戒行不肅，綱紀廢馳。政府三令五申，收效不大，不得不求助于佛教之教理教規的力量進行約束。日本皇室因接受元興寺僧隆尊的建議，確立受戒制度，以便整肅。惟因日本傳戒無人，故決定派人到中國延請律學大師，赴日設壇傳戒，日本聖武天皇天平四年(732年)，隨第九次遣唐使派出的榮睿、普照、玄朗、玄法等．四人，就是負荷著這一使命來中國的學問僧。 　　榮睿、普照入唐以後，先在洛陽隨定賓律師學律，受具足戒，後來又到長安學律。荏苒十年，他們物色律學高僧赴日傳戒的目的，還未達到，遂連 到揚州敦請當代譽滿江淮的律學權威鑑真大師親赴日本，或推薦精通律學的大德東游興化。榮睿、普照二人那種真摯懇切之忱，感動了鑑真，鑑真便徵求大家的意見。大家都怕滄海淼慢，性命難保，咸默無對。他便毅然地說：「是為法事也，何惜生命，諸人不去，我即去耳(日本元開《唐大和尚東征傳》42頁)!這是何等地堅定，何等地氣魄!話雖簡單，如果沒有深邃的哲學思想和實踐的堅定信念；不能道其只字。由于鑑真獻身精神的感召，在場僧眾二十余人都願隨鑑真東渡。 　　這是天寶元年(742)的事，當年冬天鑑真便開始進行造船及其他準備工作，第二年春出發之前，因如海等不得去，他便向淮海采訪廳誣告道航造船入海和海盜勾結，船被沒收，榮睿不普照依例遣送回國。如海坐誣告罪，鑑真第一次東渡失敗。榮睿和普照再次請求鑑真，並積極準備，托人買得嶺南道采訪使劉臣鄰的軍用船一只，雇得乘務員十八人，準備大量的經、像、法器、藥品、糧食等，共一百八十五人，于天寶二年(743)十二月乘船東下，船到狼溝浦被大風浪擊破了，這是第二次的失敗。鑑真和隨行人員經過一番努力，修好了船再走，天寶三年(744)春到桑石山，船又被風浪打破了，幸得當地州官救濟，安置在明州(今寧波)阿育王寺暫住，這是第三次失敗。不久鑑真又派法進等三人到福州買船準備食用物品，想從溫州到福州乘船去日本。這時揚州弟子靈祜等，恐大師東征，死生莫測，乃告官府，令其留住，鑑真遂在嚴密防護之下送回揚州本寺。這是鑑真東渡第四次失敗。天寶七年(748)春，鑑真年已六十，仍然決意東征，重作造船等各種準備，這時榮睿、普照又從同安郡來到揚州，發心隨行的有祥彥、神倉、光演、頓悟、如高、德清、道祖、日悟、思托等共三十余人，六月下旬又從揚州出發，展轉經常州，越州、海南島的振州(崖縣)，萬安州、雷州、廣西桂州、廣州至端州龍興寺，日僧榮睿因病圓寂，鑑真也因跋涉艱苦，眼病突發，遂至失明，祥彥又死于船上，後到江寧(南京)弟子迎至棲霞寺，重返揚州；這是第五次東征失敗。最後一次是天寶十二年(753)鑑真已六十六歲，這一年，日本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副使大伴宿祢胡磨，吉備真備等到揚州拜訪鑑真，再請他東渡傳戒，他毅然依允。是年十一月十五日乘日本船由揚州出發，同行的有法進、曇靜、思托、義靜、法載、法成等十四人，還有尼智道、優婆塞潘仙童等共廿四人。除法物經像而外，帶去的還有晉代大書家王羲之、王獻之父子兩人的草書真跡。十二月七日到了日本，東渡成功。第二年開壇傳戒，日本的天皇、皇后，皇太子以下都依次登壇受菩薩戒，靈祜、賢璟、忍基等八十令人都舍舊戒重受新戒，開了日本佛教史上傳戒的新紀元。繼玄奘大師西行求法之後，鑑真大師也寫下了一首驚心動魄、波瀾壯闊東鍍傳戒的偉大史詩。 　　鑑真大師于公元754年(唐玄奘天寶十三年)抵達日平京城(即奈良)，于公元763年(唐代宗廣德元年)逝世于唐招提寺，前後十年間，他傳戒講律，使日本律宗得以建立，成為日本律宗的第一代開山祖師。同時他還在唐招提寺講授天台三大部，(天台智者大師之《法華玄義》《法華文句》《摩訶止觀》)，日本天台宗的創始人最澄曾受學于他的弟子法進。最澄把鑑真和道睿推崇為弘揚天台教義的二聖。他還為日本校勘和雕印經典。鑑真及其弟子們的文學活動，對日本的詩歌和傳記文的創作產生了很大影響，由于他們用漢語講學，這對日本僧侶學習漢語、普及漢語知識以及漢文字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在鑑真及其弟子們的宗教活動中，對天平朝的建築、雕塑、書法、繪畫等輝煌燦爛的藝術，都做了很大的貢獻，所以日本文化史學者，至稱鑑真為日本文化的大恩人。 　　