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原始戒律與中國清規的聯系(果法)

論原始戒律與中國清規的聯系

果法

　　前言

　　法不孤起，賴人以弘，因緣具足，佛法興世。釋尊示現，八相成道，廣納僧俗，創建教團，宣揚聖教，悲憫濟世。自鹿野苑初建三寶，僧眾日漸增多，遂建立僧團，最初十二年，僧眾清淨，佛陀僅為無事僧說：善護于口言，自淨其意志，身莫作諸惡，此三業道淨，能得如是行，是大仙人道。其後，僧徒廣增，惡行漸起，故釋尊設戒律以攝僧，因不同的因緣，制定種種的戒條，因犯隨制，時間既久，律儀亦多，由五戒十戒增加至二百五十戒。釋迦牟尼佛滅度後，由優波離尊者等結集成律藏，佛教傳入我國，始于東漢，迄今二千五百余年，中國之有戒律始于三國，盛于唐代，並建立了南山律宗，南山一脈，盛行于世，元代時期，律宗逐漸衰落，明代中葉，弘律大德相繼而起，如蓮池大師，古馨律師等繼唐代道宣律祖後專弘戒律。見月祖師堪稱律門巨匠，主持寶華山，制定《傳戒正范》等至今佛門仍流通的諸多典籍。民國時期，律宗命懸一脈，幸而弘一大師等力挽狂瀾，續南山宗，扶起即將衰亡之戒律一門。弘一大師閉關期間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並將戒律的弘揚發展至極，可謂一代宗師，為現代出家弟子指明了修學方向。

　　一、原始戒律

　　佛教三無漏學，首為戒學。戒律，梵語毗尼，尸羅，波羅提木叉。華譯，調伏，善治。中國的戒律始于曹魏時期，曇摩迦羅尊者創始受戒；律典中，中國專重《四分律》。唐終南山道宣律師，以大乘之教義，釋小乘之律典，乃成立此《四分》之南山律宗，此宗通大小二乘。

　　(一)《四分律》《梵網經》流傳

　　《梵網經》被稱為諸佛大乘「光明金剛寶戒」。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要因持戒，佛性乃見。十方三世一切諸佛，無不以此大乘寶戒為本源。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始，便制此戒。故克證心地法門，直至成佛，皆以此戒為最勝因緣，此戒是十方三世諸佛之法，非佛自作。

　　小乘《四分律》中講「毗尼藏者，是佛法壽命。毗尼若住，則正法亦住」。毗尼藏，即戒律藏。戒律藏護持佛法，三乘道果，相續不斷。蓋以戒律為其根本。 「汝等比丘于我滅後，當尊重珍敬波羅提木叉，如暗遇明，如貧得寶。當知此則是汝等大師，如我住世，無有異也」。釋迦佛入滅之際，阿難尊者也曾預言啟問：世尊滅後，佛弟子以何為師?佛陀回答：以戒為師。世尊涅槃後，由大迦葉發起五百大阿羅漢尊者，于七葉窟內結集律典，其中，律藏由優波離尊者誦出。佛法東漸，戒律亦因爾傳來，曹魏時期，曇摩迦羅尊者創造受戒；東晉以來， 《四分律》《五分律》《摩訶僧只律》相繼譯出。漢地南傳律典，遂漸完備，以《四分律》最為盛行。

　　唐代終南山道宣律祖判《四分律》通于大乘，故漢地出家眾亦極為重視小乘戒法。

　　(二)戒律分類

　　1、 出家戒與在家戒

　　出家戒主要指出家五戒，沙彌十戒，比丘戒、出家菩薩戒。在家戒指在家居士受持的五戒，八關齋戒，在家菩薩戒。

　　此外，八關齋戒，菩薩戒屬于別解脫。

　　2、分科：止持、作持

　　戒法中分開、遮、持、犯，止持、作持、止犯、做犯。以此判定個人持戒是否清淨，是否有違犯律法之處。其意如下：

　　諸惡莫作是止持；眾善奉行為作持；止持為制止義，如不殺、不盜、不淫、不妄語等消極的持戒，作持是指受戒、誦戒、竭磨、布薩、結夏、解夏、安居、自恣等積極的將戒法融于個人乃至僧團的日常生活、團體活動。

