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運動的回顧與前瞻
巨贊
從佛教的破除迷信說起
墨子志天，明鬼，而「儒以天為不明、以鬼為不神」〔2〕，他的「道統」，從此再傳即絕。原因據說是中國人迷信宗教的心理，素稱薄弱；孔子的確也說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教條。但是自從「夢見金人」、「白馬馱經」以來。到現在1872年(公元68——1940年)，佛教非但控制著中國大部分民間思想〔2〕，柳翼謀先生還說：「佛學發天人之秘，拯盜殺之迷，吾國思想高尚之人，亦遂研精其學以為范」〔3〕。為什麼?約翰根室(John Gunther)說：「佛教不承認任何神為最高存在物，佛教是一種行為的模范，一種合理主義的體驗，……所以極迎合中國人的嗜好」〔4〕。此外還有人說：「佛教非宗教，非上帝觀。非宇宙論，非多神之崇拜者：是富有道德的系統，為各宗各教之最高峰；其在哲學上的地位，已被世界各國共同承認為現代最精密的理論派。釋迦牟尼的地位，實超越于達爾文，利特雷諸人之上」〔5〕。那末佛教決不是初民心境中神秘迷信的產物，佛教徒當然更不是傳習巫術(magic)、播植迷信以自活的巫師。
釋迦牟尼成佛之前，整個印度，籠罩在婆羅門神話的氛圍之下。社會上嚴格地分成四個貴賤貧富懸殊的階級，奉行著繁文褥節的祀神儀式，口里還喃喃地背誦收集在阿闥婆吠陀(Atharvaveda)里的各種咒語，祈求平安、長生，和賭博時的幸運，或希圖藉以驅除野獸，疾病，仇敵與魔鬼。佛則大聲疾呼，一掃而空，非但不准來自各個階級，而融融洩洩如父子兄弟的門徒祀神，並且連占卜星相運氣煉丹也在禁止之列，所以佛教是徹底破除迷信的、革命的。《景德傳燈錄》上告說我們，唐代的禪宗寺院里，有許多簡直沒有大殿，不塑佛像。而當時那些繼往開來的「祖師」，如馬祖、百丈、黃櫱、靈祐，則大都采取生活自給的辦法，參禪不忘種田。這和1239年佛羅倫斯的San Donato Frael Torri寺院，從事機織以自給的辦法有點仿佛〔6〕。就社會經濟條件和慈悲平等的立場上研究起來，當然是值得稱譽為「合理」的，雖然錫蘭緬甸的僧徒，至今還固執地以實行沿門托缽的原始佛教制度為合法。
然而奇怪的是：傅弈、韓愈以後，像歐陽修、王船山之流，時刻詆毀著和尚們的不織而衣、不耕而食，寺廟生活情形，反一天一天違背唐代的合理性，以至于構成現在叢林商店化、地主化、小廟家庭化的畸形狀態。所謂最精密的理論，自宋以來，就逐漸被那些多閒的長老們菲薄著，目為義學空談。大部分和尚，本來是為著生活出家，更用不著佛理。整個佛教界浮沉在愚河癡海的無知濁浪之中，跟著來的就是迷信的「慈航」。佛非但需要批發他所毀棄過的祀神儀式和咒語，同時還得披上方士式的八卦道袍。同源論取中道而代之，也還可以勉強名之曰清談或空談，縱然並不是學理；定數論、定命論則暗地里戕害著廣大群眾奮發有為的心靈，敵人正利用他麻醉我淪陷區內的同胞。此豈佛所及料哉!怎怪得社會人士，對于佛教與佛教徒的譏誚攻難?這之間，便有新佛教運動發生。
以前種種
新佛教運動的發端，應該推溯到同治五年楊仁山先生在南京創辦的金陵刻經處。有了他，我們才能看見號稱基本佛學，而「道喪千載」的相宗典籍，元明以來非科學的佛學研究方法，為之一變。其後仁老就刻經處設立只桓精舍，想藉以培植一批新的干部，能夠直接從梵文巴利文的原典，考校歷來翻譯的同異，以資雕印方冊全藏。曼殊大師也是教師之一。好事多磨，不久就告停頓。金陵同仁，一方面還是募款刻經，一方面則另辦佛學研究會，從事于法相唯識的鑽研，主其事者為宜黃歐陽竟無先生。據歐陽先生的口述，那時他們生活環境很苦，常常要自己動手燒飯，參考書籍的供應又不夠；一寧不明，窮思累月，令人想起日本維新志士，沒有文法、字典作參考，埋頭學習荷蘭文、英文的艱苦作風。
