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

許得存

摘要: 藏傳佛教分前宏期和後宏期兩個發展階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傳入到朗達瑪滅佛為止的近二百年間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魯梅等十人從多康學法回來的978年作為後宏期的開始年，說明978年之前屬于前 …

藏傳佛教分前宏期和後宏期兩個發展階段，一般前宏期佛教指吐蕃佛教，即佛教傳入到朗達瑪滅佛為止的近二百年間的佛教。但是，藏文佛教史籍把魯梅等十人從多康學法回來的978年作為後宏期的開始年，說明978年之前屬于前宏期。佛教在傳來過程中，其思想義理與活動方式方面不斷地配合藏族的習俗、宗教觀念以及儀禮等。經典的翻譯也在篩選和刪改，力求更適合于藏民族的思維方式和文化風味，適應苯教文化。《雪域文化與新世紀》總結說：佛教在西藏傳播的前宏期，一直受到強大的以本教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抵制，直到蓮花生把佛教的教義及修行與本教文化相結合，才初步打開了佛教傳播的局面。但前宏期的傳播尚處于啟蒙階段，而且注重在貴族上層中物色傳播對象，特別是為了適應本土文化中本教以儀軌為主的宗教接受心理，在傳播的同時，把密咒作為傳播的重點。[1]這就是吐蕃佛教的特色。眾所周知，佛教分別從南面的印度、尼泊爾和東方的唐朝傳入吐蕃，頓漸之爭或桑耶寺辯論前，唐朝長安佛教的影響遠大于印度佛教。頓漸辯論後，印度佛教的勝利使它取得了主導地位，唐朝佛教勢力雖然有所減弱,但留下的影響仍然很大。下面通過一些零散的資料就唐朝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進行分析。

一

黃顥先生曾撰文專門探討唐蕃佛教關系，分初傳、創立、發展三個時期考察。吐蕃是公元七世紀初在雅隆悉補野部落聯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奴隸制王朝，其東有唐朝，西有大食，北有突厥，南有天竺。同新興的吐蕃王朝相比，唐王朝已經是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政治、經濟、軍事實力強大，文化發達的大帝國。自從松贊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唐蕃雙方建立了友好的甥舅關系，從而拉開了文化交流的序幕。長安自隋朝起已經是佛教弘傳的中心，文成公主從小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對佛教耳聞目染，她隨身帶來釋迦牟尼十二歲等身佛像和佛典，主持修建了小昭寺供放佛像，並協助赤尊公主建造大昭寺，還同吐蕃人拉隆多吉貝將漢文佛典翻譯成藏文。因此，學術界把文成公主的這些做法看成是佛教正式傳入吐蕃的象徵。的確文成公主對佛教傳入吐蕃有特殊貢獻，「她的崇佛影響了松贊干布的信仰佛教。進而松贊干布又大力支持文成公主在吐蕃從事佛事，由是漢地佛像、佛經、佛寺型制及漢僧進入吐蕃，促使吐蕃社會有了佛教的萌芽」。[2]藏史記載隨文成公主來吐蕃的漢族醫師有和尚摩訶第瓦和達摩郭迦等人，他們不僅翻譯《醫學大全》等醫典，還翻譯佛經。來蕃的漢僧除了留有姓名的這幾個人外，可能還有其他和尚隨來，負責為佛像上香點燈，誦經祈禱。《隆慶教法史》說：松贊干布時期請來印度學者拘薩羅、婆羅門香伽羅、迦濕尼羅的達努、尼婆羅尸利曼殊、漢地和尚摩訶提婆措(大天壽和尚)，譯出了《寶云經》、《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白蓮花經》、《寶集陀羅尼》等。《丹噶爾目錄》收錄了這幾部經，其中《入楞伽經》、《金光明經》、《白蓮花經》被認為是公元九世紀的法成從漢文譯藏的，而部分藏文佛教史籍則說始譯于松贊干布，是否公元七世紀初譯，九世紀由法成校對或重譯？ 文成公主與松贊干布的和親，還為西行求法的漢僧開辟了一條捷徑，取道陸路的一部分僧人從長安出發後即經吐蕃入尼泊爾然後去印度，使吐蕃尼泊爾道成為當時赴印求法的主要陸路通道之一。據史料記載，此道開通時間當在公元639年，643年出使摩揭陀的唐朝使臣李義表和王玄策經此道去印度。《釋迦方志》比較詳細地描述了這條道的里程和經由的地方，「其東道者，從河州(今甘肅臨夏)西北渡大河(黃河)，上漫天嶺，減四百里至鄯州(今青海樂都)。又西減百里至鄯城鎮(今西寧)，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里至故承鳳戍，是隋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里至清海(今青海湖)，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又西南至敢國(拉薩西北)。又南少東至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口旦蒼法關(據足立喜六《唐代的吐蕃道》云：「其地為吐蕃與尼波羅邊界有名之關」)，吐蕃南界也。又東少南度末上加三鼻關，東南入谷，經十三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尼波羅國」。[3]吐蕃尼泊爾道的開通，極大地促進了唐朝與吐蕃、唐蕃與尼(尼泊爾)印(印度)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據《南海求法高僧寄歸傳》記載，從唐朝經此道往印度(天竺)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近十人，其中有人受到文成公主的資送。太州玄照法師(梵名般伽舍末底)曾與長安大興善寺玄證法師處學梵語，「背金府而出流沙，踐鐵門而登雪嶺，漱香池以結念，畢契四弘；……途經速利，過賭貨羅，遠跨胡疆，到土蕃國(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北天竺)，漸向闍闌陀國……後因唐使王玄策歸鄉，表奏言其實德，遂蒙降敕旨，重詣西天，追玄照入京。路次泥波羅國，蒙國王發遣，送至土蕃，重見文成公主，深致禮遇，資給歸唐」。[4]玄照法師曾三次赴印度求法，此次經吐蕃道見文成公主的時間不太明確。