　　3、大乘戒與小乘戒關系

　　大小二乘戒條雖然有所不同，但是並不；中突，大乘戒以菩提心為根本，小乘戒以不違戒律為基。大乘仍應以小乘為基石，對于根本戒，正應與菩提心並重，否則破第一攝律儀戒，但大乘以菩提心為本，故比小乘戒更為殊勝圓滿。小乘戒只求清淨自身，而大乘行人願度一切眾生，故行人應使小乘與大乘菩提心並重。

　　4、佛教的戒律精神

　　佛陀干菩提樹下悟道以後，四處游走，講說佛法，漸漸組成僧團。早期追隨佛陀學習的弟子多是善根純厚之人，所以其時並沒有戒律產生。佛陀只是勉勵僧眾「善護于口言，自淨其志意，身莫作諸惡」。但隨著佛教影響日遠，僧團里人數增多，魚龍混雜，凡聖同居，其中有一心向道、求取解脫者，也有因貪圖供養而混跡僧團者。這樣，僧團成分日趨複雜，不如法的事件開始出現，為護法安僧，避免世人之譏嫌，佛陀開始制定眾多戒條，以約束比丘眾的行為，並采納外道的方法于每半月布薩懺悔誦戒，以維持僧團的清淨與團結。這就是佛制戒律之緣起，即「隨犯隨制」。每條戒律的產生都有它特定的因緣，所以說：毗尼是因緣所顯。佛涅槃後約百年內，佛教界曾有兩次」大結集」，其緣由皆因戒律問題，而戒律之爭也是因為不同地區比丘對戒法的理解不同而致。在佛陀逝世後，僧團面臨著如何穩定局勢、不使僧眾星散的大問題。大弟子迦葉遂發起舉行王舍城大會，來結集經律遺教。結集大會在王舍城外的七葉窟召開，有500位大比丘參加。阿難誦出經藏，優波離誦出律藏。佛涅槃100年後，因為戒律問題，佛教內部再次發生了嚴重的爭論，這次辯論大會，雖以乞錢為起因，雙主爭辯的內容卻有十項，故稱為「十事非法諍」。 東方比丘認為不妨有其彈性。但耶舍一方，堅持這十項均為」非法」，從此在佛教內部分為東方系統的大眾部，與西方系統的上座部(耶舍一方)。在《五分律》中記載有關于隨時毗尼與隨方毗尼的遺訓。佛陀說：雖是我所制，余方不為清淨者，不必行；雖非我所制，余方清淨者，則必行之。

　　5、戒律在中國的變種。

　　佛教初傳中土百余年間，雖有經典傳譯，卻獨缺律典。直至三國時代的曹魏嘉平年間，戒律才傳人中國。僧團雖已建立傳戒制度，僧人也不再僅是「剃髮」、 」染衣」，但真正對佛教戒律有回應意識是道安法師時才開始的。僧團業已成立，而維持僧團的制度卻不完備，所以，戒規的建立是當時最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護持僧團之清淨，以規約來規范僧眾，道安遂制《僧尼軌范》，開啟了中國佛教史上依律法而別立僧制之先河，這為日後禪林創立《清規》打下了伏筆。道安之後，隨著佛教在更大范圍內的傳播，佛教與中國社會諸系統的協調也在各個層面展開。為適應這一新形勢的需要，佛教內部又出現了許多依據律藏而制定的僧制軌范。佛教初傳中國，其所遭遇到的最大阻力或責難在理論層面上便是倫理觀念，而具體呈現出的實踐層面便是可聞可見的戒律樣態，所以戒律的變革與異化已是歷史之必然。戒律在向中國滲透傳播的過程中，為了適應中國的民生實際，也進行了盡可能的革新，制戒之精神最終以中國人自己制定的僧制來規約僧團，就會經常發生修持行為與環境所在已形成尖銳矛盾。于是創意別立禪居，減少與義學、律學僧眾相聚一處所產生的矛盾；且提倡「農禪並重」，解決僧團生存問題。清規的確立，使中國僧團走向了制度化、規范化的僧伽生活。叢林清規的產生雖是依據當時僧團的實際理地而創制，但其本質依然是對印度戒律的繼承，在護法安僧的根本精神上並無二致。清規一如戒律，戒律是佛陀為了規范僧倫，令正法久住而制定，所謂「戒住則僧住，僧住則法住」；清規之制定同樣是使僧團和合，清淨無爭。

