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在新疆的早期傳播(李進新)
藏傳佛教在新疆的早期傳播
李進新
藏傳佛教，或稱藏語系佛教，是我國佛教重要的一支，與漢傳佛教(漢語系經典)、云南上座部佛教(巴利語系經典)共為我國佛教的三大系統。藏傳佛教又俗稱喇嘛教，是該教上層僧侶統稱「喇嘛」，因而有此俗稱。藏語「喇嘛」意為「上師」。
藏傳佛教是由7世紀自印度傳人的密教、內地大乘教與西藏早期的原始宗教本教相結合的產物。大約形成于l0世紀後半期。佛教在西藏的傳播發展分為前弘期和後弘期。前弘期從藏王松贊干布迎娶尼泊爾尺尊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並為她們帶去的佛像分建大、小昭寺開始，到841年「朗達瑪滅法」為止。這時期主要是佛教與當地本教之間的斗爭。由于吐蕃贊普大力倡佛，佛教在吐蕃上層得到了傳播，修建了不少寺廟。赤德祖讚時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派人去中原取回大量經典並帶回漢僧一人，漢地佛教隨之傳人。同時，因西域動亂，于闐及中亞等地僧徒大批流人吐蕃，赤德祖讚都予以收容。赤德祖讚死後，本教貴族大臣掌權，發動第一次禁佛，驅逐漢、尼泊爾等地僧侶，拆毀佛寺，使佛教傳播一度受阻。至赤松德贊親政以後，才又興復佛教，從印度請來高僧傳法譯經，並建立僧伽制度，還曾召集佛教徒與本教徒進行辯論以興佛滅本，又請漢僧與印度僧辯論以統一信仰。到牟尼普讚、賽那累赤德松贊和熱巴中赤祖德贊時，繼續支持佛教，已譯出大、小乘、顯、密宗經典700多種，還任命僧人缽闡布為大相，委以軍政大權。838年，由于崇奉本教的貴族、大臣發動政變，謀殺了赤祖德讚，擁立其兄朗達瑪嗣位，開始鎮壓佛教，焚毀佛經，拆除寺廟，勒令僧尼還俗。這次大規模「滅佛」運動，使佛教在西藏基本絕跡。此為前弘期。
朗達瑪死後，吐蕃政權分崩離析，長期處于分裂割據狀態。l0世紀下半期，佛教又從西康和阿里地區重新傳人西藏，這時，西藏形成了一些雄據一方的新興封建主勢力。山南地區的封建主意希堅贊，是朗達瑪之子永丹的六世孫，曾派人去西康地區求法，返藏後恢復了拉薩、桑鳶等寺廟，又創建新寺，僧人的數量與日俱增，佛教史稱此次傳法為「下路弘傳」。阿里地區封建主意希沃，是朗達瑪另一子微松的五世孫，藏史稱他為「拉(天)喇嘛」。他派人去印度、克什米爾求法學經，又請印度僧人來藏傳法譯經，建立了托林寺，史稱「上路弘傳」。佛教在西藏得到迅速復興。後弘期西藏佛教的主要特點，一是大量傳譯印度波羅王朝時期興起的密教無上瑜伽部的經典和法門；其次是以密宗傳承為主，形成了各種教派；第三是逐漸與本教相融合，吸收本教的許多宗教思想和儀俗，使佛教明顯地帶有西藏地方的特點。同時，在寺院僧伽制度和佛事儀式上，也形成獨自的體系，形成藏傳佛教。
藏傳佛教早期的主要派別有寧瑪派、噶當派、薩迦派和噶舉派。
寧瑪，即舊派。傳承以吐蕃前弘期傳人的密宗為主，又吸收了本教的內容而形成的早期教派。經典為根本密經l8部，常行法為8部。l1世紀時，索爾波且祖孫三代系統整理了寧瑪派經典，創建了寧瑪派的寺院鄔巴龍寺、卓浦寺等。
噶當，該派創始人為仲敦巴(1005—1064)，拜印度僧阿底峽為師，學到顯密各種教法。1056年仲敦巴建熱振寺為根本道場，形成噶當派。其特點是強調戒律。仲敦巴死後，其三大弟子分別傳法，又形成教典、教授、教誡三個支派。噶當派以阿底峽《菩提道燈論》為基礎，主講經論為「噶當七論」，所崇本尊為釋迦佛、觀音、綠度母、不動明王，該四本尊與三藏教法合稱「噶當七寶」。噶當派教法傳播甚廣，其他教派均深受其影響。l5世紀初，宗喀巴主要依噶當派教義創立格魯派，亦稱「新噶當派」。噶當派也隨之並人格魯派中。
噶舉，l1世紀時由瑪爾巴創立，主要學說是月稱派中觀見，其大印傳承，不重文字，重在以證理通達大印的智慧，以苦修為特邑，曾融合噶當派教義。
