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道德休假與文化脫節

——地藏誕日講于香港海蓮社

巨贊法師

今天是地藏王菩薩的聖誕，趁著這紀念的日子，來和各位談談佛法。

我們放開目光留意地向社會四周的環境打量一下吧，就會覺得現在正足道德休假與文化脫節的時期。為什麼要這樣說呢?我記得在廣州的時候，遇到一位居士，他對我說：「我願入地獄」。這不足很奇怪的一句話嗎?任何學佛的人，對于三途八難，都足要極力迴避的。說得直接一點，許多人正足為怕墮地獄而學佛修行。何以這位居士偏偏願入地獄呢?他解釋道：「地獄雖然足受苦的處所，可是有大願的地藏菩薩常住在那里面說法教化，還有大悲的觀世音菩薩時時到那里面去灑楊枝甘露。同時傳說中的閻羅包老也是鐵面無私的法官，他是裁決公平，賞罰嚴明的。回頭看我們現在的世界吧，受苦足受夠了，但總未遇到地藏菩薩來救度，也沒有觀音菩薩來灑楊枝甘露。至于政治方面，像包丞相這樣的人物，正不知和這世界絕緣了多久。為要得見地藏王菩薩和觀世音菩薩，更想看到公平和嚴明的政治，所以願入地獄去。」我聽了他的話，不禁慨嘆系之，生在人間真不如在地獄的好!但是為什麼人間會弄到這麼糟的呢?說起來還不足為了道德休假的緣故。道德休假了，世界就無所謂正義和公道，更分不出是非黑白，人人都懷著自私自利的心，只要有「利」就以為足「功」。于是作奸犯科的人，可以受社會的崇拜，而潔身自好者，反被人們所奚落，所藐視。這樣一來，世界秩序焉得不紊亂?人民焉得不陷入痛苦的深淵之中?道德休假，由于文化脫節。說到文化，范圍太大了。我在這里只能簡略的先說一說中國文化脫節的狀態，然後以佛教徒的身份，觀察佛教的狀況，再說佛教的文化脫節。

舉凡某一件事的成敗盛衰，決不會足偶然的，其中定有許多因緣，假如要細心考察，必先迫尋它的歷史源流。文化足思想的產物，想探討中國的文化， 自然要研究中國人的思想。中國人的思想，向來是注重現實，不注重理想。所謂現實，並不足將理想實現的意思，而是只顧現前的事實，沒有遠大目標的意思。例如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就是教我們在生存期間，僅可以談現在生存的事情，不必顧慮到死後的將來。佛教淨土宗求生西方這種教理，在孔子看來，他一定會說：這問題在生存的人是不能談得到，而且也不須要談到，因為生西方是死後的事，關系于未來的。他的目光既然側重現實，所以對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倫，最視為重要。我們可以這樣說，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特點，不出入倫道德的現實思想。講到此地，使我聯想起一件事，由這事件的提起到結論，對于了解我國所以注重仁義道德的謎，有很大幫助。去年當我在無錫國學專修學校授課的時候，同事中有一位馮介民教授，是美國留學生。他畢業後在美國任職十幾年才回國，對于美國人情風俗，很有認識。有一次，他很感慨的對我說：「中國人口口不離仁義道德，而其實行為上最不講仁義道德。美國人雖然沒有聲聲說仁義道德，可是他們的行為，卻很注重仁義道德。」這些論調，我當時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只當它足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此次經過廣州，在中山大學和幾個教授談到這回事，呂逸卿教授(地理系主任)說：「譬如立法，足以犯罪為對象的。假若有一些地方，從來沒有小偷，則當地的法律上決不會有懲治小偷的條例。反之，若某地懲治小偷的法律愈嚴，則其地之小偷必多，手段亦必厲害。由這個做比喻，可知中國聖賢，所以不得不高唱仁義道德者，或者因為我國人不道德的根性太深之故。」這樣講法，我以為很有價值，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至于不道德根性之養成，我則以為由于「現實思想」。但孔孟以及理學心學家的著述當中，都很吃緊地、認真地指出仁義道德都足從心地里做出來的。也就是說，每個人都可以完成道德，每個人都可以做像一個人，所以幾千年來社會上尚能維持秩序。可是現在就不然了。在廣州的時候，我又遇到浙江大學哲學系主任謝幼偉教授，他說：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所以我國的士大夫歷來都不信神不信鬼的。有許多人因此說我國沒有宗教，但還總相信「人」。現在則不獨不信神不信鬼，更不相信自己是一個人。既然不相信自己是人，作出來的事，自然一任獸性沖動，還談得上什麼仁義道德?我所以說道德休假由于文化脫節。現在有許多真有思想學問的人，想把文化改變，使道德消假，以改造中國。在這種運動當中，我以為需要佛法。現在再談佛教的文化脫節與道德休假。

