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弘法寺佛教居士組織管理淺議

印順

1953年5月，中國佛教協會正式在北京成立，中國佛教徒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走上了新的道路。在《中國佛教協會章程》裡面，談到了“本會是中國佛教徒的聯合組織，其宗旨為：團結全國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參加愛護祖國及保衛世界和平運動；協助人民政府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並聯系各地佛教徒，發揚佛教優良傳統。”1983年，趙樸初會長在慶祝中國佛教協會成立三十週年大會上，提出了中國佛教要走“人間佛教”的道路，佛教界經過二十餘年的努力，已經開始走上黃金時期。1993年，第六屆全國代表會議提出了加強佛教“信仰建設、道風建設、教制建設、人才建設、組織建設”的歷史任務。這五個建設都與寺院建設有密切的關係，其中也包含了佛教的組織建設。中國佛教協會是中國佛教徒的全國性組織，但是在現代中國，除了中國佛教協會和各省市佛教協會以外，在一些廟裡還成立了一些學術性的研究組織，以及一些地區性的佛學研究團體，在寺院裡還有一些居士的組織，這些組織成為當今中國佛教的主要團體，對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本文主要探討深圳弘法寺關於居士組織管理的經驗，以饗諸山長老的專家學者，並且歡迎批評指正。

一、弘法寺的發展離不開居士的作用

深圳弘法寺始建於1983年，1992年完成主體建築並舉行開光大典，經政府批准正式對外開放，佛門泰斗、禪門臨濟宗四十四代傳人本煥長老為寺院開山方丈。在本煥長老的帶領下，經過兩序僧眾15年來的共同努力，弘法寺不斷得到完善和發展，寺院現已建成山門、天王殿、大雄寶殿、法堂、臥佛殿、禪堂、弘法大樓和相關配套用房等，總佔地面積為37610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為37000平方米，是深圳目前規模最大、最現代化的一座佛教寺廟。弘法寺由於地處改革開放前沿的深圳，有著毗鄰港澳的獨特優勢，因此，與全國各地和東南亞佛教聯繫密切，信眾不斷增加，已成為我國最富有活力的佛教寺院之一。弘法寺能夠立足於深圳，面向港澳臺，走向東南亞，放眼全世界，首先得歸功於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弘法寺在初建伊始，就得到了黨和國家領導人、前全國政協主席李瑞環同志的關懷。其次是在整個建設工程遇到困難的時候，已故的前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居士親自出面做協調工作；在寺院建成後開光時，趙樸初居士前來主持，並賦詩慶賀。本煥長老享譽佛教界，是中國佛教的著名領袖人物，許多居士仰慕本老，欣佩他的人格，受他的魅力所使，而主動歸依。現在本煥長老有弟子270餘萬人，其中有的人跟隨長老長達幾十年，他們關心弘法寺的發展，祈願弘法寺的佛教事業能夠不斷壯大，從各方面都給予巨大的支持，弘法寺的佛教能在短短几十年裡迅速地發展起來，我們不能不感謝這些有名或無名居士們的貢獻。

二、深圳弘法寺居士（義工）管理的幾個重要因素

深圳是新興的城市，也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高速度的工作節奏，成為年輕人創業的樂土，也成就了這個城市的人口年輕化、人文素質偏高的特點。同時，我國這個著名的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中經濟、貿易發展很快，和毗鄰的香港相接，與澳門為鄰，三地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頻繁，其輻射又影響到整個東南亞地區，使之成為我國對外展示改革開放的窗口。深圳的特殊地理位置，造就它成為世界關注的對象，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同時，也兼有宗教與文化的競爭、滲透與反滲透。所以深圳成為當前我國最受到世界各國宗教界關注與滲透的重要地區之一。深圳城市人口年輕化、多元化、文化素質高，但是並不是說年青人沒有宗教信仰，相反在這個工作節奏緊張，生活壓力大的地方，人們更需要心理的抒解與調整，宗教在這個地區是有充分市場的。深圳信仰市場群體以年輕人為主，同時周邊城市香港西化程度較高，其它地區則受傳統文化影響較深的諸種複雜因素影響的現實情況，本煥長老特意指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個“道”就是現在我們正在進行的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佛教現代化的“大道”，也是當前中央政府所強調的社會和諧的弘大之道。把弘法寺建設好、管理好，使之成為一個好的榜樣，讓海內外信眾與遊人，從這所寺院看到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看到佛教文化，看到中國僧人不但素質高、形象好、持戒嚴，而且還有較高的政策水準、管理能力和文化水平，真正成為國內的模範道場。弘法寺內部有一個水平較高的、團結的僧伽隊伍。弘法寺的歷史只有20多年，寺裡常住僧人主要以年輕的僧人為主。這些僧人，特別是寺內中層管理層的僧人，有修行，有信仰，有知識，有文化，懂管理，具有現代眼光，佛教在他們的弘楊下，與深圳社會發生了很好地適應，契機了居士信眾的要求，因之得到了居士們的擁護。