　　佛陀親制戒律具三個組成部分：1、制戒精神，2、指導個人修行的戒條，3、調和團體生活。在漫長的佛教發展歷史長河中，律制的這個組成部分沿三條平行線發展，其中，制戒精神演變為大乘菩薩戒；指導個人修行的戒條演變成聲聞戒；調和團體生活的戒條(犍度)演變成叢林清規。三者既有區別，又有內在的互動聯系，相互依賴，相輔相成。

　　在佛陀早期弘法生涯中(前二十年)，由于僧尼居無定處，過著日中一食，樹下一宿的生活。生活較為艱難，富貴子弟放棄財富和地位，出家修道，是值得讚嘆的。正是由于這些真誠的弟子們精進修行，在精神境界上進步很快，內心戒行清淨，外表上威儀莊嚴，故感得信徒的供養，逐漸有人感覺出家生活舒適，故不少人加入僧團的目的，不再是為了尋求去除煩惱，而是僅僅為了生存；隨著供養越來越豐厚，對證悟境界不高的出家人來說，大量的物質供養是一種嚴峻的考驗。佛陀因事制戒，戒律逐步被佛陀親制出來，以確保僧人由身的清淨，達到內心的清淨，最終得涅槃解脫之果。因早期僧團是托缽乞食的，只有結夏安居才居住在一起，群居時間少，戒條主要是針對個人修行而制訂，隨著僧團中定居在同一寺院的成員比例增加，僧人與僧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複雜，僧團的財物，管理和關系也發生了變化，團體生活戒條應運而生，寺院中管理機構及責任的分工也十分必要，為使僧團內部有效協調，相應的戒條亦出現。

　　當佛教傳入中國後，有關集體修行的戒條逐步演變成叢林清規，佛陀住世時，一個僧伽藍中人數並不很多，而在中國到百丈時期，禪宗寺院中可達上千人，所以制定集體清規是非常有必要的。佛陀的教法若想不隨著時代政權的更變而興亡，只能靠自給自足這一方針，故馬祖道一禪師首創叢林，以安僧侶，百丈懷海禪師制訂清規，率眾修持，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由于這些，佛陀制定的集體修行戒條已不足適應中國特殊環境。最終，一部適合中國國情的《百丈清規》應運而生。

　　菩薩戒、比丘戒和叢林清規是一體的，三者同等重要，缺一部可，我們應把三者有機地結合起來。二、中國叢林清規

　　僧團中常說的一句話是「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世人常講：無規矩不成方圓。可見，規矩即是為世出世間一切行為乃至思想的準繩，也是為人處事，也是作一名清淨佛子，成佛作祖的基準。唐代百丈禪師鑑于僧團的不斷擴大，遂作《清規》以輔佐戒律，從而使僧團趨于完善。

　　「清規」是中國佛教中的特定稱呼，全稱「叢林清規」，定指一切寺院和僧眾遵循的規矩。 「叢林」原為僧眾居住的地方，有了寺院後，便以後泛稱寺院。禪宗寺院的僧眾一般稱為「清眾」，針對禪院清眾別定的規則稱之為「清規」。戒律，泛指佛教共同遵守的道德準則和行為規范。

　　(一)清規創始，源流及概況

　　中國寺院清規創始于東晉道安法師制定的《僧尼規范》，隨後有慧遠大師制定《法社節度》，道宣律師制訂《鳴鍾軌度》，至中唐時期百丈懷海大師立禪院之制，內容主要為：尊「長老」為化主，處之「方丈」；不立佛殿，唯樹法堂；學眾無高下，盡入僧堂，依夏次安排；設長連床(廣單通鋪)，掛搭道具；全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老上堂升座。 「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理，多人營事，各司其職，或有違犯者，依輕重杖罰或燒衣缽，逐出偏門等。這些都是禪門僧制叢林清規之始，後世稱為《百丈清規》。現代叢林對于一般行事，另訂有《共住規約》，如《金山江天禪寺規約》、 《高昱四寮規約》。中國之寺院僧伽藍中以三綱(上座、寺主、維那)為主要負責人領眾行持、統理大眾生活上一切事務；下設東、西兩序四班首八執事輔弼方丈；如：東序職事專掌全寺事務，監院、副院、副寺、典座、維那、悅眾等，以現代名詞來解釋這些「列職」的名字，即是「職務」負責寺院大小事務，代諸師之勞；西序如首座、書記、知客、知藏等，稱為「序職」，即」職稱」為修行之楷模，輔振宗風之上座長老，是清眾修行的榜樣。後，叢林內的主要組織有四，稱「四大堂口」，即禪堂、客堂、庫房、衣缽寮。其中禪堂為叢林中心，客堂主內務及接待客人，庫房主總務，衣缽寮為方丈和尚行事務之所。此外又有首座寮，侍者寮、云水堂等。

