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
一代佛教領袖太虛大師
釋太虛，俗姓呂，乳名淦森，浙江省石門縣(後改名崇德縣)人，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夏曆臘月十八日，出生於浙江省海寧州(民國改為海寧縣)的長安鎮。父親呂駿發，是石門縣鄉下的農家子，10餘歲時孤苦無依，到海寧州長安鎮，投入泥水匠張其仁的門下學藝，從學多年，學會了泥水工的粗細全套功夫。張其仁見他能幹精巧，就將16歲的女兒許配給他，納他為贅婿。這是光緒十五年(1889年)初的事，是年年底，乳名淦森的太虛就出世了。
不幸第二年呂駿發一病身亡，出生8個月的太虛就成了孤兒。他的母親張氏，帶著他在孃家守寡了4年多，就由生母作主，再嫁到鄰縣的石門縣洲全鎮李姓人家。自此，太虛就由他外祖母撫養。
他的外祖母姓周，信奉道教，道名理修。他本是江蘇吳縣的富家女，出嫁後，丈夫死，家人星散，她帶著一個四、五歲的兒子逃難到浙江海寧州的長安鎮，嫁給張其仁做續絃。婚後又生一女，就是太虛的母親。
張其仁前妻也遺留下一個兒子，名張祖綱，算是太虛的大舅，開米店為生。周理修帶去的小兒子張子綱，是太虛小舅。張子綱讀過書，赴過童子試，因患吐血病染上了鴉片煙癖，在鄉下開蒙館餬口。
太虛的外婆因信奉道教，在女兒再嫁後，帶著外孫到長安鎮外3裡處的大隱庵修行。她的兒子張子綱也就在庵中設了一處蒙館。所以，太虛依他外婆在庵中長大，也隨著他舅父斷斷續續的讀了幾年書。
太虛13歲時，外婆把他薦入長安鎮沈震泰百貨店做學徒。由於那時他染上虐疾，做了幾個月，因虐疾時發，為店中辭退。外婆一向對他疼愛有加，就把他再接回庵中休養，溫習四書，學習作文。
第二年，外婆又送他到鎮上的朱萬裕百貨店做學徒，百貨店的老闆喜愛看小說，太虛在店中空閒時，也看了許多如《七俠五義》、《水滸傳》、《今古奇觀》、《聊齋志異》之類的章回小說。如此過了一年，他已16歲，智識漸開，內心的苦悶也愈為增加。這時他生起了出世的思想，決計到普陀山去出家。
在夏曆四月初的某一天下午，他把衣服穿整齊，帶著他工資積下來的七、八元私蓄，藉故離開長安鎮，目的是去普陀山。但是一個16歲的大孩子，頭一遭出門，竟搭錯了到蘇州去的船，他發覺後由中途的平望下船，當地距鶯豆湖邊的小九華寺不遠，他想起9歲那年隨外婆朝九華山，曾到寺中去過，既然要出家，何不就在此處出家?
他進入小九華寺，找到士達和尚，說明來意，士達收留了他。士達對他說，十方叢林，不能剃度徒弟，所以10多天後，帶他到蘇州木瀆靈巖山的一個小庵中，為他剃度。士達是禪宗臨濟派，乃給他取派名唯心。士達的師父奘年老和尚，住持寧波團橋頭玉皇殿，所以太虛在靈巖山住了幾個月，士達領著他到寧波，託請奘年老和尚照應他。奘老和尚是太虛的師祖，對太虛極其慈愛，帶他到鎮海就醫服業，醫好他的宿疾虐疾病，併為他立了個表字叫“太虛”。
太虛出家之年，虛歲16，實足年齡不到15歲，那是光緒三十(1904年)年夏天的事。他5月剃度，9月到寧波奘年老和尚的玉皇殿，11月間，寧波天童寺傳戒，奘年老和尚陪著太虛到天童求戒。
當時天童寺住持是八指頭陀寄禪，也是這次傳戒的得戒師。佛制沙彌年滿20始能受比丘戒，可是那個年代沒有身份證一類的證明文件，受戒前問：“年滿20了嗎?”求戒者答稱“已滿”就可通過，太虛就是在這種情形下受戒，雖然他心中也不以為然，但習慣如此，也就只好從俗了。那次受戒的共120多人，未滿20歲的有四、五位，還有一位比他更小一點的。
受過戒，奘年老和尚特備了一席齋，請寄禪寫介紹信，送太虛到永豐禪院學經。寄禪看出太虛神慧，堪為法器，有意栽培他，當下修書介紹他到永豐禪院依止水月法師。水月名岐昌，以表唱水陸懺文名於時，且善屬文，寧波寺院一般緣起、疏啟一類的文字，大都請他來做。太虛到永豐禪院幾個月的功夫，一部《法華經》已讀誦得滾瓜爛熟。水月很器重他，讓他住在內庫房，這段時間太虛閱讀了《指月錄》、《高僧傳》、《風洲綱鑑》；繼之開始受讀《楞嚴經》，並買了《詩韻》，學習作詩。 這時，圓瑛在天童寺，從寄禪和尚習禪，常到永豐禪院訪水月法師。圓瑛長於詩文，太虛正在學詩，二人遂由詩文結為朋友。圓瑛出生於光緒四年(1878年)，長太虛11歲。
太虛18歲時，到天童寺去聽道階法師講經。那時聽經叫做“學教”，講的經不外是《法華》、《楞嚴》或《彌陀疏鈔》。講的方法，或依天台四教儀講，或依賢首五教儀講。道階是南嶽默庵法師的傳人，精於天台，兼通賢首與唯識，是那時一位很叫座的法師。太虛由於學教的關係，就搬進天童寺住入禪堂中，並學習坐香、跑香、吃放參、敲教香、當值、出坡等。在這段時間內，寄禪和尚給他許多精闢的開示。他和圓瑛見面的機會更多，圓瑛約他在御書樓上關聖像前，訂盟換帖結為兄弟。
翌年，他在天童寺聽道階法師講《楞嚴經》、《相宗八要》及《賢首五教儀》。道階法師在講堂上稱讚閱藏的利益，圓瑛鼓勵並介紹太虛到汶溪西方寺閱藏。於是，天童寺的經期一完畢，圓瑛就陪同太虛到西方寺，為他引見淨果和尚。淨果安置太虛在藏經樓閱藏寮閱藏。
太虛在西方寺閱藏，對他是一段很重要的經歷。後來他在《自傳》中說：“圓瑛介紹我到西方寺閱藏，大有造於我一生，故後來他與我雖不無牴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閱藏因緣，終不忘他的友誼。
他在閱藏期間，一日閱《大般若經》垂盡時，“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空影像，明照無邊。”以後，他再閱《法華》、《華嚴》、《臺賢教義》等經論，恍然都像是自心現量境界，不再為語言所拘，過去所有的疑團從此冰釋。