一九六三年鑑真大師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中日兩國佛教界和文化界同時舉行廣泛的紀念活動。日本人士將鑑真事蹟寫成小說，編演戲劇。中國佛教界也在日僧榮睿示寂的端州(今廣東肇慶)地方建塔紀念他。著名學者、文學家郭沫若題了一首七絕頌揚鑑真： 　　鑑真盲目航東海，一片精誠照太清。 　　舍己為人傳道藝，唐風洋溢奈良城。 　　一九八O年，鑑真像迎回祖國，在北京和揚州都受到中國佛教界和人民的瞻禮。當年元月鑑真的干漆夾綻坐像還沒啟程之前，我國著名文學家茅盾就先寫了一首《歡迎鑑真大師探親》的七言古詩代表中國人民歡迎他。 　　一代高僧幼便奇，鑑真十四即從師。 　　家學淵源四分律，生涯勤護水田衣。 　　兩京寺院擅宏麗，樓台巧構有成規。 　　建築神奇細端詳，利人又復學岐黃。 　　廣陵自古繁華地，師擇此邦建道場。 　　善男信女萬千輩，來自東西南北方。 　　頂禮焚香蓮座下，悲田喜舍見慈祥。 　　遺唐使者頻來往，云是扶桑日出鄉。 　　象教自西而跨海，中華古國是橋梁。 　　鑑真投袂欣然起，攜帶門徒赴海市。 　　茫茫煙水罡風高，心向之邦何處是? 　　誠開金石動天神，海若前驅報大喜。 　　此時和尚已喪明，賴有廣長舌代睹。 　　奈良京洛隔海洋，風送梵音與法鼓。 　　今日鑑真來探親，揚州面貌已全新。 　　歡迎現代遣唐使，友誼花開四月春。 　　兩位文學家的詩都高度地概括了鑑真一生的偉大實踐和光輝業績。 　　鑑真的一生是個偉大實踐的一生，他創造了偉大的業績。促使他創造業績的思想，「是為法事也，何惜身命尸這·種舍己為人的佛家哲學，它的動力，則是「詣人不去，我即去耳」！這種堅定不移的戒律意志。佛教除了宗教信仰而外，還有一套完整的光輝的哲學體系，一位偉大的佛教徒，必然是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這是一方面。另外鑑真不但是偉大的佛教徒，和僧一行之精通天文學，數學一樣，他還是一個兼通醫學和藥物學建築學的科學家。作為醫學家的鑑真，在著作方面，傳有《鑑上人秘方》一書；在臨症方面，還親自醫好了光明皇太后的病。作為醫物學家的鑑真，他精通並在日本傳授了藥物的鑑別和炮制方法。所以十四世紀以前，日本醫道把鑑真奉為始祖，德川時期以前，日本藥袋上還貼著鑑真的肖像。 　　作為建築科學家的鑑真，現在奈良日本律宗的本山「唐招提寺的佛殿、講堂、食堂、文殊堂、不動堂、地藏堂、影堂、開山堂，藏經樓、鍾鼓樓、及各堂佛像，都是在鑑真指導之下設計建造的。唐招提寺的建立，成為後來日本佛教藝術的曲范，平安朝以後佛教各宗大本山的佛殿建築幾乎都受唐招提寺的影響」(《中國佛教》二、206頁)我們知道，科學必然和哲學發生關系而受其影。向。一個有成就的科學家，必定是「以往的哲學」的繼承者。鑑真雖不純粹是個自然科學家，但他既精通科學的某些部門，就離不開理論思維形式，而這種理論思維形式，又必然是由他的哲學思想體系所規定的。 　　鑑真既是一位偉大的佛教徒，又是精通醫藥學和建築學，必有其哲學思想，這是肯定的。鑑真除了他的光輝業績而外，沒有任何著作遺留給我們，但這無損于鑑真是個哲人的光榮稱號。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也沒有任何著作傳世，而黑格爾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第178頁)中，承認泰勒斯是大家一致公認的第一個自然哲學家，還強調「從泰勒斯起我們才正式開始哲學史」。鑑真是一個「具修三學，博達五乘、外秉威儀、內求奧理」(《唐大和尚東征傳》第80頁)的律學大師，是一個具有「三學」、「五乘」之奧理的哲人。他的哲學思想，是為他的偉大實踐提供宇宙觀基礎的。他的一身的偉大實踐和光輝的業績本身，就是一部深刻的哲學著作。為了從理論上印證他的偉大實踐，他雖然沒有自己的著作供我探討，但我們可以從他的師承關系中，追溯他的哲學思想根源。 　　