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時期的新疆藏傳佛教(才吾加甫)
元明時期的新疆藏傳佛教
才吾加甫
內容提要︰本文對元明時期的新疆蒙古藏傳佛教狀況進行了的闡述。認為元朝時期，藏傳佛教在新疆蒙古地區進一步傳播發展，到了明代，藏傳佛教在新疆蒙古地區開始進入興盛階段。文章還簡要地闡述了新疆早期吐蕃和回鶻之藏傳佛教，認為元朝時期新疆回鶻人信奉的藏傳佛教與吐蕃佛教一脈相承
關鍵詞︰元明朝時期；藏傳佛教新疆蒙古
一、元朝時期的新疆藏傳佛教
新疆作為古代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種宗教並存的地區。13世紀初葉，元太祖成吉思汗就曾命其後裔，給各種宗教以平等待遇。《中華通史》說︰「蒙古人的疆域後來大大的擴張，思想也隨之進步，所接觸到的種族與宗教，極其複雜。從元世祖開始，除了特別崇敬喇嘛教外，對其他一切不同的宗教，也都普遍尊重。所以元朝是中國繼唐朝之後，一段宗教思想最自由發達的時候。」[1]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即邀請西藏地區的名僧八思巴東來，即位後，奉為帝師，命掌理全國佛教，兼領藏族地區的政教。元初佛教界的一些著名人物，如耶律楚材、劉秉忠等，或為朝廷所尊信，或居政府的要職，對于當時佛教的護持，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元史·釋老傳》開篇便講︰「釋老之教，行乎中國也，千數百年。而其盛衰，每系乎時君之好惡。」元代佛教的興盛是與前期各帝王的崇奉分不開的。
西域佛教在蒙古汗國及元朝時期得到了一定的發展，這一時期，伊吾、高昌、焉耆、吉木薩爾以及天山北路已成為西域佛教信仰的主要地區。近代吐魯番地區發現的多種文字書寫的佛經，說明了高昌回鶻佛教不但深受漢地佛教的影響，也深受藏傳佛教的影響。西域回鶻之藏傳佛教可以上溯到唐朝時期的吐蕃佛教。研究表明，「早在7世紀上半葉，佛教即對回鶻有著一定的影響」[2]。9世紀初，蒙古高原的回鶻汗國滅亡後，大部分回鶻分別西遷，遷至河西、西域的回鶻人受到吐蕃的影響，初步信奉了藏傳佛教。唐朝時期，吐蕃控制西域一個多世紀，西域佛教不同程度地吸收了不少吐蕃佛教的神秘色彩。特別是唐末宋初，「為了共同對抗伊斯蘭教，吐蕃與高昌回鶻組成聯軍以援助于闐? ?在這次曠日持久的戰爭中，吐蕃與回鶻有了密切的接觸，藏傳佛教也大致就在這個時期與高昌回鶻發生了接觸，為藏傳佛教輸入回鶻地區創造了條件。」[3]藏傳佛教傳播到新疆為時已久，早在8世紀中葉，吐蕃人就已進據塔里木盆地，並維持了近百年的統治。在米蘭古藏堡中曾發現這一時期的藏文佛經，數量相當豐富。回鶻西遷後，藏傳佛教與回鶻又有了密切關系，回鶻信奉佛教，他們不但繼承了原西域佛教的傳統，爾後也接受了藏傳佛教，考古發掘則提供了此方面的重要證據。近代吐魯番地區曾發現藏文佛經，德國學者葛瑪麗把這批佛經的抄印時間定為11至13世紀，[4]並進一步推論︰「喇嘛教有可能滲透到回鶻佛教之中。」[5]從高昌回鶻佛教的壁畫來看，呈現濃厚的密宗色彩，如繪有馬頭觀音、十一面觀音等，而壁畫上的供養人是回鶻貴族，這和藏傳佛教的崇奉觀音不是沒有關系的。從歷史上看，藏傳佛教之所以能夠在新疆回鶻人中得到傳播，與西遷時一部分回鶻人投奔吐蕃並信從吐蕃佛教有關。《五代回鶻史料》稱︰「余眾(指回鶻)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6]南宋初年的洪皓在《松漠紀聞》中記甘、涼、瓜、沙回鶻時說︰「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像其中。每齋必殺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嗚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這種宗教現象顯然系藏傳佛教無疑。這與後來《馬可波羅游記》中關于沙州佛教習俗的記載也有一些相似之處。甘、涼、瓜、沙等地與新疆高昌回鶻王國毗鄰，這幾個地方的回鶻人改信藏傳佛教，不可能不對高昌回鶻有所影響。再者，西遷後定居于高昌的回鶻人與吐蕃的直接交往也很頻繁。在這種密切的關系中，吐蕃佛教對高昌回鶻的影響也是很大的。
