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與藏傳佛教：普賢菩薩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

普賢菩薩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

尕藏加

峨眉山作為中國內地四大佛山之一，在中國漢地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不僅從一個側面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內地佛教文化、建築和藝術的發展過程，而且還記錄了漢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來。因此，峨眉山蜚聲海內外，成為人們向往的佛教聖地。它在藏傳佛教中亦有一定影響。

一、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中的稱謂

峨眉山在漢文典籍中有諸多各異的名稱，如「《山海經》稱它西皇人山，《三皇經》稱作勝峰，佛經《楞嚴經》和《華嚴經》都叫它大光明山，西晉張華的《博物志》上稱為牙門山。『峨眉』之名，最早見于漢代的《益州記》，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蜀都賦》中，也有「帶二江之以流，抗峨眉之重阻」的句子。①今天，以稱峨眉山更能表達此山巍峨俊秀的姿態而變的家喻戶曉。然而，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中則稱」挺拔屹立的大象之山「，簡稱」象山「。這一稱謂與峨眉山佛教信仰的特點有一定的聯系，但漢文史籍中沒有任何記載。在藏文《賽馬稱王》②一書中認為峨眉山的形狀像一頭挺立的大象而得其名；另外一些藏文書籍中更進一步解釋，峨眉山乃普賢菩薩之道場，此菩薩的坐騎為一頭大象，故此山取名為大象山；在藏族民間將以上兩種說法融為一體，來敘述此山為何取名為大象山的種種理由，更為生動有理。由此可知，對峨眉山的稱謂或描述是佛教傳入藏族地區以後，隨著對佛經中諸多菩薩的認識，以及漢、藏友好往來的加強方出現于藏文文獻和民間口碑的。

二、六世達賴倉央嘉措拜訪峨眉山

清朝康熙年間，西藏宗教領袖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以下簡稱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禮拜普賢菩賢菩薩。據筆者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這是藏傳佛教界人士到達峨眉山之始，開了藏傳佛教活佛親臨峨眉山之先河。

倉央嘉措，一生經歷奇持而富于傳奇色彩。然而，在藏文正史或文獻中對他的事蹟則沒有用更多的筆墨來記載，特別是對他的後半身一筆帶過，幾乎成為空白。故學術界對倉央嘉措的後半身眾所紛壇，莫衷一是。

研究倉央嘉措，目前主要依據《第六世倉央嘉措情歌》(簡稱《情歌》，按藏文原意應譯《情歌》為《道歌》，故以下稱《情歌》為《道歌》)，和《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密傳》(簡稱《密傳》)，由于種種原因，藏傳佛教一般不公開印刷或發行這兩本書。然而，事與願違，兩書卻在藏族民間悄悄地廣為流傳，從而使倉央嘉措在藏區成為歷代達賴喇嘛中最為人們熟知的一代活佛。當然，兩書本身亦有很高的學術價值。《道歌》在藏族道歌中獨樹一幟，膾炙人口，在藏族民間廣為流傳，成為家喻戶曉的佳作，它對藏族詩歌創作有深遠影響；《密傳》是一本傳記，由倉央嘉措的學生阿旺多杰執筆，記述了倉央嘉措的一生。倉央嘉措的一生，由于政治等諸多因素，遂成一件歷史懸案。《密傳》則揭示了這一懸案，填補了歷史空白，它以詳實的描述反駁了那些歪曲歷史、弄虛作假、造謠惑眾、誣蔑或陷害倉央嘉措的一切言行。

倉央嘉措至峨眉山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據《密傳》，倉央嘉措系西藏南部門隅之宇松地方人，生于藏歷第十一饒迥水豬年(1683)，父名仁增扎西旦增，母親叫才旺拉姆。第五世達賴桑傑嘉措是于1682年逝世，本應及時尋找靈童。但由于「當時第司·桑傑嘉措忙于修建布達拉宮和新造大靈塔」③而無暇選定第六世達賴，將如此嚴肅、影響深運的大事拖至十幾年。

藏歷第十二饒迥火牛年(1697)，第司·桑傑嘉措認定倉央嘉措為五世達賴的靈童，是年9月27日迎到那噶措則與五世班禪洛桑耶西會晤，剃髮受戒，取法名為倉央嘉措，10月25日，倉央嘉措被迎至拉薩布達拉宮，舉行坐床典禮。④從此倉央嘉措成為名副其實的第六世達賴喇嘛。