我國佛教，自唐末以來，即受到嚴重的創傷，所以目前文化脫節的現象也非常可悲。原因有數種。第一、禪宗的不立文字。禪宗本來足為上根利智的人說的，高深的程度達到如畫龍點晴的最後階段。畫龍點晴的典故足這樣的：從前有一位名畫家張僧繇，他在一間廟里畫下了四條龍，畫得像活的一般，但都是沒有點晴的。欣賞的人問他為什麼留下這一些工作不去完成?他說：「我若把龍的眼睛點好，龍就會飛去了。」那些人聽著，不免覺得他說的話近于夸大和荒誕。僧繇為要表演他的真藝術，當場點了一條龍的眼睛，龍果然飛去了。這里引用畫龍點睛的譬喻來比禪宗，意思是說，點晴的工作固然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在沒有畫龍之前，或在已畫龍而又畫得不像的時候，而去點睛，這點上去的眼睛就不知足犬眼睛還足蛇眼睛，決沒有用處。所以龍的飛起，並不單足點晴的作用，重要的還是首先要把龍的模型畫得像，點晴不過是最後完成的工作。禪宗參禪，不立文字，也不必研經習論，從表面看來，和點睛一般也是一件容易不過的事。但叫沒有教理或宿世積累的慧根作根底的人去參禪，參來參去也是瞎盲禪，愚癡禪，猶如未畫龍而先去點睛，點出來不知足什麼眼睛，哪有用處?然而參禪的工作又是不可少的，那些對于教理有相當了解而未得真實受用，即疑情未斷的人，是要等待參禪單刀直入，實地破除最後一分執著，猶如龍畫好了，不點晴是不會飛似的。到此地步，敢說「六經注我」、「即心即佛」，自然用不著文字。可見不立文字的話，不足隨便什麼人可以拿來用得的。唐末的禪師，不明白參禪是要有甚深的教理作基礎的，橫執著不立文字一句話，而輕視教乘，三藏十二部幾成廢紙。自唐而宋，而元明清，一代不如一代。現在佛教界普遍的愚癡或無知無識，實在吃了禪宗的虧。

其次，有一種致使佛教變質的思想，就是那句常常引用來作警策語的「了生死」這句話頭。我記得朱光潛教授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一書里說過：「佛教絕我而不絕世，故釋迦牟尼一生都足以出世精神，做人世事業。佛教到了末流，只能絕世而不能絕我，與釋迦所走的路，恰恰背馳，這是釋迦始料不及的。」朱氏雖非佛學專家，此論則非常中肯。原來「了生死」的話通常是指臨終預知時至，或坐亡立化這種種現象而言的。這樣就非摒棄一切而專門為自己的死後打算不可了。「生死」兩字這樣講法，了生死這樣了法，實在不合佛理。試看四十二章經里面有一章，佛陀問他的弟子：「人命在幾許間?」弟子中有的答：「在一日間。」有的答：「在飯食間。」佛陀都說他們不得道。最後有一個說：「在呼吸間。」佛陀才印可說他已得道。人命在呼吸間這句話，我們若單把他當警策語看，未免估低了價值。它的語意是要人知道生命既然在呼吸間，那麼我們無論舉足下足處，舉心動念處都足生死。要了生死就要在每一舉足下足和舉心動念處去著手。請問各位，在舉足下足，舉心動念的生死處如何「了」?如何「了」我敢說：惟有從舉足下足處舉心動念處去了生死，才是真了生死。能坐亡立化的人不一定是真了生死，真了生死的人決定可以坐亡立化。由于人們把了生死的真義糊涂了，致使佛教變質——絕世而不絕我——佛教文化愈加脫節，道德自然也就休假了。