由于藏傳佛教受到了蒙古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推崇，西域回鶻佛教由西域、漢傳佛教轉向以藏傳佛教為主。元世祖忽必烈敕封藏傳佛教薩迦派的八思巴為帝師。從此以後，藏傳佛教薩迦派的高僧任帝師，統領西域佛教。忽必烈本人和許多皇室成員乃至當時的不少官吏、貴族也都曾師從帝師和大喇嘛，皈依藏傳佛教。風氣所至，元朝時期的回鶻人大多數隨之成了藏傳佛教信徒。
1244年，窩闊台汗次子闊端致信西藏薩迦派延請喇嘛高僧，薩迦派首領薩迦班第達親赴涼州，闊端接受灌頂，而西藏則宣布接受蒙古的政治保護，納入蒙古統治之下。西藏佛教和蒙古政權的結合為畏兀兒僧人的活動提供了很好的條件。蒙哥當政時期，蒙古統治者與各類宗教界人士均有廣泛的接觸。《多桑蒙古史》載︰「魯不魯克留居帝庭之時，曾見蒙哥及皇族對于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典禮悉皆參加。」「除蓄養珊蠻或巫師外，兼贍養此三教之教師。」「三教之徒皆努力求新入教者于蒙古人之中，尤盼皇帝之信仰。唯蒙哥謹守成吉思汗遺教，對于任何宗教，待遇同等，無所偏袒。」[7]蒙哥在哈拉和林，經常召開盛大集會，讓基督教士、回教士和佛教僧人進行辯論，據說「當時受到攻擊者，只有佛教」。但是，時隔不久，情況發生了變化。1256年蒙哥專門召開一次佛教大會，以鼓勵和支持佛教。經過此次大會，蒙哥對待佛教和道教的態度明顯傾向于佛教。據《新元史》記載︰「蒙哥元年辛亥(1251年)夏六月，帝繼位于斡難河與克魯倫河之間??命僧海云，掌釋教事，道教士李志常掌道教事，?? 冬，以僧那摩為國師，總領天下釋教。」[8]『鐵哥??迦葉彌兒者，? ?父斡脫赤與叔父那摩俱學浮屠法。斡脫赤兄弟相謂云︰世道擾攘，吾國將亡，東北有天子氣，盍往歸之，乃皆人見，太宗禮于之，定宗師那摩，以斡脫赤佩金符，奉使省民瘼。憲宗尊那摩為國師，授玉印，總天下釋教。」[9]
蒙哥汗時期，西域藏傳佛教也有一定的發展。1253年11月，法國教會的教士威廉·魯布魯克旅游東方，到達西域伊犁西部地區海押立城(今哈薩克斯坦庫拉爾附近)時，看到城內有三座廟宇，他參觀了其中的兩座廟宇，其一是基督教徒的禮拜堂，另一座是佛教徒的廟宇。《出使蒙古記》一書云︰「在上面提到的海押立城中，有三座廟，我進入其中的兩座，以便看看他們愚蠢的信仰。我進入這座廟時，看見了異教的教士們，因為在每個月的第一天，他們就把廟門打開，教士們穿上法衣、燒香、點燈並獻上面包、水果等祭品。」[10]廟宇按東西方向建築，北面築有一座台基，如果廟宇是方形的，台基建在中央，南面有佛像。每年一月初，和尚要打開寺門，披上僧袍，獻香掛燈，供奉百姓獻給的面食、水果等祭品。然後是向北禮拜，合掌跪在地上磕頭，把額頭放在掌上。更為有趣的是，1254年4月5日，魯布魯克到達哈喇和林(今蒙古鄂爾渾河上游東岸哈爾和林)，見到一些畏兀兒和尚，他們到任何地方都穿上相當緊身的紅色衣袍，束著腰帶，左肩上披一件袈裟，繞到胸部和右背。他們都剃光了頭，從剃頭那天起就戒絕肉食，一二百人成群居住在一座寺廟里。從進廟那天起，他們就「默默念經，保持安靜」。《出使蒙古記》又云︰「異教徒按照從東到西的方向建築他們的廟，在廟的北面，他們建築一個凹室，它向外突出，好像教堂里唱詩班的席位一樣。」「在那里??他們放置他們的主要偶像(面朝南)—— 我自己在哈喇和林看到的一尊這樣的偶像，同我們畫的聖克里斯托弗(St．