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不容褻瀆的尊嚴 第二節 莫謗大藏經
為了成立密法的純正性，《破除邪說論》講道：「再者說來，密宗傳入漢地約在中國唐朝時期，當時大乘各宗都已完整齊備，明眼善知識更是數不勝數，被先生推崇的玄奘法師所弘揚的唯識宗也正方興未艾。這麼多高人異士對當時的『開元三大士』——善無畏、不空、金剛智所弘揚的《大日經》、《金剛頂經》、《蘇悉地經》都沒有提出過異議，是不是他們的智慧都不夠，以致要等到一千多年以後，真正的大善知識出現之時才有能力揭穿這些『偽經』的真面目？而且從宋朝開始，歷元、明、清三朝都在組織編輯《大藏經》，每一次都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但無論哪次審定、匯集，都毫無例外地收入了密續部，是否這些密續典籍千百年來都成功地欺騙住了歷朝歷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騙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
令人不無吃驚地，為了推行「密宗非佛教」邪說，蕭張師徒竟索性冒天下之大不韙地公開批判起《大藏經》來：「關于大藏經的質疑，各朝代《大藏經》的編輯者，往往是由皇帝指派寵信的人員所專職專任，而這些編輯人員往往不具有般若的證量，唯能做事相上的收集編輯工作，無有能力稍加分辨真偽佛經。復因為古時候印刷術並不發達，至宋代畢升發明活字板後，才稍稍能印大量經書，而且經費也極為龐大；是故，大規模的印經事業，非國家不能為之，一般的寺院團體根本就做不來。又，證悟的祖師為廣度眾生，為接引徒眾而忙碌不休，沒有時間從事此項工作，復加上古來證悟的祖師大多數不具有道種智，若想整理《大藏經》也做不來，是故不敢輕易為之。最後一個原因則是自元代以後，朝廷多信奉喇嘛教(即是現在的西藏密教)，多保存密續經典，復又加上明、清兩代皇帝實行『文字獄』，嚴格控制民間社會的宗教思想，怕人民假借宗教名義造反(其實，朱元璋自己就是假借明教造反)，犯者輕則抄家，重則夷九族、夷十一族，所以要想整編印行《大藏經》，即使經費能負擔，皇帝也絕不會允許。
索達吉堪布妄想說：『宋朝開始，歷元、明、清三朝都在組織編輯《大藏經》，每一次都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但無論哪次審定、匯集，都毫無例外地收入了密續部，是否這些密續典籍千百年來都成功地欺騙住了歷朝歷代的高僧大德，以致回回都能騙人天耳目而登堂入室？』說這樣的話，未免太自以為是，真是頭腦簡單的無知見解。至于《丹珠爾》西藏大藏經的編輯，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著；加上密教既然具有夸大不實、好高鶩遠、急謀速成、廣行貪婬、竄改佛意的因子在，復加上不信佛語、無有證量的祖師參與編輯，這樣的《甘珠爾》焉有水準之可言？焉有般若之可學？不讀也不會有什麼損失，不看也罷！反而少病、少煩惱。」(《真假邪說》P377～378)
《狂密與真密》亦對《大藏經》非議不少：「而諸編輯藏經之人不知不證般若，但觀密宗後來之聲勢浩大，已取佛教正統而代之，便以為密宗即是佛教，遂將密宗祖師所造密續收入藏經之中，遺害後人萬年；如是之行，豈唯無功？復更共成破壞正法之大惡業。而彼編輯藏經諸人，死前何嘗知之？死後方知，已無所能為也。」