太虛在西方寺閱藏期間，結識溫州來的華山和尚。華山是西方寺住持淨果的朋友，來訪淨果，也住在閱藏寮，平常翻閱禪宗語錄。他是一位具有新學根底，且具有革命思想的人物。少年時代即已蜚名講肆，文字辯才均所擅長。他在杭州與松風創設僧學堂，見太虛是有慧根的法器，就對他講解世界大勢、中國情形及佛教要改革流弊、振興僧學，才能適應時代潮流等等。太虛初聞此說，不以為然，二人辯論數日，相爭莫決。西方寺的淨寬為之調解，太虛亦為好奇心所驅使，表示願意看看新學的書籍。
華山拿了一部分書給太虛看，包括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民說》、章炳麟的《告佛弟子書》、譚嗣同的《仁學》、嚴復譯的《天演論》、《五洲各國地圖》等。太虛讀後，陡然激發他以佛學入世救世的弘願熱心，使他由“超俗入真”而轉到“回真向俗”的路上，也因此與華山深相契好。
結識華山後未久，他又結識了革命僧人棲雲。棲雲俗姓李，湖南人，聞似中過秀才，弱冠出家，曾從八指頭陀參學五、六年，又到日本留學，加入同盟會。光緒末年，與徐錫麟、秋瑾等回國潛圖革命。太虛受棲雲革命思想的影響，閱讀《民報》、《新民叢報》及鄒容的《革命軍》等革命書刊，使他有了“中國的佛教亦須經過革命”的思想。
宣統元年(1909年)初，他受到華山和樓雲的慫恿，到南京入楊仁山居士創辦的“祇洹精舍”就讀。祇洹精舍有學生10多名，出家眾有仁山、智光、開悟、惠敏等人。楊仁老授《楞嚴經》，蘇曼殊教英文，諦閒法師任學監，但只讀了半年，祇洹精舍以經費困難而停辦，仁山等人學轉入江蘇僧教育所辦的江蘇僧師範學堂，太虛以華山的推薦，到普陀山的化雨小學任教員。年底，又回到西方寺閱藏。
宣統二年(1910年)正月間，棲雲由廣州來到西方寺，約太虛到廣州，協助白雲山雙溪寺住持月賓組織僧教育會。3月間，二人到了廣州，後來因為月賓是湖南人，與廣州當地僧侶有語言習俗上的隔閡，僧教育會未組織起來，暫在雙溪寺安住。但棲雲與廣州的革命人士往來頻繁，太虛也時常參加各種秘密集會。革命黨人粗豪放浪，太虛受他們的影響，也變得豪放不羈，失去原來的純潔循謹。除此以外，他也交了許多的佛學詩文上的朋友，如鄒魯、葉夏聲、陳靜濤、鄧爾雅等。曾從楊仁山居士學佛的梅光羲，這時在廣州任廣東司法研究館監督，二人也時相往還。光羲並以一部新刊印的《成唯識論述記》送給太虛。
太虛在廣州的第二年，3月29日廣州革命黨人起義，七十二烈士殉難，官廳追捕黨人頗嚴，太虛不敢在雙溪寺再住下去，遷到江西會館避風頭。4月9日，棲云為官廳逮捕，並在棲雲寓所查得太虛的一首《吊黃花崗》詩，認為太虛有革命黨的嫌疑，就派差役到白雲山雙溪寺拘捕，索之不得。太虛聞知此事，就匿居到潘達微的平民報館中。當時，報紙上曾登的太虛的《吊黃花崗》詩，有以“阿彌陀佛的革命”為標題者。後來經過他的詩文之交江孔殷、盛季瑩等向官方疏通，得到官方“速即自離廣州，可以不究”的承諾，太虛乃於是年夏天平安的返回上海。
在廣州被捕的棲雲，被關了幾個月後獲得釋放。民國成立後，他曾擔任過團長、清鄉司令、兵站司令等軍職，後來息影滬上。1947年，太虛圓寂時，他還參加了追悼會。
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中秋節後，武昌起義，不旋踵各省響應，中華民國誕生。太虛由上海到南京，組織“佛教協進會”，因接受仁山的建議，在金山寺開會。開會之日，由於新舊派的對立，會場上發生衝突，協進會因而停頓下來。1912年4月，寧波天童寺寄禪和尚出面，在上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召太虛到上海相助。佛總成立，太虛組織的“佛協”也併入佛總。到了1913年元月，寄禪以保護寺產事到北京內務部交涉，與民政司長杜某發生爭執，當晚在北京法源寺入寂。寄禪的詩友熊希齡，以此事報告袁世凱，國務院以此核准了佛教總會的章程，佛教寺產得到了一點保障。
3月底，中華佛教總會在上海正式召開成立大會，選出常州天寧寺的冶開和熱河都統熊希齡為會長，釋靜波為副會長(事實上實權操在靜波手中)，會中通過太虛為《佛教月報》總編輯，仁山亦駐會辦事。公曆5月13日是佛誕節，太虛主編的《佛教月報》創刊，不過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刊。
民初那幾年，太虛以所辦的佛教協進會失敗，繼之八指頭陀逝世，使他對佛教的前途頗抱悲觀。再加以種種世緣的牽扯，使他對佛教大有離心的趨勢。這時他就以坊間各種新舊譯著的小說文學書來消遣。當時流行林紓的譯著、李涵秋小說等，他莫不遍讀，並常用化名在報紙雜誌上投稿，習為文人名士的落拓疏放，對佛教已若即若離。但使他終不與佛教絕緣者，一者是寄禪生前，曾喚他入其丈室，誦《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一章相助勉；再則他的師祖奘年老和尚對他始終關懷愛惜。以這兩位老人的關係，使他不忍心脫離佛教。
在這幾年中，他除了在佛教總會幾個月外，不曾做過其他有關佛教的事業，但為僧俗朋友所邀，閒遊於上海、寧波、杭州、紹興等處，結交不少朋友。1914年夏天，他心中善根不斷的喚醒他：“不能再混下去了”，終於決定結束這種遊蕩的生活，到普陀山去閉關。
宣統元年(1909年)，他在普陀山的化雨小學任教半年，認得法雨寺的了餘和尚。了餘聞得他要去閉關，為他準備下錫麟禪院樓上的關房，備下書桌、書架、器用什物。1914年8月，太虛帶了10多件書籍行李的箱籠，到普陀山進入關房。時，印光法師已住法雨寺多年，特來為他封關。太虛在關中坐禪、禮佛、寫作、閱讀，日有常課。他閱讀各種新舊學書籍，舊的如經史子集，新的如民國經世文篇、嚴復的各種譯著，以及章太炎、梁啟超的著作。
翌年春間，他開始精研《三論玄疏》，特於《百論疏》用功尤多。繼之在關中著作，首成《佛法導論》，為整個佛法的概觀。又作《百法明門論的宇宙觀》、《教育新見》、《哲學正觀》、《辯嚴譯》、《訂天演》、《論荀子》《論韓愈》等論文。1915年10月，北京政府公佈《管理寺廟條例》31條，條文中予地方官以限制僧徒及侵害寺產的大權。他在關內閱及，審度時勢，撰寫了《整頓僧伽制度論》一書，備異日施行。