齊州道希法師曾「行至土蕃，中途危厄，恐戒檢難護，遂便暫舍」。[5]道希經吐蕃道去印度的時間，傳文中沒有明言。但是，從玄太法師自印度返回行至土谷渾(吐谷渾)「奉道希法師，覆相引致，還向大覺寺」的記載知道，當在永徽年間(650～655)。玄太法師是新羅人，「永徽年內取土蕃道，經泥波羅，到中印度。禮菩提樹，詳檢經論」。[6]還有新羅僧玄恪法師「與玄照法師貞觀年中相隨而至大覺寺」。[7]雖未說明經吐蕃道與否，玄照是貞觀年中經吐蕃尼泊爾道去天竺的，他隨玄照同行，可能到過吐蕃。

貞觀年間，經吐蕃去印度的還有並州(太原)僧道生法師，他「以貞觀末年，從吐蕃路往游中國(指中印度)，到普提寺，禮制底訖」。[8]歸國行至泥波羅染病而卒。

新羅人慧輪法師，曾「奉敕隨玄照法師西行，以充侍者」。傳文沒有明言是否經過吐蕃道，根據陳景富先生的研究，慧輪到過吐蕃並蒙受文成公主接待，後來玄照回國，他繼續留在印度信者寺達七年之久，「薄閒《俱舍》」。

唐代經吐蕃道去印度求法的僧人留有名字的還有道方、玄合、悟真等，前兩人的事蹟未見史料記載，悟真是公元九世紀經吐蕃道去印度的。

本文之所以花大篇幅介紹他們，意在通過他們說明吐蕃佛教在初創時期受到來自唐朝長安佛教影響的事實。史料沒有說明經吐蕃尼泊爾道去印度求法的唐朝僧人在吐蕃的宗教活動，但是當他們途經吐蕃時接待、資助、送行工作僅靠文成公主一個人是無法完成的，肯定還有其他更多人的參與，唐僧們在小范圍內講經宣法是有可能的，他們的宗教活動不可能不對吐蕃人產生影響，不能排除他們當中的個別人參加過吐蕃譯經。