三、深圳弘法寺居士（義工）的管理特點

弘法寺對居士的管理，主要有如下幾種措施與方法。一、弘法寺將居士與義工的管理納入寺院的正常工作，為每位皈依居士嚴格履行皈依手續。凡皈依的居士或將參加活動的義工，必須留下真實的身份與聯繫方式，其名字、性別、法名、住址和身分證號、聯繫方式、職業特長（有車的、會烹調的、有接待能力或愛好）等基本情況均錄入電腦，然後才能頒發《居士證》。這樣做的目的，一方面便於聯絡，一方面可以真實統計人數，弘法寺資料庫中，登記的居士有數十萬人。然後，再按照地域進行分組，弘法寺的居士，分佈在世界各地，但最集中的還是深圳與香港兩個地區，他們成為弘法寺日常的護法團隊。二、努力做好居士團隊的工作。2006年6月“深圳弘法寺義工護法團”成立，標誌著弘法寺所屬的居士事業又上一個新的臺階。義工護法團成員中青年居士佔一半左右，隊伍呈年輕化，文化程度相對高。義工護法團成立後，堅持每週日集中學習佛法及義工須知。通過對居士義工的管理，寺廟的形象得到了提升，最終形成雙方之間的良性循環。每逢寺院舉行大的佛事活動，寺廟裡義工雲集，組織有序。這幾年來，弘法寺舉辦的多達數萬人乃至幾十萬人的活動，都是依靠義工無私貢獻而順利完成的。如今義工制度已經成為弘法寺工作中的一項重要的工作，它不僅使寺裡的活動能夠順利進行，而且還調動了居士與義工的積極性，增強了他們的集體感與歸屬感，寺院與居士之間的互動也增強。此外，寺裡還組織了“弘法寺護法理事會”，邀請那些在社會上有較高地位和對寺院作出重大貢獻的居士，請他們擔任董事，共商弘法寺發展的大計，寺院的重大事情與未來的前途通過他們的參與，有了民主的保障與經濟的支持。為便於組織協調，橫向上，寺院將居士按所在地域劃片分組，並與當地基層組織（社區或居委會）共同考察任命組長或片長，負責日常聯繫居士的工作。居士按各自居住的地區分片組織起來，組成學佛小組，每個小組20人左右，選出一名熱心的居士擔任小組長，負責組織該地居士的日常燻修。再由數個小組組成一箇中型的組織，最後形成每個區域的居士組織，縱向上，形成金字塔式的居士網路結構。三、居士（義工）團努力接受政府的領導，讓其成為基礎組織可以依靠的有效力量。弘法寺的居士（義工）團與政府的有關部門形成信息共享，居士（義工）團的全體人員造冊提供給共青團志願者管理組織使用。弘法寺鼓勵居士積極參與所在社區的公益活動，為其提供發揮能力的平臺。共青團可以隨意使用義工團，將他們轉換為社區志願者的身份，並不需要使用寺院的名稱。這樣做，較好地完成了寺院與社會之間的對接，寺院培訓居士（義工）為社會志願者管理組織提供優質服務，居士（義工）在參與社會志願者活動後又為寺院活動提供了經驗。實際上，弘法寺的居士（義工）培訓班已成為深圳社區青年志願者輸送基地，在服務社區，參與應對自然災情，搞活社區慈善、文化等公益活動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讓居士（義工）在參與中受教育，在參與中接觸社會，在參與中成長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成為所在社區青年服務社會的中堅力量。同時，也為寺廟文化與管理拓寬了思路與方式，充分調動了居士們的熱情，保證了居士（義工）團隊充滿活力。