他閉關3年，應該到1917年秋天滿期。但1917年春天他動了出關之念，請了餘老和尚來為他開關，出關後到前後寺院去看了些朋友。朋友看他樣子變了，原來他留了鬍鬚。這年，太虛29歲，留下鬍鬚看起來老成穩健，非復昔年的疏放情態了。
出關之後，到上海、寧波各住了一陣子。這時臺灣基隆月眉山靈泉寺住持善慧，請圓瑛法師去講演佛學，圓瑛事繁不克分身，薦太虛以自代。太虛以此機緣，遊歷了臺灣的基隆、臺中。在臺中寓慎齋堂，並應霧峰林紀堂、林獻堂兄弟之請，到林宅為說佛法。臺灣演講事畢，善慧和尚陪著他到日本遊歷及考察。在日本遊歷兩旬，於1917年的12月下旬回到上海。
太虛大師一生致力於佛教改革運動，倡導人生佛教，講學弘法，席不暇暖，認真地說，是由1918年才開始的。
大師出關以後，先到臺灣演講，繼到日本考察，對於自己在關中3年的研究和創見增加了信心，他立下了整頓僧制的心願，因而開始他為時30年的改革運動和弘法事業。
1918年，他得到陳元白、蔣作賓、黃葆蒼諸人的發心協助，在上海創辦“覺社”。覺社以出版專著、編輯叢刊、演講佛學、實地修行為宗旨，這是他佛教改革運動的第一個據點。《覺社叢刊》季刊出了5期，為配合弘法需要，於1920年2月改為《海潮音》月刊，這是大師推動佛教改革運動，倡導人生佛教唯一的刊物。《海潮音》出刊迄今70餘年，目前仍在臺灣發行，這是中國佛教歷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大師的弘法事業，由1918年開始，數年之間，遍歷滬、杭、武漢、北京、廣州、長沙，講席頻開，法緣極盛。尤以武漢方面的信眾，對大師的志業支持最為熱切，1922年有“武昌佛學院”之創立，為整頓僧伽制度作準備。1923年4月，漢口佛教會成立“宣教講習所”聘大師為所長，招生講習。
1923年暑假，大師主持廬山暑期講習會，首開自由演講佛法的風氣，使中外他教教徒亦大為驚異。1924年7月，出席在廬山舉行的世界佛教聯合會，併發起組織中華佛教聯合會。1925年冬，日本召開東亞佛教大會，我國佛教界組織中華佛教代表團，由大師任團長，率團赴日出席。1926年春，與章炳麟、熊希齡等發起組織全亞佛化教育社(後改名為中華佛化教育社)。7月，擬籌辦環球佛教圖書館。8月，南遊星洲，10月返國。1927年4月，出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兼閩南佛學院院長。閩南佛學院是那段時間華南最具規模的佛學院，培育出不少弘法人才。
1928年7月，組織中華佛學會，設籌備處於南京。8月，偕譯員鄭大樸、趙籌人遊化歐美，乘安特雷朋號輪船出發，經西貢、星洲、錫蘭，9月抵埃及、法國。在法時列名為世界佛學苑發起人。10月至英國，11月轉比、荷、德國。1929年元月，離德轉法赴美，4月經日本返回上海。6月，當選中國佛教會常務委員，11月當選中國佛學會會長。
1930年春，遊化閩南，在南普陀講經。並應大眾之請，連任南普陀寺住持。9月，成立世界佛學苑所屬的北平“柏林教理院”，併入川弘法。1931年四月，以南京佛國寺為世界佛學苑苑址。同月，任全國佛教徒會議執行委員。10月，遊化開封、洛陽、西安。11月，在西安被公舉為崇仁寺住持。1932年10月，任奉化雪竇寺住持。12月，辭去南普陀寺住持。1935年4月，大師促成之《佛教日報》創刊，任社長，範古農任總編輯。11月，赴香港弘法。
1937年，盧溝橋事變，8月大師入川，12月遷中國佛學會於重慶長安寺。1938年10月遷《海潮音)雜誌至重慶出版。同年在重慶組織僧伽救護隊，隨軍服務。1939年5月，當選為雲南省佛教會理事長。9月，組織中國佛教訪問團，任團長。12月，率團訪問東南亞佛教國家，由滇入緬。1940年元月，由緬甸至印度，轉錫蘭。3月抵新加坡，轉吉隆坡、檳城。4月，訪問團於返回星洲後取道西貢、河內返回昆明。
1941年2月，任東方文化協會名譽理事。1943年，與于斌、白崇禧、馮玉祥等發起組織中國宗教徒聯誼會，任常務委員(佛、伊斯蘭、天主、基督教各一人)。同年2月，任大雄中學董事長。1944年8月，患輕度中風，在重慶縉雲山療養數月，始告痊癒。1945年春，任西安大興善寺巴利三藏院院長。8月抗戰勝利，12月出任中國佛教整理委員會常務委員。
1946年元旦，國府授予勝利勳章。4月，返南京，在鎮江焦山設僧才訓練班，為整理佛教訓練人才。8月，抵鎮江焦山，主持訓練班結業典禮。1947年3月12日，在上海玉佛寺為退居的震華法師行封龕禮，說法將畢，忽中風舊疾復發，延至17日下午圓寂，享午59歲，僧臘44年。
在中國近代佛教史上，太虛大師不僅是一代佛教領袖，同時也是佛學思想的巨擘。大師的佛學思想，雖然亦得力於他鑽研經典和各宗教法，但對佛學的見解，亦來自親身的體驗。大師幼年，聽力敏銳，記憶力過人，幾至過目不忘。19歲時，在西方寺閱藏，及閱《大般若經》時：“積月餘，《大般若經》垂盡，身心漸漸凝定。一日，閱經次，忽然失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靈光湛湛，無數塵剎煥然炳現，如凌虛影像，明照無邊，坐經數小時，如彈指頃。”
此後，大師再閱《法華》、《華嚴》等經論，恍然像是自心現量境界，不再為語言所拘，所有過去疑團從此冰釋。
1914年，在普陀山閉關，窮究經論，自《楞嚴經》中窺得唐代以後中國佛學的綱要，作成《首楞嚴經攝論》。他認為《楞嚴經》是中國佛學的“大通量”：“未嘗有一宗取為主經，未嘗有一宗貶為權教，應量發明，平等直入。”又稱：“此一部中兼賅禪、淨、律、密、教五，而又各各專重，各各圓極。”
大師以《楞嚴經》為宗本，他的思想並不拘泯於大乘各宗中的任何一宗，而是融合各大宗派，主張諸宗平等，各有殊勝。