儘管自佛教傳入至公元八世紀早期之前的近百年間尚未對吐蕃的社會政治、經濟產生直接影響，我們無從查考當時吐蕃人對佛教的態度和學佛情況，也無法了解普通人所認識的佛教如何。由于文成公主的信佛和漢僧經由吐蕃道西去求法的影響，佛教被由以王廷為中心的貴族上流社會所認識並逐漸接受，「也很可能被利用為貴族之間權力斗爭的工具，很可能發生過排佛與崇佛的矛盾與沖突」。[9]不然不可能把流行天花、發生自然災害歸為佛教帶來的災禍。但是，不管真實情況如何，文成公主的進藏和唐僧西行經吐蕃到印度求法為以後赤德祖讚派人去唐朝長安與印度求經、金城公主禮佛安置逃難來的于闐僧人、赤松德贊時期的佛法盛興奠定了非常扎實的基礎。 二

芒松芒讚和赤都松父子統治的幾十年里，實行對外擴張政策，事關佛教方面並沒有多少特殊的史料記載，因此我們也無從了解有哪些佛事活動(芒松芒贊時期文成公主健在)。進入八世紀，吐蕃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諸方面進入有史以來最強盛的時代，佛教也得到了很大發展。唐朝的又一位公主金城公主繼文成公主之後嫁給吐蕃贊普，隨來的漢僧不可能不多。史料記載，她將文成公主帶到吐蕃的釋迦牟尼不動金剛佛像從所藏匿的地方尋出供于大昭寺，建立「謁佛之供」(zhal－mthong－gi－mchod－pa)，還將漢地的「七期薦亡」(bdun－tshigs)活動傳到吐蕃，建造了「九頂正慧木屋寺」。《賢者喜宴》說：「(金城)公主說，吾之漢地，佛法興旺，實行七七追薦，吐蕃尚不興佛，亡論實可憐。于是凡有人歿，即行千供，始有為死者發喪行善之制」。[10]金城公主的做法促進了吐蕃佛教發展，在她去世之前幾年，北方于闐佛教遭難，大批僧人紛紛南下吐蕃躲避，金城公主獲悉後，建議赤德祖讚王修建了扎瑪珍桑、噶曲等五座廟宇供他們居住。管·法成的《釋迦牟尼如來像法滅盡之記》和《于闐教法史》都作了詳細記載，但是學術界有人認為這事發生在文成公主時期。法成寫道：「一切眾僧至赤面國薩毗毗(tshal－byi)之境，時薩毗毗軍當道節度多聞眾僧從西來至，走白赤面王知。爾時彼王夫人(指金城公主)聞多眾僧失土波進，白其王曰：『我辨畜承及以資具，願請眾僧來至赤面國』，王亦許之，以辨畜承。便迎眾僧，至赤面國……時赤面國置七所寺，辨諸供具，常住人戶信勝往曰，安置眾僧住在七寺，後經三、四年，公主心上有惡瘡出，病苦之時，公主白王：『妾因此疾終不得免，所有童僕及以財物，願施三寶』。