「如是依于自意妄想而創造之荒謬說法，竟能成立，而且被未具慧眼法眼之後人編入大藏經中，正式承認其在佛法中之地位，正法開始被公然破壞——滲透入佛教中、從內部轉易佛教法義。如是之行，陰險毒辣，令佛教界不能驚覺提防，而漸漸被密教化。」
剝掉光鮮的外衣，上述文字骨子里說的是：佛門大藏經不足信！
這話如果由身份明朗的外道或魔眾以直接的方式說出口，肯定會引起所有內道佛子的高度警覺，並嗤之以鼻。但經過一番精心包裝，人們對它的接受力，似乎就變得不一樣了。——這正是蕭平實師徒夙寐以求的事。
通過道貌岸然的仿正義辱罵，令讀者轉移視線堆積錯覺，從而技術性地掩飾自己非正義的原始目的，在這方面，小人們具有豐富的傳統經驗。當一個又一個對佛教有害的論點在精巧的偽飾下花枝招展地放出來，並且它們單個出現時竟不讓普通學人感覺特別刺眼的時候(多少有些迷惑或混亂就夠了)，一種可怕的綜合殺傷力已在無形中悄然匯成。一波又一波的人為性混亂，以其潛移默化的特殊效力，將對佛教徒的知見、信心和意志造成最惡毒的傷害。
「熵定律」(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一個系統自發地就要損失掉能量和秩序，向著混亂和無序的狀態滑變。而想遏制此種趨勢，從無序返回有序，就相當困難了。(此與佛教無常、行苦的教義有些相似。)聯系到社會和文化方面，廣義的熵定律決定了搞負面的破壞、批判、陷害，比起積極的建設、維護和發展要省勁得多。正因如此，古今中外的歷史似乎都甩不掉一句無奈的嘆息：「——小人得志！」
的確，小人不怕混亂，怕的正是不混亂，一般來說，他們還都是制造人為混亂的行家里手。高效地制造混亂和歡暢地利用混亂，一直是不同膚色和情趣的小人們的拿手好戲。
表面上，「熵定律」似乎站到了適應混亂、企盼混亂的小人一邊，但好在不可戰勝的真理和正義，總是源源不竭地為人類輸送著精神負熵。同時，一切邪說謬論本身就是極其脆弱虛假的不穩定系統，過度活躍必定使其熵情劇增，到頭來，它對外界播灑的混亂也將隨著自身的迅速毀滅而消散。
挑釁《大藏經》，無疑就是蕭氏邪說自不量力的一次自殺性沖鋒。蕅益大師在《閱藏知津》序文中講道：「昔世尊示入涅槃，初祖大迦葉即白眾云：『如來舍利非我等事，今者宜先結集三藏，勿令佛法速滅。』嗟嗟！倘三藏果不足傳佛心，則初祖何以結集為急務耶？……夫三藏之不可棄，猶飲食之不可廢也，明矣。不調飲食，則病患必生；不閱三藏，則智眼必昧。」大師于《祖堂幽棲禪寺藏經閣記》中復云：「今藏閣雖未告成，實予心所最急者。蓋佛祖慧命，全賴三藏始傳。緬惟宋朝藏板有十余部，今僅存南北二藏，頗模糊。嘉興書本藏經，猶未全足，真九鼎一絲之懼。且鼠即鳥空輩，視經典如怨家，倘不力為護持，將有不忍言者。湛公之急急以此為務，其如來所使，行如來事者邪？」
《憨山老人夢游集》中「刻方冊藏經序」亦云：「是以世尊利物，妙在隨順機宜，應以何身何法而得度者，即隨所應而度脫之。故順之則依，逆之則違，此常情耳。今夫斯藏所詮，乃佛真法身，一切眾生自性也。……是知斯藏之役，將計日獻捷；斯刻之功，將浩劫而不窮。直使人人因之而見佛，物物以之而明心，睹法界于毫端，覲毗盧于當下。斯可謂人天共仰真俗交歸，隨順方便之最上第一義諦廣大威德法門也！」
