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云大師捍衛佛教戒律(張一鳴)
虛云大師捍衛佛教戒律
張一鳴 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研究員
佛寺中常見「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瞠癡」十字，系佛門弟子的修持箴言。「戒定慧」以戒為首，稱為「三學」；「貪瞋癡」以貪為最，稱為「三毒」。
昔時佛祖釋迦牟尼將滅度時，大弟子阿難尊者求佛訓示，佛祖告之云：「若我滅後，一切學人，當以戒為師。」彌勒佛亦云：「戒如大明珠，能消長夜暗；戒如真寶鏡，照法盡無遺。」、《楞嚴經》云：「一切世間，諸修學人，若不持戒，出三界者，無有是處。」可知以戒為師，持戒守戒，是佛門弟子的基本要求；違戒犯戒，不僅系佛門弟子之恥，也將敗壞佛教形象，損害佛教的社會聲望。近代禪宗泰斗虛云大師(以下簡稱「云公」)正是嚴守、維護和捍衛佛教戒律的典范。
云公認為：「無論禪宗、淨土宗、密宗，佛教各個法門，都要以持戒為根本。如不持戒，不論修學什麼，都是外道；不論如何修法，都不能成佛。佛教進入末法時代的主要特徵，就是戒律荒廢。」
云公強調：「用功辦道，首要持戒。戒是無上菩提之本，因戒才可以生定，因定才可以發慧。若不持戒而修行，無有是處。《楞嚴經》四種清淨明誨，告訴我們不持戒而修三昧者，塵不可出，縱有多智禪定現前，亦落邪魔外道，可知持戒的重要。持戒的人，龍天擁護，魔外敬畏；破戒的人，鬼言大賊，掃其足跡。」
云公指出：「佛在世時，以佛為師；佛滅度後，以戒為師。舍戒之外，莫由出離。雖有智辯，總成魔外。故僧尼之于戒律，猶車輛之于軌道也。如少違越，立即墜坑落塹。毗尼之道，可不慎歟!」
云公不僅用法語、開示，諄諄教化佛弟子嚴守戒律，而且采取多項措施，維護和捍衛戒律。
一、修寺建院與維護戒律並重。清末民初，云公來滇主持重振雞足山，中興華亭寺，當時面對的情況是兩地寺院房倒屋塌，殘破不堪；僧侶道風敗壞，戒律荒廢，確是「寺不象寺，僧不象僧。」光緒十五年(1889)云公首次登上雞足山，此時「全山不足十寺，僧伽與俗人無殊，子孫相承，各據產業，非本山子孫，不准在山中住，並不留單。予念往昔法會之盛，今日人事之衰，嘆息不已。」光緒二十八年云公第二次登上雞足山，「上金頂各處進香畢，又復起念，佛祖道場，衰敗至此；全滇僧規，墮落至此。發願在山結一庵，以接待朝山者，又為地方子孫寺廟所禁，思之雪涕」。云公兩次上山，均受子孫和尚驅趕，難于立足。直至光緒三十年在云南提督李福興、大理總兵張松林和賓川知事的護持下，才在山上找到一所已百年無人居住的破院缽盂庵暫時住下來。「昆明西山華亭寺，古剎也，其地風景至佳。寺僧不能住持，日益荒廢。近且欲售與西人作俱樂部，地方政府批准矣，余惜之，言于唐(按：云南省長唐繼堯)，請其保存名勝，唐納予言。」少數不肖僧人盜賣寺產的非法行為始末逞。云公重振雞山，中興華亭，一方面是多方募化功德，籌集資金，修建寺院；另一方面是整頓道風，嚴肅戒律。在雞足山「建造房屋，立定規約，坐香講經，重振律儀，傳受戒法」。云公以身作則，身傳言教，在其影響和帶動下，「至是山中諸寺，亦漸改革，著僧衣，吃素菜，且上殿，掛單矣!」。