四、弘法寺非常重視居士的培訓工作。定期或不定期地進行居士培訓，提高他們的知識與修行水平。根據深圳青年人多，文化程度高的特點，在居士當中選拔一些懂佛教理論知識界，有事業心，願意為佛教作事的年輕人，在節假日與公休日期間對居士進行培訓，提高他們的佛學知識水平與公益心。每年年初就把全年的固定活動刊登在《弘法》雜誌上面，向居士廣而告之，讓他們心中有數。弘法寺為了讓佛弟子們能夠及時得到寺廟的信息，利用現代網絡技術，建立廣泛地居士網絡，將居士納入網絡系統，整合居士資源，平常利用網絡向居士介紹弘法寺的情況與佛教知識，有事情時通過短消息，請他們前來參與。居士很快地就能根據寺方的需要，配合寺方的活動。這種通訊方式，對寺廟舉辦重大活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像本煥長老的壽誕活動與今年“5.12”大地震的賑災法會，得到了居士的支持，與這種通訊方式有重要的關係。同時，寺院對能通過修養品德、佛學知識、禪堂修煉三關考核的居士，免費提供食宿。寺院的修行場地向所有的居士開放，特別是在“禪七”期間，居士可以和法師一起在禪堂用功，通過向禪師的請益，提高自己的修行水平。每逢週末，寺裡要舉辦講經說法的活動，由寺裡的僧人或外聘的法師向居士們宣講佛教經典，每個月裡，寺裡邀請全國知名學者在講堂向居士介紹國學的知識，提高居士的傳統文化的知識以及加強正信的能力。五、為不同程度和不同需求的居士建立專用的聯繫制度。從實際情況看，長期到寺院參加活動的居士，主要以中老年人偏多，年青人由於工作繁忙，相對來寺院的時間少一些，除了重大的活動之外，平時到寺院主要是禮佛燒香，拜見了本煥長老以後，就不在寺院裡停留。中年人由於身負的責任多和矛盾多，故在精神方面更加渴望能夠得到更多的安慰與指導，為此寺裡不定期舉行解憂答惑的活動，主要針對一些中年人的思想問題，組織懂佛法與心理學的僧人，對他們提出的問題進行解答，讓他們能夠得到思想的放鬆，放下身上的包袱。老年人多關心的是未來怎樣解決身後的問題，寺裡利用召開專門唸佛講座，請本老來給大家開示，鼓勵他們修行，多唸佛，精進用功，支持他們的修行活動。對有的人提出的問題，平常師父們也利用閒暇時間隨時解答，讓他們得到一個滿意的答覆。總之，解決思想問題，是寺院最重要的責任，也是當前寺院的工作重點，它已經成為寺院與居士之間互動的日常方式之一。六、充分尊重居士的權益，讓他們感到佛教的親切與僧人的關心。寺裡要求所有的僧人都要禮待居士，不能在居士面前擺架子，或者粗暴對待居士，對居士提出的各種問題，必須耐心解答，不能不睬不理，讓居士來到寺廟後有在家的感覺，使他們有一個歸屬感，讓他們的人格得到充分的尊重。七、借鑑其它宗教的管理思想，用在居士管理方面。寺裡為了改變以往居士隨順法師的遊動性大，不好管理的情況，借鑑其它宗教的“堂口意識”思維，把居士儘可能聚攏在弘法寺範圍內，在居士中確立佛教的“寺院意識”，強調居士要以寺院為中心而進行活動，讓他們在參與弘法寺居士活動中產生自豪感。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政府的“居士遊動性大、不便管理”的頭疼問題。