　　(二)《百丈清規》內容特色

　　目的就是規定寺院中的組織管理、日常章則：在僧團的組織制度上，規定了職務、名銜、職責。寺中最高領導者為方丈， 「非崇其位，則法師不嚴，始奉其師為住持，而尊之曰長老，如天竺之稱舍利弗，須菩提，以齒德俱尊也。」充任此職的條件是「具道眼」、道德高。主要職責為」教化主」，為僧徒表率。每日「上堂升座」，管理寺院僧眾和為僧眾開示講學說法，指導全寺僧眾的實踐修行，其下設有十務(十職)， 「置十務寮舍，每用首領一人，管多人營事，令各司其局也。主管寺院日常行政事務，主飯者自為飯頭，主菜者自為菜頭，他皆仿此。」在紀律監察方面。或彼有所犯，集眾公誶行責，即以拄杖杖之，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

　　在日常行事方面，有職務的與一般僧眾，無有高下，都居于僧堂， 「所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以夏次安排。」並于僧堂中「設長連床，掛褡道具。」僧眾行住坐臥須「具四威儀」， 「臥必斜枕床唇。謂之帶刀睡。為其坐禪既久，唯息而已。」在修禪方面，規定以修行為要： 「合院大眾，朝參夕聚，長者上堂升座，主事徒眾，雁立側聆。賓主問酬，激揚宗要。」在獎懲方面， 「凡有犯于此規者，悉由維那檢舉，集眾公議，令其自悔，乃至擯棄出院。」在寺院經濟制度方面，規定僧眾要飲食隨宜，務于節儉。全體僧人均須參加勞動，自力更生，行上下均力之「普請法」，正所謂」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寺院殿堂建制上，只建方丈、法堂僧堂、寮舍， 「不立余殿，唯樹法堂，表法超言象也。」

　　我們不難發現懷海清規賦予僧團組織管理方面的特色，即：導之以德，齊之以規；分工明確，層級簡單，運作有效，地位與經濟的平等；民主自由。

　　(三)思想和制度

　　叢林為大眾普薰普修之所，由此中鍛造出法門龍象，僧中芬陀。故禪門臣匠來果禪師曾勸出家人發願一生依止叢林、愛叢林、護叢林。為何?因叢林出家人多，可以通過僧團的力量完善個人修養。又，十方叢林各堂口職責分明，條例清晰，有本可依，有理可循。

　　清眾在寺院中免除俗務一心辦道，所以叢林是成就修行人的好地方。

　　(四)叢林特點

　　百丈制定清規的原則是」非局大小乘，非異大小乘，當博約折中，設于制范，務其宣也」、既不是完全脫離大小乘的傳統戒律，也不是完全照搬大小乘戒律，對于清規的內容，是本著務必宜于中土禪者開悟自性的增上權巧而設制立范，以期禪祖之道能燈燈相傳而薪火無盡。

　　然而，戒唯佛制，只有佛得圓滿智能，才能識因達果到毫釐不爽，才能依法爾如是不增不減的法界因果來制定戒法，其他人都是沒有這種能力制定戒法的。歷史上凡是涉及到對戒律的改動時，總是伴隨著僧團激烈的紛爭，所以，百丈懷海禪師的清規引起一定的意見，也是很正常的。

　　(五)《百丈清規》的歷史與現實意義

　　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便開始了與中國固有思想與制度適應與融合而創新的傳統。東晉道安首創僧尼規范三例，開在戒律之外別立禁約的先河，其後有支遁、慧遠，乃至梁武帝造光宅寺于金陵，命法云為寺主，創立僧制，用為後范。到了中唐，馬祖道一始創叢林，倡導一種農禪結合的習禪生活，其門徒散居南方偏僻山林，各自創建根據地，聚徒受禪，自給自足。而懷海師從馬祖六年，其門風宗意，多有承繼。懷海創制清規，正是對其師創建叢林的繼承與發展，故禪宗和研究僧史的有」馬祖建叢林，百丈立清規」的好評。

