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夏魯寺及其佛教藝術(謝彬)

西藏夏魯寺及其佛教藝術

謝彬

　　後藏名剎夏魯寺是藏傳佛教夏魯派的發源地和根本道場，歷史上湧現出許多修行精進、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高僧大德，對藏傳佛教的弘揚做出過重要貢獻。夏魯寺獨特的藏漢合一的建築風格，以及保護完好的壁畫、造像藝術，在藏傳佛教藝術史上也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本文試圖對夏魯寺的歷史沿革和佛教藝術作一番梳理和探索，以饗《法音》讀者。

　　一、夏魯寺的歷史沿革

　　(一)古相家族與夏魯寺的緣起

　　夏魯寺位于西藏日喀則地區甲措雄鄉夏魯村，距日喀則東南30公里。這里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夏魯寺就座落在雅魯藏布江南岸與年楚河交匯處的下游地段——夏魯河谷。寬闊的夏魯河谷中央平坦，四面環山，是喜馬拉雅山脈北坡的延伸，蜿蜒的夏魯河由南向北從夏魯村與夏魯寺身後緩緩流過，匯入年楚河。

　　公元11世紀初期，西藏分裂割據時代的地方領主吉尊·西饒迥乃在此創建了夏魯寺。傳說吉尊·西饒迥乃由于民眾的反抗斗爭，被迫前往離自己領地不遠的堅貢寺，禮洛敦多吉旺秋披剃出家。公元1003年，吉尊·西饒迥乃返回夏魯地方，以地方領主和佛教僧侶的雙重身份開始了夏魯寺的修建工程。

　　據藏史記載，吉尊·西饒迥乃的祖先曾擔任過吐蕃時期松贊干布的大臣。到赤松德贊(730—797)執政時期，吉氏家族中還出現了一位名叫吉欽珠的大譯師，他曾參與了吐蕃早期的佛經翻譯，據說還代表赤松德贊遠赴印度完成了迎請蓮花生與靜命大師入藏的偉大使命。吉氏家族吐蕃時期的另一位高官名叫吉赤桑勒金，傳說他在赤祖德讚(803—841)在位期間，曾以大臣的身份為贊普出資修築過108座寺院的地基。赤祖德贊為了答謝他的功德，特意贈送給吉氏家族一部《般若十萬頌》。這部象徵吉氏家族榮耀的佛經，被後人稱為「吉本」(吉之十萬頌)。今天，這部佛經僅存的兩塊雕刻精美的夾經板仍然保存在寺中，成為夏魯寺的鎮寺之寶。

　　公元13世紀蒙古人統治西藏時期，夏魯萬戶在元朝政府與西藏薩迦王朝的大力支持下，其聲望和權力都達到了頂峰，夏魯寺也因此得到了多次擴建和維修。因與元朝帝師薩迦八思巴(1235—1280)家族建立有姻親關系，因此吉氏家族也被人們稱為「古相」(藏語中對舅舅的尊稱)。吉氏後裔古相·扎巴堅贊擔任夏魯地方長官期間，曾經前往漢地覲見元朝皇帝。著名藏族學者多羅那他在《後藏志》中記載：「古相·扎巴堅贊前往漢地，皇帝手端盛滿酒的孔雀形水晶杯說：『你是薩迦人世世代代的舅舅，也是朕的舅舅。』說完之後將酒賜予古相·扎巴堅贊。古相·扎巴堅贊擔任衛、藏、阿里三部的元帥，出任掌管銀制虎頭印章的法官。皇帝頒賜誥命，令其管轄夏魯萬戶所有僧部眾。」除皇帝的賞賜外，他還帶來許多技藝精湛的漢族工匠修建夏魯寺，擴建了夏魯金殿與多座佛殿，修築了圍牆和4個大型扎倉，並在佛殿里繪制了精美的壁畫。

　　古相·扎巴堅贊與其子古相·貢噶頓珠進行的大規模擴建維修，對于夏魯寺形成最終的整體建築風格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他的另一功績，就是為夏魯寺請來了著名佛教學者布頓·仁欽珠。布頓大師的到來使得夏魯寺成為當時藏傳佛教的一大中心，也為夏魯古相家族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拓展了更為廣闊的活動領域。