四、當代居士管理的理論探討

佛教徒由四眾組成，居士是其中之一，也是佛教界裡最重要力量之一，因由居家之士組成而得名。梵語原義有家長、家主、長者之義。又有居財之士或居家有道之士之意。在印度指吠舍（毗舍）階級的豪富者，或指在家的有德有道之士。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居士就成為推動中國佛教發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中國歷史上有不少對佛教作出種貢獻的居士，如東漢的牟融、安玄等宏法扶戒、導信化疑，同為佛教初傳中國時的啟蒙人物。東晉的張野、王喬之等同為廬山白蓮社中的著名居士；鍾離瑾等都持名唸佛勤修淨土。唐宋的王敬初等同沐曹溪之風，究心禪道；楊億和李遵勖同得臨濟的機用，不捨塵勞，頓明心性。梁肅受教於天台湛然，裴休得法於華嚴宗密，都是能各宏其教的士大夫。王維、柳宗元、白居易，蘇軾、黃庭堅、晁補之、宋濂等，都是遊心於佛海的文學家。現在的佛教組織，一是包含面甚廣，二是具有一定的行動綱領和利益訴求，以及一些受現代社會影響而建立的制度性措施。現代組織主要出現在中國清末民初的時間，當時曾經有過中國佛教總會、佛教協進會、佛教大同會，以及佛學研究會等等組織。近代中國佛教的組織形式成立的背景是從弘傳佛教，宣講佛教文化的活動而開始的。當時整個中國佛教界沒有生氣，一些有眼光和有學問的佛教僧人，一些佛教學者和居士們為了讓佛教能走入社會，積極開展講經研討的活動，佛教在這種形勢下開始出現了生機，共同的信仰，共修鑽研，促使人們走到了一起，成立了若干衛教弘法的團體。以後中國佛教的組織建設成為太虛大師教製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內容。近代社會，居士佛教也是當代佛教的一個重要的特色，佛教界出現的像楊文會、歐陽竟無、呂澂、王恩洋、唐大園、王一亭等人都對推動佛教現代化作出過貢獻。當代佛教界大居士楊釗等一大批人物也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佛教發展作出了貢獻。此外，歷代佛教界裡以居士為群體組成的居士團體也層出不窮。東晉的廬山白蓮社就是在名僧慧遠領導下的一個以唸佛為特點的居士團體。北魏盛行一種一族一村等的佛教組織，叫作“義邑”,由僧尼和在家信徒構成,而以信徒為主。原來是民間為共同造像而發起飛的,後來逐漸發展，兼及於修建窟院、舉行齋會、寫經、誦經各事。它的首腦為邑義主、法義主、邑主、邑長等,成員稱為邑義、法義、邑子、邑人、邑徒等。而以教養更高的僧尼為指導,稱為邑師。邑人每月齋會二次，以正律為標準，互相督察。此外還有一種叫作法社的佛教組織，其旨趣和義邑略同，但由貴族達官知識分子和一些僧尼組成。唐代寺院發起組織社邑，定期齋會誦經，而使社僧為大眾說法。金代有千人邑會，專為維持寺眾的生活而組織的，規定會員於每年十月向寺院納錢二百，米一斗，這不僅以維持寺院經濟為目的，還兼有推廣佛教信仰的作用。近代佛教史上的上海佛教界居士的表現顯著，上海佛教居士林不僅是中國佛教界裡的重要力量，而且引領了中國佛教的發展。而以南京歐陽竟無為首的支那內學院，則成為我國佛教理論界的裡有建樹的代表。回顧歷史，我們應該承認中國佛教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離不開居士對佛教作出的貢獻。是他們為中國佛教的發展起到過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到了近現代，居士為中國佛教的發展一直走在前面，他們的引領作用，彌補了當時僧界的不足，為中國佛教的未來發展奠定了基礎。當前我國佛教界的居士仍然是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全國各地的一些居士林組織在培養正信、組織居士過佛教生活方面起到了領導作用，隨著我國佛教的不斷髮展，居士將會在我國佛教界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出家僧人與居士一直有互動的關係，雙方互相誰也離不開誰，魚水交融，相互支撐，促使了佛教事業的全面發展。佛教有佛法僧三寶之說，僧寶是發展佛教的決定性原因，居士要護持三寶，最重要的就是要護持僧寶。歷史上，僧寶的地位從來就沒有降低過，僧人始終是受到居士的護持。但是到了明清以後，特別是從清代開始，由於佛教僧伽內部人才不出，僧寶的地位受到了居士的挑戰，居士佛教開始興起。從民國到現在，居士佛教的風氣始終在影響中國的佛教，並且給佛教的清淨有序的形象造成了一定的損失。當前我國居士佛教發展很快，這對佛教界來說也是一件好事，有這麼多的居士關心佛教和熱愛佛教，說明未來的佛教是有希望的。作為出家人來看，我們應該感到欣慰。當然居士佛教在發展的同時，也對僧伽有一些影響，特別是對一些居士出家人的行為有所評論，有時也會影響到佛教的形象。但是這並不是佛教發展的主因，居士佛教的發展對僧伽佛教無疑是有促動的，由於居士佛教的發展，與僧伽之間有了互動的關係，所以對僧伽來說，也是一個壓力與競爭。但是任何發展都是應該在政府的管理下和有序地發展，無序發展反而會破壞已經發展起來的佛教，所以為了保持佛教的健康發展，把居士的管理納入政府與佛教界的工作之內，已經刻不容緩了。居士的身份是在家者和信仰者，且他們不屬於任何單位，與寺院只是一種鬆散的關係，不存在義務與責任，由於這一點，居士的管理不好納入寺院的工作範圍。從當前的居士構成來看，文化程度較高，對佛教的理論教義掌握的人還是少數，大多數人學佛與修佛的目的並不十分明確，以追求神通者居多，因此造成了居士中許多人最後修行走偏，沒有得到真正的受益，他們更需要出家人來進行正確地引導。我們正處於轉型期社會，由於就業的壓力與選擇面的擴大，以及種種原因，許多人與原有的工作單位或組織脫離了關係，或者沒有組織與單位，但是他們需要一個組織的關懷，需要與人交談和來往，有組成信仰共同體的需求，信仰佛教，參加居士活動恰恰能夠滿足他們的要求，所以將居士組織起來，納入一個統一的組織之中，是時代發展的必然，也是佛教為社會主義社會經濟做貢獻的延伸。深圳弘法寺的居士管理，雖然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並且可以供中國佛教界人士參考。但是同時也存在著一些不足，有一些需要加以改進的地方。例如，在制度上寺院還需要進一步強化，以便能夠從根源上建立管理的機制。在培訓方面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力爭能夠將居士的需要完全結合起來，等等。我們相信，只要政府重視這項工作，我國的居士佛教就能得到根本的改觀，中國的佛教將會變得更加純正，充滿了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