唐代律宗以《四分律》為主，分為三派：即道宣之南山宗，法硒之相部宗，懷素之東塔宗。三派中以道宣之南山宗為唐代律宗之主流，鑑真前後在揚州等地講《四分律》及《疏》四十遍，講《四分律行事鈔》七十遍，講《量處輕重儀》十遍，講《四分律羯磨疏》十遍，(同上)，這些都是道宣的作品。在律學方面，鑑真雖兼學相部，而所主實為南山。他終生不但學習南山，而且宣傳南山。所以道宣的哲學思想，對鑑真有決定性的影響，甚至說鑑真的哲學思想就是道宣的哲學思想，也不為過。 　　道宣德高望重，學識宏富，他是唐初的一個佛學權威，又是繼僧祜之後著名的佛教史傳作者。在律學方面，他宗《四分律》，認為它「開萬行之通衢，引三乘之正軌」(《四分律比丘含注戒本序》)。他著了好幾種闡述《四分律》的書，建立了思想體系，遂開南山一宗，他的哲學思想，表現在律學思想中，主要有下列幾點： 　　第一，戒為無上菩提之本——止惡防非為戒，調伏身心名律，故名戒律。《經》、《論》、《律》三藏中之《律》藏，舊譯毗尼，新譯毗奈耶，有種種異名：一日毗尼、二曰木叉、三曰尸羅、四曰律，統稱戒律。道宣說： 　　「大教膺期，總歸為顯一理。但由眾生著欲，欲本所謂我心，故能隨其所懷，開示止心之法。然則心為生欲之本，滅欲必止心元，止心由于明慧，慧起假于定發，發定之中，非戒不弘，是故特須尊重于戒。故經石：「戒為無上菩提之本，應當一心持淨戒」(《四分律刪補隨機羯磨序》)。 　　他認為釋迦一代教法，不外乎顯示真理。真理即真如，真如就法而言是法性(一切事物的本質)，就心而言是心性(心空理所顯真如)。「心性本淨，客塵所染」。這個染污心性的客塵，就是道宣所謂「欲」。「欲」是別境心所之一種，《成唯識論》(卷五)所謂「于所樂境，希望為性」。就是計較利害、得失、苦樂，從而趨利避害，趨得避失，趨樂避苦的意識作用。這種意識當然不外乎是一種心理作用，所以說「心為生欲之本」。心為什麼又有淨又有染泥?佛家認為心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一個運動變化發展的過程。心的運動變化發展，是它所具有的內因和各種外緣所引起的，所以叫「依他起」。這個「他」就是指的內因和各種外緣。(即唯識所講的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等四緣)，本淨的心法和染污的客塵，都在一個心上，前者叫淨分依他，後者叫染分依他。心性和客塵，淨和染是一個對立的統一體。二者互為消長，染分消則淨分長，淨分消則染分長。染分消盡，淨分圓滿，就達到理盛欲滅的境界；反之，淨分消盡，染分充斥，就墮落到人欲橫行，天理泯滅地步。持戒的目的，就是要滅欲顯理。道宣說：「滅欲必止心元」。所謂「止心元」，並不是叫心停止不動，而是遏制心的「染分依他」(染心)而顯現其「淨分依他」(淨心)，即所謂「舍染趣淨」，「舍染起淨」要以對染淨事物有識別的能力為先決條件。道宣說：「止心由于明慧」。「慧」也是別境心所之一種。《成唯識論》(卷五)所謂慧是「于所觀境，簡擇為性，斷疑為業」。所以慧就是識別染淨事物的能力。智慧從各方面得到充分發輝，就會變成生產力，直接造福于人類社會，如鑑真所創的業績一樣。佛家所謂「慧」不是隨便就有的，道宣說：「慧起假于定發」。「定」也是別境心所之一種。《成唯識論》(卷五)說「定于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智依為業」。這就是說人們在認識事物時，注意力高度集中，一心不亂就是定。「定」能產生那種識別染淨事物的能力，即所謂智慧。智慧達到最高境界，叫無上菩提。「定」也不是隨便能發生的，道宣說：「發定之功，非戒不弘」。要「定」能發生，又要以止惡防非，身心調伏為先決條件，所以在戒、定、慧三學中，道宣特別尊重戒學。由戒而發定，由定而生慧，慧到了充實、光大、圓滿之後，便證無上菩提，而達到學佛的最終目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戒不但是入德之門，且為無上菩提之本。《瑜仂口師地論》(卷四十)談菩薩戒時，即強調「受律儀戒後，所有一切為大菩提由身語意積集諸善，總說名為攝善法戒。」