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傳佛教顯宗修學的建構與作用

尕藏加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

內容摘要：本文在第一手藏文資料的基礎上，對藏傳佛教顯宗修學體系的建立過程、理論建構和實踐作用作了比較系統的梳理、歸納和分析。認為顯宗修學體系的建立經過了一個循序漸進、不斷創新、逐步完善的歷程，而「五部大論」作為其理論建構的基奠，其實踐作用在于培育貫通佛教三藏的高僧大德。

關鍵詞：修學 歷史 理論 實踐

一、建立過程

1、初創時期

藏傳佛教修學之初創時期，可上溯至西元8世紀。根據《巴協》(rba bzhad)等史籍記載：桑耶寺大殿四周建有四大洲八小洲之稱的學院或佛殿，東邊有清淨律藏院(Rnam Dag Khrima Khang Gling)、智慧文殊院(Mkhyen RabVjam Dpal Gling)、妙音語言院(Brdv Sbyor Tshang Mang Gling)，南邊有降魔居士院(Bdul Vdul Sngags Pa Gling)、聖大悲觀音院(Avry Pa Lovi Gling、譯經天竺院(Sgra Bsgyur Gling)，西邊有毗若遮那院(Bee Ro Tsa Na Gling)、彌勒院(Byams Pa Gling)、禪定院(Bsam Gtan Gling)，北邊有聚寶院(Rin Chen Sna Tshogs Gling)、菩提發心院(SemsBskyed Byang Chub Gling)、護法貝哈院(Dkor Mdzod Dpe Har Gling)。[①] 從當時桑耶寺各個學院所發揮的作用來看，每個學院皆凸現了各自的專業側重點，如清淨律藏院主要用于講經或出家僧尼受戒，藏族「七覺士」就是在這里受戒出家，成為吐蕃第一批比丘僧團；[②] 智慧文殊院是研習佛學的場所；妙音語言院是學習多門語言的場所；降魔居士院是專門舉行密宗法事的場所；聖大悲觀音院是贊普赤松德贊修持本尊馬頭明王的場所；譯經天竺院是專門翻譯佛經的場所；毗若遮那院是授記預言的佛殿；彌勒院是預測未來的佛殿；禪定院是專門坐禪靜修的場所；菩提發心院是高僧大德講經和出家人修行發菩提心的場所。

特別是寂護，他在桑耶寺主持翻譯並講解律藏經典和中觀思想，開創了講經聽法的學風。正如「寂護堪布負荷講說從律藏到中觀的說法重任，打開講聽之風。」[③] 這是注重對佛教顯宗教理學習的一項重要舉措。另據《如意寶樹史》記載，寂護在桑耶寺譯經院主持譯經的同時，在桑耶寺清淨律藏院傳授別解脫律儀戒，在菩提發心院傳授菩薩戒，宣講自己的《中觀莊嚴論》和智藏的《中觀二諦論》，從而確立了重視佛教戒律、宣導中觀思想的教規。

2、中興時期

藏傳佛教的修學，初創不久便遭遇朗達瑪滅法運動而中斷近百年。後來隨著藏傳佛教「後弘期」的肇始而全面恢復，尤其是噶當派高僧對寺院教育的復興做出巨大貢獻。1073年，俄勒貝喜饒(Rngog Legs PviShes Rab)在拉薩以南、聶塘以東的地方(今堆龍德慶縣境內)創建一座寺院，名「桑浦乃托寺」(Gsang PhuSne Thog Dgon)，簡稱桑浦寺。當時桑浦寺以弘揚藏傳佛教因明學及辯經學而著稱于整個藏傳佛教界。俄勒貝喜饒是阿底峽尊者的四大弟子或三大弟子之一，曾赴康區親近賽尊(Se Btsun)大師，深入學習佛教三藏，學業圓滿後，于1045年返回前藏，建立講經院，培養了眾多學問僧弟子。阿底峽尊者在聶塘傳授佛法期間，俄勒貝喜饒遂前往阿底峽處聽講不少佛經，還請阿底峽和那措譯師翻譯了《中觀心論注》(Dbu Ma Snying Povi Ti Ka)，復請阿底峽撰寫了《中觀教授論》。創建桑浦寺後，俄勒貝喜饒經常往返于熱振寺與桑浦寺之間，溝通關系、交流經驗，共同弘揚阿底峽的教法體系。俄勒貝喜饒去世後，由他的姪子兼著名弟子俄羅丹喜饒繼任桑浦寺住持。