又據傳說：端午橋于兩江總督任內，因只桓精舍停止，曾在南京創辦僧立師范學堂，諦閑、月霞兩法師相繼主持其事。革命軍興，午橋被害川中，僧立師范學堂校舍全毀，當時的一切組織教育情形，也因之泯滅無存，可以說是新佛教運動的第一場損失。和僧立師范學堂同時，湖南新學之風正盛，廟產興學的風潮，逼得長沙的和尚也辦了一個僧學校。那完全出于臨時抑制的心理，事過境遷，自然偃旗息鼓，經過情形，也很難考索。據說為長沙和尚獻此抵制妙策者日僧水野梅曉，民國以來頗有師其成法，與社會周旋者，這是新佛教運動當中的「油瓶」。
由于金陵刻經處、只桓精舍、佛學研究會的開發，民國元年才有佛教會的組織，發起人蒯若木，孫少候，李證剛，歐陽竟無等，都是楊仁山先生的朋友或弟子。他們想使政教分立，徹底改組佛教的陣容，所以對國民政府用公函而不用呈。那時，國父是臨時大總統，對此很為贊成，有函復佛教會云：
敬復者頃奉公函，暨佛教會大綱及其余二件，均悉。貴會揭宏通佛教，提振戒法，融攝世間出世間一切善法，甄擇進行，以求世界永久之和平，及眾生完全之幸福為宗旨。道衰久矣，得諸君子闡微索隱補弊救偏，暨暢宗風，亦裨世道，曷勝瞻仰讚歎。近時各國政教之分甚嚴，在教徒苦心修持，絕不干預政治，而在國家盡力保護，不稍吝惜，此種美風，最可效法。民國約法第五條載明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第二條第七項載明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條文雖簡而含義甚宏。是貴會所要求者盡為約法所容許。凡承乏公僕者皆當力體斯旨，一律奉行。此文所敢明告者。所有貴會大綱，已交教育部存案。要求條件亦一律附發。復問道安。孫文謹肅。
這新佛教運動史料中的瑰寶，原件似乎保存在支那內學院。當時可惜干部缺乏，居士和尚復不能協調，蒯若木等遂完全退出，交詩僧寄禪接辦。寄禪受和尚們包圍，佛教會的宗旨，由政教分立徹底改組佛教陣容，而變為乞求政府通融，保護廟產。新佛教運動的一片慈云，又被「業風」吹散。
太虛法師是只桓精舍的學生，天然是新佛教運動的同志。民元政治革命的成功，激勵他和仁山法師等對準舊僧的堡壘投了一顆炸彈——鬧金山。可是佛教會早就「變相」，並且交結權貴，根深蒂固。他們失敗，太虛則消聲匿跡，在浙江普陀山閉關三年。印光法師對我說：他在關房里寫了許多改革僧制的計劃，《整理僧伽制度論》也是那時寫的。他的天分本來很高，文字也相當動人，出了關，時事又許可他「繼續努力」，才有《海潮音》佛學雜志出世，開展新僧運動的廣大宣傳。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以及漢藏教理院等等都是在這種宣傳下面建立起來的，而武昌佛學院則是新僧的黃埔。
比武昌佛學院的建立稍前，歐陽竟無先生擴充佛學研究會而成支那內學院。沈子培、章太炎、陳三立、葉恭綽、梁啟超等皆是熱心贊助之人。登高一呼，眾山悉應，接著就有法相大學出現。蔣維喬、梁啟超都去聽講，其盛可知。至于開辦法相大學的目的，一般人總以為不過整理教理而已，其實小看了他們。他們想把法相大學逐年畢業的學生，調和在整個教育界中，佛化全國。民國十六年(1927年)，國府奠都南京，法相大學校址以地當沖要被收買，一切計劃，就此停頓。而內學院的同門如湯用彤、景昌極、熊十力、繆風林、蒙文通、盛成中等，都是大學教授，對于佛化的推進，當然還是很有關系。