所以戒為菩提之本，這種思想是從玄奘大師的法相唯識學中來的。 　　第二，戒體為心法——戒體就是僧侶受戒以後在身心中所產生的那種防止非惡的功能。唐代律學三派中，對戒體的主張各不相同。東塔宗懷素主張戒體為色法，相部宗法硒主張戒體為非色非心法，南山宗道『宣主張戒體為心法。所謂心法，指受戒時薰于阿賴耶識中之種子。唯識家把人們的意識由淺入深，分為八種：一眼；二耳、三鼻、四舌、五身、六意、七末那識，八阿賴耶識。八識中第八阿賴耶識是根本，前七識依此而得產生。八只中具有使前七識發生認識等活動的功能，假名種子(非女口草木種子之為實體)。種子分本有種和新生種二類，都藏在第八阿賴耶識中。前七識所現之善惡行為和思想，其影響于阿賴耶識中，如香氣之薰衣，叫做薰習，前七識為能熏，第八識為所薰。第八識中之新生種和本有種，均賴前七識之薰習而令其生(新生種)長(本有種)。受戒者由前七識接受戒法，薰習于阿賴耶識中，令其種子生長而成戒行，關鍵在于阿賴耶識(心法)。道宣以心法為戒體，其義仍本于唯識。 　　第三，《四分律》為大乘說——《四分律》究竟屬于大乘還是屬于小乘，三家主張也不一致，法歷和懷素以《四分律》為小乘。道宣主張屬于大乘，道宣曾參加玄奘大師譯場，研究法相唯識教義，執弟子禮。玄奘大師視律學為大乘，所以道宣之《四分律》大乘說，仍本于玄奘。他在所著《四分律行事鈔》中說：「 　　「夫理本絕名，故立名標其宗極。名隨事顯，故對事而備斯文」。意思是說真理不是語言文字所能詮釋的，所以說「理本絕名」。但為了救渡眾生，不能不依理立教，教即是名。「立名標其終極」，是說立教也是為了顯示真理。萬化同歸為宗，諸法源底為極，「宗極」就是說的真理。這兩句進依理立教。」名隨事顯」，是說立教詮理必依于事，一切事物離不開假名，「不壞假名而說實相」(真理)。「斯文」，指下文所說的律藏，「對事而備斯文」，是說律藏就是不壞假名而說實相，即立教詮理的具體表現。 　　道宣認為理有二種：小乘講生空，大乘般若講法空，都是權理，只有大乘唯識教講常住真性方為實理。道宣主張；決了權乘，同歸實道」(《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就是要小乘生空教，般若法空教會歸于唯識的真性常姪教，推尊玄奘大師之慈恩宗為究竟，所以他主張阿賴耶識之種子為戒體，《四分律》屬大乘，很明顯和玄奘有學術上的繼承關系。 　　《成唯識論》(卷九)把全部戒學分為三種：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戒。《瑜伽師地論·本地分》(卷四十)說這三種戒都是大乘菩薩戒(所以玄奘以律學為大乘)。律儀戒禁惡防非，使人不犯罪惡不口過錯，以禁防為體，是消極的；攝善法戒和饒益有情戒，要求受戒者精勤勇猛，作種種濟物利人的好事，以勤勇為體，是積極的。前者如地之有基，後二者如塔之有頂，無基不載，無頂不極，三者不可偏廢。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鑑真盲目航海、舍己為人的業績，不但是一首偉大的活生生的哲學詩篇，同時還是一部光輝的律學典范，鑑真的律學思想就是他的哲學思想，這種思想源于道宣，還可以上溯到玄奘三藏，女口前所述，道宣曾參加玄奘譯場，學法相唯識學。他在律學方面的見解，主要根據《成唯識論》《瑜伽師地論》二書。這兩部書是法相唯識學的要典，所以當鑑真赴日後，以三師七，證的授戒儀式傳戒，舊派賢璟，志中堅持自誓授戒，出而反對時，跟隨鑑真多年的普照即根據《瑜伽師地論·決擇分》(卷五十三)中「芯芻律儀無有自然受義」的主張逐條駁難，獲得勝利。可見當時學南山律的都要精通慈恩宗的《成唯識論》和《瑜伽師地論》，鑑真及其追隨者，當然也不例外。從這里我們找出了鑑真的哲學思想根源。這個問題，當然還須深入研究，作者僅作一些初步探索而已。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下旬于廈門閩南佛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