王亦許之。六百侍從亦放出家，然後公主，命將終盡」。[11]《于闐教法史》的記述雖略有不同，都指同一件事。《西藏王臣記》說：「自黎域請來佛教僧人供養，這時吐蕃尚無出家人」。《漢藏史集》的記載更加明確：「在赭面吐蕃的七代國王之時，奉行佛法。此時，于闐國的佛法已接近毀滅之時，于闐的一位年青國王仇視佛教，驅逐于闐國的比丘。眾比丘依次經察爾瑪、蚌、墨格爾、工鎳等寺院，逃向赭面國。眾比丘由馱載物品的犛牛引路，到達吐蕃的蔡吉地方。比丘中的長老向赭面國王報告，此赭面國王有一菩薩化身的王妃，是漢地的一位公主，她任施主迎請于闐國的比丘到吐蕃，並問：還有比丘嗎？比丘的堪布說：在安西、疏勒、勃律、克什米爾還有許多比丘。于是王妃將那些地方的比丘也迎請來，安置在寺廟之中，很好地供養了三、四年」。〖12〗《青史》說：「赤德祖讚修建了扎瑪珍桑等幾座寺廟安置從黎域(于闐)請來的僧人」。金城公主于景云六年(710年)進藏，開元27年(739)去世，于闐逃難僧人來蕃的時間可能是735年左右。這一時期，大批的外來僧人散居在山南、拉薩等地的寺廟內，不可能連一點影響都沒有，而且金城公主的侍從中也有不少僧人，如上文「六百侍從亦放出家」和《拔協》所說：赤德祖讚死後，瑪尚仲巴傑禁佛，「拉薩的一個管理佛教經像塔的老和尚被驅逐回漢地」就證實了這一點。《青史》也說：「赤松德贊為王之時，名叫瑪尚的大臣手握大權，不喜好佛法，將所有出家人驅逐到吐蕃以外的其他地方」。[13]《娘氏宗教源流》持同樣說法。史料證明，當時吐蕃沒有自己的出家僧人，驅趕的僧人可能大多數是漢僧(唐朝僧人)。金城公主帶進來的和尚摩訶金達、賈倫噶坎譯出《月王藥珍》；金城公主發起的謁佛、支持佛僧的活動點燃了赤德祖讚及其一批貴族大臣的信佛熱情。在這種情況下，才有贊普派闡卡姆萊果夏和尼亞扎那姑瑪熱(亦作姆拉克謝與吉尼亞庫馬拉)去印度求法、遣桑西等人赴唐朝求經的舉動。史料記載，桑西帶著唐朝皇帝賞賜的一千部佛經回到吐蕃。雖然「一千部佛經」過于夸大，但說明這時候已經有不少漢文佛典通過各種渠道傳到吐蕃。《漢藏史集》說：赤德祖贊時期修建了扎瑪珍桑、噶曲、青浦、南熱和瑪薩貢五所寺廟，「漢人格謝哇譯出《金光明經》和《業緣智慧經》」。黃顥說：「對于吐蕃社會中出現佛教來說，漢地佛教無疑起了重大影響，並表明吐蕃佛教伊始就與漢地佛教緊密相關」。吐蕃雖然沒有自己的僧伽組織，但佛教的基礎已相當雄厚，影響巨大。這些從瑪尚仲巴傑的禁佛可以得到證實。