但當時西藏的政局不穩定，「1701年(清康熙四十年)，固始汗之孫達賴汗逝世，其子拉藏汗繼承汗位。拉藏汗即位後，與第巴桑結嘉措的關系日益惡化。」⑤倉央嘉措遂成為「西藏上層統治者與和碩特部落上層統治者爭權奪利的犧牲品，」⑥1705年，拉藏汗處死了第司·桑傑嘉措，並欲廢黜第司·桑傑嘉措親自擁立的第六世達賴倉央嘉措。

藏歷第十二饒迥火豬年(1707)秋天，年滿25(藏族人年紀均以虛歲計算，實際24周歲)的倉央嘉措被「迎往」內地，越唐古拉山經北路至堆日措那(今青海湖附近)。在此地發生了令人不可預測的事件：《密傳》指出，來自朝廷等許多壓力，使「迎送」人員進退兩難，倉央嘉措在廣袤的青海湖畔決然舍棄顯赫的名位，悄然隱遁，場面感人肺腑。法尊在其著作《西藏民族政教史》中也指出：「康熙命欽使到藏調查辦理，拉藏汗復以種種雜言毀謗，欽使進退維難之時，大師仍棄舍名位，決然遁去……爾時欽差只好呈報圓寂，一場公案乃告結束。」從此倉央嘉措以極其普通的僧侶身份，開始了他那可歌可泣的流浪生活，「周游印度、尼泊爾、康、藏、甘、青、蒙古等處，宏法利生，事業無邊。」(同上)

根據《密傳》，倉央嘉措在青海湖畔遇到從西寧返鄉的叫阿矛部落的藏族商隊，便隨從至阿柔部落。之後，倉央嘉措至康區並打算去云南，因此路不通而轉向嘉摩絨(今四川大小金川)，最後抵叫答則多的一個地方。倉央嘉措在此地遇諸多藏族商人，想隨他們返藏，但他在與一位自稱旅行者的攀談中得知有關漢地峨眉山的情況，這位旅行者名叫華貝，精通漢語，又願意和他同往峨眉山，便改變返藏的念頭，決定先去峨眉山。他倆經過一條大河、無數石橋和漢族村莊，十天之後至峨眉山附近的一個大鎮，當晚就住在鎮中的一座小廟內。華貝作翻譯，守廟的和尚向他倆講了有關峨眉山的功德和壯觀，如峨眉山擁有許多寺院、佛殿和聖泉，此山頂峰插入云霄等等，同時還獲悉峨眉山已經距他們很近。可這天夜里華貝的突鐵失蹤，致使倉央嘉措孑然一身去拜訪峨眉山。據《密傳》記載，倉央嘉措在山中遇見一位身著黃色袈裟的漢族和尚，並同他一起上山禮拜了所有寺院、佛殿和聖泉。他在峨眉山共待了十天，其間受到漢族和尚的熱情款待。之後又獨自一個悄悄地離去。

由此可見，倉央嘉措禮拜峨眉山在當時沒有產生較大影響，可謂默默無聞。這與倉央嘉措不通漢語，不願暴露身份，以及孑然一身等不無關系。

至于倉央嘉措拜訪峨眉山的年代，筆者未能查到具體記載，但根據《密傳》記載，藏歷第十二饒迥土鼠年(1708年)七月，倉央嘉措抵察娃絨方向的多格地方(西康地區)，之後，又在途中大體經過「20多天後病愈」(《密傳》第34頁)、「在洞里近三個月晝夜靜修」(《密傳》第37頁)、「用20天左右經許多村莊和牧場至察果村」(《密傳》第38頁)等等，最後抵峨眉山。如此累積推算，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年代約為藏歷第十二饒迥土牛年(清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初。

又據《密傳》記載，倉央嘉措離開峨眉山，在返回西藏的途中經理塘、巴塘、于藏歷第十二饒迥土牛年(1709)四月抵噶瑪日(屬西康地區)。以此可知，1709年初作為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的具體年代可靠性較大。倉央嘉措至峨眉山的事蹟在其他藏文史籍中亦有記載，如《藏史明鏡》說倉央嘉措「經康區去拜訪了四川省的象山(峨眉山)。」⑦它仍依據了《密傳》。

總之倉央嘉措至峨眉山是迄今在歷世達賴喇嘛中堪稱空前絕後的一件大事。它不但加強了藏、漢佛教徒之間的相互了解，而且以極其感人的事蹟載入史冊，為後人留下一份意義深遠的厚禮。倉央嘉措也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因當時交通不便，他在去峨眉山的途中忍受疾病和飢餓的重重折磨，歷經艱險，方到達峨眉山，為峨眉山與藏傳佛教的友好往來立下里程碑。值得後人紀念。