二、以戒為師，年年開壇傳戒。僅以駐錫云南為例，宣統三年(1911)云公在雞足山祝聖寺首次開壇傳戒，在《滇南大雞足山缽盂峰勅賜護國祝聖禪寺同戒錄序》中稱：「蓋聞慈尊設化，循順機宜，妙演三乘，盡該三學。欲冀正法恆遠，舍戒律則無所依；定慧雙嚴，非僧伽而莫能立。」(末任云貴總督李經羲也撰了序。)1920年云公應唐繼堯聘請，就任昆明西山華亭寺方丈。1921年農歷二月十五日，就首次開壇傳戒，在《滇垣西山靖國云棲禪寺(今華亭寺)傳戒啟》中稱：「然七聖成佛，戒為精進之基；六度攝心，戒居定慧之首。」並確定「以後同此時間，年年舉辦，恕不另柬報聞。」受戒比丘66人，比丘尼34人，優婆塞6人，優婆夷30人。此次受戒的社會名流寬禪居士王九齡(號竹村)，1927年曾擔任云南四眾佛教總會會長。
三、制定規約，嚴格戒律。云公在住持六大叢林(雞足山祝聖寺、昆明西山華亭寺、福建鼓山湧泉寺、廣東曲江南華寺、乳源云門寺、江西云居山真如寺)期間，都制定了嚴格的僧規戒約，諸如《教習學生規約》、《客堂規約》、《云水堂規約》、《禪堂規約》、《戒堂規約》、《愛道堂共住規則》、《庫房規約》、《大寮規約》、《浴室規則》等等。違反戒律者分別情況，或「罰」，或「重罰」，或勒令「出院」(趕出寺院)。
四、開辦佛學院，培育僧才，首重戒律。云公在雞足山大覺禪寺(今虛云寺)成立了「滇西宏誓佛教學堂」，在湧泉寺成立了「戒律學院」，在南華寺成立「南華佛學院」，在云門山大覺禪寺成立「云門佛學院」，在云居山真如寺創辦了「佛學研究苑」。這些學院中，除了學習佛教經典外，特別重視戒律教育，云公反復強調「戒為佛法根本，學佛必須學戒」、「佛門興衰，由于有戒無戒。犯戒比丘，如獅子身中蟲，自食獅子肉。」
五、云公強調持戒守戒，但能與時俱進，決不墨守成規。例如佛教戒律中，原有耕織二戒，即規定僧尼不得參加耕種及紡織。云公認為佛戒有性戒與遮戒兩大類，殺、盜、淫、妄為性戒，違反者均為犯戒；耕織戒則為遮戒，可以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因事制宜。古印度社會，僧人乞食乞衣，一心辦道，故以自己營謀衣食為戒，中國與古印度國情不同，不能照搬。唐代高僧百丈懷海禪師(720-814)提出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名言，每日帶領僧眾下田耕作，並制定了規范僧人行為的《百丈清規》。凡云公住持的寺院，都發揚了百丈懷海的道風，堅持「農禪並重」。他認為當代比丘參加耕織，絕不是犯戒。相反，如果不從事勞動生產，被世人譏為「寄生蟲」，倒是犯戒行為。例如1950年他在云門山大覺禪寺創辦「大覺農場」，親自制訂《農場組織簡章》，宣布辦農場是「為適應現實環境之需要，特組織僧伽開發本寺所有荒地，努力增加國家生產，並以彌補本寺糧食之不足，且達到人人勞動自給自足之目的，用以維護祖庭為宗旨。」1953年駐錫云居山真如寺時，又創辦了「僧伽農場」，組織僧眾開荒種地，開出耕地250余畝，還經營山林，種植糧食、經濟作物和經濟林木，糧食、蔬菜、油料都做到自給有余。
1952年11月，中國佛教界一批知名人士(包括活佛、高僧、著名居士和佛教學者)共20人，由云公領銜，發起成立中國佛教協會。經過半年的籌備，1953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會議于北京召開。圓瑛法師當選首任會長，云公當選名譽會長(漢傳佛教)。