為保全如此重要的《大藏經》以利益後世學人，古時祖師甚至不辭艱辛地將其勒石封洞，費盡心血妥為貯藏。憨山大師《復涿州石經山琬公塔院記》中就記載了這樣一段感人事蹟：「昔嘗閱藏教，睹南岳思大師願文，願色身常住，奉持佛法，以待慈氏，斯已甚為希有矣。及觀光上國，游目小西天，見石經何其偉哉！蓋有隋大業中，幽州智泉寺沙門靜琬尊者，恐三災壞劫，慮大法湮沒，欲令佛種不斷，乃創刻石藏經板，封于涿州之西白帶山。山有七洞，洞洞皆滿，由大業至唐貞觀十二年，願未終而化。門人導儀暹法四公，相繼五世，而經亦未完。歷唐及宋，代不乏人。至有元至正間，高麗沙門慧月大師，尚未卒業。其事顛末，具載云居各樹碑幢間，惟我明無聞焉。何哉？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佛種從緣起，其是之謂乎？初達觀可大師，于萬歷丙戌秋，訪清于那羅延窟，北游云居，至琬公塔，一見則淚墮如雨，若亡子見父母廬墓也，抱幢痛哭，徘徊久之而去。……達師命清記其事。顧清何人，唯唯而作是言曰：『盡大地為常住法身，唯至人能知；一微塵有大千經卷，唯智眼能見，以如是身，說如是經，是法甚深奧，少有能信者，信之豈易易哉！是以吾佛世尊，于曠大劫，觀十方界，無芥子許，不是舍身命為眾生故而求此法處。剛求而得之，即于一毛端頭現寶王剎，一微塵里轉大法輪。是則所說三藏十二部，言言字字皆吾佛骨血心髓也。故曰：此經在處，皆應起塔供養，不須復安舍利，以此中已有如來全身故。是以能持法者，則為報佛深恩矣。』」
德高望重的淨宗十三祖印光大師在《普勸施資助刻大藏疏》中，也給予了《大藏經》高度評價：「夫大藏者，乃般若之叢林，真如之府庫，一切世出世間諸法之淵海也。舉凡如來究竟親證之道，眾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廣，三世因果之微，與夫日用倫常孝悌慈善之道，悉皆顯闡讚導，了無佚遺。以故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為宏法利生之急務焉。」
……
是否真如蕭張師徒所言：大藏經不能「廣度眾生」？歷代聖祖皆于《大藏經》的編輯工作漠不關心？《大藏經》無有純正性、權威性和尊貴性可言？……上述教言擦亮了佛教徒的眼睛。
既然「宏法大士，莫不以流通大藏，為宏法利生之急務」，那麼反過來，壞法小人也肯定深諳詆毀《大藏經》將會帶給他們的好處。蕭平實師徒對《大藏經》的不尋常態度，由此找到了合理的解釋。
具體分析時，《大藏經》的集成與翻譯事業和編目工作密切相關。名垂青史的四大譯師為鳩摩羅什、真諦、玄奘和不空三藏，他們非僅學識淵博，而且修持精湛道風高超，足堪信賴。譯經事業最為興盛的時期當數有唐一代，其間繼往開來，成績斐然。從太宗貞觀三年(629)開始，組織譯場，歷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才告停。前後湧現出著名大譯師二十六人，如玄奘法師(譯經年代645～663)、菩提流支(693～713)、實叉難陀(698～704)、義淨(700～711)、善無畏(716～735)、金剛智(720～741)、不空(743～774)等。其中，玄奘法師譯作計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義淨法師譯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未計散佚)，不空三藏譯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諸譯師翻出的佛典義理繁豐，來源清淨，基本上真實反映了當時印度大小顯密的佛法全貌。整個李唐一代，譯出的佛典總數達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奠定了漢文《大藏經》的基礎。