俄羅丹喜饒(Rngog Blo Ldan Shes Rab，1059～1109)，從小跟隨叔叔俄勒貝喜饒學習佛法，由于他天資聰慧，深得叔叔喜愛，17歲時便被派往喀什米爾求法，途經阿里時又巧遇參加了著名的阿里丙辰法會，[④] 並得到阿里王子旺秀德(Dbang Phyug Lde)的資助，使他在喀什米爾專心留學達17年，廣拜名師系統研習佛法。留學期間曾應旺秀德的請求，同班智達噶丹嘉布一起翻譯了《量莊嚴論》。俄羅丹喜饒學成返回故鄉後，依然拜師學法不輟，還曾赴尼泊爾拜阿都拉亞巴寨等大師專門修習密法。從尼泊爾歸來，他開始校訂或翻譯佛經，成為一名著名的佛經翻譯家。同時，他以桑浦寺為中心在拉薩、桑耶、聶谷那、聶崗土、藏絳喀等地，講經說法，廣收徒弟。他主要傳授因明學、慈氏五論、中觀等佛教顯宗經論，其學僧弟子達23000多人，其中能夠宣講佛法的有2130多人，闡釋經論的有1800多人，講解《量決定論》的有280多人，講授《量莊嚴論》等大論的有55人。1109年，俄羅丹喜饒在桑耶寺附近的旅途中去世，享年50歲。香蔡邦曲吉喇嘛、卓羅巴羅智瓊奈、瓊仁欽札和寨喜饒帕，是繼承和發揚俄叔姪開創的桑浦寺教法體系的四大著名弟子。

香蔡邦曲吉喇嘛(Zhang Tshe Spong Chos Kyi Bla Ma)主持桑浦寺期間，學僧猛增，寺院擴建，教育體系趨于完善。當時以俄羅丹喜饒靈塔為中心，在東邊由恰巴曲吉桑格(Phya Pa Chos Kyi Seng Ge)講授因明學；在南邊由嘉強日瓦(Rgya Mching Ru Ba)講授般若；在西邊由仁欽次臣(Rin Chen Tshul Khrims)上師講授《現觀莊嚴論》；在北邊由云丹喜饒(Yon Tan Shes Rab)講授律藏。[⑤] 尤其是恰巴曲吉桑格將因明學分類分科並根據學僧的佛學水準分成五個班級，而且建立相互提問解答的辨經制度，使藏傳佛教因明學(或辯論學)更加科學化。這一時期除了桑浦寺外，還有不少寺院初步建立了學習五部大論的教學機制，諸如蔡貢唐(Tshal Gung Thang)、德瓦堅熱瓦堆(Bde Ba Can Ra Ba Stod)、納唐(Snar Than)、薩迦(Sa Skya)、昂仁(Ngam Ring)、夏魯(Zha Lu)、楚普(Khro Phu)、奈寧(Gnas Rnying)、矯摩隆(Skyor Mo Lung)、布東(Bo Dong)、巴南嘎東(Pa Rnam Dgav Gdong)、堆隆措麥(Stod Lung Mtsho Smad)、斯普(Zur Bu)、桑日(Bzang Ri)、澤當(Rtsed Thang)等二十多個學經院，[⑥] 為積極推行學習五部大論、建立健全寺院教育體系做出重要貢獻。[⑦] 至此，藏傳佛教後弘期內產生的以桑浦寺為中心的藏傳佛教寺院修學體系基本形成。