　　(二)夏魯派的創始人布頓·仁欽珠與夏魯寺

　　布頓·仁欽珠(1290—1364)是藏族歷史上著名的佛學大師，是藏傳佛教夏魯派的創始人。他編著的《布頓佛教史》對夏魯派的創立以推進當時藏傳佛教的學術研究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公元1320年，布頓受古相·扎巴堅贊的邀請擔任了夏魯寺第11任堪布，時年31歲。據《夏魯派源流》記載：「陽鐵猴年(1320)，夏魯寺迎請布頓大師主持寺務，遂開西藏佛教夏魯一派。」古相·扎巴堅贊的家族與夏魯人，像當年古印度給孤獨長者供養佛陀一般侍奉布頓·仁欽珠。夏魯寺為布頓大師提供了弘揚佛法的講壇，布頓大師在夏魯寺先後建立了密教學院和顯教學院，在離夏魯寺西南幾公里以外阿底峽尊者修行過的日普山上修建了德欽頗章。每年舉行夏季法會和冬季法會時講解《大乘阿毗達磨集論》、《量抉擇論》、《入菩薩行論》等顯教經典；春季法會與秋季法會講解《時輪》、《密集淺釋》、《瑜珈金剛生起論》、《具德和合論》等密教經典。每日講經6次，經常為弟子講解經論到深夜。布頓大師擔任堪布期間，夏魯寺匯聚了來自西藏各地的求學者，寺內常住僧眾多達4500人，佛教學者100多人，再加上外來短期聽經求學的，總人數超過7300人；此外，在日普山閉關修行的多達500人。日普山上密布著修行者的僧寮，夏魯金殿長長的圍牆中間也建滿了前來求學僧眾們的禪房。

　　公元1322年，布頓大師撰寫了藏傳佛教史上最具影響力的重要著作《佛教史大寶藏論》，或稱《善逝教法源流》，俗稱《布頓佛教史》。這是藏族高僧撰寫的第一部系統的佛教教法史，也是西藏早期難得的佛教編年史。《布頓佛教史》全書藏文長條版212頁，前半部講述印度、尼泊爾佛教的弘傳歷史，後半部講述佛教在西藏的傳播發展歷史，對印度佛教的起源、傳承、不同派別所持的觀點以及西藏佛教各教派的教義、傳承及發展作了詳細論述和概括總結，對14世紀以後的西藏佛教著述以及藏族史學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公元1344年，布頓大師婉言謝絕了元順帝派遣金冊使者入藏迎請他赴京的邀請，在他親自主持下，對當時編纂並不完整的納塘版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進行了全面修訂。布頓大師以納塘版《丹珠爾》為底本，逐部修訂審閱了幾乎所有藏文佛經，增補了1000多部納塘版《丹珠爾》中未收錄的經論，包括依據梵文原本翻譯成藏文的許多經典。編纂《丹珠爾》是藏傳佛教界的大事，當時西藏各地的佛教教派，都派遣學者前往夏魯寺協助布頓大師完成這項浩大的工程。修訂後的《丹珠爾》成為藏傳佛教大藏經《丹珠爾》部的勘定本，通稱《夏魯丹珠爾》。布頓大師親自為這部《丹珠爾》編撰了名為《如意摩尼自在王鬘》的目錄，這也是西藏第一部「丹珠爾目錄」。

　　作為公元14世紀西藏最傑出的佛教學者之一，布頓·仁欽珠也贏得了當時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遍尊敬和愛戴。他的名字前面被冠以許多尊貴的稱號，人們將這位極具智慧與慈悲的學者稱為「第二佛陀」、「遍知一切的布頓·仁欽珠」、「遍知一切布頓大譯師」、「至尊夏魯巴」、「布頓喀且」等，給予極高尊崇。