會議期間，有少數佛界不肖僧徒打著「信教自由」的旗號，公然提議毀戒破戒，主張僧婚尼嫁，飲酒食肉，不穿僧服(大領衣)，廢除《梵網經》、《四分律》、《百丈清規》中有關戒律的規定等。云公在大會上據理批駁了這些謬論邪說，並撰寫了《末法僧徒之衰相》一文，痛斥那些提議毀戒的不肖僧徒。文中稱：「俗有言，秀才是孔子之罪人，和尚是佛之罪人，初以為言之甚也，今觀末法現象，知亡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滅佛法者僧徒也，非異教也。」云公把毀戒破戒提到「滅佛法」的高度來認識，認為這是一種「末法衰相」。如果戒律盡毀，則僧俗不分，佛法也就滅亡了。後來政府主管部門領導表態，贊同云公意見，強調佛律祖規，不能改動，應加以保留。這場捍衛戒律與毀棄戒律的斗爭才告一段落。
1955年8月16日至31日，中國佛教協會召開第二屆擴大的理事會會議，主要研究籌建中國佛學院事宜。云公當時駐錫云居山真如寺，曾寫了一篇短文《云居管見》寄給中佛協。文中強調：「我認為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等有可以權變的，惟『三學』思想，即戒定慧等等理論，不能改動。」當年十月，云公在真如寺開壇傳戒，在戒期所作開示中，即有《戒律是佛法之根本》、《戒法戒體戒行戒相》、《大小乘戒之同異》、《三皈五戒》、《十戒具戒三聚戒》等專題，對戒律的各個方面作了具體闡釋。
1959年農歷九月十一日，云公即將圓寂，眾弟子(包括香港來者)環立病榻前請求開示和留下遺囑，云公答：「你們問我最後語，只有兩句『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瞠痴』。」九月十二日，又召集弟子講了一段話：「我近十年來含辛茹苦，日在危疑震撼中，受謗受屈，我都甘心，只想為國內保存佛祖道場，為寺院守祖德清規，為一般出家人保存此一領大衣。即此一領大衣，我是拼命爭回的。今後你們必須堅持保守此一領大衣，但如何能夠保守呢?只有一字，曰『戒』。」當夜即圓寂。說明云公一生堅持、維護、捍衛佛教戒律，直到圓寂前仍念念不忘一個「戒」字。
云公認為：能否堅守戒律，是關系到佛教興衰存亡的大事。云公雖已圓寂多年，但違戒犯戒現象依然存在，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從中國佛教協會兩任會長的報告和講話中即可證實。
1993年10月15日，趙樸初會長在中佛協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中國佛教協會四十年》中即指出：「佛教界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信仰淡化，戒律松弛；有些人道風敗壞，結黨營私，追名逐利，奢侈享樂乃至腐化墮落。」因此，「自身建設的重點是以戒為師，大力加強建立在具足正信，勤修三學根基上的道風建設。」
2002年9月20日，一誠會長在中佛協第七次全國代表會議上發表的題為《繼承趙樸初會長遺願，同心協力開創中國佛教事業新局面》的講話中也指出：「當前，我國佛教界的道風建設形勢仍然十分嚴峻，有相當一部分信仰淡化，追名逐利，奢侈享樂DX腐化墮落，嚴重違戒犯戒。」批評有些寺院主事者「在其位不謀其政，對不修行、不守戒、僧尼偽濫等敗壞佛教形象的現象無動于衷」；強調「加強佛教信仰建設和道風建設，是佛教自身建設的核心和根本。」因此，「我們首先要求僧尼具足正信，以戒為師，勤修三學，肅正道風」。
值得注意的是，一誠會長的講話距趙樸初會長的報告已9年，還使用了「嚴竣」、「嚴重」等字眼。在此種情況下，重溫虛云大師關于嚴守戒律的教導，緬懷大師捍衛戒律的卓行，是具有現實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