3、發展時期

隨著藏傳佛教寺院的蓬勃發展，特別是後起之秀格魯派的創立，更加完善了藏傳佛教的修學體系。1409年，宗喀巴大師在拉薩以東的卓日窩切山腰創建了甘丹寺，並在該寺推行嚴守佛教戒律，遵循學經次第，提倡先顯後密(即顯密相融)的修學體系。實際上，宗喀巴早在他36歲時就開始招收徒弟講經說法，先後在各地講授《現觀莊嚴論》、《因明》、《中論》、《俱舍論》等。他還專門研習噶當派的教法及《菩提道炬論》等重要經論，同時系統修學薩迦派的「道果法」、噶舉派的「大手印法」等各種密法。因此，宗喀巴最終通達各派顯密教法，以中觀為正宗，以噶當派教義為立宗之本，綜合各派之長，並親自修行證驗，建立了格魯派的修學體系。譬如，宗喀巴不僅富有創見性地將五部大論有機地結合在一起，而且在格魯派寺院內建立了學科分類、高低分層的教育體制。根據五部大論的相互關系和內容深淺不同等特點，制定先學攝類學，認為攝類學或釋量論是開啟一切佛學知識之門的鑰匙；其次為般若學，認為般若學是佛學的基礎理論；之後為中觀學，認為中觀學是建立佛學觀點的理論基石；而後為俱舍論，認為俱舍論是領會小乘之因、道、果理論的權威經典；最後是戒律學，認為戒律學是了解和遵循佛教戒律的歷史和規則，以及如何修持和授受佛教戒律的經典理論。可以說，宗喀巴在融會貫通五部大論的基礎上建立的教育體制，是一種系統掌握佛教三藏的頗具科學性的修學體系。所以，這一教育體制很快在格魯派各大寺院推行，並對其他宗派的修學體系產生深遠影響。

二、理論建構

根據格魯派的闡釋，釋迦牟尼開創的佛教正法，歸根結底，是由教義理論和實踐證驗構成，因而一切「教」的正法，則攝在經、律、論三藏之中；一切「證」的正法，又攝在戒、定、慧三學之中。為此，提倡三藏不可偏廢，而三學也必須全面修習。也就是說，凡是立為佛教正法者，其見、修、行三者不可違背三藏教法；自心行持，也要隨順三學證法。同時，還要具備方便智慧雙運之道，以及空性大悲之覺悟。正因為有了如此的宗教見地，方能令每個學僧力爭做到對于經藏，多聞深思，在大小乘的三學上，認真修習；對于律藏也要盡力修習，通達戒、定二學；對于論藏也要不斷研習，獲取通曉諸法性相的智慧。

從佛學見、修、行的角度看，大乘之「見」是在中觀學和因明學中闡述或體現，而大乘之「行」則在般若學中闡述或體現；小乘之「見」和「行」都在俱舍論中闡述或體現；大小乘之共同戒律是在戒律學中闡述或體現；而大小乘之「修」則在 「見」和「行」的闡釋中涉足。所以，學習五部大論，將會明辨大小乘在見、修、行上出現的細微差異或不同觀見，也有助于理解佛教四大宗派[⑧]中逐次升華的佛學思想。

所以，戒、定、慧三學在寺院教育中確立為必須遵循的三條修習佛法的途徑，缺一不可，並制定出具體的教學方案：在戒律學方面，主要學習《律經》；在定學方面，重點學習《現觀莊嚴論》；在慧學方面，主要學習《中論》、《因明學》、《俱舍論》。在寺院教育中之所以對佛教三學極為重視，自有其道理：三學中的戒律學是佛教的根本，是修法的基礎；而定學是約束自心、避免散逸的途徑；慧學就是增長智慧、不昧于解脫之道。故有無戒不定，無定不能生慧之說。

此外，藏傳佛教認為，印度古賢二聖六莊嚴[⑨]是全面繼承和嚴格遵循釋迦教法的無與倫比的八位傑出論師，他們的有關論著則是最具權威的佛學經典論著。所以，五部大論中的因明學以陳那和法稱的論著為準、中觀學以龍樹師弟的論著為準、俱舍論以無著兄弟的論著為準、戒律學以釋迦光和功德光的論著為準。同時，系統學習二聖六莊嚴的經論，還意味著最終實現樹立佛學中觀思想的宗旨。

