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對因明的運用、推廣及啟示(關興麗)
玄奘對因明的運用、推廣及啟示 天津商學院教授 關興麗
內容摘要：玄奘是舉世聞名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玄奘的貢獻是廣泛的和全面的。譯經、唯識學、因明學是佛學中最顯著的表現，而譯經、唯識學都是與因明緊密相連的：在譯經的過程中和唯識學的研究中都對因明進行了理論研究、運用和推廣，並取得了輝煌成就。『『真唯識量」就是玄奘運用因明的典范。縱觀玄奘對「宗」和「因」的規定，使宗成為立論嚴密的共比量，使「因」成為「宗」的充分理由。玄奘的唯識思想是以因明來進行結構分析，具有精密完整的系統，具有分析精深，思辨性強的特點。此唯識量被後人奉為「萬世立量之正軌」，成為論證唯識義理的經典比量。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學在中國是一門十分冷僻的學問，許多佛門中人可能還不知因明為何物；而玄奘自印度回來之後，情況就不同了，一方面翻譯出了一批因明著作，另一方面培養了一大批弘揚陳那新因明的人才，因明研究極一時之盛，並使中國成為因明的第二故鄉。可以說，玄奘是運用因明、推廣因明的典范。玄奘研究、運用和推廣因明對于我們今天的邏輯學工作者仍有許多啟示：邏輯學應與具體科學密切結合，邏輯的研究要給予社會以更多的關懷，邏輯學應該隨著生活的發展而發展；當今中國更需要「不辭勞瘁、講學論道、誨人不倦」的玄奘式的邏輯學工作者。 關鍵詞：玄奘 因明 真唯識量 作為舉世聞名的佛學家、哲學家、旅行家、翻譯家，玄奘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傑出使者。作為一代學術大師，玄奘的貢獻是廣泛的和全面的。譯經、唯識學、因明學是佛學中最顯著的表現，而譯經、唯識學都是與因明緊密相連的：在譯經的過程中和唯識學的研究中都對因明進行了理論研究、運用和推廣，並取得了輝煌成就，可以說，玄奘是運用因明、推廣因明的典范。虞愚先生認為：
「因為他(玄奘)考慮周到，避免了邏輯上的各種錯誤，所以經十八天沒有人能駁倒它，創造了運用因明攀登高峰的一個光輝紀錄。」玄奘研究、運用和推廣因明對于我們今天的邏輯學工作者仍有許多啟示。本文將闡述玄奘如何運用、推廣因明及給予我們的啟示。 一 「真唯識量」中對因明的運用 玄奘與其高足窺基共同創建了法相唯識宗的佛教宗派，完成了中國唯識學的理論建構。從師承關系看，玄奘的唯識理論，是在發揮護法一派唯識觀點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印度的無著、世親乃是印度大乘有宗的奠基者，他們的思想，中經陳那、護法等人再到戒賢法師又傳給了玄奘。唯識理論的一大特徵是用因明組織、論證唯識。無著、世親學說的特點之一，是方法論上運用了因明，無著的《攝大乘論》和世親的論釋，已經顯其雛形；護法在《成唯識論》卷七中，提出了論證唯識的四個比量；在陳那的唯識理論中，因明學是唯識學內容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明不僅是一種推理、論證的工具，更是一種佛教哲學的整體體現，對因明的理解，有助于認識、理解佛教哲學。 既然玄奘的老師都運用因明組織其學說，玄奘也是必不可免地運用，並且是嫻熟地運用， 「真唯識量」就是運用因明的典范。「真唯識量」是玄奘在印度求法期間提出的，全文是這樣的： 真故極成色，不離于眼識(宗)； 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 猶如眼識(喻)。 此唯識量被後人奉為「萬世立量之正軌」，成為論證唯識義理的經典比量。之所以如此，與玄奘對因明的運用密切相關，對「宗」和「因」的規定和說明更能體現這一點。 1．宗：真故極成色，不離于眼識 「色不離于眼識」．是真唯識量的宗。