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蹟
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蹟
作者：佚 名
太虛法師（1890—1947）是近代佛教復興運動的倡導者，近代佛教領袖，曾任世界佛學苑苑長、中國佛教學會會長、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主任。他針對清末以來佛教界的種種弊病提出“佛教革命”的口號，主張在教理、教制、教產三個方面實行革新，規劃創建新型的僧團組織和制度，他主張推行貼近普通民眾社會生活的“人生佛教”，並致力發展佛教教育。
心繫民族，振臂高呼
作為中國佛教界的領袖，太虛法師在“九·一八”事變後，針對中日關係日趨緊張的局面，義不容辭地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進行嚴正譴責，同時以亞洲文明和世界和平的安危為計，希望佛教徒承擔起維護正義的責任，協同一致，消除戰爭可能給人類帶來的損害。
他引史為鑑，指出現代歐洲國家正因為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極端化，從而使歐洲文明陷於全面崩潰的末路。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不但堵塞了亞洲民族文化復興的活路，使其失去化導西方國家共趨世界和平、大同的機會，而且可能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他說：“中國固首受其害，而日本數十年來所造成之政治的經濟的優勢，殆將一舉而歸於毀滅，亦寧日本之利！”他勸導日本佛教徒在此危急之際，應秉承佛訓，發揚大乘菩薩遏止暴力的無畏精神，速起自救，革日本軍閥政客之命；如力量不足，則當與全亞洲佛教徒聯合起來，共同“制止其非法行動”。
作為中國人，一個堅持正義和民族尊嚴的人，太虛法師的抗日救國立場是堅定的。作為關心人類福祉的宗教家，他又有一重更高的視野，不願看到中日兩國操戈，使方興未艾的東方文明毀於戰爭的硫酸池。基於前者，他關注時事，隨日本軍事侵略的升級而表現響應的強硬姿態，如進行各種護國講演，發表抗戰、備戰言論，號召創組“佛教青年護國團”。基於後者，他不顧親日通敵的嫌疑，仍與日本佛教界保持聯繫，致力國際親善，謀挽千鈞一髮。這使他在盧溝橋事變前，既受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仇視，又每每被不理解其苦心的國人疑謗。
1937年馮玉祥將軍為太虛法師題詞
“七·七事變”後，太虛法師電告全日本佛教徒：“日本的三千萬佛教徒究竟何在？有如此龐大數目的佛教徒，如何竟不能制止日軍的暴行？假使是真佛教徒，應當真切的知恥，體念佛教宗旨，實現佛法精神，此是佛教徒應知之恥，和佛教徒應如此雪恥。”同時以中國佛學會理事長名義，電告全國佛教徒：
“茲值我國或東亞或全球大難臨頭，我等均應本佛慈悲：
一、懇切修持佛法，以祈禱侵略國止息止暴，克保人類和平。
二、於政府統一指揮下，準備奮勇護國。
三、練習後防工作，如救護傷兵，收容難民，掩埋死亡，灌輸民眾防空放毒等戰時常識諸項。各各隨宜盡力為要！”
1938年，南京、上海淪陷，中佛會負責人圓瑛法師等未及時西遷。為粉碎日本利用淪陷區佛教會惑亂視聽的陰謀，他與章嘉活佛在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佈廢止淪陷在京滬的中國佛教會機構，斷絕與各淪陷區佛教會的關係，捍衛了戰時佛教會的純潔性。