薩迦，1073年貢卻傑波在後藏薩迦建寺弘法，後以該寺為主弘法傳教，形成薩迦派。主要弘揚「道果教授」等顯密教法。法位傳至其長孫薩班貢噶堅讚，因通大、小「五明」，獲得「班智達」稱號。1251年其佷八思巴繼承法位，受到元皇室的信任，元世祖忽必烈聘請八恩巴為帝師，並領西藏十三萬戶，掌握西藏政教大權，成為西藏地方僧侶貴族統治的開始，元末開始衰微，其在全藏的政治地位被噶舉派取代，僅保留了薩迦地方的權力。
l5世紀初，宗喀巴實行宗教改革，創立格魯派，戰勝了其他各教派，成為藏傳佛教中最大和最有實權的教派。
格魯，宗喀巴(1357～1419年)原為噶當派僧人，先後從薩迦、噶舉、夏魯派僧入學習．又系統研習了密宗。他針對藏傳佛教各派戒律廢弛、僧人追逐世俗權勢財富、號召力和信譽底落的情況，倡導宗教改革。主張僧侶嚴守戒律，獨身不娶，脫離農事，嚴格寺院的組織和管理制度，使世俗貴族不能操縱寺院事務；弘倡顯、密並重說，強調顯密兼修及先顯後密的修行次第。所以他創立的一派又稱「新噶當派」。其後，建立了，哲蚌、色拉、扎什倫布等寺院。1542年該派采用活佛轉世制度，將鎖南嘉措迎至哲蚌寺繼承教主職位。1578年鎖南嘉措應蒙古土默特俺答汗之請，赴青海傳教，被尊為「聖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為達賴喇嘛三世，並受明朝冊封。1642年，達賴五世阿旺羅桑嘉措和班禪四世羅桑卻吉堅贊又藉蒙古和碩特部固始汗的兵力，擊敗藏區各敵對勢力。清順治二年(1645)，固始汗贈羅桑卻吉堅贊為班禪稱號，為班禪四世。順治九年達賴五世親赴北京朝覲，次年受清廷冊封為「西天大菩自在佛所領天下釋教普通瓦赤喇怛喇達賴喇嘛」，取得藏蒙佛教總首領的地位。康熙五十二年(1713)，又冊封班禪五世羅桑益希為「班禪額爾德尼」，達賴、班禪成為格魯派兩大活佛轉世系統，並須經中央政府的冊封，成為定制。在清朝的大力扶持下，該派成為西藏地方的執政教派。在格魯派中，達賴為觀音化身，班禪為無量光佛化身，為最大活佛。達賴是拉薩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三大根本寺系統的最高活佛，班禪是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系統的最高活佛。這些大型寺院往往集教、政、學為一體，經濟上占有大量的莊園、牧場和奴隸，西藏政府的僧官成員，也必是三大寺的活佛。
藏傳佛教在新疆地區早期的傳播，與吐蕃人的活動有關。8世紀中葉，吐蕃人人據塔里木盆地，統治了近百年。其中，于闐與吐蕃的關系密切。成書于吐蕃王朝時代的《于闐教法記》以及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的《于闐教法記》以及藏文大藏經丹珠爾中的《于闐國授記》，都記載了于闐佛教與吐蕃佛教相互交往。《漢藏史集》中還列有「聖地于闐國之王統」專章，其中記載有于闐尉遲圭統治時應龍王勸請，建達哇涅季寺院，此時吐蕃之王將于闐收歸治下。此寺是在吐蕃大臣噶爾·東讚來到于闐時修建的。在于闐古址發現的「歡喜佛」塑像，為藏傳佛教的塑像，是藏傳佛教密宗的本尊神，即佛教中的「欲天」、「愛神」。塑像大約是IO世紀末或11世紀初的遺物。後來，當于闐遭受外侵，佛法被難之時，于闐眾僧侶以犛牛引路，進入吐蕃︰于瞑工匠在吐蕃還修建了一座昌珠寺。此外，在米蘭遺址吐蕃人的古戍堡中曾發現這一一時期的藏文佛經，數量相當豐富。[1]