　　布頓大師可以說是藏傳佛教歷史上著述最豐的佛教學者之一，他的大多數著作都是在夏魯寺完成的，涵蓋了宗教、藝術、教育、政治、翻譯、建築、醫學、天文等眾多學科。他的27函著作由其弟子仁欽南傑大譯師輯錄，布頓大師親自審定。遺憾的是布頓大師著作全集當時並未刊布，直到1917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1876—1933)執政時，才令布達拉宮大印經院刊刻印行，由善知識魯本·喜饒嘉措擔任總編輯，共28函(四川德格印經院刊刻本為26函)、200多部。

　　布頓大師對藏傳佛教顯密經論作了不少詳細的注釋，涉及對法、經律、般若、中觀、量釋、俱舍、聲明、歷法和醫方明等大小五明著作和注釋。在這些論著中，他以嚴謹的治學態度研究與歸納了正統的印度佛教，對當時一些偏離軌道的佛教現象作出了批判。對西藏所存梵文經典在內的所有佛學典籍作了系統研讀和整理，尤其對早期藏傳佛教密教理論及實踐走向系統化並成為藏傳佛教的核心做出了重大貢獻，同時布頓大師對西藏寺院教育制度的系統化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除了佛教經論的注釋外，布頓大師還著有《五曜步度算法》、《作用明燈》、《智者生悅論》等多部天文歷算學著作。特別是《智者生悅論》一書，為西藏天文歷算學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他的《宇宙構造論》進一步闡發了印度時輪派的歷算學說，使之地方化和民族化。興趣廣泛的布頓大師在西藏還較早提出了「地為圓形」學說，並依此理論繪制在夏魯寺迴廊的牆壁上。布頓大師在醫學方面的貢獻，主要是翻譯並注疏了古印度大乘佛教學者龍樹大師的著作《百方篇》。

　　14世紀是藏傳佛教迅猛發展的黃金時期，也是各個教派相互競爭、彼此學習、共同發展的時期。作為夏魯寺堪布的布頓大師也積極投身到夏魯寺的設計、擴建和維修當中。據史籍記載，布頓大師不僅參與了夏魯寺殿堂的設計規劃，還親自制訂了佛塔建築的量度和曼荼羅的畫法，並親手繪制多幅大型曼荼羅壁畫。他的《夏魯寺之無量宮殿東南西北諸方所安置曼荼羅等之目錄》一書，詳細記述了他和弟子們繪制夏魯寺曼荼羅壇城壁畫的過程。

　　作為藝術家的布頓大師在佛教造像量度學與色彩學方面也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更重要的是，他還親自實踐，用藝術的方式體驗和傳達佛教的思想精神。傳說他曾雕塑過一尊極具法力的護法神面具，懸掛在夏魯寺的大殿中央，以至于引起修行不圓滿者與外道的恐懼和反省。

　　布頓·仁欽珠教授的學生多達2500人，著名弟子有扎才巴·仁欽南嘉(繼承了布頓的傳承)、納塘譯師僧格室利、夏魯譯師曲郡桑波、敏珠爾覺端譯師阿旺·仁欽扎西、大譯師嘉卻華、達羅·喜饒仁欽(曾是宗喀巴的密教老師)等，培養了大量的弘法人才，對藏傳佛教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此外布頓大師擔任堪布期間，在夏魯寺設立的各個扎倉使不同門類的學科系統化和規范化。他建立的夏魯派教育體系還影響到了格魯派，宗喀巴大師在夏魯寺學習期間，曾在多位布頓大師弟子門下求教，學習了布頓大師關于時輪金剛法以及密教灌頂儀軌的著作。布頓大師的著作至今在格魯派及西藏、安多、康巴等地區的各教派中仍然有著很大影響。