其系統的翻譯規模、嚴謹的翻譯作風和巨大的翻譯成果，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宋朝建國後，政府曾派遣沙門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去印度求學佛法。公元980年，中印度僧人法天、天息災(後改名法賢)、施護等先後來京，使中斷已久的翻譯工程得以恢復。當時，從印度、西域等地來華的僧人絡繹不絕，帶來了許多梵典珍本。宋朝的譯經場依然組織完備、制度謹嚴、程序繁多，設有譯主、證梵義、證梵文、筆受、綴文、參詳、證義、潤文、譯經使等眾多職位。總計譯出各類佛典二百八十四部、七百五十八卷。北宋時期，印度密教如日中天，故有許多密法傳入中國，在當時譯出的佛典中占了很大比重。
唐宋兩代譯出的典籍構成了《大藏經》的主干。由于當時的譯經工作極為嚴謹、科學，故其成果自然相當可靠。整個譯經史上，翻譯過來的經律論教典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余部、六千四百二十余卷，著名譯師不下二百人。這一大規模的跨國文化傳播事業，為燦爛的中華文化寶庫增添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在世界文化傳播史上也無與倫比，堪稱是民族的驕傲。
同時，歷代祖師十分重視佛典的編目工作，以釐定部類、簡別真偽。這項工作同樣慎重細緻，甚至專立「疑偽部」一類以示存疑。如《眾經目錄序》講到：「請興善寺大德，與翻經沙門及學士等，披檢法藏詳定經錄，隨類區辯總為五分：單本第一；重翻第二；別生第三；賢聖集傳第四；疑偽第五。別生疑偽不須抄寫。」既然專辟了「疑偽部」，那麼之外的入藏經論當然是詳經勘審確切可靠的信典了。
唐朝修訂成的經論目錄有好幾種，以崇福寺沙門智升撰就的《開元釋教錄》影響最大。它收錄入藏的佛典共計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為後來一切寫經、刻藏的準據。該書序言如是云：「夫目錄之興也，蓋所以別真偽明是非，記人代之古今，標卷部之多少，摭拾遺漏刪夷駢贅，欲使正教綸理金言有緒，提綱舉要歷然可觀也。但以法門幽邃化網恢弘，前後翻傳年移代謝，屢經散滅卷軸參差，復有異人時增偽妄，致令混雜難究蹤由。是以先德儒賢制斯條錄，今其存者殆六七家，然猶未極根源尚多疏闕。升以庸淺久事披尋，參練異同指陳臧否，成茲部帙，庶免乖違，幸諸哲人俯共詳覽。
稽首善逝牟尼尊無上丈夫調御士
亦禮三乘淨妙法並及八輩應真僧
我撰經錄護法城三寶垂慈幸冥佑
惟願法燈長夜照迷徒因此得慧明
正法遐久住世間依學速登無上地
自後漢孝明皇帝永平十年歲次丁卯，至大唐神武皇帝開元十八年庚午之歲，凡六百六十四載，中間傳譯緇素總一百七十六人，所出大小二乘三藏聖教，及聖賢集傳併及失譯，總二千二百七十八部，都合七千四十六卷，其見行闕本並該前數，新錄合二十卷，開為總別。總錄括聚群經，別錄分其乘藏，二錄各成十卷……」
作者的護法熱誠與認真態度，從中可見一斑。
宋代三度編撰新的經目，仍然十分詳實。在直接從梵譯漢的佛典之外，藏經中還漸次編入了漢地祖師所造並得到教界公認的正法論著。在歷代聖祖大德的熱誠護持下，恩澤萬世的三藏教典才逐漸豐富、流傳下來。