藏傳佛教與高昌回鶻的關系十分密切，對回鶻佛教影響很深。吐魯番遺址發現有藏文佛典，如《佛教敦理問答》、《勝卑王問經》、《秘密集會怛特羅》、《吉祥輪律儀》、《師師瑜伽》、《轉輪王曼荼羅》、《十方平安經、、四天王讚》等。回鶻人與吐蓄藏人早在9世紀就有了，聯系伯希和證實，他帶回一卷9世紀時的寫本，「系由回鶻突厥國王編寫的一份報告的藏譯文，其中描述了從高麗直到烏拉爾山的高地亞洲諸民族」。[2]因此，回鶻人的佛教必受藏傳佛教的影響，其濃厚的密教色彩即反映了這一現象。在已發現的回鶻文佛經中，密宗經典占有相當數量，多達十幾種。除直接譯自藏文的外，如《聖救度佛母二十一種禮贊經》、《文殊所說最勝名義經》、乾手乾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佛頂心大陀羅尼經》等等，均為密宗經典。在回鶻佛教壁畫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以藏傳密教為題材的；柏孜克里克石窟有四分之一的壁畫繪有密教內容。其中第20號窟繪有大悲變相、毗沙門天及其著屬、四天王像、四臂三面的吒枳大忿怒明王像。說明藏傳佛教已成為回鶻人佛教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
回鶻人能夠接受藏傳佛教，原因之一是早在西遷中就有一部分回鶻人投奔了吐蕃。史載︰回鶻「余眾西奔，歸于吐蕃，吐蕃處之甘州」。《松漠紀聞》記載甘州、沙州回鶻謂︰「奉釋氏最甚，共為一堂，塑像其中。每齋必刮羊，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或捧足而鳴之，謂為親敬。誦經則衣袈裟，作西竺語。」[3]這種現象與漢地佛教相異，顯然是藏傳佛教的風俗。《多桑蒙古史》還記述了回鶻初奉佛教的一種傳說︰「畏吾兒曾遣使至信仰偶像教之中國延喇嘛至，與珊蠻辯論，欲擇其辯勝者而從之。諸喇嘛誦其名日《那木》之聖經，此其道德故事物語最言之彙編也。中有勸人勿害他人、勿害動物、以德報怨等戒。喇嘛分為數派，各派教義不同．其最流行者，信仰輪迴之說，??諸信仰偶像者在汗前誦聖經若干則，諸珊蠻默不能對，由是畏吾兒首先皈依偶像之教。東方偶像教徒之與回教為敵者，無有能逾畏吾兒者也。」[4] 這一傳說也說明回鶻佛教已明顯轉入了藏傳佛教系統，而回鶻人最初接受的是漢傳佛教。
在宋、遼、西夏對峙時期，青海一帶的吐蕃大首領角廝羅出生于高昌。《宋史》記載︰「角廝羅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欺南陵溫捕(贊普)，??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歲，河州羌何郎業貿客高昌，見廝羅貌奇偉，挈以歸……，河州人民謂佛角，謂兒子廝羅，自此名角廝羅。……及元吳取西涼府，潘羅支舊部往歸廝羅，又得回紇種人數萬，廝羅居鄯州，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諸國商人皆趨鄯州貿買，以故富強。」[5]。這位被稱為「佛子」的吐蕃貴族生在高昌，其家族必在高昌居住已久，說明吐蕃佛教對高昌回鶻已有較大的影響。西夏元吳崇尚佛教，曾向各地廣求佛法。回鶻僧人與吐蕃喇嘛同在西夏宮廷從事譯經傳法，吐蕃喇嘛在西夏的地位很高，曾充任宮廷教師，居于國師的尊貴地位，翻譯佛經，傳授西藏密教經義，並充任使節。回鶻僧人把藏文佛經譯成西夏文字，兩地佛教僧侶的交流是十分密切的。吐魯番地區發現的藏文佛經，大約也是這段時間傳進來的。
元初，西藏歸入了元朝的版圖。新疆、西藏和蒙古地區的關系更加密切，藏傳佛教也成為聯系畏兀兒(回鶻)、藏族和蒙古上層的橋梁。成吉思汗征服西域班師東返時，曾致信西藏薩迦派教主，請他們到蒙古來傳法。薩迦派四世大喇嘛呼和寧布在離藏赴蒙古的途中，死于甘肅。窩闊台合罕時，駐守河西地區的窩闊台第三子永昌王闊端，派遣多達那波率軍進攻西藏，並要他迎請一名代表西藏的佛教首領前來商談西藏歸順蒙古的大計，並在蒙古地區傳法弘教。薩迦派薩班貢嘎堅讚在西藏威望極高，被迎請到涼州，于1246年8月與闊端會面。薩班行時，攜其兩個佷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同赴涼州。
闊端對薩班極為禮遇，讓他坐在景教、薩滿巫師等眾僧的上首，為他在涼州修建了一座幻化寺以供駐錫之用。雙方就西藏的歸順問題達成一致條件，由薩班致書西藏僧俗領主一封《薩迦班智達致蕃人書》，西藏和平歸附蒙元帝國，免受戰火摧殘，從此，西藏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蒙古人也與藏傳佛教有了真正的接觸，結下了不解之緣。