赤松德贊王時代是吐蕃國力強大，「並且使佛教真正興隆並確立國教地位的時代」。唐蕃之間的文化交流更加深入，有不少來自唐朝的僧人帶來大批佛典並合作翻譯成藏文，僧人往來傳法，經籍流通不斷，相互協作建塔造像，吐蕃派往唐朝求法請益活動的人遠比前朝增多，唐朝佛教的影響日益加深。

赤松德贊本人是一位虔誠的佛教信仰者，他采取一系列果決有力的措施弘揚佛教，先後頒布兩次興佛詔書，詔令吐蕃全民奉行佛法，並組織人力、物力翻譯佛教經典，主持佛法辯論會，建造寺院。黃顥說「信佛思想的形成是因直接受漢人和漢地佛教的影響」。早期影響赤松德贊最深的兩位人物是唐朝的桑西和隨唐僧修法的拔塞囊。據史料記載，桑西是唐朝使臣巴德武之子(又說是隨金城公主入藏的官吏馬竇之子)，746年來吐蕃做赤松德贊德伴童。《拔協》說：王子四歲時，唐朝皇帝向其父派來了一位名叫巴德武的使節，「後者隨身攜帶大量禮品，並由他的獨生子唐朝舞蹈小青年(被稱為禪師)陪同前往」。《賢者喜宴》也說赤松德贊自幼就有兩位漢人相伴隨，此即賈珠噶坎和桑西。754年，桑西被赤德祖讚派往長安請經，兩年後帶著唐玄宗所賜的禮品和《摧破一切羯磨經》、《佛說稻稈經》、《金剛經》等，按照金和尚[14]的教導向赤松德贊講解十善法，「贊普了解了佛教的善行，心生信仰，接著學習《金剛經》，認識正見，信心培增。續修《佛說稻稈經》，領悟見行雙運法，篤信佛法」。[15] 塞囊，法號益希旺波，第二任桑耶寺堪布，首批剃度為僧者。他曾為赤德祖讚的侍臣，早年從小昭寺的一位漢族和尚「學得修行教理，瞞著別人經常秘密修」。《拔協》記載：塞囊的一子一女同時死去，他想：「前幾代國王都說佛法真實，到底如何，應該請教一下和尚。于是從坎室中叫出老和尚問道：前生後世之說，真實不真實」？[16]說明當時在吐蕃有不少漢僧，塞囊與他們的關系非常密切。後來，塞囊趁在吉隆為官的機會去尼泊爾結識了中觀瑜伽行派創始人寂護從學佛法，暗地里建議赤松德贊邀請寂護來吐蕃傳法，他使贊普對佛法產生了信奉之念，堅定了信佛的決心。赤松德贊委任賽囊為司庫，桑西為總領，章·嘉熱勒斯為理財官，派去唐朝取經求法。可見，赤松德贊認識佛法並堅定信佛，采取信佛改革是與桑西、塞囊的努力分不開，對漢文化的了解也離不開留居吐蕃的書記官(舍人，或唐朝和尚)梅果。[17]有說梅果是來吐蕃傳法的漢僧，究竟是何人，史書沒有記載。《拔協》說：贊普讓書記嘉梅果讀漢文文書，然後又命桑西、梅果和阿難達翻譯從唐朝帶來的漢文佛典。後來，梅果在頓漸辯論中作為頓悟派代表縱火焚燒自身的頭顱而亡。此事也得到了《賢者喜宴》和《頓悟大乘正理決》的證實。《賢者喜宴》說：頓漸正式辯論前，「漢地和尚梅果縱火焚燒自身的頭顱，隨即而死」。據《蓮花生傳》記載，當時能精通漢藏語文的人已相當多，他們當中漢僧譯經者有帕桑、摩訶羅闍、德瓦、摩訶蘇扎、訶熱納波、摩訶衍、畢潔讚巴(也說參加吐蕃譯經的漢僧有程噶勒貢、拉隆魯貢、郭高摩貢、瑪尚梅果、馬國萊)。[18]《拔協》說：贊普讓大譯師益希旺波(塞囊)、梅果、占迦勒果、拉隆魯貢、瓊波孜孜等人翻譯梵漢文佛經。「又請來漢地和尚瑪尚梅果翻譯漢地佛經」。赤松德贊派人從唐朝請來的摩訶衍那(來蕃的漢僧幾乎都叫此名，他和後來的頓悟派大師摩訶衍那可能是兩個人)、東松岡瓦、摩訶波羅、尚底巴達雖然都是以翻譯醫典為主，但也翻譯佛經。這一時期譯成藏文的漢文佛典數量達到幾十部。桑耶寺建成後專設「禪定菩提洲殿」供漢僧參禪之用，設妙吉祥洲殿，翻譯漢文經典，並把漢譯經典單獨放在專設的經庫內。