大規模的鐫刻《大藏經》在宋朝有五次。其中從開寶四年到太平興國八年費十二年之功于益州刻成的蜀版，數量達到六百五十三帙、六千六百二十余卷，成了後來中國一切官私刻藏以及高麗、日本刻藏的準據。明朝的《嘉興藏》由一代名僧紫柏真可禪師及其弟子密藏等策劃發起，憨山大師、袁了凡、陸光祖等名士大力襄助，于清朝初年大功告成。雍正十三年二月至乾隆三年十二月，耗時四年雕成著名的《龍藏》(七千一百六十八卷)。民國年間付印的《頻伽藏》達八千四百一十六卷。從北宋至民國，編纂印行的木刻和排印本大藏經總計有二十二種。這些傳統《大藏經》在佛教界均久享勝譽，且無一例外地收錄了大量密教典籍，誠如至尊上師堪布仁波切所言乃是「發動起全國的佛教精英、耗費巨大的人力財力精心整理」，其純正性、權威性毋庸置疑。
可如今，卻有人妄圖將這許多參予翻譯、編輯、雕刻藏經工作的古德及其心血結晶全盤否定，根本罪名端在彼等皆認可了「密教部」。只要是不討蕭平實師徒喜歡的事物，他們都會條件反射地扣上種種帽子進行惡毒攻擊，人們對此已經司空見慣。但是，以全盤推翻傳統《大藏經》為代價來貶毀密宗，實在是有些過份了。請不要忘記，古德們在錄入密典的同時，也對大量顯宗教法作了認真的編輯整理。如果他們的智慧能力真不足以編纂《大藏經》，故此一切入藏的密典均不足信的話，那麼請問：他們所輯錄的顯宗教法，是不是也需要全盤否定，悉皆斥作偽經偽論呢？——正如一個人本不會開飛機，那麼他無論是開民航機還是去開戰斗機，都肯定會失事一樣！
如果完全否定編纂藏經的古德的資格，完全以蕭平實的個人意志為準繩，那麼豈止是密教部，所有傳統《大藏經》乃至整個漢傳佛教都將受到嚴重沖擊！——也許這正是蕭平實的真實目的吧！《指月錄》、《景德傳燈錄》等入藏的禪門要典受到的同樣指責，已經強烈地提示了這一點。
非但著名的開元三大士、一行、義淨、天息災等大師譯傳過密法，玄奘法師也翻譯了多部密法典籍，收錄在《大藏經》密教部中的就有：《諸佛心陀羅尼經》、《十一面神咒心經》、《持世陀羅尼經》、《六門陀羅尼經》、《勝幢臂印陀羅尼經》、《八名普密陀羅尼經》、《拔濟苦難陀羅尼經》等等。難道說，歷代輯刻大藏經的古德就是因為「稀里糊涂」地收錄了他老人家「稀里糊涂」地譯出的這些作品，才該被蕭門中人一概斥為「無有能力稍加分辨真偽佛經」、「不知不證般若」嗎？難道說，就因為歷代《大藏經》無有例外地收錄了玄奘法師的這些密法譯作，才害得她們均失去了「廣度眾生」的能力嗎？是不是只要玄奘法師「承認自己跟佛教沒有關系，承認自己不是佛教，從此以後不再說自己是佛教之宗派，也不再夤緣佛教的名義來傳法授徒」，則他老人家譯出的這些密典就「當然永遠是密教中所尊崇的密續中的真實經典而不是佛教的經典，我們絕不會說密續中的經典不是密教的真實經典，也就不再指出」玄奘法師「的邪謬而加以破斥，這並沒有什麼問題」(《真假邪說》P375)呢？
退一萬步說，即便大藏經中可能偶爾出現個別不太圓滿的地方，但像謗密者和學術界這樣不負責任地渲染的「外道法」大規模成功滲透，也是絕對不可想像的。因為古德們肯定知曉，廣度眾生功在千秋的要務即是編纂勘定《大藏經》。否則，若是真的落到藏經中滿含偽經邪論的地步，那麼後世無量學人的解脫慧命又如何得到保障呢？故此無論從道理還是史實上分析，歷代聖祖都決不可能對意義宏遠的《大藏經》編纂工作漠不關心，一任贗本偽經泛濫成災，一任整整一大部的密教典籍「瞞天過海」。若照蕭平實師徒的觀點，那才匪夷所思呢——三藏經教皆與弘法利生無干，故此倍受旨在「廣度眾生」的聖祖冷落；如來說法與祖師造論盡是無益之舉；作為教法根本的傳統大藏經不足信、不足敬、不值得依止……如此下去，最終的結局肯定是佛教徒對藏經法海棄若敝履，迷失前進的方向。這恐怕不是真正的內道學人所樂意見到的吧！
既然三藏法寶都不算數了，那麼欲求解脫的佛子又該何去何從呢？不用著急，蕭張師徒自有安排，請看：