1251年，薩班死後，薩迦派教主由八思巴繼承。八思巴又被忽必烈迎請到上都，成為「帝師」，在元朝政治、宗教生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這時期，高昌回鶻佛教徒也同樣受到了元朝的重用，地位不下于西藏喇嘛。如哈喇亦哈赤北魯，原高昌大臣，曾任西遼諸子師，後亦在成吉思汗宮中教授諸皇子。阿鄰帖木爾，歸附成吉思汗後歷事累朝，英宗時，「總治諸王、駙馬、番國朝會之事」。乞台薩里，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二年(1275年)「人為釋教都總統」。其他著名高昌回鶻僧人如安藏、迦魯納答思、阿魯渾薩里、必蘭納識里、舍藍藍八哈石等，均受到元朝皇室的器重，在宮中翻譯經典，或聘為國師，或授予學士，或委與官爵。其中，乞台薩里、安藏、迦魯納答思、阿魯渾薩里等都曾師從八思巴修習密教，說明高昌回鶻僧侶此時所奉的是薩迦派的藏傳佛教。由于元朝統治者的提倡與扶植，高昌回鶻的藏傳佛教有了更大的發展，達到了鼎盛時期。1253年魯布魯克前往汗廷朝見蒙哥汗時，曾拜訪畏兀兒地區的寺廟，他描述說︰「進入這座寺廟，我看見拜偶像的和尚。在每月之初，他們都要打開寺門，披上他們的僧袍，獻香掛燈，供奉百姓獻的面食和水果祭品。……這些畏兀兒和尚衣著如下，他們無論到何處去，總是身穿緊身紅色衣袍，系一腰帶，狀如法蘭克人，左肩至右側著一袈裟，恰似四旬節執事所穿的十字袼一樣。」[6]魯布魯克描述的畏兀兒和尚所穿紅色衣袍，與《長春真人西游記》所述︰「西即鱉思馬(別失八里)大城，王官、土庶、僧、道數百，具威遠迎，僧皆赭衣，道士衣冠與中國特異。」穿赭色袈裟的僧侶，是一致的。這種僧衣也是藏傳佛教的僧侶通常所穿的赤色中衣。說明藏傳佛教已在高昌回鶻地區得到了廣泛普及。
元末明初，吐魯番地區的藏傳佛教仍很興盛。俄國學者曾在畏兀兒都城哈喇和卓遺址中發現豐富的藏傳佛教壁畫︰「教授在一問保存得很好的樓房里發現，在一塊拱牆上繪著一只卡魯德鳥(注︰蒙古人觀念中的巨大神鳥)，是許多蒙古傳說中的形象。鳥看起來是帶翅膀的人，有馬一樣的腿和爪子，手里握著箭，身下是低垂著頭的女人。另一所房子里部分壁畫繪著印度崇拜的凶猛惡神瑪哈卡拉，有四只手和豬的嘴臉，端坐在被打倒的敵人尸體上，另一部分壁畫畫的是花，各式花紋、一些馬頭和殘部。這些東西穿著飾有名貴寶石的衣服，同時還畫有坐在蓮花上的菩薩」。蒙古傳說中的卡魯德鳥出現在哈剌和卓的喇嘛教壁畫中，這說明蒙古的藏傳佛教與吐魯番地區的藏傳佛教有過頻繁的交流，達到了交相融匯的地步。[7]
伊斯蘭教勢力占領吐魯番地區後，哈喇和卓的佛教迅速衰落，而吐魯番城的佛教勢力則維持了一段時間。永樂六年(1408)，吐魯番僧人清來被永樂皇帝授封「灌頂慈慧圓智普通國師」，是為藏傳佛教的封號，說明藏傳佛教喇嘛在吐魯番的地位仍很高，並擁有一定數量的佛教僧侶。哈密地區則到l5世紀後期，仍設有國師職，天順七年(1463)，「哈密忠順王母弩溫答失里奏舉必剌牙失里襲從父綽顏帖木兒國師職」。至l6世紀以後，吐魯番哈密終為伊斯蘭教所取代，佛教在這些地區消亡。但與此同時，藏傳佛教卻已在天山以北的衛拉特蒙古人中得到廣泛傳播。
[1] 斯坦因著；向達洋︰《西域考古記》。
[2] 《伯希和西域探險記》(耿升洋)，第ll6頁。
[3] 洪皓︰《松漠紀聞》。
[4] 《多桑蒙古史》(馮承鈞譯)，第一卷附錄5.
[5]《宋史》卷492。
[6]《出使蒙古記》(呂浦譯)，第155頁。
[7]陳世良等︰《藏傳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傳播發展》。
稿源︰ 新疆社科院宗教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