「色不離于眼識」就是人們所共同承認的各種可見物質的存在，一定離不開人的視覺。那「真故」、「極成」起什麼作用呢? 因明學對所立的「宗」及「宗依」都有明確的規定。 首先看對「宗」的規定：「違他順自」和不能「世間相違」。「違他順自」是所辯論的命題必須自己承認而論敵反對，「色不離于眼識」是唯識學派承認而其他學派不承認的命題，所以它符合「違他順自」的要求；「世間相違」即是違反公眾輿論。佛家把世間分為兩種：一是非學世間，一是學者世間。非學世間包括世俗及佛家所說的「外道」，學者世間即大小乘佛家各宗派、學派。立宗如果違反非學世間或學者世間，就有世間相違之失①。「色不離于眼識」這個命題恰好與非學世間相違，因為在日常生活中，色可以離開眼識，現實世界的物質性是常人都能感觸得到的。 玄奘為了使「色不離于眼識」這個命題成立，不得不對其意義進行限制和說明，「真故」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使用的。因明學中有一種「簡別」方法，即是立敵對諍時藉以明確概念、避免過失的一種手段。「簡別」有三種：對自比量用「自許」簡別，對他比量用「汝執」簡別，對共比量則用「真故」、「極成」等簡別。「色不離于眼識」是共比量，用「真故」便說明此命題不是「非學世間」的命題，而是「學者世間」的命題，即是依「勝義」而立的真理。窺基在《因明入正理論疏》中已明確說明這一點：
「明依勝義，不依世俗，故無違于非學世間。又顯依大乘殊勝義立，非依小乘，亦無違阿含(小乘經典名，這里借指小乘)等教色離識有，亦無違于小乘學者世間之失。」 其次看對「宗依」的規定：．「共許極成」，即立敵雙方所使用的概念必須一致。 在玄奘所立的「宗」中，佛教大小乘對于「色」這一宗依的意義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小乘承認「最後身菩薩染污色」和「佛有漏色」。「最後身菩薩染污色」是說，釋迦牟尼雖然出家後成佛，但是在出家前他追求肉欲，娶妻生子，肉身已染污過。「有漏」即煩惱，「佛有漏色」是說，佛雖然已達無漏的境界，但他的身體仍然是有漏善業所得的有漏善果，佛身仍是「有漏色」。大乘堅決反對這種觀點，認為「最後身菩薩」殘思已斷，不能再說他有「染污色」和「有漏色」，同樣，佛也已出離欲望和煩惱，不再是「染污」和「有漏」。同時，大乘主張佛有「無漏妙色」和「他方佛色」。「無漏妙色」就是離開了煩惱的佛身。小乘對此不予承認，認為一切事物皆是有漏，沒有「無漏妙色」；除經部外都不承認有「他方佛」。 面對這種分歧，玄奘同樣使用了「簡別」的方法，用「極成」限制「色」的意義， 「極成」排除了大小乘不共許的部分，只說共許的部分，以確保大小乘在相同的意義上使用「色」，具體說， 「極成色」就是佛教各派共許的十八界的色，這樣就使得「宗」合乎規矩了。 2．因：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 「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是真唯識量的因支，完整的因支應是： 「色，自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初三」即佛教所說的六根、六境、六識十八界中的第一個組合，「初三攝」就是說色是為十八界中第一個組合所統攝的。「眼所不攝」中的「眼」實際上指「眼根」。此因支可以這樣理解：人們承認它「色」是屬于視覺器官(眼根)，視覺對象(色塵)和視覺本身(眼識)這「初三」 (即「眼根」、「色塵」、「眼識」)所攝，而不僅僅是視覺器官的緣故。 因明學對所提出的「因」也有明確規定：共許極成，即立敵雙方所共同承認的。真唯識量所提出的因支符合這一規定嗎7 ． 真唯識量所立的「色，眼所不攝故」並不為立敵雙方共同認可。依照佛教傳統認識論，眼識的發生及活動是在「初三」中進行的，「色」為「初三攝」是佛教各派共許的，是共比量。玄奘在其後，加上「眼所不攝」，這便是為各派所不共許的，也是傳統佛教認識論所不能包括的。傳統的認識論，亦即小乘認識論認為，認識要通過一定的感覺器官(根)．