大師早年，也是依據古德傳統，將佛法分為禪、講、律、淨、教五門。禪者教外別傳，屬於宗門；講者包括天台、賢首、慈恩，屬於教門；律是出家在家所持的成戒法；淨是修學淨土；教指的是密教。
普陀山閉關後，他的見解轉變，認為小乘只是大的階梯，大乘才是佛法的根本。小乘在中國僅有毗曇、俱舍、成實三宗，而毗曇、俱舍攝於唯識，成實附入於三論。早期在中國流行的大乘十一宗，就中《涅槃》歸之法華，《地論》歸之於華嚴，《攝論》歸之於唯識，於是整個佛法可歸納為大乘八宗，即天台、賢首、三論、唯識、禪、律、淨、密。八宗各有殊勝義，皆以成佛為究竟，唯各宗於一切法所起觀行不盡相同，如唯識宗以一切法皆是唯識所變，三論宗以一切法皆是空無自性。因此，八宗各有殊勝，不能偏廢，亦不可說此優彼劣，或彼高此下。此一觀念突破了古德判教的傳統。
迨及後期，大師於《論大乘三宗》一文中，判大乘佛教為三宗。他在文中說：
往者嘗據空與非空不空，合說大乘為一切法空宗，唯識圓覺宗之二宗。然以唯識與圓覺猶可分也。故究竟顯了，乃分三宗：
一、法性空慧宗……………………………………無漏般若主 二、法相唯識宗………………………有為唯識主——基師義 三、法界圓覺宗……………………………………無為真如主
大師在文中更加以說明曰： 此三宗之差別何在?法性非安立故，一切名相不可施設故，唯用遮詞遣破，破無可破，畢竟無一名可得，故唯引發法空般若以通達，龍樹系大乘學屬之。法相是安立故，施設諸法名相故，多用表詞成立，破亦為立，顯了無一法之不建，故當善巧唯識現義以貫持，無著系大乘學屬之。法界非安立非不安立，遮表破立，同時一致，施設不施設，皆不可思議，故是如來大圓覺海之所印證。
太虛大師有兩句名言：“行在瑜伽菩薩戒本，志在整理僧伽制度。”在他計劃推行的佛教改革方案中，有下列3項重點。他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中提示：
一、革除：革除歷代君相利用神道設教的迷信；革除家族化剃度法派的私傳產製。 二、革改：革改遁隱為精進修行，化導社會；革改度死奉事鬼神為資生服務人群。 三、建設：建設由人而菩薩的人生佛教；以人生佛教，建設中國僧寺制；更收新化舊建設中國大乘人生的信眾制。以人生佛教，造成十善風化的國俗及人世。
以上三點，是大師畢生從事佛教改革運動的總旨趣。遺憾的是，他30年努力以赴，目標並未實現。他晚年在《我的革命失敗史》一文中說： 我的失敗，固然也由於反對面障礙力的深廣，而本身的弱點，大抵因為我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啟導雖巧而統率無能，故遇到實行便統率不住了。然我終自信，我的理論和啟導確有特長。如得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必可建立適應現代中國之佛教的學理和學制。
事實上，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30年間戰爭不斷；沒有政府的支持——政府只在“寺產興學”上動腦筋；佛教僧侶本身自覺者太少，獅身蟲太多，都是指佛吃飯、賴佛穿衣者流。大師雖苦口婆心，聲嘶力竭，其奈獨力難撐大廈何?
1947年3月12日，大師中風舊疾復發，京滬杭甬等地的緇素弟子聞訊來集，多方醫護。大師以化緣已盡，於17日下午一時一刻，在玉佛寺直指軒安詳舍報。出家弟子大醒、亦幻、塵空、燈霞、月耀、松月、演培，在家弟子李子寬、謝健、沈仲均、衛立民、楊樹梅、過聖嚴、胡聖輪，侍者楊承多，玉佛寺住持葦一等人均隨侍在側。
3月19日行封龕禮，各界參加典禮者3千餘人，備極哀榮。4月8日行荼毗禮於海潮寺，得舍利三百餘粒，而心臟不壞，亦滿綴舍利。14日，眾弟子送大師舍利靈骨至奉化雪竇寺。6月6日，國民政府明令褒揚。
大師一生著作等身，後由弟子印順、續明、楊星森等編輯為《太虛大師全書》，都700萬言。
附錄：武昌佛學院創辦始末 民國初年，佛教界出現了兩位佛學思想巨擘，一位是佛教領袖太虛大師，一位是唯識宗師歐陽竟無居士。他們二人同出於石埭楊仁山居士門下，各辦了一所佛學院——歐陽竟無在南京創辦“支那內學院”；太虛大師在武昌創辦“武昌佛學院”。寧漢兩大佛教學府遙遙相對，人才彙集，各領風騷。唯以對佛法見解不同，兩院間屢有義理之爭。以筆墨為武器，以雜誌作戰場，雲海波瀾，至為壯觀。
這兩所佛學院，帶動當時佛學研究的風氣，也對中國佛教振興和現代化發生絕大的影響。本書在《宜黃大師歐陽漸》一文中，曾敘述支那內學院創立的始末，於此再介紹武昌佛學院創辦的經過及其沿革。
一 辛亥革命後，民國肇建，太虛大師在當時維新風氣的影響下，到南京組織“佛教協進會”，並與釋仁山合作，希望改鎮江金山寺為佛教學堂。1912年3月，仁山“大鬧金山寺”，功敗垂成，連帶著太虛大師的“佛教協進會”也無疾而終。以後，他在普陀山閉關三年，閱藏讀書，撰寫《整理僧伽制度論》。出關後，赴臺灣講學，到日本考察，對於日本的佛教組織和管理，與他撰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印證之下，“堪相印合”，增加他對中國佛教改革的信心。
1921年，太虛大師主持杭州淨慈寺，原希望“先從此處整理成一模範僧寺”，作為整理僧伽制度的實驗。他“並籌辦永明精舍，以作研究佛學，栽培人才的地方。”但由於思想保守的諸山住持杯葛，數月之後，他退出淨慈寺，到北京講經。
1921年9月，太虛師在北京廣濟寺講《法華經》，北京佛教界名流居士如莊思緘、夏仲膺、蔣維喬、鬍子笏等鹹逐日聽講，甚至連大師舊友，遠在武漢的李隱塵、陳元白亦趕到北京聽講，法會極一時之盛。講經圓滿，李隱塵、陳元白二人請大師到武漢弘化，大師乃於1922年元月有武漢之行。