Christopher)的像一樣的大。一位從契丹來的聶思脫里派教士告訴我說，在那個國家里，有一尊偶像是如此之大，以致在兩天行程的距離以外就能夠看到它。他們把其他的偶像放置在主要偶像的周圍；所有這些偶像都涂以金色，極為美麗。? ?廟的所有門戶都是朝南開的。他們在廟里也有大鍾，同我們的大鍾一樣。」「所有他們的教士都把頭髮和胡子剃光，他們身穿桔黃色的長袍，並且自剃光頭髮之時起，就嚴守貞潔。他們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一個團體。」[11]當時，魯布魯克極力想與念經的和尚說話，都未能辦到。寺廟的四周有整潔的庭院，牆垣環繞。廟門向南，和尚們在那里就座和談話。在大門上豎立著一個長木桿，如有可能木桿要高過全城，從這根木杆子就可以知道這座建築是一座佛廟。按照傳統的風俗，和尚們死後梵燒尸體，把骨灰放進塔頂。被魯布魯克稱之為和尚的應該是一群畏兀兒喇嘛高僧。
總之，l3世紀前期，成吉思汗為征服西藏而揭開了蒙藏關系史的序幕。他曾致信西藏薩迦派教主，請他們到蒙古來傳法。元世祖忽必烈登帝位后，即尊奉薩迦班第達之佷八思巴為帝師。《元史》云︰「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12]從此而終元一代，藏傳佛教薩迦派占據著主要統治地位。海都叛亂時，與薩迦派對立的西藏噶舉派止貢系曾于1267年同海都結盟，這一事實表明，西藏佛教止貢派也有可能傳播到中亞海都的宮廷。但高昌僧侶們所崇奉的還是以八思巴為教主的藏傳佛教薩迦派。由于元統治者的扶植與提倡，新疆回鶻藏傳佛教在元代更達到了鼎盛，高僧輩出，顯耀于元廷，其地位與西藏喇嘛高僧不相上下。他們所發揮的積極作用不但對蒙古早期佛教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而且在新疆佛教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
二、明朝時期的新疆藏傳佛教
元朝滅亡之後，西域伊吾、高昌、吉木薩爾等地區佛教仍很盛行。明初，在吉木薩爾、吐魯番、哈密等地生活的漢人、高昌回鶻人和瓦剌蒙古支系哈刺灰人均信仰佛教。當時這些地區都設有僧綱司，專門管理佛教事務。15世紀初，即永樂年間，陳誠出使西域，在吐魯番一帶，見到不少佛寺，當地居民「信佛法，僧寺居多」[13]，其中，火州尤甚，其「城方十余里，僧寺多于民居」[14]。這大概是因為這里曾是高昌回鶻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元代受藏傳佛教的影響甚大。
元末明初，吐魯番地區的藏傳佛教仍十分興盛。俄國學者曾在哈喇和卓遺址發現豐富的藏傳佛教壁畫︰「教授在一間保存得很好的樓房里發現，在一塊拱頂上繪著一只嘎熱德鳥(蒙古人觀念中的巨大神鳥)，是許多蒙古傳說中的形象。鳥看起來是帶翅膀的人，有鳥一樣的腿和爪子，手里握著箭，身下是低垂著頭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畫繪著印度崇拜的凶猛惡神瑪哈嘎拉，有四只手和豬的嘴臉，端坐在被打倒的敵人尸體上，另一部分壁畫畫的是花，各式花紋、一些馬頭和殘部。這些東西穿著飾有名貴寶石的衣服，同時還畫有坐在蓮花上的菩薩。」[15]蒙古傳說中的嘎熱德鳥出現在哈喇和卓的藏傳佛教壁畫中，這說明蒙古的藏傳佛教與吐魯番地區的藏傳佛教有過頻繁而充分的交流。「永樂六年(1408年)，其國番僧(指吐魯番)清來率徒法泉等朝貢，天子欲令化導番俗，即授為灌頂慈慧園智普通國師徒七人並為吐魯番僧綱司官，賜賚甚厚，由是其徒來者不絕。」[16]清來被封為國師，證明藏傳佛教僧人地位之高；當時設有僧綱司官，證明僧徒的數目也是很可觀的。永樂十二年(1414年)，陳誠出使西域在吐魯番見到眾多的佛寺，並聽到各種有關佛教的傳說，這些傳說與當地的很多地名聯系在一起，證明佛教影響的深遠。