「但能詳閱余諸著作，信受思維，反復研究，知見即可導正；末則必須暫舍度生著作，一心參究；參究過程中，宜以余著公案拈提諸書為參考書，庶有入處。」(蕭平實《宗門血脈》)
「目前台灣證得真如總相智者，不會超過一百五十人。而這一百五十人統統是在我們會里悟出來的；到目前為止，會外只有一位居士是讀了《悟前與悟後》悟的，……只有這麼一位，其它就沒有了。」
「如今隨著歲月的推進，正覺同修會中的佛門獅子自然是越來越多，也必定會有更多的人，因為讀了導師的書籍，建立正知見以後，自己參究而悟出來的……縱使未來有人可以自參自悟，那也是在導師的著作出版之後，私下讀了導師的著作而調整(學習《大藏經》而生起的)知見以後，才能自參自悟。」(《真假邪說》)
……
批倒《大藏經》，一方面可以擠垮密教，另一方面又可讓急不可耐的蕭氏邪說趁機開進，全方位填補傳統教法罹難後留下的信仰真空。如此一舉兩得的策略，再次展現了蕭平實師徒高度務實的思想作風。
為了讓整個佛教都隨著「神我偽唯識」的指揮棒轉，蕭平實真是煞費苦心曲盡機宜。尤為稀奇的是，如此明目張膽地大搞個人崇拜的毀法壞教者，居然好意思罵別人：「既不管佛說『依法不依人』的宗旨，也不顧自己所教導的法義是否有錯謬之處；如此的教義，正顯示出密宗是真正不重視經教的宗派。」(《真假邪說》P46)
到底是誰「真正不重視經教」？到底是誰「依人不依法」？顛倒黑白的謊言，在事實面前顯得格外蒼白。
在這關系到聖教安危的關頭，我們密教中人忍不住要苦心勸告蕭先生師徒：切莫妄謗大藏經！希望你們一定記住，好不容易流傳至今的三藏法寶，皆是佛菩薩的智慧甘露、歷代祖師的心血結晶，如果肆意詆毀壞人淨信，那是會遭天譴的！
堪布仁波切那段話中，並沒有提到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和《丹珠爾》，可蕭張師徒按捺不住謗法激情，硬要拉來和漢文大藏經綁在一塊兒加以毀辱。他們既已承認自己有隔陰之迷，不識藏文，對于當時結集編纂的詳情以及與事的高僧大德之智慧學識更一無所知，如是又哪兒來的權利進行評判呢？再者，無論《甘珠爾》還是《丹珠爾》里面，皆收錄了許多與漢文大藏經共有的經論典籍(精通佛理及藏漢文之智者自可詳加對照)，所以兩地的藏經法寶實際是榮辱與共的關系，要一併推翻談何容易！
元朝至元年間，政府曾廣召漢藏高僧大德學士名流，詳細對勘漢藏兩種《大藏經》的內容，編成《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明成祖于永樂八年(1410)亦曾遣使赴藏訪求佛典，取得《甘珠爾》全套及《丹珠爾》中有關五部大論的典籍，恭為翻刻刊行。萬歷三十三年(1605)，再次翻刻永樂版藏文大藏經。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再刻《甘珠爾》；雍正二年(1724)，再刻《丹珠爾》。(此即現今北京版《西藏大藏經》)從這些史實看，藏文大藏經絕非如蕭平實師徒所妄言的那樣無有價值，而是與漢文大藏經一樣同為清淨的如來正法，經得起時間和智者的勘驗。