三、《格薩爾王傳》中的峨眉山

《格薩爾王傳》是藏族勞動人民集體創作的一部舉世無雙的篇幅最為浩瀚的英雄史詩。正如已故佟錦華教授所說：「《格薩爾王傳》章部眾多、卷帙浩繁，不但是藏族文學發展史上絕無僅有的巨著，而且也是中國和世界文學發展史上極為罕見的碩果。」(《格薩爾研究集刊》第一集第41頁)

至于時間上，從《格薩爾王傳》的內容看，它是佛教傳入藏族地區以後方逐漸形成的。因為《格薩爾王傳》里充滿著佛教的諸多菩薩和天神。譬如「平靜時為大悲觀音菩薩，忿怒時則成馬頭金剛(密教中一本尊名)」(《賽馬稱王》第187頁)以及「是大梵天(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的創造神，為該兩教信仰的三大神之一)的心傳弟子。」(《賽馬稱王》第188頁)等等。

藏傳佛教對《格薩爾王傳》受到巨大影響的同時，藏傳佛教本身也受到《格薩爾王傳》的一定影響。藏傳佛教寧瑪派將《格薩爾王傳》中的主要人物格薩爾王被認定蓮花生大師的化身，將其塑像供奉在寺院大經堂內，與諸菩薩享有同等地位。筆者在青海果洛查郎寺曾親眼見過供奉于大堂內的格薩爾王塑像。

由于《格薩爾王傳》與藏傳佛教的密切關系，以及《格薩爾王傳》本身的包羅萬象，才使作為普賢菩薩的道場峨眉山出現于《格薩爾王傳》之中。如在《賽馬稱王》中是這樣描繪峨眉山的：

像鷲鳥落在原上的山，是印度的靈鷲山；

像大象臥在地上的山，是漢地的大象山；

一座則具有五峰的山，是漢地的五台山；

像白玻璃瓶安放的山，是藏地的岡底斯。

以上乃南瞻部四大聖地。大象山，即峨眉山。峨眉山在四大佛山中排在第二位，可見占有極高地位。

象《格薩爾王傳》這種跨地域、越國界擇優組合系列世界性佛山，實為遠見卓識。雖然在《格薩爾王傳》中沒有提供其理論依據，也沒有對四大佛山作更翔實的解釋。但另據有關資料，此四山自然景觀則異常獨特，實為佛教靈山聖地。

四、普賢菩薩在藏傳佛教中的地位

峨眉山在藏族地區有一定影響，近現代以來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一直未間斷過。峨眉山遂成為藏傳佛教信徒心目中僅次于五台山的又一漢地佛教聖地。這主要因為得益于普賢菩薩的道場而在藏地廣為流傳，故在藏族民間的影響尤其突出。從這點看來，峨眉山主要是通過民間往來介紹到藏族地區的。

藏傳佛教對佛經中出現的眾菩薩有自己的解釋和分類。譬如：三怙主或三依怙、近侍八大菩薩等等。三依怙與漢地佛教中的三大士基本相同，只是其中的一菩薩不同而已。藏傳佛教將漢地佛教三大士中的普賢菩薩由金剛手菩薩來代替。這樣，藏傳佛教的三大依怙由觀音、文殊、金剛手三位菩薩組成，而普賢菩薩只能出現于近侍八大菩薩之列。

三大依怙在藏傳佛教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他們各自發揮著巨大作用。觀音菩薩被視作拯救藏地眾生的唯一菩薩，與藏族因緣最深。藏族在追溯本民族起源時，往往以觀音菩薩化身地獼猴為自己祖先。甚而，松贊干布、達賴喇嘛等有影響的藏王和活佛亦被認為是觀音菩薩的化身。藏族僧俗整天朗朗上口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就是觀音菩薩之化身(六字大明妃)的聖神咒語。

其次，藏傳佛教尊崇文殊菩薩。認為文殊菩薩代表著一切智慧，藏族僧侶對知識有著執著的追求，認為知識至上。他們向來不惜一切，廣為拜師，苦求上進，甚至將自己的導師推崇到諸菩薩之前，加以膜拜。導師，藏語稱喇嘛。喇嘛一詞也因此聞名海內外，從而使藏傳佛教一度被稱為「喇嘛教」，近來國內的有關學者費九牛二虎之力方糾正過來。