與此同時，陳誠也看到了佛教衰落的徵兆︰「火州，城方十余里，風物蕭條，昔13人煙唯多，佛僧堂寺過半，今皆零落。」[17]而柳中的居民因有信奉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差別，其服飾已迥然不同。1420年，沙哈魯使臣路經哈密時，看到城中有一座宏大的清真寺，對面是一座規模很大的佛寺，寺內供有一尊大佛像，其左右有很多小佛像。在大佛前，立著一個精美絕倫的十齡童子的銅像。廟宇的牆上繪有技巧熟練的壁畫和優美的彩色圖。寺院門前，有兩個看來準備相互撲擊的魔鬼像。歷代哈密蒙古忠順王皆為藏傳佛教徒。哈密忠順王倒瓦答失里在位期間，為報答父恩建立一座佛寺，也曾向明廷進貢佛像、銅塔、舍利。說明哈密王特別信奉藏傳佛教。在高昌回鶻主要活動的吐魯番地區，明朝沿元代做法，授予一些藏傳佛教高級僧人「國師」之職。正統二年(1437年)七月「土魯番地面國師巴剌麻答失(《明史·西域傳》作『巴刺麻兒』—— 引者)遣僧人格來貢馬及方物」[18]。證明當時佛教勢力還很強大。此時，藏傳佛教在天山北路的瓦刺人中13趨興盛。《新疆宗教》一書云︰「貴由汗的皇后海迷失就是瓦剌人，她已是一位佛教信徒。近年發現的《釋迦院碑》，用漢、蒙兩種文字刻于蒙哥汗七年(1275年)，就是瓦刺部人、駙馬八立托為蒙哥汗祝壽的禱文，這就確鑿地說明在此之前瓦刺貴族中已有崇奉佛教的了。到元世祖時，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崇奉藏傳佛教，瓦剌人中的藏傳佛教也得到發展。」[19]瓦刺占有天山北路時，吐魯番、哈密、吉木薩爾地區的佛教還十分興盛。在此期間，瓦刺與哈密、吐魯番地區有著頻繁的交往，雙方的佛教也必然有所交流。當新疆的佛教在哈密、吐魯番地區逐漸衰落，其重心即移向瓦刺占有的天山北路。
正統二年(1437年)，明英宗「命瓦刺順寧王脫歡使臣哈馬刺失力為慈善弘化國師大藏，為僧錄司右覺義，? ?初，哈馬剌失力自陳屢來朝貢，厚蒙恩賚，乞賜名分，以便往來。行在禮部以聞，故有是命，仍賜哈馬刺失力僧衣一襲??」[20]正統三年(1438年)「命瓦刺使臣兀思答阿里為都指揮僉事，僧人也克出脫里也為都綱，賜冠帶僧衣物」[21]。藏傳佛教僧人被委以重任，充當使臣，並受到明英宗的封賜，證明當時藏傳佛教在瓦剌人當中地位是很高的。當時脫歡已取得了控制蒙古的實權，但因無法打破人們在血緣問題上的正統觀念，不得不立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孫脫脫不花可汗充當傀儡。因此脫歡以各種方法抬高自己的地位和聲望，以便有朝一日奪取汗位。而這些喇嘛高僧，正是脫歡抬高自己的政治籌碼和籠絡人心的工具。脫歡去世後，子也先繼續其父的策略。他非常希望明皇帝能把女兒嫁給他兒子，「以得婚中國夸諸酋」。同時，迫切要求朝廷給他的喇嘛高僧們提高地位。正統十一年(1446年)，「瓦刺太師也先奏︰『所遣朝貢灌頂國師喇嘛禪全精通釋教，乞大賜封號，並銀印金讕袈裟及索佛教中合用五方佛畫像、鈴杵、鐃鼓、纓絡、海螺、咒施法食諸品物”，[22]「也先又別為其國師三答失禮，番僧撤灰帖木兒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帳房、金印、銀瓶、供器等項，俱不允」[23]。兩次的要求，明廷都未答允。正統十一年(1446年)，也就是在也先提出給喇嘛高僧賜封的三個月後，兵部上書︰「河州衛番僧伽失領真在罕東衛住坐年久，為其都指揮班麻思結奉使往瓦剌也先處約為婚姻，交結深密。今本僧來朝，意在與外夷緝探中國事情，不宜使還本土，宜發往南京錦衣衛安插居住」[24]。也先繼任蒙古太師以後，曾于「土木堡之役」中俘獲明英宗，瓦刺勢力達到鼎盛時期。這一時期，明朝廷對蒙古人中的藏傳佛教，由贊助一變而為排斥，主要是出于抑制也先勢力的考慮。這說明藏傳佛教的勢力在此期間有所發展，才會被明朝廷視為也先的一股重要輔助力量而加以排斥。因此，那種認為蒙古退居漠北以後，瓦剌蒙古中的藏傳佛教已瀕臨絕跡的觀點是與事實不符的。