1、因明學

因明學既是五部大論之一，又是藏族十明學的重要構成部分，無論在藏族文化史上還是在世界邏輯學上均占有獨特的學術價值，在藏傳佛教中更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被譽為打開藏傳佛教知識寶庫大門的金鑰匙。實際上，因明學是一種具有工具性、功能性的學問。它是一種既能正確推理又可鍛鍊智力的學科，故稱因明學乃探求真理的方法論和知識論。

從歷史上看，藏傳佛教學僧運用和發揮陳那的《集量論》(本論)和法稱的《因明七論》(釋論)等因明學，破除印度外道四派思想，確立內道四派思想，最終達到建立中觀應成派思想的宗旨。在藏傳佛教與其他一切外道間如何「破」與「立」的立論過程中發揮「為破邪論，安立正道」的思想武器作用。同時，在考評宗教學位時也是一種必備的答辯技巧基礎。

顯而易見，因明學不僅是藏族五明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對學習其他學科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猶如現代哲學在各門人文社會科學中所起到的指導作用。因此，不同宗派各個寺院都比較一致地先學因明，因為因明是修學般若的眼目；後學中觀，因為中觀是修學般若的果實。故在五部大論中因明學和中觀學是藏傳佛教建立佛學理論觀見之兩部大論。

2、般若學

般若學是大乘佛教早期的重要佛學思想理論，其根本經典為《般若經》。而般若經又名佛母(yum chen mo)，因為諸佛之所以成佛，主要借助于佛經，而佛經之要義和覺悟過程(緣起性空理論和如何修法成佛)源于般若經，故稱般若經乃佛經之母或諸佛之母。

此外，般若經有超凡脫俗的開悟大智能。認為般若為智慧，依憑般若智慧去探討真理問題——真如、真諦，以及假有、性空等道理，故說般若是「空觀」的抽象理論。

可以說，《般若經》的產生開創了大乘佛教，而大乘佛教又稱菩薩乘。菩薩具有自覺、覺他、自利、利他的精神。菩薩所修的法門是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般若)。發菩提心、修六波羅蜜多，是大乘菩薩的主要特色。而促成大乘佛教興起的原動力，則是般若思想，即般若波羅蜜多。

彌勒的《現觀莊嚴論》是《般若波羅蜜多經》的論義、教授或訣竅，是一部綱要性的《大品般若經》釋，以「諸法無自性」的中觀思想為主，兼采瑜伽觀行及其次第。所以，藏傳佛教將《現觀莊嚴論》作為般若學綱要編入五部大論之一，成為認識佛教般若空智、成就佛陀果位在智慧上最主要的內容。

3、中觀學

中觀學作為佛教四大學說或學派之一，在整個佛教思想史上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上窮阿含經(四聖諦)與般若思想(緣起性空)，下開藏傳佛教中觀學說。其理論學說在藏傳佛教中受到重視並大力弘揚。因而中觀學在藏傳佛教中得以興盛和發展，甚至中觀思想成為藏傳佛教建立自己佛學觀見的主要理論依據，所謂「五部大論中《中觀》和《因明》是建立佛學理論觀見之兩部大論」。也就是說，因明是修學般若的眼目，故先學因明；後學中觀，因為中觀是修學般若的果實。說明修學中觀的目的是要見道，是要得到清淨的中觀正見。

值得強調的是，藏傳佛教將中觀學在整個佛學體系中置于重要地位，特別是後弘期內翻譯了月稱的有關中觀學的主要論著，從而將中觀學經論完整保存在藏文大藏經之中，而且樹立了月稱中觀應成派的權威地位。

4、俱舍論

對于《俱舍論》這一名稱的含義，應以它的全稱《阿毗達摩俱舍論》來解釋，如「阿毗達磨」(mngon pa)是指可以現觀的教法義理；其「俱舍」(mdzod)具有篋藏和寶庫之義。