李隱塵是湖北黃岡人，原任湖北堤工督辦，後來他的黃岡同鄉蕭耀南出任湖北督軍，隱塵於1922又兼任陝鄂禁菸督辦，是湖北官場的紅人，而陳元白是武漢富商，他們二人信佛十分虔誠。1922年元月，大師應漢陽歸元寺之請，在寺內講《圓覺經》。隱塵鑑於大師住持淨慈寺之種種障礙，建議大師“純憑理想，於武漢新創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此事於《太虛大師自傳》中有如下之敘述：
辛酉年底(指夏曆言，即1922年元月)，我由杭至鄂時，武漢佛教會(會長李時諳)前棟已經造成……我即住於會客室後面的寮房。時諳主會務，侍奉昕夕，隱塵等時過聚談。鑑於我接管淨慈寺的壘生故障，主張純憑理想，於武漢新創立一養成佛教基本人才的學校，我乃提出佛學院的辦法及學科綱領……隱塵、元白與武漢信徒楊顯卿、王森甫等，集議數次，雖院址未能覓得，已決定照我的佛學計劃，積極籌備開辦。
佛法講因緣，武昌佛學院的創立，上有李隱 塵的提倡號召，下有陳元白的奔走聯絡，鄂督蕭耀南也間接維護，這樣就得到了許多佛門善信的支持。後來，在漢陽歸元寺開籌備會，由李隱塵、王森甫、湯鑄新、皮劍農、陳元白、蕭止因、熊雲程、蕭覺天、趙子中、王韻香、孫自平、周可均等30餘人自認為發起創辦人，籌備佛學院的工作就緊鑼密鼓的進行，同時也成立了籌備會。
這時，最重要的事情是探尋適當的院址，籌備會曾在漢陽、武昌尋覓，亦曾到武漢大學所在的東湖，擬置地建屋，唯以秋季就要開學，時間上趕不及，最後在武昌通湘門內，找到了一所十分合用的空宅。
通湘門內這所空置的大宅院，主人原是黎元洪(曾任北洋政府大總統)族叔，曾任川漢鐵路總辦的黎大鈞所有，後來由其後人黎邵平繼承。黎邵平在漢口租界內另有房舍，此宅遂空置未用。李隱塵出面與之接洽，黎邵平亦贊成佛學院的宗旨，所以就以極低廉的代價——1萬5千銀元售與佛學院。太虛大師謂：“此宅四圍空曠，門前甚堂皇壯麗，宅中兼有林沼花圃，加以添造修理後，足可適用。”這真是多方因緣和合所致的結果。
籌備處由李隱塵任處長，皮劍農任會計，趙南山任庶務，王又農(後來出家，法名大剛)任文牘。為了趕得上秋季開學，大師又函召俗名董慕舒，曾在四川任縣長，甫隨大師剃度出家的大覺，由寧波到武昌協助，負責佛學院的改造工程及各種設備的購置。大覺頗有幹才，且又勤勉盡力，任勞任怨。3個多月的時間，把黎氏住宅改造為佛學院——改造講堂、行持處、齋堂、寮房，增建廚房、浴室、廁所等。購置各種器物，完成開學的準備。
二 另一方面，列名發起人的鬍子笏、皮劍農等，根據太虛大師的《佛學院大綱》，草擬《佛學院章程》。並由太虛大師撰《佛學院緣起》，王又農寫呈文，連同緣起、章程，呈請湖北省長公署及省教育廳立案，並轉教育部備案。太虛大師在《佛學院緣起》中，首論“人不可不修佛學”，次論何者為佛，再論何者為佛學，四論佛學系派，五論救世必以佛學，以說偈語為結論，言簡意賅，是大師佛學思想的具體說明。
《佛學院章程》全文15章，內容概要為：
第一章總綱：訂定佛學院的名稱為“武昌佛學院”，院址設於“武昌通湘門內千家街”，宗旨為：“招集有志學佛之人，不分緇素，授以佛學，俾使行解相應，能宏法利世為宗旨。”
佛學院的組織方式，是“由創辦人組織之，成立時別立院董會，凡創辦人皆為本院院董。本院創辦人每年需擔任佛學400元以上之經費（或自捐或募化）。佛學院院務，“由院董會禮請大德沙門一人為院長總持之，於院董中公推一人為院護協持之。”並且明定：“本院於大德沙門得禮請為座主，於各剎長老得禮請為首座，於諸方法師得禮請為護講。”院中“教務事務各職員，由院長協同院護延請之。”
佛學院的學制，是：“先辦修學、講習二科，3年後改設專宗大學及研究部、中學部。修學科暫定為1班，俟逐漸擴充，每班限額60名，3年畢業；講習科不限額數，以半年為修業期。”
第二章入院：規定學員入院的資格和錄取的方法為：“一、年齡在16歲以上者。二、身體健全、品性端正者。三、曾受比丘戒或沙彌戒或三皈依者。四、曾習教典及文理清通者。五、發心求法救世，誓不退願者。”修學科學員報名時，須經過院方的三種考試：“一、口頭問答。二、作文。三、入院共住一星期，察驗品性行持。”
第三章課程：訂出修學科3年6學期課程的內容。第一學期：《大乘起信論》、《大佛頂首楞嚴經》、小乘佛學概論、佛教各宗派源流、《因明入正理論疏》。第二學期：《中論》、《百論》、《十二門論》、《心經》、《金剛經》、《文殊般若經》、印度佛教史、印度外道概論。第三學期：《成唯識論》、《攝大乘論天親釋》、《解深密經》、《楞伽經》、《彌勒上生經》、中華佛教史、西洋倫理學及心理學概略。第四學期：教觀綱宗、《十不二門指要鈔》、《大乘止觀》、《維摩經》、《法華經》、各國佛教史、西洋心理學及生物學概略。第五學期：《華嚴一乘教義章》(五蘊觀、妄盡還原觀、三聖圓融觀、法界觀)、《華嚴經十地品》、中華孔老諸子、兩晉玄學、宋明理學、西洋哲學概論。第六學期：七佛與三十二祖偈、信心銘、《六祖壇經》、《永嘉大師證道歌》、《梵網經及瑜伽菩薩戒學處》、《阿彌陀經》、《十六觀經》、《往生論》、《十住心論》、宗教及社會學概論。國文、英文、日文、藏文、行持等，則貫穿於每個學期中。
第四章為學年、學期和修假，第五章為繳費，第六章為試驗，第七章為畢業，第八章為退學，第九章為各員職務及權限，第十章為公共規約，第十一章為獎懲，第十二章為禮儀，第十三章優待，第十四章擴充，第十五章附章。另附有董事會章程23條，訂定院董會的職權和義務。
在前三章標出武昌佛學院的特色。它不是一般學習佛學知識的佛學院，也不是專為培育經師論師的僧學堂，而是造就“行解相應”，立志“弘法利世”的革新佛教人才。緇眾學僧畢業後，要以改造寺院為現代化的僧團，以弘法濟世為目標；白衣學員畢業後，要以組織正信社團，推展人生佛教為己任。太虛大師在《我的佛教改進運動略史》一文中稱：佛學院的課程“參照日本佛教大學”，管理則“參取叢林制度。”從課程內容看，函蓋性、相、臺、賢、禪、律、密、淨各宗，體現了八宗平等的精神；並加入文、史、哲學、心理學、生物學等科學知識。