迄赤松德贊執政後期，唐朝系統的佛教實力巨大，來吐蕃傳法的漢僧人數不斷增加。時任赤松德贊侍從，後晉升為缽闡布的娘定埃增桑波在師事無垢友之前隨一位漢族和尚習禪，日以繼夜地修行，以擅長于修禪為榮。所以，他是受唐朝佛教影響較深的一位吐蕃高僧。781年，「吐蕃遣使求沙門之善講者，至是遣僧良琇、文素二人行，歲一更之」。[19]是年三月，良琇、文素二人隨唐使萬年令崔漢衡和判官監察御史常魯到吐蕃傳法。次年，吐蕃送還唐朝的戰俘中就有僧人。據《大唐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和《惠果和尚碑銘》記載，新羅僧人悟真與建中二年(781年)入華，在長安青龍寺向惠果和尚學習密法，後自長安出發西行，經吐蕃至中天竺求《大毗盧遮那經》，貞元五年(789年)當他帶著梵夾從原路返回時，不幸卒于吐蕃。雖然史料未說他在吐蕃的佛事活動，但這一「事實說明自貞觀年間開辟的自唐到印度的吐蕃道直至此時仍可以通行」。《五部遺教》之《譯師班智達遺教》所記的入蕃唐朝禪師有堪布邱偉(mjug－ spus)、堪布王丹海(Enghan－her)、堪布摩訶衍那、堪布降魔藏、頓悟堪布耿宏新(kun－hun－shen)、堪布澤禪師(dzi－shin－ sha)、堪布巴禪師(sbab－shan－shis)、堪布戴哲吳(des－ vgre－ vo)、堪布戴吾禪師(devu－shan－shis)、堪布桑塘禪師(zangs－thang－shan－shis)、堪布哈塞禪師(ha－ze－shan－shis)、堪布阿熱雅熱格夏(a－raya－rakisha)、堪布噶拉延(ka－la－yan)、堪布布曲(bu－chus)、堪布喀禪師(kha－shan－shis)、堪布雜禪師(dza－shan－shis)、堪布翟禪師(rdre－shan－shis)、堪布阿禪師(A－shan－shis)、堪布藍禪師(len－shan－shis)、堪布哈禪師(ha－shan－shis)、堪布甘禪師(kan－shan－shis)、堪布澤禪師(dzi－shan－ shis)、堪布葛禪師(ki－shan－shis)、堪布何亞吉禪師(hyevu－gyivu－shan－shis)、堪布紀禪師(kyi－shan－shis)、堪布吉禪師(ci－shan－shis)、堪布蒲多禪師(phog－tog－shan－shis)、堪布嚴禪師(yan－shan－shis)、堪布韓禪師(han －shan－shis)、堪布星禪師(shin－shan－shis)、堪布哈耶卡禪師(hye－khas－shan－shis)、堪布郎禪師(lang－shan－shis)、堪布馬禪師(ma－shan－shis)、堪布阿羅松曲(A－lo－gzong－chu)等。[20]說明在唐僧與印僧頓漸辯論開始之前，就有許多唐朝高僧來到吐蕃王廷，「他們或是傳教說法，或是參加譯經。漢地禪宗在吐蕃本土的發展，最終導致了與印度教派矛盾的白熱化，兩派不得不尋求一種解決的方式，于是便有了發生在吐蕃王廷的佛教大辯論」。[21]另從赤松德贊向敦煌僧人曇曠所問的二十二個問題不難看出，包括禪宗在內的唐朝佛教在吐蕃已經有很深的影響。對于剛剛認識佛法的吐蕃人來說，寂護和蓮花生等人所傳的佛法深奧難懂，複雜繁瑣，而禪宗簡便易修，所以一經傳入即刻受到王室成員的高度重視，贊普王妃、姨母悉囊南氏及三十多位大臣夫人，還有吐蕃高僧、蘇毗王子都紛紛從修，到摩訶衍那來時已有上千名信徒。