關于中國古代的譯經事業，趙樸老曾作過一次重要講話，里面有這樣一段內容：「毫無疑問，中國古代的翻譯事業，給燦爛的漢民族文化創造了巨大的精神財富，在世界上是無可匹敵的。它是我們足以自豪的優秀文化傳統之一。但是，我們還必須指出常常容易忽略然而非常重要的另外一面。我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各個兄弟民族在創造全民族的文化中都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和出色的成績，在佛教方面尤其如此。西藏在吐蕃王朝時期，由于文成和金城兩公主的下嫁，引進了盛唐文化和佛教的信仰。其間還創制了通用至今的文字。到持松德贊時期，迎請了印度當時最著名的顯教學者寂護、蓮花戒和密宗大師蓮華生等建寺立僧，從事系統的翻譯；同時又由沙州和唐朝請去漢僧傳授禪宗，講經說法；到赤熱巴巾(即巴黎可足或彝泰贊普，815～836在位)時，又迎請印度大德多人和西藏學者一起釐定譯名，校正舊有譯文，補譯大量經論。公元十世紀以後西藏開始了佛教後弘期。直到1203年印度超岩寺及各大寺被入侵軍破壞，三四百年間印度和西藏兩地傳法求法的大德往來不斷。舉其最著名者，如出生于孟加拉國的阿底峽尊者(982～1053)，是印度當時學德最高的大師，于1042年應請至藏，創立迦當派。其學說為後來宗喀巴大師(1357～1419)所繼承，創立了格魯派即黃教，遍傳藏、漢、蒙廣大地區。又西藏的瑪爾巴曾三度赴印學法，創立了迦舉派即白教，此派在明代曾長期掌握西藏地方政權。世界知名的西藏聖人米拉日巴即此派的(藏地)第二代祖師。其余譯經傳法的大德難以備舉。自公元八世紀中葉至十三世紀中葉五百年間，西藏譯出的三藏經籍就已收入甘珠、丹珠兩藏計算，部數五千九百余種，分量約合三百萬頌，約當漢譯一萬卷。在藏譯藏經中重譯甚少，故實際內容大大超過漢譯藏經。其中尤以空有兩宗的論典以及因明、醫方、聲明的著作和印度晚期流行的密教經論，數量龐大，為漢譯所未有。由于藏文翻譯照顧到梵語語法的詞尾變化和句法結構，因而極易還原為梵語原文，所以受到現代佛學研究者的高度重視。」
除了數量龐大和極易還原為梵文等優點，當時翻譯工作的高度嚴密性、系統性，也是不爭的事實。譯場上不僅匯聚印藏兩地的大班智達、大羅扎瓦(譯師)，進行密切配合，而且還必須通過初譯、校勘、講聞研討以及反復修訂等複雜程序，直至各方皆對原本文、義通達無礙，並且譯本精益求精止于至善時方可定稿。
藏譯《中觀根本慧論》的後跋里，就有這樣一段真實的記述：「歸屬大乘對法之義，闡揚勝義真如法性，開顯(聖)般若波羅密多之理的《中觀根本慧論》，乃為擁有不可掠奪之智慧與悲心，開演如來無上大乘之理，成就極喜地之果位，前往極樂剎土，于『極淨光世界』成佛，號『智源光如來』之聖者大阿闍黎——龍樹菩薩圓滿撰著完畢。
奉擁有殊勝自在妙智之具德大國王赤松德贊之聖詔，印度中觀大論師、堪布[法師]雜加納嘎巴達(益西娘波)，與(西藏大班智達)主校比丘焦若?魯堅贊譯師共同翻譯、校勘並訂正。
該論共二十七品，四百四十九偈，共計一卷半。
之後，于克什米爾慧美繼鴻城[妙臂城]中心的仁親衛寺[藏寶寺]內，克什米爾堪布——大智者哈薩瑪德(夏波洛珠)，與西藏譯師巴擦尼瑪扎[日稱]，于(克什米爾)國王帕巴拉[聖天國王]年間，根據與克什米爾版本相符之《顯句論》，再次進行修訂。
隨後，于拉薩大昭寺殿內，印度堪布嘎那嘎瓦馬色及國卡[金鎧]與譯師(巴擦尼瑪扎)，(依照東西方各類版本)再次進行大校……」
又如藏譯《阿毗達磨俱舍論》的後跋云：「此《俱舍論頌》，乃佛陀親口授記之大德、能背誦九十九萬部經典、具有不退智慧自在者，共稱為第二遍知的大阿闍黎世親菩薩撰著圓滿。印度堪布則那莫扎(即佛友)與(西藏)大譯師華哲僧侶翻譯、校正、並以講聞方式而抉擇。」
鐵的事實足以令任何有良心的異議者低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