　　就中國的僧團情形來看，即戒律與各種僧制同時應用。除佛制的戒律以外，歷代王朝政權針對佛教有著各種各樣的僧尼令或僧道格，歷代的佛教徒亦有各色的僧制、清規。其中，戒律是來自于大小乘佛教的佛制；僧道格即是政令，是國家政府部門對僧尼等制定的政策法令，可以說是歷代的宗教政策；而僧制和清規則是佛教傳布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中國佛教歷代高僧大德們結合本土風俗、民情、文化等具體情形，為匡正僧尼的行為，于戒律之外，另制定其他若干約束僧尼言行的僧團制度。如各地方《規約》、現行寺院管理制度，基本上，就是這四種戒律、僧道格、僧制、清規制約著中國的僧團。

　　(六)戒律與叢林之聯系

　　禪林中以法堂代替了佛殿，所褒學眾，無多少、無高下，盡入僧堂中，依夏次安排。

　　在原始佛教僧團中，僧堂是指僧房與精舍。自唐、宋以後，子僧堂之中央安置聖僧像，眾僧圍之，周圍設置坐床，是禪林中僧眾日常起臥的堂舍，更是僧眾坐禪辦道之道場。

　　禪林之中依檢舉、擯棄之法以安清眾。對于出家眾來說，檢舉、擯棄之法，律已有之，這可說是沿用而已。在比丘的戒律中規定，如果彼此間出現了不如律法的行為，比丘之間是要互相規勸的，由于展轉相教、展轉懺悔，這樣佛弟子眾才能得到佛法利益的增長，如果比丘知道其他比丘有犯粗罪的情形而為主覆藏不檢舉，這是不如法的。維那要檢舉， 「擯令出院」，這是為了成就出家教團或于叢林修行之大眾。如果不是為這一目的，假借比丘的名字、盜竊比丘的形象，矇混過日子的人，不但自己在佛門之中造罪，還會影響出家清眾的修道事業，對于這種人，只好擯棄于山門之外了。

　　「或彼有所犯，即以拄杖杖之，集眾燒衣缽、道具、遣逐，從偏門而出者，示恥辱也。犯重焚衣缽，應當集眾人，山藤聊示恥，驅擯出偏門。」(《景德傳燈錄》卷六·禪門規式)

　　這一段是說明禪林中以杖打、燒道具、從偏門逐出犯規者以肅眾的方法，都是懲治僧眾之中的害群之馬，但處理的方法卻和傳統律法不一樣，很有一些中國化的味道，像依杖打而懲罰，這在律法之中是看不到的。

　　(七)百丈清規對印度戒律精神的繼承與變革。

　　無論是《百丈清規》也好，還是《高旻規約》也罷。這些都是由于古印度與中國的生活習俗，地域風土上的各種不同所制。但目的都是讓佛門弟子「身不放逸，心不越矩」。本來，原始佛教徒的修行方法是非禪即誦的，但佛法傳人中國，寺院中的僧人很多，祖師才編輯佛經中重要經咒成為《朝暮課誦》，以便早晚二時合集全寺僧人共修。無論是佛陀制出的戒律還是祖師編輯的清規，我認為，都是要洗除我們從無始以來的污染，去除習氣煩惱，復本心源，回歸到清淨自性之中。

　　佛法肇啟于西天，法水變流于東土，已兩千五百多年，隨著國家和社會的變革，佛教也在改變，寺院也在發展。然而，佛陀親制的戒律實在應當維持下去，其中相關的一些作法，如羯磨法，安居法、布薩悔過法也應該予以重視，讓戒的思想與僧團羯磨的精神灌入到每位佛子的八識心田中，那樣則「毗尼久住，正法久住」了，同時也會讓更多的人感悟到和合僧團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積極修持自身，弘揚正法。對于祖師所訂的祖規芳約，可以在掌握其內在精神核心的基礎上，根據不同地區的條件加以變通，不可死執一法，應加以圓融善巧。

　　總結

　　本文介紹佛教戒律，與中國寺院行事制度，從中找出其內涵與關系，促進原始印度佛教戒律與中國現代寺院管理制度緊密結合，即佛教既不偏離正法的軌道，又能適應中國現代國情與人們的思想，從而讓更廣泛的大眾接受佛法，讓更廣泛的僧眾維護佛法。希望引起教內外善信更多的思考，讓佛教史在此翻開嶄新的一頁。

　　參考文獻：

　　[1]聖嚴法師《戒律學綱要》。

　　[2]百丈懷海禪師《百丈清規》。

　　[3]見月律師《傳戒正范》。

　　[4]《金山規約》。

　　[5]《百丈清規正義記》。

　　本欄稿件來源：寒山書院重元寺教務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