從占領敦煌開始到達磨贊普禁佛的幾十年中，吐蕃佛教處于全盛期，當時在敦煌活躍的漢僧因各種原因，通過不同的方式相繼入蕃，頓悟辯論中頓悟派的代表人物摩訶衍那就是其中之一，他奉赤松德贊恩命，「遠追令開示禪門，及至邏娑」。從《大臣遺教》發現，參加頓漸辯論會的漢僧除摩訶衍那之外，還有禪定堪布蓋呼禪師(ke－hun－shan－shis)、禪定堪布曾禪師(dzid－shan－shis)、魏禪師(sbas－shan－shis)、戴吾禪師(devu－shan－shis真悟？)、唐桑禪師(thang－bzang－shan－shis)、韓塞禪師(han－ze－shan－shis)、阿熱雅熱格夏、堪布噶拉延巴爾馬(bkav－la－yan－par－ma)、堪布布瓊(bu－chung即上面的布曲)、喀禪師、藏禪師(dzang－shan－shis可能是上面的雜禪師)、葉禪師(yen－shan－shis)、阿禪師(a－shan－shis)、藍禪師、杭禪師(可能是上面的哈禪師)、甘禪師、那禪師(na－shan－shis)、葛禪師、大堪布底達姆達羅、哈雅烏傑禪師(可能是何亞吉禪師)、紀禪師、吉禪師、蒲多禪師、澤禪師、嚴禪師、韓禪師、席禪師(shi－shan－shi可能是星禪師)、海禪師(he－shan－shi)、拉禪師(la－shan－shis可能是郎禪師)、馬禪師等。[22]其中的一部分人就是《譯師班智達遺教》所提到的人，藏文寫法略有不同。 大部分佛教史文獻說，頓悟派在和漸悟派的辯論中失敗後，摩訶衍那等漢僧離開了吐蕃，從此禁傳他們的禪法。但是，王錫的《頓悟大乘正理訣》則記載：印度僧人，即漸悟派僧人理屈詞窮，鋒芒推折，便勾結吐蕃大臣，誣陷摩訶衍那等漢僧謀結朋黨。這時，有吐蕃僧乞奢彌、尸毗羅摩等二人深信禪法，「為法捐軀，何曾顧己，或頭燃熾火，或身解霜刀，曰：吾不忍見朋黨相結，毀謗禪法」，遂以身殉法。又有三十多位吐蕃僧人，他們深悟禪理，向贊普進言說：「若禪法不行，吾等請盡脫袈裟，委命溝壑」。于是贊普宣詔：「摩訶衍所開禪義，究暢經義，一無差錯，從今已後，任道俗依法修習」。[23]早在赤松德贊幼年時禪宗無相法師(金和尚)的名字就出現在《拔協》中，隨著唐蕃交往加深禪法傳進吐蕃，逐漸引起統治階層的好感。吐蕃占領敦煌時期，正是吐蕃大力弘揚佛教的時代，贊普將敦煌名僧召到身邊，加快了禪法的傳播速度，加深了影響力。由于語言上的互通，大大推動了唐蕃兩種文化的交流，促進了吐蕃佛教的發展。頓漸辯論之後，印度佛教雖然確立了對吐蕃佛教的主導地位，但是唐朝佛教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視的，更多的漢僧進入並留居吐蕃從事譯經傳法，也有大批吐蕃僧人來到敦煌，抄經譯經。日本的沖本克己在其《敦煌出土的藏文禪宗文獻的內容》一文中列舉了譯成藏文的禪宗文獻，如《楞伽師資記》、《頓悟真宗金剛般若修行達彼岸法門要訣》、《二入四行論》、《歷代法寶記》、《諸禪師語彙》、《臥龍禪師安心出家十功德》、《降魔藏禪師安心法》等等。雖然藏譯時間尚不明確，可見禪宗對吐蕃的滲透。

從漢文史料得知，除上述唐僧外，還有不少不知名的漢地僧人在吐蕃活動。《德宗本記》記載：「三年夏四月庚申，先陷蕃僧尼將士八百人自吐蕃而還」。[24]《舊唐書。吐蕃傳》載：建中「三年(782年)四月，放先沒蕃將士僧尼等八百人歸還，報歸蕃俘也」。[25]他們是壽昌陷落時被俘的。由于吐蕃人篤信佛教，被俘的唐朝將士遁入空門者也不少。如平涼劫盟時陷蕃的路泌，「在絕域累年，淒心于釋氏之教，為贊普所重，待以賓禮」。[26]元和二年(807年)八月，吐蕃送還沒蕃僧惟良闡等四百五十人。赤德松贊和赤祖德讚兩位贊普執政期間，在吐蕃本部和所占領的敦煌地區開展大規模的抄經活動，參與此項活動者近千人，所抄經文主要是《無量壽經》、《大般若波羅蜜多經》、《金剛經》、《阿彌陀經》、《法華經》、《般若心經》以及問答集《大乘中宗見解》、《菩提達摩禪師觀門》等，抄經者大部分是漢族。