無論是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還是南傳佛教，都擁有經、律、論三藏，由經律論三藏構成了佛教各派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方法。而《俱舍論》屬于三藏中的論藏，歸入《丹珠爾》部，是印度高僧大德對佛陀所講的經律二藏所作的注疏或闡釋，是對第一轉法輪中所講的「四聖諦」的進一步闡釋。所謂「小乘之見與行在《俱舍論》中講說」。可見，《俱舍論》在佛教三藏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可以認為，《俱舍論》是一部從小乘佛教過渡到大乘佛教階段並在其中發揮橋梁作用的論典。從藏傳佛教的立場看，《俱舍論》則是一部以小乘佛教為主要內容的大乘佛教論典。因為藏傳佛教不排斥小乘佛教的教義經典，如《戒律學》也以說一切有部的戒律經典為主要依據。所以，《俱舍論》作為五部大論之一，在藏傳佛教中成為重要修學內容。

5、戒律學

戒律學乃佛教之根本、修法之基礎，故在藏傳佛教修學體系中占據主要地位。從歷史的角度看，佛教之所以能夠弘傳起來，主要依靠僧團組織及其戒律制度來保障。僧團，又稱僧伽、教團，由出家弟子組成。從嚴格意義上講，出家弟子和在家信徒有所區別：

一、比丘(dge slong)，20歲以上的出家男子，要受250多條戒律。

二、比丘尼(dge slong ma)，20以上的出家女子。要受從300至500條戒律。

三、沙彌(dge tshul)，未滿20的出家男子。要受約10條戒律。

四、沙彌尼(dge tshul ma)，未滿20歲的出家女子。要受約10條戒律。

五、式叉摩耶(bsnyen gnas ma)，離成為比丘尼還差兩年的未成年的出家女子。要受「六法」戒律。

六、優婆塞(dge bsnyen)或稱居士，在家的男信徒。要受持「三歸五戒」。

七、優婆夷(dge bsnyen ma)或稱居士，在家的女信徒。要受持「三歸五戒」。

以上七眾之界別，是根據各自所受持的戒律而定。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前，已為僧團七眾完成了戒律的制定。在七眾當中，如比丘或比丘尼聚集達到一定的數量就可以組成僧團。出家五眾中，沙彌從屬于比丘，式叉摩耶、沙彌尼從屬于比丘尼。他們不能自成獨立的僧團。僧團以普渡一切眾生、使一切眾生得到覺悟為目的。為了僧團的管理，使他們從事有規律的集體宗教生活，制定了規章制度，對不同信徒規定出必須遵守的各種戒律。戒律學由此建立起來。正如《五部遺教》所云：僧人是戒律的忠實實踐者或維護者，故說僧人是佛法的基礎，從而建立了許多僧伽組織。[⑩]

三、實踐作用

1、修學過程

藏傳佛教的修學，主要在各大寺院內完成。以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的拉卜楞寺為例，該寺按照佛教顯、密宗的分科原則，在寺內設立六個學院，即聞思學院、續部下學院、續部上學院、喜金剛學院、時輪學院、藏醫藥學院。除了聞思學院外，後五個學院可納入密宗范疇。然而，學院中規模最大、學僧最多的則是聞思學院，即顯宗學院，其內部分設13個不同的學科班級，整個學制最少也在15年以上。主要修學五部大論，每位學僧通過師授、背誦和辯論的途徑，漸次精通《因明學》、《般若學》、《中觀學》、《俱舍論》、《戒律學》，重在整體理解和深刻領會。

背誦和辯論是藏傳佛教最具特色的修學過程，一般而言，背誦經文和辯論佛學疑難問題，是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的兩大行之有效的修學方式。因此，在各個寺院修學的年輕僧人，尤其是格魯派學僧將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背誦經文和辯論佛學疑難問題之上。他們在寺院日常生活中將早晚的時間主要用于獨自背誦經文，而早晚背誦的經文又成為參加上午或下午集體辯論佛學疑難問題時廣為應用或印證的理論武器，通過辯論可提高學僧的邏輯思維能力，從而能夠進一步領會藏傳佛教的深奧義理。所以，背誦經文和辯論佛學難點已成為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相輔相成的兩大學經方法，猶如一車之兩輪，缺一不可。