　　布頓·仁欽珠一生雖然遠離政治，但他在藏族社會以及藏傳佛教歷史上卻有著崇高地位。20世紀著名的格魯派學者更敦群培(1905—1951)朝拜夏魯寺時，曾這樣寫到：「遍知布頓的臥室只有一柱之地，牆上沒有彩繪，除可以從門里采光外，亦無一扇窗戶，是一間當今連普通僧徒都不願居住的簡陋住處。那些十分珍貴的典籍裝在兩口高三柞差一指、寬六柞的灰色木箱里。據說，此箱也是布頓的，里面還保存著許多手抄本藏文典籍。一部大家都很陌生的長頁經卷裹在九層書布當中，打開一看，才知是布頓的著作《光明注釋瑩澈六方》第一部的手稿……那嫻熟精湛的書法技藝，給人以為是兩三年前遺留下來的新穎感。此書大概著于宗喀巴尊者之前兩代人的一個時期里。想到此，心中頓生一種毫無因由的悲傷之情。」

　　二、夏魯寺的建築藝術

　　夏魯村與夏魯寺在夏魯河谷谷口從堆區以南3公里，座落在平坦的河谷中央。夏魯寺坐西朝東，村落圍繞寺院修建。民居大門朝各個方向隨意開設，戶與戶之間相接毗鄰，形成錯落有致的自然街道。村落與夏魯寺長期以來形成的總體建築布局為兩個相連的矩形，田地分布在寺院與村莊周圍，古時夏魯村與寺院均由厚重的石砌圍牆圈起。夏魯人形容夏魯寺的建築平面為盛裝糧食用的「升子」，村落與僧舍的總體布局為篩選糧食用的「大鐵篩」。

　　夏魯寺現存佛殿建築格局，基本經歷了兩個重要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吉尊·西饒迥乃初建時期，修建了護法神殿、般若佛母殿、烏孜康、西殿、南殿、北殿等6座佛殿，至今保存完好的有東面的護法神殿、般若佛母殿，西面的覺康佛殿和馬頭金剛殿。吉尊·西饒迥乃的兄弟修築了防洪與防御的圍牆，開挖了水井，修建了一些寺內外的水利設施。

　　公元13世紀末期，吉氏家族後裔逐漸開始了夏魯寺擴建與維修的第二個重要時期。古相·貢波貝首先在吉尊·西饒迥乃修建的馬頭金剛殿北面修建了三門佛殿，他的姪子古相·扎巴堅贊隨後進行了夏魯寺創建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擴建維修。古相·扎巴堅贊還修建了與三門佛殿對稱的甘珠爾殿，在原來佛殿基礎上又擴建了4座無量宮佛殿，並采用鋪設漢式琉璃重簷歇山式屋頂和修築圍牆的形式，將所有佛殿組成一個整體。同時在夏魯寺周圍修建了4座大型扎倉，在夏魯日普山上修建了幾座規模宏大的佛殿。夏魯寺建築的最後定型是由古相·扎巴堅贊之子古相·貢噶頓珠完成的，他在4座無量宮佛殿周圍又修建了無量壽殿、丹珠爾殿、羅漢殿、知己具樂殿等4座佛殿。貢噶頓珠的弟弟古相·益西貢噶修築和加固了寺院周圍的圍牆。

　　公元1845年，夏魯寺進行過一次整修，部分資金來源于清政府沒收的拉薩策墨林寺的寺產白銀1700兩。夏魯寺近期的維修是1984年，國家出資對損壞嚴重的佛殿進行了維修，尤其是對公元14世紀修建的漢式琉璃重簷歇山頂的殘破部分進行了重新鋪設。

　　公元14世紀，夏魯寺在原有藏式建築基礎上經過改造擴建，采用的漢式斗拱架設重簷歇山式屋頂、漢族建築中常見的琉璃建築構件，以及二層4座無量宮佛殿的內部建築結構都明顯體現出中原漢文化建築的手法和風格，其特點是采用了中原宋元時期流行的「側腳」和「升起」兩種營造法式。此外夏魯寺大殿上層的後殿及東、西殿也采用了中原營造法式的「減柱法」，以擴大室內的空間感。可以說，夏魯寺是由藏漢工匠共同修建的兼具漢藏建築文化特色的寺院建築群。

　　1984年進行維修時，發現原來的建築構件上依然保存著漢字標注的構件編碼。14世紀後，夏魯工匠就系統掌握了琉璃構件的燒制技術，並把這一技術系統整理成書流傳于世。十三世達賴喇嘛時期修建夏宮羅布林卡和維修拉薩大昭寺前琉璃橋時，所用的琉璃建築構件就是由夏魯工匠主持燒制的，因此十三世達賴喇嘛還賜予夏魯工匠「增堪」的稱號。

