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與禪——為東坡九百零五年生辰紀念作
巨贊法師
「禪」是梵文「禪那」的省翻，玄奘法師意譯為「靜慮」，其實就是「定」，「止」，或「靜坐」。這不是佛教的殊勝法門，釋迦出世之前，印度的瑜伽學派就很講究這一套，從各家廣律上考察起來，佛在世時，佛弟子們對此也很注意。佛教西來之初，像安世高等譯師所翻譯的禪經，都是偏向這——方面的，通常稱之為「小乘禪」。之後，仲長流開兩晉清談之風，整個學術界為之披靡，禪學因而也漸漸改變學風。關于達摩的傳法，近來有許多學者以為和初唐的六祖惠能不是同一系統，可是道宣《續高僧傳》上明明說，二祖慧可得法之後，「在鄴盛弘，滯文之徒，是非紛起」，而慧可的法弟向居士所傳下來的偈，的確也合乎惠能以後禪門的所謂「祖印」，可見從達摩到惠能，思想上是聯貫的。同時更證以梁代傳翕寶志等人的行徑，我們可以決定的說，兩晉南北朝禪學的內容，已經融合了當時學術界新的精神，而向著更活潑，更直捷了當的目標走了。這——作風的具體表現者，即為——字不識的六祖惠能。
《六祖壇經》高唱「定慧等學」，以空心靜坐，百無所思者為「不可與語」的邪見人，和小乘禪確好是一個相對，稱之為禪，實在不大確當，所以後來大都稱之為「宗門」。近人又替代新立了一個名目——「中國禪」。
如果再從學術演變的公式推廣起來，在兩漢經術支離破碎之時，有玄學清談的興起，實屁勢所必然。惠能之前，玄奘法師替佛教界奠定了學術的基礎，他的門弟子，紛紛造疏注釋經論，當時的僧徒幾乎個個都知道「百法」，「五蘊」，乃至「唯識」。可是說愈雜而理愈晦，對于修養，並無多大用處，「——針見血」，「單刀直入」，成為佛教界…—致的要求。惠能的說法，于是風靡——世， 中唐以後，壓倒一切，玄奘門下的各種章疏，因之無人過問而漸漸失傳。禪宗在佛教史上的重要，比清談在儒家的領域里大得多了。
至此我們可以曉得，禪宗是佛教西來以後，外借玄學清談的引發，內因迫切求真的要求，而洗鍊出來的—點精華。他攝取了其他各宗派的特點而不板滯，不堆砌，深刻親切，生龍活虎，很合于士大夫們的口味，所以王維、白居易、柳宗元、李翱等人都喜歡和禪僧往來，就是辟佛著名的韓昌黎，見到了大顛，也不能不說：「大顛頗聰明，識道理，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物所侵擾。雖不盡解其語，要自胸中無滯礙因與往還。」記得有人問王安石，孟子以後何以沒有人?王說：「儒門淡薄，收拾不住英雄，故皆投入佛門，如道一百丈皆是。」道一，惠能的再傳弟子，百丈又是道一的弟子，都是宗師。
禪宗到唐末，已經分成五派，質樸的棒喝和機語，漸漸應用詩文警句，北宋更甚，同時又喜歡援儒入釋，引儒書——尤其是《論語》、《中庸》，證佛理。譬如大慧杲禪師問黃山谷如何是「吾無隱乎爾」，山谷幾無語，都不相契。後來偶聞木樨香，大慧禪師隨口念了一句「吾無隱乎爾」，山谷頓時大悟。這番作用，非常巧妙，一方面可藉以打通儒佛的壁壘，一方面則能夠有力地吸引「天機清妙」的學者，使之皈佛，其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是蘇東坡。
東坡十歲左右作《爰候太初論》，已經有「人能碎千金之壁，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于蜂姜」之語，他，其如宋《孝宗文集讚》所說的「手扶云漢，元氣淋漓」。《冷齋夜話》記公七八歲時夢身是僧，往來陝右，元豐七年，子由和省聰禪師云庵禪師三人，又有同夢迎戒禪師的事。所以宗門的傳記上，都說東坡是黃梅五祖寺的戒演禪師托生，而他晚年所作《南華寺》詩也說：「我本修行人，三世積精練，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可見他自己也承認的。不過他在眉州，雖然見過「能知孟昶宮中事」的朱姓老尼，並沒有機會學佛，子由的《東坡先生墓志銘》上說：「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摯書，論古念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英。作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這是東坡少時的學歷，當然說不上深造，所以子由的《龍川略志》和俞琰的《席上腐談》里都說東坡嘗從一僧受點金術，他《上張安道論養生訣》的書中，則有「神仙長生不死非虛語」，「長生根本，幸深加寶秘，勿使庸夫妄窺之，以洩至道」等語，東坡後來好佛，大概淵源于學道。
東坡和禪僧往來，始于治平三年，丁老蘇憂，扶柩回籍的時候，所與游者名惟簡。東坡因為他的請求，把在京中收藏的唐畫四菩薩版舍入寺中，惟簡為此大興土木，費錢百萬，造大闍藏之，東坡助錢二十之一，有《四菩薩闍記》，不曾講到佛理，當時他的年齡為三十二歲。熙寧二年，入京供職，替王讚寫《蓮花經》。以後悴杭州，守密州，入徐州，轉潮州，謫黃州，所與游者，如孤山的惠勤惠恩，天竺的辨才，淨慈的本長老，金山的寶覺，東林的總長者，和大覺璉、佛印、參寥、仲殊等，都是一時有名的禪僧，性情與學力，與東坡又不相上下。東坡至此，即不欲參禪，亦不可得，何況他本來與此道相近，這對于他的道德文章，都有莫大的幫助，我們不妨拿他的詩做憑證來分析。