太虛法師把佛教理念和抗戰綱領聯繫起來，先後作《降魔救世與抗戰救國》、《佛教徒如何雪恥》等多次公開講演，說明遮止罪惡是佛法慈悲普濟精神的積極體現，二者相輔相成，絕無違悖：“中國為國家民族自衛，為世界正義和平，為遮止罪惡、抵抗戰爭而應戰；與阿羅漢之求解脫安寧不得不殺賊，佛立為建立三寶不得不降魔，其精神正是一貫的。故顯揚佛法，不惟非降低抗戰精神，而是促進增高抗戰精神的”。
武力防禦，文化進攻
1938年，太虛和藏傳佛教愛國僧人章嘉七世等一起在重慶發表《通告全國佛教徒加強組織以抗倭書》，獲得華中、西南、西北各省佛教會及在重慶中國佛教會理、監事及會員的擁護。
同年7月，部分理、監事決定在重慶羅漢寺設立中佛會臨時辦事處，推選太虛主持。該辦事處曾籌辦僧侶救護隊、傷兵慰勞隊，募捐救濟流亡難胞等，成為佛教界重要的抗戰力量。
辦事處後因重慶屢遭轟炸，只得遷往重慶北碚縉雲寺，但卻能在困難的條件下與大後方各省市分會保持著聯絡。
1939年9月，太虛法師於國際反侵略協會中國分會（邵力子、陳真如等主持）歡送會中，法師據佛教立場，提出“武力防禦與文化進攻”之說，號召佛教徒獻身抗日救亡運動。
同時，他還邀請學者名流上縉雲寺講學，讓僧侶師生了解世界。其時，重慶城裡的不少著名人士如於右任、馮玉祥、郭沫若、馬寅初、老舍等，都曾上山講學，梁漱溟、顧毓（王秀）、田漢、梅貽琦以及孔祥熙、張治中、張群、易君左等也曾上山遊歷，還有不少外國來賓、遠方僧侶，因此留下不少詩賦墨寶。太虛法師在民族存亡的危機關頭通過與文化界的交流、溝通，振奮了民族精神，激發了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操。
老舍手跡（寫於重慶北碚縉雲寺）
出訪海外，疏通滇緬
抗戰期間，東南亞國家通過滇緬公路向中國運送大量的抗日物資，滇緬公路成為中國抗戰時期的重要生命線。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遏制東南亞人民對中國抗戰的支持，煽動緬甸人民反對開放滇緬公路，大造謠言，說中國政府是基督教政府，誣陷“中國赤禍蔓延，共產黨毀滅宗教”，謊稱侵華戰爭是“弘揚佛教的聖戰”妖言惑眾，蠱惑不淺。在日本的謠言蠱惑下，緬甸關閉了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
1939年11月，太虛法師為了揭穿日本帝國主義的謠言，組成國際佛教訪問團，萬里迢迢出訪緬甸、錫蘭、印度等國，“朝拜佛教聖地，訪問各地佛教領袖，藉以聯絡同仁之感情，闡揚我佛之法化，並宣示中國民族獨立生存與公平正義之奮鬥，佛教徒亦同在團結一致中而努力。”
“在緬甸時，曾將我國抗戰情形，詳為報告，蓋該處為我國抗戰命脈，關係至為密切，國際宣傳未容或缺。經餘解釋後，緬即組織一訪問團，赴華訪問。後至印度時，則從事文化之探討。……赴印目的，即為研究印度近今文化及引起其研究吾華文化之興趣。經錫蘭，本團最大工作，為佛教聯絡，當餘抵錫時，首相、市長及各顯要均至舟站觀侯，且開多處盛大歡迎會。僧長及餘坐於中間，其他官民分列兩旁，先受三皈依。錫蘭為歐美交通孔道，且為佛國，實為國際宣傳最佳地方……”
“我到印度，尼赫魯亦主持歡迎，甘地、泰戈爾都曾訪問過。”
7個月後，訪問團回到昆明。站在瘡痍滿目的祖國大地上，成功履行外交使命的榮耀毫無重量；而恆河之畔歷劫僅存的殘損、寂寞而依然莊嚴的釋迦遺蹟，那些斷裂的精美石幢，空曠中矗立的古老菩提樹，更使他胸中充滿憂患的迴響。還能為此做多少工作呢？他感到也許不多了，惟有將所剩的時間與佛教、祖國貼得再近些，相依為命吧。他給門生的信中說：
“你們祝我壽，他事都不用，今年只注意把學生會努力籌備！我的色身不多年的了，而法命寄予茲會。”