我們看看現時佛教界中所謂宗師吧，他仃1的出身，大都從無知無識的階層來的，禪宗的不立文字剛好替他們「藏拙」。佛教真理，當然與他們絕緣，也就無可弘化，乃別開生面，炫弄神通，或裝點苦行，以資號召。有的甚至撥無因果，胡說亂道。佛教的慧命，不能不說足斷送在這許多人手里。總括起來，還是不出誤解「不立文字」和「了生死」兩句話的禍根。做中國的佛教徒，眼看中國的文化脫節道德休假，連佛教也是文化脫節道德休假，無怪那位居士不願在人間而願入地獄了!但我們現在看清楚了，應該起悲痛心，時時存著要走上光明的正軌這個念頭，去改造社會，重興佛教，這就需要地藏善薩的精神。

提起地藏菩薩，當然要討論到地獄。地獄足輪迴果報中的事實，然非佛教的殊勝義，因為佛教以前，印度的許多學派當中，也有這樣講的。佛教的殊勝義，只有常住地獄中教化眾生的地藏菩薩可以代表。為因地獄是苦的處所，是一切有情都害怕和畏避的，惟有這位菩薩用慈悲願力莊嚴，卻安住在里面。為什麼他有慈悲和願力呢?這可以用「至理髮真情」五個字來解答。慈悲和願力，完全足真情的流露，何以真情會流露呢?不外由于至理的陶融開發。現在略把至理髮真情這句話說一說。真情足真的同情心。各種生物中，凡是愈高等的，他的同情心就愈大。人類足高等動物，他看見他的同類受苦的時候，就會發出同情心要想去拯救他。雞犬是低能的動物，他雖然看見了他的父母兄弟被殺死亡，也不會發出同情的感動。在這里有人會反問，你說人類有同情心，這句話也不大可靠，因為國內每一大都市上，每日都見有不少橫在路邊的餓殍，然而達官貴人，富商大賈仍然是盡情享樂，從不見他們投一瞥可憐的眼光和動一下救濟的念頭。可知同情心不一定足人人具有的，有時可以汨沒的。這也足事實，可見同情雖足人類道德的精華，若無至理的啟發，不一定會發生神聖底作用的。

「至理髮真情」這句話，在教理上即是理事不二二和悲智雙運。理事本體——真如——圓成；事足現象——緣生——依他。事理兩方圓融無礙，所以悲智雙運。悲是真情，智是正理，兩者必須互相關涉然後方起作用。又有另一種配釋，理事不二足指至理，足境；悲智雙運是指真情，是行。行必須要明境然後才算得足正行，所以至理和真情都是相依互起的。

從至理髮真情的意義去參詳，可知佛教並不是枯寂和消極的，佛教徒的生活，應該足偉大莊嚴，生龍活虎的。地藏菩薩在地獄里教化眾生，就是表揚佛教的一殊勝義。那麼我們每一個佛教徒都應當明至理，發真情，在社會上起模范的作用。縱使文化脫節也可以把它持續，就是道德休假，也要教它消假。我們能用這種精神來紀念地藏菩薩，或者才不是虛應故事，照搬文章。

(原載《海潮音》2 7卷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