　　夏魯寺的建築平面為坐西朝東的長方形，整體建築由土石木結構的外牆圈起，南北對稱，東西軸線分明，東西長76米，南北寬44米，占地面積3300平方米。大多數建築由以石為基礎的藏式夯土牆體和漢式琉璃重簷歇山頂組成，部分為阿嘎土鋪設的平屋頂。總體建築由前庭和佛殿分成均勻的兩部分。

　　前庭中間空地東西28.4米，南北25.9米。東面與南面由一個2層結構的迴廊貫通並連接佛殿。北面由3部分組成，東側為房屋，中間一層為講壇，二層為民管會辦公室，西側由通向佛殿的一個2層結構的迴廊組成，迴廊的一層向西延伸形成通向二層佛殿的歇院，歇院中修建有石砌的台階，迴廊二層的西側與佛殿的入口處連接成平台，東側連接民管會辦公室。前庭的迴廊周圍整齊地分布著僧侶的住所，中央為天井。北面西側迴廊的背後又修建有院落，院落內是廚房，院落的東側通往寺外。

　　佛殿總體平面結構東西形成一個「凸」字形，建築正立面中間的底層護法神殿、二層般若佛母殿、三層東無量宮佛殿為凸出部分，四周以集會大殿為中心呈放射狀緊密分布著其他佛殿。

　　夏魯寺現存佛殿21間。一層11間，按藏傳佛教右旋朝佛的習慣依次為護法神殿、新建護法神殿、甘珠爾殿、釋迦佛殿、馬頭金剛殿、三門佛殿，其余4間佛殿由于損壞嚴重常年關閉或作為堆放雜物的倉庫使用。這些佛殿共同組成一層的矩形平面，中間形成帶有天井的集會大殿，集會大殿內的佛殿周圍又形成一個環繞各佛殿的2層封閉式轉經道。二層佛殿9間，依次為般若佛母殿、丹珠爾殿、南無量宮、羅漢殿、西無量宮、知己具樂殿、北無量宮、無量壽殿以及西南角羅漢殿北側的1間房屋。般若佛母殿、丹珠爾殿、羅漢殿、知己具樂殿等佛殿因損壞嚴重常年關閉或當作倉庫使用。東無量宮佛殿是三層上唯一的佛殿，也稱布頓佛殿。由于底層的護法神殿高度較低，導致二層般若佛母殿大大低于二層中的其它佛殿，使修建在般若佛母殿上面的東無量宮佛殿做到了與整體建築高度一致。

　　二層佛殿建築的中央部分是突出的集會大殿的天井，各個佛殿外均建有相互連接的開放式迴廊，所有迴廊的頂部形成相互連接的平台。般若佛母殿外的迴廊頂部，就是進入三層東無量宮佛殿的地面平台部分。

　　二層佛殿的背面建有一個封閉式轉經道，修建在集會大殿轉經道的上面。轉經道北側與西側的牆壁上，保存有14世紀古相·益西貢噶出資繪制的壁畫。按藏傳佛教右旋的習慣，三層的東無量宮佛殿南側的一間小屋為轉經道入口，經入口下幾級台階便進入了轉經道，走完轉經道由二層北無量宮與無量壽殿之間的出口中走出。轉經道三層一端的入口高于室內地平，二層一端的出口高于室外地平，二層轉經道還起著支撐夏魯寺琉璃屋頂的作用，厚重的外牆頂端架設托木支撐起琉璃重簷歇山頂的下半部分，形成了夏魯寺建築中的獨特現象。