佛學院的籌備處，特請國學名師黃季剛(侃)撰寫《禮請院長疏》。5月4日，在漢口佛教會，正式禮聘太虛大師為院長。是日為夏曆4月初8，佛誕，典禮莊嚴隆重。7月13日，佛學院召開院董會成立會，推舉梁啟超任院董長。李隱塵為院護。
三 在佛學院改建工程和立案手續進行的同時，佛學院已對外招生。8月中旬，各省投考學生陸續到院，經過入學考試，錄取正備取生共60名。9月1日(夏曆7月10日)舉行開學典禮，湖北督軍蕭耀南親臨觀禮，並登臺致辭。此時，籌備處任務完成，把事務移交給院方，由太虛大師任院長，智信任監院，竹林任會計，玉皇任庶務，大覺任學監。教員方面，有史一如、杜漢三、陳濟博、了空法師等人。這一期的學生，出家緇眾有漱芳、能守、默庵、會覺、觀空、嚴定、法尊、法舫、量源等，在家白衣有程聖功、陳善勝(後來出家去名淨嚴)、張宗載、寧達蘊等。王又農、陳維東等亦住院旁聽。後來有繼續入學者，學生最多時達到百餘人。
自1922年9月起，到1926年10月止，這4年多之中，是武昌佛學院的全盛時期。在最早兩年，學生續有增加，教員方面也增聘了釋妙闊、釋大勇、唐大圓、唐畏三(後來出家法名大敬)、張化聲等。課程方面，太虛大師親自講授世親的《發菩提心論》與《瑜伽真實義品》（以此二課代《起信論》)、及佛教各宗派流源、八轉聲義、六離合釋等，空也法師講《楞嚴經》，杜漢三講國文，陳博濟、史一如授日文，史一如另授小乘佛教、《俱舍論》、《因明入正理論》、《印度六派哲學》。
史一如是四川人，早年留學日本，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後在北京各大學任教。1918年，皈依太虛大師，潛心研究佛典，手不釋卷。他在佛學院期間，翻譯出日本的《小乘佛教概論》上下篇、《因明入正理論講義》、《印度佛教史》、《中華佛教史》、《印度六派哲學》等著作，作為佛學院講義。他是國人最早翻譯日本佛學著作的學者。他在武昌佛學院的地位，猶如呂澂在支那內學院，不幸於1925年因病逝世，實是武昌佛學院的損失。
第二年秋季開學，太虛大師感到禪林管理難達預期的成效，學監一職亦找不到適當的人選(最早的學監大覺辭職到四川弘法)；同時學生程度不齊，施教困難，因此決定將這一期學生提前畢業，把第二、三年的課程濃縮在第二年授完。這一年，以大師親講的《成唯識論》為主課，社會人士來院旁聽的，常在百人以上。
1924年6月15日，第一屆學生60餘人畢業。大師擬出徹底改革的辦法，在畢業生中選出20名成績優良者升入研究部；續招新生時，他計劃以受過比丘戒者為限。大師志在建僧，首重律儀，施以嚴格生活管理，模仿叢林規制，以樹立整理僧伽制度的基礎。惟這項辦法未為院護李隱塵所同意，所以第二屆招生仍是僧俗兼收。
是年9月1日，武昌佛學院第二屆學生開學，這一期的新後，出家眾有大醒、迦林、恆漸、枕山、寄塵、機警、亦幻、墨禪等，俗家學生則有虞佛心(德元)、蘇秋濤等。這一學期，院董會也開會改選，推出湯鑄新任院董長。教員方面，唐大圓、張化聲等仍繼續任教，另聘善因到院任都講——教務主任。至於研究部方面，則由大師親自教導，授《大乘五蘊論》、《發菩提心論》等，但只開始而未講完，10月底，大師突然辭職離院。《太虛大師年譜》1924年10月底記載：
秋杪，大師忽召集全體員生，宣佈院務交善因代行；留函致院董會，辭院長職，即日搭輪離漢。突如其來之行，頗滋武漢緇素疑訝。
四 太虛大師抱著滿懷壯志與理想，於1922年創辦武昌佛學院，因緣和合，過程順利。如今第二屆甫告開學，大師何以遽萌退意呢?《太虛大師自傳》說：
1924年春起，我已得了胃病，入夏漸劇，食飯嘔吐，改食麥包，將三、四個月，擬作短期完全休息。又因第二期系隨他意辦，亦減少了熱心及鬆懈了責任。我因此兩因離去，不知者曾別作與某人有何意見的衝突，完全誤解。
大師自傳所述，只是他辭職離院的主因，還有一些客觀的因素在內，茲分析如下：
一、大師有意徹底改革佛學院，第二屆招生，計劃只招收受過比丘戒的大學部學僧40名，“先注重律儀訓練，嚴格施以生活管理，以為實行整理僧制的基本”。但未為院護李隱塵同意，所以第二屆仍是僧俗兼收，這未免使大師灰心，所以自傳中說“系隨他意辦。”
二、大師的佛教革新運動，得到理念相同的開明之士所支持，相對的也為思想保守的諸山長老所反對。《年譜》1924年6月載： 是年春夏，大師門下，以狂熱為教之革新精神，引起長老不安，成新舊之爭。 這一年由春至夏，先是湖南旅鄂的沙門漱芳和居士唐大定（唐大圓之弟）等，發出“上湖南省諸山長老暨諸檀護書”，以興辦佛學院為請；次之為佛學院江浙同學，發出“致江浙各叢林寺院啟”、“再致江浙諸山長老書”，以三事為請，即是要求江浙諸山長老，“組織江浙僧界聯合會，辦有系統之佛學院，設慈兒院。”江浙諸山長老領袖圓瑛、禪齋等雖然“覆函贊勉”，但內心之不安可知。
在佛學院開辦的第二學期(1923年春)，大師命佛學院學員寧達蘊、張宗載等，推動社會佛化青年運動，提出“農禪、工禪”，“社會服務”，“自食其力”，“和尚下山”等口號，期使佛教人間化，人間佛教化。是年暑假，大師在廬山主辦暑假講習會，成立“世界佛化新青年會”。1924年5月，“世會”改名為“武漢佛化新青年會”，同時在北京也組織了“北京佛化新青年會”，仍由寧達蘊、張宗載負責主持。寧、張在京，7月初以道階、覺先、太虛、現明、明淨、圓瑛、轉道、會泉、性願、持松、空也等人名義，發出快郵代電，宣稱： 佛教30年來，一迫於戊戌維新，再挫於辛亥革命，三排於外教，四斥於新潮。若無方便護持，將歸天演淘汰，此固非面壁獨參者所關懷，亦非玄談業緣者所能救也。 代電中提出八大使命，充滿了革命情緒：
第一使命，在廢除數千年老大帝國時代舊佛教徒的腐敗風氣，露出新世運非宗教式的佛教精神……第二使命，在打破一切鬼教神教，中西新舊偶像式銅像式的陋俗迷，圈牢式的物質迷。