1453年，也先終于襲殺了脫脫不花可汗，而自立為「大元田盛(天聖)可汗」。但也先次年即被阿剌知院擊殺。隨著也先的死去，瓦剌政權崩潰，東西蒙古之間兵端又起。瓦剌又退居西北一隅，並不斷受到東蒙古的軍事進攻。15世紀後期，出于內外形勢的需要，也先死後的瓦刺不久即形成了和碩特、土爾扈特、杜爾伯特和準噶爾的四衛拉特聯盟。帕拉斯曾發現過一部舊法典的斷片，學術界一般認為它不同于1640年法典，而是衛拉特同盟結成的時代，至遲是在16世紀前半期以前編成。衛拉特舊法典中寫著，同僧侶的通姦完全不受處罰；而普通人的通姦，姦夫應交出四歲馬一匹給喇嘛傳令吏。這里的僧侶、喇嘛，都是指藏傳佛教各派喇嘛僧人。這也足以說明也先死後，即15世紀後期到16世紀前半期，藏傳佛教在新疆衛拉特蒙古地區傳布還是相當廣泛的。在法律面前，喇嘛高僧享受著特殊的待遇。從此以後，藏傳佛教格魯派即漸次傳人東西蒙古各部，新疆衛拉特蒙古藏傳佛教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1] 陳臻平著︰《中華通史》第7卷，花城出版社，1996年，第451頁。
[2] 楊富學著︰《回鶻之佛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9頁
[3] 《回鶻之佛教》，第31頁。
[4] 葛瑪麗著；耿世民譯︰《高昌鶻王國(公元85O～1250年)》，載《新疆大學學報))1980年第2期。
[5] 葛瑪麗著︰《究竟是回鶻還是吐蕃在公元789～792年問奪取了別失巴里?》，轉引自《民族譯叢》l982第3期。
[6] [法]哈密頓著；耿異、穆根來譯；《五代回鶻史料》，新疆人民出版社，l986年，第67頁。
[7] 馮承均譯︰《多桑蒙古史》，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第261~262頁。
[8] 《(元史二種)新元史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9年，第28頁。
[9] 《元史·列傳鐵哥》。
[10] [英]道森編；呂浦譯︰《出使蒙古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55頁。
[11] 《出使蒙古記》，第156～l57頁。
[12] 《出使蒙古記》，第156～157頁。
[13] 《西域番國志》，轉引自楊建新主編《古西行記》，寧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92頁。
[14] 《明史·西域傳》。
[15] 《西北史地))1982年第1期。
[16] 《明史·西域傳》。
[17] 轉引自楊建新主編《古西行記》，第293頁。
[18] 田衛疆編︰《(明實錄)新疆資料輯錄》，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91頁。
[19] 李泰玉主編︰《新疆宗教》，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頁。
[20] 《準噶爾史略》編寫組︰《(明實錄>瓦剌資料摘編》，第66頁。
[21] 《(明實錄>瓦剌資料摘編》，第68頁。
[22] 《(明實錄>瓦剌資料摘編》，第106～107頁。
[23] 《(明實錄>瓦剌資料摘編》，第223頁。
[24] 《(明實錄>瓦刺資料摘編》，第兒O頁
稿源︰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