來實現，如通過眼睛可以看到色，通過耳朵可以聽到聲，等等。這就是說，外境通過六根的攝取，才能產生精神作用的六識。概括說來，就是認識活動是根、境、識三者的和合。然而大乘佛教不承認外境是真實的客觀存在，一切事物不過是認識的變現。所以認識活動只是在認識對象「色」和眼識中進行，色與眼識相互依賴，便構成認識，所以有「初三攝，眼所不攝」這一命題。此命題將眼根的認識能力排除了，這是小乘佛教所不能承認的。為了保持因法的極成，玄奘也用了「簡別」的方法，加上「自許」。「自許」的確立，使因法與宗支有法一致，避免了「有法差別相違過」。所謂「有法差別相違過」就是因法與宗支有法必須完全一致，否則即相違，因支就不成立。經過這樣反復推敲，玄奘終于構造出「真唯識量」的正因，避免了各種過失。 如果將玄奘的「真唯識」命題翻譯成比較通俗的語言，那就是說：例如視覺，依照大乘有宗佛教教義(「真故」)所講，人們所共同承認的(「極成」)各種可見物質的存在，一定離不開人的視覺；因為人們承認它「色」是屬于視覺器官(眼根)，視覺對象(色塵)和視覺本身(眼識)這「初三」 (即「眼根」、「色塵」、「眼識」)所攝，而不僅僅是器官的緣故。 縱觀玄奘對「宗」和「因」的規定，使宗成為立論嚴密的共比量，使「因」成為「宗」的充分理由。玄奘的唯識思想是以因明來進行結構分析，具有精密完整的系統，具有分析精深，思辨性強的特點。在玄奘為他弟子的講述中，更處處以因明論證唯識的道理，使法相唯識學更加完備而發揚光大。 二 譯經過程中對因明的推廣 在4世紀中葉，，古因明伴隨著佛教已傳人中國，但沒有什麼反響。「在唐以前新因明的理論還沒有介紹過來，古因明的論著也只翻譯了三部，缺乏系統性，因此當時人們只能零星地學到一些古因明的知識，自然就不大可能對因明學有什麼闡發。」可以說，在玄奘赴印之前，，因明學在中國是一門十分冷僻的學問，許多佛門中人可能也不知因明為何物；而玄奘自印度回來之後，情況就不同了，因明研究極一時之盛，並使中國成為因明的第二故鄉。這一情形的轉變，其功勞應歸玄奘，「由于玄奘的傳授，經過眾弟子的發揮，因明學終于在我國開花結實，其首倡之功，應該歸于玄奘。」 645年玄奘攜大量佛教經典包括《因明論》共36部回到長安。玄奘回國後，把全部精力放在譯講上，譯出了一批因明著作，同時也培養了一大批弘揚陳那新因明的人才。 在唐朝廷的支持下，玄奘在長安組織龐大的譯場，有不少僧眾參與。在19年間，玄奘共譯出因明專著三部，即《因明人正理論》《因明正理門論》和《觀所緣緣論》各一卷；譯出新因明立破軌式范本兩種，即大乘中觀派清辯的《大乘掌珍論》，陳那門人護法的《廣百論釋》；譯出含有古因明內容的其他著作多種，即無著的《顯揚聖教論》和《大乘阿毗達摩集論》、安慧編著的《阿毗達摩集論》和彌勒的《瑜伽師地論》等。 玄奘在翻譯因明的同時，也講授因明，因明因而傳人我國並開始產生影響。在十多年間，培養出一批因明造詣頗高的弟子，弟子競相注疏，文軌、神泰、靖邁、明覺、文備、玄應、淨眼、窺基等人都有因明論疏問世。自貞觀二十一年至開元年間，為《因明正理門論》注疏的著作有16部—17部，為《因明人正理論》作疏記的有20多部。不僅如此，玄奘還為新羅(朝鮮)、日本培養了人才。「玄奘在翻譯因明專著的過程中，曾對譯寮僧伍和徒眾反復講說，闡發隱義，口授『立破方軌；現比量門』，玄奘的大弟子們記錄玄奘口義，加上自己的理解，『競造文疏』，掀起了一股學習因明的熱潮。」 三 啟示 玄奘對因明的運用及推廣給予我們邏輯學工作者許多啟示： 1．因明學與唯識學緊密相連，進一步說就是邏輯學與具體科學是緊密相連的。 玄奘之所以對因明學產生濃厚的興趣，主要是因為它是唯識學的邏輯工具，要發展唯識學，不能不運用因明學，因而也就不能不研究因明學。玄奘重視因明，其表現是在譯經初期就譯出因明專著二部。實際上玄奘譯經的重點是《瑜伽師地論》，是唯識學的內容，而因明不過是論證佛學的工具，玄奘翻譯因明學不過是為唯識學做準備。總之，由于唯識學的需要，因明學才得到了研究和發展。 當今中國許多學者已認識到這一點，並且一直在呼籲。劉培育從「邏輯與社會」宏觀角度談到邏輯要與社會緊密相連，這樣邏輯學才能發展。