這份代電措辭太激烈，做的也太鹵莽。代電一出，各方震動，北京僧界被列名者致書大師，表示“有關佛教大局，萬難承認。”印光大師也致書唐大圓稱：“光生而愚拙，概不預社會諸事，妄受彼等誣謗，加以第一魔王之嘉號。而諦閒為第二，範古農為第三，以馬一浮為破壞佛法之罪魁。”其他方面之反對者，亦可想而知。未久，北京的民生通訊社發出消息，指張宗載為留俄共產分子。後來，張雖向中外報章聲明，民生通訊社也道歉了事，但形勢日非，張宗載、寧達蘊鎩羽而去，返回四川。北京的佛化新青年會會務停頓，也就是瓦解了。
昔日，王荊公變法，以重用呂惠卿輩躁進之士，卒致失敗；太虛大師革新佛教，亦以用鹵莽青年而為己樹敵，遭受抵制，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北京佛化新青年會事件，可能亦是大師辭職原因之一。
三、支持大師辦佛學院的人，中途都換了目標。此事的關鍵人物是釋大勇。 大勇俗名李錦章，四川巴縣人，畢業於法政學校，民初任軍政司法等職，後來從天寶寺佛源法師學佛，窺知門徑，衷心向往。1919年，他偕黃葆蒼、董慕舒二人，到上海找到時在主持“覺社”的太虛大師，依大師剃度出家。李錦章即出家後的大勇，黃葆蒼即出家的大慈，董慕舒即出家後的大覺(曾在佛學院任學監。)
大勇剃度後，在鎮江金山江天寺受具足戒，參究禪宗。1921年，隨侍太虛大師到北京講經。當時唸佛法門風行一時，大勇於此不滿足，發願研究密乘。1922年冬，他與持松法師東渡日本，於高野山密宗大學專修密教，1年餘後，受傳法大灌頂，得大阿闍黎學位。回國後先在杭州、上海開壇傳法，旋至武漢，住佛學院，武漢佛教會集會歡迎，請其開壇傳法。一個多月中，開灌頂壇10次，佛教會男女居士及佛學院學員200餘人都一窩風的迷上密宗。大勇未久去了北京，接著持松也到了武漢，出任武昌洪山寶通寺住持。1924年秋，原來支持佛學院的鄂督蕭耀南，轉而支持寶通寺，請持松修護國般若經法會，並開壇灌頂。許多信眾都轉向寶通寺學密宗。接著，大勇在北京慈因寺成立了“藏文學院”，武昌佛學院研究部的學員，如大剛、超一、嚴定、法尊、觀空、法舫等，都退學轉到北京藏文學院。研究部的學員差不多走了一半。 在上述多種因素的影響下，再加以胃病轉劇，大師唯有辭職一途。
兩個多月後的1925年元月，“武院”院董會開會，推孫文樓居士為代表，專程赴寧波，懇請大師回武昌，繼續主持佛學院。大師於元月25日(乙丑年春節)抵漢口，回武院繼續主持院務。
五 太虛大師二度回到武昌佛學院，對院務逐漸加以整理，為學生講《二十唯識論》。後來因各地弘法事忙，席不暇暖，在院的時間就較少了。1925年春，他前往北京講經，到山西遊訪晉祠。夏天在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演講，到廬山開暑期講演會。10月，抵南京訪歐陽竟無居士於金陵刻經處。參觀支那內學院，繼之擔任中華佛教代表團團長，到日本出席東亞佛教大會。1926年，除在各地演講外，春天在上海與熊希齡、章太炎、王一亭等人發起組織“全亞佛化教育社”(後改名為中華佛化教育社)，推動佛化運動。 是年7月，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城。在武昌圍城期間，佛學院第二屆學員約30人，先後離院避難，教職員亦星散。革命軍人入城，佛學院大部分院舍為軍方徵用，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軍醫處進駐佛學院。這時代理院務的善因回了湖南，院中只剩下一個俗名唐畏三，後來依大師出家的大敬，留在院中看守圖書和法物。
1927年底，法舫回到了佛學院。法舫是院中第一屆畢業生，在研究部期間，聞大勇在北京辦藏文學院，他隨著同學們到北京去學藏文。1925年秋，大勇率學法團一行20餘人，由北京經四川入西康，準備到西藏學法，法舫也是團員之一。行至西康甘孜，為守軍所阻，不能前進，學法團留在當地，依大格潔西尊者學藏文經典，法舫以入藏機緣未熟，所以回到武昌，在佛學院中陪著大敬守院舍，同時刻苦自修，專攻俱舍和唯識，3年之間，學力大進。
1928年春，佛學院院董王森甫、熊雲程、夏致賢、趙子中等出面召開董事會，改選新董事，推王森甫任董事長，太虛大師任院長，雷定坦任院護。佛學院的人事，以大敬為事務股監院，張化聲為修持股主任，唐大圓為教育股主任。改組後的數個月內，在未被軍隊佔用的房舍中，開辦佛經流通圖書館，也開設平民小學，招了一班附近的貧民子弟施以教學。
1928年8月，太虛大師赴歐美遊化。10月20日，在法國巴黎與國際友人20餘人，於東方博物院開會籌設“世界佛學苑”。定宗旨為：“昌明佛學，陶鑄文化，增進人生之福慧，達成世界之安樂。”大師為發起人兼召集人，事後他函告武昌佛學院同仁，籌備改“武院”為世界佛學苑。
1929年4月14日，佛學院召開第一次世界佛學苑籌備會議，與佛學院有關的人士都出席參加。會中推唐大圓為籌備主任。時，大敬已離院回湖南，武院改由法舫管理，會中並決定世苑開設研究部，預計7月開課。
7月15日，世苑研究部開課。世苑的人事安排，院長是太虛大師，教務主任唐大圓，訓育主任淨嚴，教授有法舫、張仲如、唐祖培等，研究員有塵空、法空、海印、胡慧嚴、張慧藏等30餘人。是年10月，太虛大師回到佛學院，住了一個星期。當時佛學院中的駐軍仍未遷走，工作未能推展，大師為研究員編“大乘宗圖”及“研究佛學之目的”。
1930年6月，法舫奉太虛大師之召赴上海，謁大師於淨業社。大師命他到北平去籌備世界佛學苑(華英文系)的柏林教理院（設於北平柏林寺內）。9月，柏林教理院成立，世苑籌備處也由武昌遷到北平柏林寺。武院的研究部也停辦了。柏林教理院由柏林寺住持臺源和常惺任院長，鬍子笏主財務，法舫任書記兼教理院監學。柏林教理院辦了一年多，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局緊張，就宣告停辦，法舫又奉太虛大師之命，回到武昌，恢復武院的工作。