過去，藏族知識分子，在研習五明學(即聲明、工巧明、醫方明、因明和內明)時都拜文殊為本尊，加倍頂禮膜拜，認為這樣會得到文殊的開啟，產生靈感，易掌握知識。

精通藏族五明學的薩迦·班智達和復原正統佛教的宗喀巴大師等知識淵博的高僧大德被藏傳佛教認為是文殊菩薩的化身。

藏傳佛教在修行或講解六度(六婆羅密多，即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時亦表現出對智慧的無比重視，將六度中的智慧度放在前位，認為智慧度是其它五度之本母，實現六度首先要依靠智慧度，除此別無捷徑。這樣，代表一切智慧的文殊菩薩就自然會推崇到顯要位置。

金剛手成為藏傳佛教三依怙之一，與藏傳佛教尊崇大乘密教有很大關系。金剛手的塑像在寺院里一般以忿怒相自居，他不僅是三大依怙之一，也是藏傳佛教寺院諸多護法神中很有威力的一位護法神，而且仍是八大菩薩之一。因此，在藏傳佛教中，金剛手菩薩也是有崇高威望的大菩薩。

近侍八大菩薩，為藏傳佛教所尊崇的菩薩群。八大菩薩中包括三大依估。作為菩薩，他們的名位是平等的，只是分工或功德上的不同而矣。

大經堂，是藏傳佛教寺院中最為金碧輝煌的建築之一，又是一切宗教活動的中心，它在寺院中占有無可比擬的重要地位。藏族地區每座寺院都將八大菩薩並列供奉在大經堂較顯赫的位置，供寺內外信徒頂禮膜拜。作為八大菩薩之一的普賢，在藏族地區便成為家喻戶曉的一位菩薩。他是以「大行」著稱。正因為如此，普賢在諸菩薩中以「德行」第一，在藏族信徒中廣為傳頌，並獲得僅次于「三大依怙」的名位。曾對佛教初傳藏地作出貢獻的第二十七代藏王拉托托日年贊(約公元四世紀人)就被後人視作普賢菩薩的化身。

至于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中的影響略弱于五台山，除了普賢菩薩的名位沒有文殊顯赫，以及我國歷代(元、明、清)皇帝出于政治需要支持藏傳佛教在五台山活動等原因外，還有更重要的地理條件因素。五台山位于我國北方，素以清涼山聞名遐邇，其氣候與藏族人民祖祖輩輩繁衍生息的青藏高原基本相同。所以，藏族僧俗到五台山的特別多，也有了終年住在該處的藏族僧侶。而峨眉山位于我國南方，氣候較五台山熱，與青藏高原的氣候相差較大。故峨眉山對習慣于青藏高原生活的人來說，不是一年四季都在敞開著的。「(峨眉山)廟里人說『番子』(西北藏人稱番)怕熱，冬天來朝山；我們漢人怕冷，夏天來朝山『怕熱』。」⑧可見，藏族信徒朝拜峨眉山全年只有冬季一次機會。冬天又是最不宜人出門旅行的季節，這樣，大大阻礙了峨眉山與藏傳佛教關系的進一步發展。

藉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峨眉山雖然沒有像五台山那樣留存許多藏傳佛教文物，但也有極其個別的物證，「寺內還保留一塊清乾隆四十年(1775)刻制的大木碑《正明司碑》，左邊刻漢字，右邊刻藏文，是全山唯一的一塊木碑。」⑨此木碑目前存放在峨眉山洪椿坪寺廟內。另據說，清代四大活佛之一的章嘉國師，曾在峨眉山造有一尊普賢菩薩的塑像。對此，筆者未能查找到具體資料，不敢斷定，有待今後考證。

總之，對于峨眉山與藏傳佛教的關系，目前在二大(峨眉山與藏傳佛教)研究領域仍處于一個薄弱環節，應引起有關專家學者的注意。

注：

①《中國四大佛山》第57頁，鄭石平編著，上海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

②《格薩爾王傳》之一，甘肅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③④《密傳》(藏文)第16頁，第17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⑤《達賴喇嘛傳》第25頁，牙含章編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1989年第2期《民族文學研究》雙月刊，第22頁。

⑦《藏史明鏡》(藏文)第281頁，平措次仁編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賽馬稱王》(藏文)第95頁，甘肅民族出版社1981年版。

⑨《于式玉藏區考察文集》第26頁，中國藏學出版社199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