「邏輯對社會不夠關懷。有的學者雖然一輩子都在研究邏輯學，但卻一直是『書齋式』的研究，很少走出書房去關注社會現實，導致其研究與社會現實越來越遠。……只有從社會生活中汲取營養，我們的研究才有生氣，也才會有前途。邏輯的研究要給予社會以更多的關懷，邏輯學應該隨著生活的發展而發展。」鄒崇理則明確從「邏輯與具體科學的關系」角度闡明邏輯學的發展必須依賴一門具體科學，「當今邏輯更多地呈現出滿足社會需求的務實精神。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邏輯發展呈現出什麼樣的時代特徵?自2001年英國著名邏輯學家加貝(D．Cabbay)等人重新推出權威性的鴻篇巨制《哲學邏輯手冊》(計劃出18卷，已出11卷)後，這種思考逐漸明朗清晰化。結論是：新世紀邏輯發展的重要特徵是從理論擴展到廣袤的應用領域。……邏輯是各門學科的工具，應用范圍甚至比數學更廣。但純邏輯的內容較純數學少得多。各門學科是邏輯的載體，離開載體的純邏輯研究，內容極為有限。邏輯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工具性學科，離開工具的應用對象談論邏輯，其發展空間不大。邏輯研究的大部分內容有很強的依附性，是一種跨學科的研究。因此，邏輯研究者最好依附于一門背景學科，在背景學科中尋找發展邏輯的題材和思路。」張建軍教授同樣更明確地闡明了現代邏輯發展的重要原因是邏輯在各門具體科學中應用的結果。「邏輯學是一種系統性工具。……現代邏輯達到形式化、系統化的極致，是邏輯得以在現代哲學、數學、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能、語言學、心理學、量子物理學、信息科學、生命科學以及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領域得到廣泛而卓有成效的應用的重要原因。」 2．因明學作為一門「冷僻」的學科，由于玄奘的提倡，』掀起學習的高潮。當今中國更需要玄奘式的邏輯學工作者。 在目前的中國，人們對邏輯學的重視不夠，邏輯學的教學和研究仍然處于「冷僻」的狀態。 作為傳播邏輯學最重要途徑之一的邏輯教學也幾遭厄運。1988年中學教材刪賒了有關邏輯學教學的內容，此後一些專家學者倡導在師范院校的課程中取消邏輯學課程。時至今日，許多高校削弱了邏輯學的教學和研究，必修課改為選修課並大大壓縮課時，視邏輯學為可有可無的學科，更有甚者乾脆不再開設這門課。有限的幾個邏輯學的碩士點、博士點生源緊張，畢業生的就業往往遠離其所學專業。致使許多人一輩子沒有學習邏輯學。邏輯學的研究同樣面臨許多困難。到目前為止，中國還沒有一個專汀的邏輯學刊物，在學術期刊上發表邏輯學研究的文章相當困難；國家對邏輯學的學科建設的投入不多，設立：的項目也比較少，邏輯研究立項困難，經費奇缺，研究成果難以面世。 中國社會需要邏輯學。中國社會正在走向全面現代化，以理性精神處理和解決社會生活中的一切問題，是社會現代化的標志。今天，民主、科學和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本質特徵?而邏輯學在建設現代化社會的過程中具有其他科學不能代替的作用。因為，民主需要論證，科學需要論證，法治需要論證。邏輯學是理性精神的核心。然而我們必須正視這樣一個嚴峻問題：邏輯在中國現代文化中還是根不深而蒂不固，邏輯的滲透力遠未達到世俗文化的廣大領域，遠沒有與現實結合起來，遠沒有起到應起的作用；相反，傳統的思維方式依然支配著現代的芸芸眾生，「直覺」和「頓悟」、「跟著感覺走」仍然是人們的熱門話題。 一方面社會需要邏輯學，一方面絕大多數人不能接受邏輯學教育。實際上時代賦予了當代邏輯工作者的重大而艱巨的使命：作好邏輯學的教學、傳播和普及工作。玄奘的「不辭勞瘁、講學論道、誨人不倦」的精神是值得我們發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