1932年初春，武院董事長王森甫、董事羅奉僧和法舫3人，聘請軍方人士徐克成督辦和夏炳靈司令為院護，託情向軍方收回院舍。到了夏天，軍隊撤出，法舫重加整理修繕。6月底，太虛大師回武院，指示成立世界佛學苑圖書館。9月25日，世苑圖書館開幕，院董會改推方本仁（耀庭）任董事長，法舫主持館務。圖書館設立研究部，下分編輯、考校二室，芝峰任編輯室主任，會覺為考校室主任。研究員有談玄、塵空、葦舫、本光等。以後陸續來館者，有力定、守志、印順、竺摩、止安、月耀等，人才濟濟，這可以說是武院的中興時期。
在圖書館籌備期間，除佛學院原有有圖書外，太虛大師委託談玄到上海，把他自己的藏書全運到武院。這時館中有大正藏，卍字續藏、頻伽藏、巴利文藏經。先後又添購了四部備要、四庫全書增本、萬有文庫等。王新基居士捐贈了二十四史及志書，劉覺生居士捐贈了圖書集成。此時圖書館共計有圖書22428種，24230冊，11萬1000餘卷，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有此數量藏書，甚屬不易。
法舫主持館務6年，在館中開辦了預備班，授課一、二年，成績優良者升為研究員，1933年及1935年各招生一次，學員有福善、明性、道屏、智定、雨曇、敏智、覺民、雨堃、茗山、楊星森等。授課的教師先後有芝峰、印順、會覺、張化聲等。
1935年秋季，預備班因經費困難而停辦。1936年9月，寬道法師發起募捐，他首先月捐百元為倡，在館中成立高級研究部，分別研究6個學科：阿含俱舍系、法相唯識系、法性般若系、法界顯密系、教乘次第系、宗教歷史系。研究員有茗山、福善等。1946年8月中旬，太虛大師抵武漢，23日圖書館為研究員講“新與融貫”，由福善筆記。大師釋“新”義曰：
佛教中心的新，卻是以佛教為中心，而適應現代思想文化所成的新佛教……
中國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國二千年來傳演流變的佛法為根據，在適應中國目前及將來的需要上，去吸收採擇各時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長，以成為復興中國民族的中國新佛教。
這時中日戰爭已經爆發，八年抗戰開始，未幾大師應緇素之請入川，直到1946年3月，勝利後，才重到武昌一次。
未幾，武漢時局緊張，圖書館的高級研究班解散。法舫於1938年元月赴重慶，謁太虛大師於長安寺的佛學社。大師命他到縉雲山的漢藏教理院任教，而武昌的世界佛學苑圖書館則由葦舫接任管理。
1938年10月，日寇侵入武漢，佛學院舊址房屋大半毀於炮火，世苑圖書館被迫停辦。1945年抗戰勝利以後，太虛大師命葦舫回武漢，設法修整武院，恢復圖書館，惟此時武院又為軍隊駐用，工作無法進行。到了1946年8月，駐在武院的軍隊離去，葦舫得佛教正信會之助，修葺房舍。9月間又招了幾名研究員，恢復上課。正值太虛大師欲重整武院，實現他整理中國佛教的計劃，不意化緣已盡，1947年3月17日在上海圓寂。
1948年年底，大師在家弟子李子寬居士來到臺北，與張清揚居士二人捐資取得臺北善導寺的使用權，原計劃將武院的世苑圖書館遷到臺北來，惟以時局變化太快而未果。只有大醒法師於1949年，將大師1920年創刊的《海潮音》雜誌遷到臺灣印行，這是唯一遷到臺灣的大師弘法事業。
六 1949年，位於武昌通湘門內的武昌佛學院結束，前後維持了近30年。雖然20多年中屢有變革，歷經滄桑，但是它對後代卻發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帶動佛教舉辦僧學的風氣：民國初年，佛教所辦的僧侶學堂，先後有上海華嚴大學、觀宗學社、法界學院、天台學院等，但都規模小，壽命短。武昌佛學院的創辦，為佛教現代化教育開創了新局面。武院之後，各地繼起的佛學院，有1923年開學的支那內學院，1925年創辦的閩南佛學院、玉山佛學院、1928年創辦的竹林佛學院，1929年創辦的九華佛學院，以至於後來的柏林教理院、鼓山佛學院、漢藏教理院、焦山佛學院、棲霞佛學院、玉佛寺佛學院等，但在規模與造就人才上，仍不能與武院相比。
二、開創近代佛學研究風氣：武昌佛學院教學方針，是八宗平等、應化多方，打破了歷來的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成見與舊習。此外，復加授哲學課程，吸收他家學說思想，開拓學者的思想空間與胸襟。這種新的教學與研究方式，是以往佛教學堂中所沒有的。 此外，1921年至1931年間，武昌佛學院與支那內學院屢有法義之爭，當時佛教界及學術界多人都捲入了這一場筆戰。雙方為了辯論法義，無形中帶動佛學研究的風氣。這是筆戰附帶產生的作用，關於兩院間的法義之爭，見本書歐陽竟無傳，此處不贅。
三、造就人才，促進佛教復興：中國佛教，至清季末年，義學不彰，衰微已極。1912年，釋仁山在金山寺開會，曾說：“金山寺內僧眾(不下三、四百人)，倘有人能寫出300字通達的書信的話，我仁山願把頭剁掉。”金山寺為國內名剎，尚且如此，其他寺院可想而知，由此可見僧侶文學素質之低落。
武昌佛學院興起，為佛教造就了大批德學兼優的人才，這些出身於武院的學僧，或在社會上講經弘法，或在學院中傳道授業，對後代產生了絕大的影響。即以今日臺灣佛教而言，1949年，大陸僧侶相繼來臺，改變了日治時代的陋規，重興中國佛教的遺範。這些大陸來臺高僧中，直接出身於武院者，如大醒法師、印順導師；間接而與武院有關者，如出身於閩南佛學院的慈航法師，出身於漢藏教理院的續明法師，以至於在星馬弘化的演培法師(漢藏教理院)，都對臺灣佛教發生了重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