通過太虛法師的出訪，宣示了日寇暴行，揭破敵方陰謀，滇緬公路重新開通。
太虛法師抗日護國事蹟年表（注二）
一九三一年 “九·一八事變”，柏林教理院因經費無著停辦。世苑籌備處移南京佛國寺。太虛發表《為九一八事變告臺灣朝鮮日本四千萬佛教民眾書》，勉勵發揚佛陀救世精神，維護世界和平。
一九三三年 五月，時日軍佔榆關，侵熱河，國難曰深。太虛於電臺播講《佛教與護國》，並電《勸全國佛教青年組護國團》，主張部分從軍抗暴，部分助捐、組救護隊，慰禱隊、運輸隊等。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國難教難，日深一日，太虛致電發表《告全日本佛教徒眾》，又電《告全國佛徒》等文件，以號召反侵略、衛和平。 漢藏教理院學生，實施軍事防護訓練。漢口正信會成立救護隊。
一九三八年 章嘉、太虛等於重慶成立“中國佛教會臨時辦事處”，宣佈廢止淪陷區中佛會機構，併發出通電，告黨政機關及全國佛教徒。 太虛設尼眾避難林於重慶江北塔坪寺，收容入川尼眾。
一九三九年 四月，受聘為“國民精神總動員會”設計委員；“國際反侵略大會中國分會”亦聘之為名譽主席。 八月，雲南省佛教會理監事聯席會議，公推太虛為整理雞足山導師。雲南省僧眾救護隊成立。 西南國際路線日形重要，太虛組織之“佛教訪問團”終得朝野重視，撥給費用，由政府函聘為訪問團團長，以佛教徒自動組織名義，赴南洋、印度一帶訪問。於十二月抵達緬甸，次年五月返國。 十二月，太虛建議發起滇西特區佛教會，教育夷僧，轉化夷人，提高其文化水平。 是年，太虛作《佛教的護國與護世》、《成佛救世與革命救國》。
一九四零年 一月，太虛抵印度，曾會見當時泰戈爾，尼赫魯及繼承達磨波羅負責摩訶菩提會的法理性海氏，並應甘地的邀請抵瓦耳達。 在印度，曾出席印度文化協會，為永久會員。朝禮印度聖蹟：菩提伽耶金剛塔、尼連河、靈鷲山、七葉窟、竹林精舍遺址、那爛陀遺址、轉*輪塔、五比丘紀念塔、阿育王石柱、中華寺、拘屍那、嵐毘尼園、舍衛城及祇園故址、楞伽山等處。 佛教訪問團，分別參訪了緬甸、印度、尼泊爾、錫蘭、新加坡各國；當時因暹羅排華，情勢惡化，故直接由西貢、河內搭機返昆明，結束五個月的訪問工作。 五月，中國國民外交協會、中國文化協會、國際反侵略運動中國分會、中印學會、中國佛學會等五十餘團體，對太虛成功率導之訪問團，作聯合盛大之歡迎。 五月，回昆明期間，太虛籌組“滇邊特區佛教會”，由雲南佛教會呈請社會部，俾加強夷民內向，利於抗戰。十一月，得政府核准協助，太虛派學僧往芒市，就地推進。
一九四一年 五月，滇邊特區佛教聯合會成立，受社會部嘉獎。
一九四二年 三月，太虛指導協助成立“佛教中醫慈濟院”，及佛慈藥廠之籌設。
一九四三年 一月，太虛與馮玉祥、于斌、白崇禧等發起“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五月，正式成立，太虛任常務委員。該會之任務為“擁護抗戰建國，尊重信仰自由，提高精神修養，勵行社會服務，促進世界和平”五項。
一九四五年 一月，太虛蒞國際宗教聯合研究會演說。應國民外交協會之請，致電美國總統羅斯福論和平之道。 七月，太虛以德國投降，乃作《告日本四千萬佛教徒》，勸其慨然無條件投降。 八月，日本宣告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終獲最後勝利；太虛作《告世界佛教徒》，呼籲努力於人類真正和平的推進。
注一：主要摘自《太虛法師傳》，鄧子美、陳衛華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
注二：摘自《太虛大師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