精通梵、藏、漢三種文字的著名學者高僧管·法成在赤祖德讚朝就來到敦煌，太和七年(833年)左右住永康寺，翻譯佛經，注釋編輯漢文佛經；會昌二年(842)到甘州修多寺翻譯了《薩婆多宗五事論》和《諸星母陀羅尼經》；六年後(848年)住開元寺開始重點講授《瑜伽師地論》，悟真、明照、一真等敦煌名僧都聽他講經。據不完全統計，由法成翻譯的經籍有《金剛光明經》、《解深密經》、《楞伽阿波多羅寶經》、《入楞伽經》、《善惡因果報經》、《賢愚經》、《大寶積經被甲莊嚴會第七》、《大寶積經佛為阿難說處胎會第十三》、《大寶積經淨信童女會第四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還有幾部集錄和講義，共計有二十三部，成為唐蕃文化交流的使者。另外，他還對吐蕃在河西的漢譯藏的佛經進行過大量的校勘工作，為唐蕃文化交流做出了突出貢獻。

總之，以長安佛教為主的唐朝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是巨大的、深遠的，成立僧伽組織之前，在吐蕃活動的僧人主要是來自唐朝，雖然他們的活動范圍十分有限，但影響了不少人，對佛教大規模地傳入吐蕃奠定了基礎。建中二年(781年)以後，漢地僧侶來到吐蕃傳布佛教的人前後相望，絡繹不絕，他們所傳的禪宗的頓悟思想不僅在當時受到許多人信奉，而且繼續影響著吐蕃以後的藏傳佛教。現在看來，唐代長安佛教對吐蕃佛教的影響表現在寺廟建築(如桑耶寺、小昭寺、昌珠寺等在建造過程中都采用了長安佛寺的風格)、譯經、思想、僧制等各個方面。 注釋：

[1]羅布江村、蔣永志著，雪域文化與新世紀[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2]黃顥：《唐代漢藏文化交流》，載《藏學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197頁。

[3]道宣：《釋迦方志·遺跡篇第四》，中華書局，1983年，第14頁。

[4]義淨著，王邦維校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9～10頁。

[5]《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16頁。

[6]《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43頁。

[7]《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44頁。

[8]《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校注》，第49頁。

[9]中村元：《中國佛教發展史》下冊，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560頁。

[10]巴臥·祖拉陳瓦：《賢者喜宴》上冊，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97頁。

[11]《大正藏》，第2090號。

〖12〗

[13]桂·循努貝：《青史》上冊，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頁。

[14]入華求法請益的韓國禪僧中，學成後留居的金和尚有三位：資州金和尚、益州金和尚、鎮州金和尚。《拔協》和《賢者喜宴》所說的金和尚使之資州金和尚無相，他開元十六年(728年)來長安求法，後入蜀禮智詵與處寂兩位禪師，在成都化導眾生達20多年，倡導「三句用心」的禪法，寶應元年(762)圓寂。他雖然沒有到過吐蕃，但對吐蕃佛教由間接影響。

[15]《賢者喜宴》上冊，第308頁。

[16]拔·塞囊《拔協》，佟錦華、黃布凡譯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第9頁。

[17]關于舍人，《因話錄》卷四角部記載：「先是，(吐蕃)每得華人，其無所能者，便充所在役使，輒黥其面，粗有文藝者，則涅其臂，以候贊普之命，得華人補為力者，則呼為舍人。可則以曉文字，將以為知漢書舍人」。

[18]尼瑪威色、打熱那他：《蓮花生傳》四川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108頁。

[19]《冊府元龜》卷980外臣部通好。

[20]《五部遺教》，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405頁。

[21]趙曉星：《敦煌落蕃舊事》，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頁。

[22]《五部遺教》，第462～463頁。

[23]王錫：《頓悟大乘正理決》，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20頁。

[24]《舊唐書》卷十二《德宗本紀》。

[25]《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六，列傳第一百四十六《吐蕃傳》。

[26]《舊唐書》卷一百五十九《列傳》第一百九《路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