　　夏魯寺建造者為了追求建築的整體對稱，在並不十分整齊的原建築基礎上，對底層做了加固與增加支撐物以後，又加築了二層建築。因此，樓梯部分的建築構造在視覺上造成了極不舒服的感覺。通往二層的樓梯是由石頭壘建在建築外部的台階，護法神殿內通往二層的樓梯間常年關閉，至少是由于無法采光的原因。新的大門被改建在集會大殿右側，門內側的壁畫風格足以證明新開設的門是14世紀建造者們所為。各個佛殿的大門與許多通道巧妙連接，滿足了藏傳佛教連續右旋進行禮佛的宗教習慣。直至朝拜者從二層一端的轉經道走出，一場宗教與藝術的洗禮才算完成。夏魯寺整體建築中室內與室外地平落差很大，進入每一座佛殿，都要上下起伏于很多的台階。面積很小的覺康佛殿與馬頭金剛殿內各有4根粗大的柱子，集會大殿中央用36根柱子形成柱網，支撐起二層建築，十分無奈地留了一個采光並不良好的天棚。在早期建築基礎的局限下，能形成二層建築的對稱，寺院隔壁的夏魯萬戶長應該對這一結果感到滿意。

　　公元14世紀，夏魯寺幾乎成了後藏佛教文化的中心，匯聚了來自各地的學者與名流，著名的宗喀巴大師也在其中。這些前來求師問學的僧侶們不僅帶走了佛學知識，更被夏魯寺的建築和壁畫藝術所震撼，不經意地傳播到西藏各地。夏魯寺建築藝術是那個時期西藏獨一無二的，在形成較晚的格魯派寺院建築中，漢式屋頂與集會大殿都借鑑了夏魯寺藏漢建築的藝術風格。

　　三、夏魯寺的壁畫藝術

　　夏魯寺的壁畫繪制主要經歷了兩個重要歷史時期。所有壁畫的繪制，都與夏魯寺不同歷史時期進行的佛殿擴建緊密聯系。

　　第一個時期是公元11世紀吉尊·西饒迥乃初建夏魯寺時期。這一時期的壁畫，分布在吉尊·西饒迥乃修建的護法神殿、馬頭金剛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其中護法神殿是保留這一時期壁畫最多的佛殿。

　　第二個時期是公元13世紀末至公元14世紀古相·扎巴堅贊大規模擴建時期。這一時期又分為3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由古相·扎巴堅贊主持，在一層護法神殿、集會大殿、甘珠爾殿、轉經道、噶架牆佛殿以及二層般若佛母殿中的壁畫繪制；第二個階段是由古相·貢噶頓珠主持，在二、三層的4座無量宮佛殿和羅漢殿中的壁畫繪制；第三個階段是由古相·益西貢噶主持，在二層佛殿周圍的轉經道中的壁畫繪制。夏魯寺現存的大多數元代壁畫就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

　　夏魯寺壁畫內容可分為六大類：佛經故事、曼陀羅壇城、佛菩薩畫像、金剛護法神像、歷代祖師像、裝飾畫案等，其中最有特色和規模最大的是佛經故事壁畫。佛經故事壁畫集中分布在一層迴廊兩壁和二層前殿迴廊兩壁；壇城壁畫主要分布在三層後殿和東、西配殿的牆上；佛菩薩、金剛護法、歷代祖師尊像分布在各個殿堂，或點綴在各殿堂的壁畫之中。

　　一層迴廊的大型佛本生故事壁畫，共有94幅，此壁畫是根據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四世活佛讓瓊多傑(1284—1339)編寫的佛本生故事集《一百本生》繪制而成，每幅壁畫長2米、寬1.5米，基本上是長方形的造型構圖，每個長方形內繪制佛經故事的一個具體情節，或是一個場面，有的壁畫則表現一個完整的故事。夏魯寺二層前殿迴廊的壁畫，大部分是用連環畫的形式表現一個完整的系列故事，如常見的「十二相成道」、「須摩提女請佛」、「薩埵太子舍身飼虎」、「五百強盜皈佛」等。