而藏傳佛教寺院的考試制度，又加強了這一修學實踐。背誦經典和辯論疑難問題，是寺院考試的重要內容。如在背誦經文的考試中，背誦的經典越完整、篇幅越長，其考試成績越優異。辯論考試是以正方或反方的形式進行，在藏傳佛教的宗教術語中被稱為立宗辯論，圍繞某學說或論點提出難題，讓答辯人解答，如回答流利，言之有理，其考試及格或優良。否則，其考試不能通過，需要重新複習，有待補考。尤其是這一考試方式從低年級就納入僧人的學經之中，對學僧的修學起到了促進作用。

總之，在顯宗學院修學的學僧，其修學過程是廣聞博學，背誦強記，多維思考，反複辯論，從而達到對 「五部大論」 的嫻熟理解和融匯貫通，最終順利考取格西學位，並進入密宗研修階段。密宗研修的年限不定，主要取決于學僧的勤奮、智慧、悟性等個人條件來不斷提升或獲得成就。

2、考取學位

藏傳佛教格西(Dge Bshes)[11]學位，是隨著寺院教育的不斷發展而逐步建立起來的一種宗教學位制度。格魯派三大寺沒有創立之前，在藏傳佛教教育界已經產生授予格西學位的教學體制，而且有不同級別的格西學位稱謂，如熱絳巴(Rab Vbyams Pa)、噶西巴(Bkav Bzhi Pa)、噶俱巴(Dkav Bcu Pa)等格西。在五部大論中精通般若學後可考取熱絳巴格西學位，五部大論中學完除了因明學外的其他四門學科後可考取噶西巴格西學位，學完五部大論後可考取噶俱巴格西學位。後來在拉薩創建格魯派三大寺，使授予格西學位的制度日臻完善，尤其是第四世班禪羅桑卻吉堅參在代理甘丹寺赤巴(法台)期間，在拉薩傳昭大法會上創立了授予拉然巴(Lha Ram Pa)格西學位的制度。[12]

除了拉然巴格西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級別或專業的格西學位，諸如 「措然巴」、「琳賽巴」、「多然巴」、「阿然巴」、「曼然巴」、「噶然巴」等。

措然巴(Sthogs Ram Pa)格西，是僅次于「拉然巴」的一種格西學位。每位考僧在拉薩小昭寺舉行的大法會上，通過拉薩三大寺眾高僧前答辯佛教經律論後，才能獲得這一宗教學位。

琳賽(Gling Gsal Pa)格西，該學銜排在措然巴格西之後，是某位學僧在拉薩三大寺中的任何一寺內通過答辯佛教經論而考取的一種格西學位。

多然巴(Rdo Ram Pa)格西，是某位學僧在各大寺院大經堂門前的石階上舉行的法會上通過眾僧前答辯佛教經論而獲取的一種格西學位，排在琳賽格西之後。凡是具備條件的各大寺院均有資格授予多然巴格西學位。

阿然巴(Sngags Ram Pa)格西，是某位學僧在各大寺院的密宗學院中通過對密宗理論的研習以及實踐修煉而獲得的一種格西學位。一般而言，進入密宗學院修學的條件比較嚴格，其學僧必須先經過在聞思學院研讀藏傳佛教五部大論的階段，並在此獲得畢業後才有可能升入密宗學院深造。最好是取得上述格西學位中的任何一項後，被選派或推薦到密宗學院研修，最後取得阿然巴格西學位。阿然巴格西中也有等級差別，如在拉薩上、下密宗學院中獲取的阿然巴格西，是至高無上、最為權威的密宗格西學位。

曼然巴(Sman Ram Pa)格西，是某位學僧在藏傳佛教各大寺院的藏醫學院長期研習藏醫藥學而獲得的一種格西學位或藏醫學位。由于藏醫學院所學理論知識極為廣泛深入，而且還要經常進行在野外采藥等實踐，故其研習時間相對較長。