一般講東坡的詩，大都劃分為少年、壯年、老年三個時期。少年時期的作品，像《怪石二十三韻》，全用老蘇家法；《送宋君用三十五韻》，雖說伸縮轉折，極盡騰挪之勢，但還沒有能獨辟蹊徑。再就《風翔八觀》說罷，《石鼓歌》氣魄雄厚，辭旨道勁，雖然是以上追昌黎，而意境不過是：「潭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誰與友」，「當年誰人位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興亡百變物自閒，富貴一朝名不朽」，不能說他怎樣高超融澈。《詠天柱寺維摩詰像》，起首就用莊子大宗師篇的典故，說理也不過是：「乃知至人外生死」，「倪首無言心自知」，可見東坡爾時還沒有看過什麼佛書。可是他的和子由《聞子瞻將如終南太平宮溪堂讀書》詩里說：「士方其未得，唯以不得憂，既得又憂失，此心浩難收。」又說：「下視官爵如泥淤，嗟我何為久踟躕。」就這幾句詩上，我們可以想像得出，東坡是怎樣一個坦白清遠而富于求真心的人，所以他畢竟背起了「西方公據」。
自此以後，東坡年事方壯，精力彌滿，再加上悴杭，守密，貶黃，歸朝，種種山川。時政升沉榮辱的經過，詩境自然不同。初到杭州游弭山贈惠勤、惠恩二僧的詩，頗有逸致，對于高僧的行徑，像「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茲游淡泊歡有余，到家悅如夢蘧蘧」，寫「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絮被縫海圖，清風時來驚睡余，遂超羲皇傲幾蘧」等語，可知他已神往了。《寄北山清順禪師》的詩，乃有「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之句，或者他從這時起，才認真留意宗乘。《鹽官四絕北寺悟空禪師塔》的「已將世界等微塵，空里浮花夢里身」。《上元過祥符僧可久房蕭然無燈火》的「不把琉璃閒照佛，始知無盡本無燈」，都是「法味」。我覺得東坡的詩，從此以後，才漸漸沖澹有真味。當然，他是一個才氣橫溢，器識宏偉的人，蒿目時艱，免不了塊壘，像《看湖詩》的「滄海若知明主意，夜教斥鹵戀桑田」，《送子由乞官去京詩》的「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急」，《廣陵贈劉貢父》的「羨子去安閒，吾邦正喧哄」，都是以招尤取禍，或者會說他修養未到，爐火未絕。我卻以為這是東坡的真處，惟其真，所以能保能純。東坡謫海南，佛印給他的信上說，「三世諸佛無非有血性的漢子，子瞻亦是有血性的漢子，更望稍事排遣」云云，佛印是深知他的，他更向深處純處走，則從謫黃州起。
東坡在黃，寄居僧舍，參寥千里追隨，這使他非常感動，同時心境也漸趨平淡。他自己說：「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數起，數為世樂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可見其信佛之篤。元豐七年《贈東林總長老》的詩，「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當時曾轟動大小叢林，可以代表他的見地。此就宗門的機用上勘驗起來，固然沒有到究竟處，或者還只是「光影門頭」，但東坡在詩文里能夠把他運用得很純熟。黃山谷館東坡樂府的卜算子說：「東坡道人在黃州時作，話意高妙，似非吃煙火食人語。非胸中有萬卷書，而筆下無一點塵俗氣，孰能至此」，實非阿其所好。歸朝以後，大概是徵逐交游，勞形案牘的緣故，所作應酬品為多，沒有什麼高妙之處。元豐八年跋所書《楞伽經》，論到當時的禪病，則很切要。
紹聖年中，東坡謫惠州又謫海南，詩境人化。如《初食荔枝》詩：「我生涉世本無口，一官久已輕蓴鱸，人問何者非夢幻，南來萬里真良圖。」如《鑿井得泉》詩：「我生類如此，何適不艱難?一句亦天賜，曲肱有余歡。」真可以說襟懷如洗，—一片天機。而《次韻高要令見寄》詩：「天人同一夢，仙凡兩無錄，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是，使回天熱焰，長作照海燭。」《次韻定意飲長老見寄》詩「淨名毗耶中，妙喜恆沙外，初無往來相，二士同一在」，境地似乎比《贈東林總長老》的更高。古今人論東坡詩的，莫不推崇暮年的作品。子由說：「東坡居士謫居儋耳，置家羅浮之下，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屋而居，啖薯芋為食，華屋玉食之念，不成于胸中，平生無嗜好，以圖史為園囿，文章為鼓吹，至是亦皆罷去，猶獨喜為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黃山谷也說：東坡嶺外詩文，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外來。」我以為全是得力于禪，佛理所養成。否則韓昌黎的才氣，並不下于東坡，遷謫以後，何以示《韓湘詩》，只會說：「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朝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云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和東坡的作品一比較，格外顯得淺俗不堪。宗門自唐歷宋而元而明清，到現在一千多年，「剎竿」還沒有倒卻者，從這里可以知道他的原因。
建中靖國元年，東坡度嶺北歸，瘴毒大作，止于毗陵。7月28日有問疾勸他用力求生淨土，他說：「用力即差」，說畢泊然而逝。末後一著，也很清楚，有點像唐朝龐居士，比著《護法論》的張天覺之流，似乎高明得多了。
(原載《獅子吼月刊》1 942年第2卷第1期，署名緇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