　　密教題材的壁畫主要是曼陀羅壇城以及壇城中的諸佛、菩薩、明王與護法等，包括一層迴廊內殿中的大型五方佛壁畫(毗盧遮那佛、阿閦佛、阿彌陀佛、寶生佛、不空成就佛)，般若佛母殿的單尊畫像和三層東、西、南、北無量宮佛殿中的大型壇城壁畫，如「吉祥勝樂壇城」、「金剛界壇城」、「普明壇城」、「文殊壇城」等。這些壇城壁畫都是按照布頓大師《十萬壇城尊像儀軌》的要求嚴格繪制的，其中東無量宮佛殿的文殊壇城系列壁畫是布頓大師親手所繪，因而顯得十分珍貴。

　　夏魯寺壁畫藝術風格受到印度、尼泊爾、中原漢地等不同地域、多種繪畫技巧和審美風格的影響。現在遺存的不同時期壁畫，集中體現了公元11世紀以後西藏寺院壁畫藝術發展的脈絡和大體情況。

　　公元11世紀的壁畫，主要集中在吉尊·西饒迥乃修建的護法神殿中，馬頭金剛殿和般若佛母殿的主殿中有少量遺存，題材均為佛教尊像與世俗人物。護法神殿門廳西壁的佛說法圖與後面3間佛室中的壁畫，其線條與色彩體現的是兩種藝術風格。門廳西壁南北兩側的佛陀說法圖風格，據熊文彬先生考證：「南壁脅侍的造型和風格與扎巴歐協1081年開始修建、完成于1093年的山南扎塘寺同一題材的壁畫極其相似，體現出極為純正的波羅藝術風格；此外，尤其是菩薩的造型，與敦煌吐蕃帛書的風格也極其相似。」其它三間佛室的壁畫與馬頭金剛殿、般若佛母殿主殿中的壁畫風格極為相似，題材為菩薩與世俗人物。畫面色彩純正，線條簡潔奔放，體現出典型的印度、尼泊爾風格。

　　具體地說，尼泊爾、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壁畫的構圖、人物的造型、傳統諸佛菩薩尊像的儀軌上，例如佛菩薩的標識、手印、背光以及衣紋和蓮花座等的造型上。像一層迴廊的佛本生故事壁畫中的「舞蹈本生圖」就帶有鮮明的南亞熱帶風格和審美情調。

　　夏魯寺現存數量最多的古代壁畫，是公元14世紀由古相·扎巴堅贊父子主持繪制的。當時扎巴堅贊聘請數名優秀的藏族藝術家繪制了集會大殿、甘珠爾殿、般若佛母殿的轉經道、一層轉經道以及噶架牆佛殿的所有壁畫。佛殿與轉經道中的壁畫，不但有印度、尼泊爾甚至西域、中亞的繪畫風格，更有大量中原漢地繪畫的元素，尤其是一層轉經道中描繪的釋迦牟尼本生畫傳中人物的服飾、亭台樓閣，般若佛母殿轉經道壁畫的一些細節，都強烈體現了漢族的繪畫風格。護法神殿北壁的青龍和朱雀紋樣，西無量宮佛殿中薩迦五祖(貢噶寧布、索南孜摩、扎巴堅贊、貢噶堅贊、八思巴)壁畫中的樹木、山石、花草等構圖以及暈染筆法則有可能直接出自漢族藝術家之手。

　　這一時期夏魯寺壁畫的藝術風格與繪畫技藝已經非常成熟。古相·貢噶頓珠主持繪制的4座無量宮佛殿中的曼陀羅壁畫，據說全部由布頓大師親自設計。甘珠爾殿北壁上的一尊金剛手菩薩，傳說就是由古相家族中的桑結恩寶親自繪制的。從其精湛嫻熟的線條和色彩中，不難看出藏族藝術家高超的藝術水平。

　　總之，夏魯寺的壁畫對元末明初西藏寺院的壁畫藝術產生了重大影響，向北影響到覺囊派著名寺院覺囊寺的壁畫藝術，促進了拉堆藝術風格的形成和發展；東南影響到著名的白居寺壁畫藝術創作風格。因此，夏魯寺壁畫在元明兩代西藏壁畫藝術的發展中起到了承先啟後的歷史作用，是元明西藏藝術發展史上的里程碑，對研究整個西藏佛教藝術及其與中原、尼泊爾、印度等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價值。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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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格桑、傑布《夏魯寺簡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藏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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