此外，許多藏傳佛教寺院中還授予「噶然巴」(Bkv Ram Pa)、「熱絳巴」等級別較低的宗教學位，在此不一一贅述。

總之，考取宗教學位，是每一名出家僧人的一大宿願，也是顯示自己佛學知識水準的主要頭銜。然而，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中的格西這一宗教學位並非人人能夠考取，只有極少數僧侶經過長期勤奮修學方有機會獲取。一旦獲得格西學位，特別是在大昭寺舉行的大考場通過「拉然巴」格西學位的考試，就在藏傳佛教界具有很高的榮譽和宗教地位。因為拉然巴格西，是藏傳佛教格西學位中級別最高的宗教學位，也是藏傳佛教顯宗中最權威的學銜。

四、結語

藏傳佛教作為當今世界佛教三大派系之一，在諸多方面具有自己的特質。可以說，它既有豐富系統的佛教經典或理論體系，又有嚴密深奧的實踐修證次第。

首先，將佛教大小乘和金剛乘三乘融會貫通，相輔相成，從而建構了既有戒律傳承、系統教義、宗派見地，又有密宗傳承、修持次第、成就境界的顯密宗理論體系和實踐方法。所以，藏傳佛教在當今世界佛教領域具有系統性、連貫性和權威性等殊勝特徵；其次，藏傳佛教在佛學修習方面，不僅建立了集體經院教育和個體實踐體驗相結合的修學體系，而且采取了聞、思、修並重的獨特的修學路徑，首先廣聞博記，其次深思熟慮，之後實踐修煉，直至正確領悟佛法真諦。

也就是說，藏傳佛教提倡理論與實踐相聯系，高尚品德與淵博知識並重，宗教戒律與個人智慧相結合，自利與利他相輔相成，從而達到修身、修學、修心的圓滿境界。同時，藏傳佛教將教法義理和個人修養作為正確認識或判斷一切客觀事物的理論與方法特別是大乘佛教哲學派系中非常非斷的中觀見，更是尊為識破世間包羅萬象(假像)的不變真理。此外，藏傳佛教將佛教顯宗與密宗有機地結合在一互動的關系之中，這不僅有助于揭開大乘佛教甚深義理的奧妙，而且也整合了佛教的理論體系，保持了理論與實踐的有機聯系。因此，藏傳佛教學僧嚴格遵循無顯宗理論不入佛教正道，無密宗實踐不得佛教正果的宗旨，先學顯宗理論，後修密宗實踐。

[①] 詳見《巴協》第47-49頁，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②]「七覺士」史稱「七試人」，分別是巴∙賽囊、桑希、瑪∙仁欽喬、崑∙魯意旺布松、巴郭∙比若札那、恩蘭∙嘉哇卻央、拉松∙嘉威祥曲七人。

[③]《土觀宗派源流》第28頁。

[④] 丙辰法會是阿里王孜德召集全藏區的學通佛教三藏的所有大師級的學僧，于火龍年(1076年)在阿里舉行的大型法會。該法會是藏傳佛教後弘期內的一大盛事，因而在藏傳佛教史上具有一定的影響。

[⑤] 詳見《東嘎洛桑赤列選集》(藏文)第213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⑥] 詳見《東嘎洛桑赤列選集》(藏文)第215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⑦] 詳見《東嘎洛桑赤列選集》(藏文)第215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7年。

[⑧] 指一切有部、經部、唯識宗和中觀派。

[⑨] 二聖是指釋迦光和功德光，六莊嚴分別是龍樹、聖天、無著、世親、陳那和法稱。

[⑩] 詳見《五部遺教》(藏文)第305頁。

[11] 在藏語中拼寫為「DgeShes」(格西)，在漢文里意指「善知識」。

[12] 每位申請拉然巴格西學位的考僧，必須在拉薩大昭寺舉行的祈願大法會期間，通過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的沙拉寺)高僧提出的佛學疑難問題的答辯，並得到認可才能獲取這一宗教學銜。按歷史定制，每年考取七名拉然巴格西，並舉行隆重的慶典會，在會上頒發格西學位證書和獎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