太虛法師的計劃也很偉大，他自己說：「統率無方，實行不足」，所以有許多事業，沒有經過必要的階段而躐等以進；和文化界也失去學術上的聯系，影響到干部的健全，阻滯了發展的進程。從前新舊僧之爭，曾經鬧得烈烈轟轟，像煞有介事，結果逐漸消沉，以至于新舊僧同流合污。民國二十年左右，已經不大聽到新的論調，抗戰以後，似乎又有點起色。不過如芝峰、大醒、法舫、法尊、竺摩、印順諸師，在學問和事業上，都是很有辦法的。新僧運動終于要在他們手里成功。
推波助瀾
「抗戰烽火」燒著「拖地的眉毛」，東戰場上僧侶救護隊的勞績是不可磨滅的，新僧所為也，誰也不能否認是新僧的一大進步。停頓、解散，不是他們的過失，沒有做到的地方，我們替他補上了。
去年南昌失守之後，整個湖南震盪著，連我在南岳福嚴寺講學的華嚴研究社也起了騷動。我們以為佛不許可侵略，所以鼓勵抗戰；佛教徒是應該參加阻滅侵略的抗戰陣線的；同時對于民眾的動員，佛教徒也可以為國家民族盡一點力。所以××干部訓練班的政治部主任陳石經軍長幫助我們組織佛教青年服務團，並且關切地指出我們應該做的工作：
第一，用佛教反侵略的理論，對大部分信佛的日寇努力宣傳，使他們知道宗教上所指示的侵略的惡果，而厭戰反戰。
第二，聯合世界佛教徒及各宗教徒，在精神和物質方面，作反侵略的總動員。
第三，利用廣大群眾，對于佛菩薩的信仰，說明佛菩薩也要他們起來保護祖國，以堅定其抗戰的決心。
第四，打破日寇在南方佛教國如緬甸、暹羅、錫蘭、安南等處所作征服中國就是挽救佛教的歪曲宣傳。
第五，要嚴密地把各地佛教徒組織起來，拉到抗戰的陣線里去。
第六，要以純正的佛理，洗滌佛教界內一般不正確的理論與組織。
佛教青年服務團，就在這幾個工作目標之下，取得第X戰區政治部的補助而成立。我們的同志——大定、光宗、澄源、洗塵、明恆、明悟、理妙、西岸、潔矩、遍濟、煥文、法奘，……——都認為參加抗戰，是佛教救世精神具體的表現，同時也就是宣傳佛教的絕好時機，所以大家很興奮，不怕吃苦。
在南岳，我們策動南岳佛道救難協會的成立，集中南岳全山壯丁年齡內的僧道訓練一月，結業後，他們組織流動工作團，由暮笳法師率領，出發衡陽、湘潭一帶工作，很得到各界的好評。至今衡陽湘潭的牆壁上，還可以看見「當漢奸的生受國法，死墮地獄」等一類佛化巨型標語，嚴肅地教訓著來往的人們。
「七·七」二周年紀念，我們奉令到長沙工作，在省動員委員會，《國民日報》的招待席上，任啟珊先生希望我們領導長沙僧尼精神動員，舉行國民公約宣誓。我們都誠懇地接受了，當時我曾說：希望省動會能夠領導長沙市內各宗教徒聯合起來，組織反侵略同盟，響應國際反侵略大會。他們都以為足。後來我和長沙基督教育年會的張以藩、李振聲商量，也很贊成，九政主任胡越並且督促過他們。湘北會戰前夕的緊張，粉碎了我們的一切計劃，可恨日本強盜!
長沙各界青年獻心會，也是我們和長沙青年會、省動員委員會、青年記者學會、婦女工作委員會、傷兵之友社等十幾個青年團體配合著舉行的。此外如勞軍，出壁報，假陣中日報副刊地位出佛青特刊，參加各種紀念會，討汪大會，徵募寒衣運動等。都是關于擴大影響一方面的工作。
本位工作則除幫助長沙市縣佛教會，調查長沙市縣最近僧尼人數及廟產外，還和他們聯合組織長沙佛教青年戰時訓練委員會，籌辦僧伽訓練班，報名投考者五十余人，定于9月30日開學。湘北緊張，不得巳而解散，損失一兩千元，佛青團也隨之幻滅。
檢討到馬丁路德
一提起新佛教運動，常常會想到馬丁路德。他窺見貴族之私、發表告日曼貴族辭， (An Address to the German nobility)力斥宗教捐稅之苛，又謂廢棄朝拜聖地的習慣並諸節期之後，可使實業繁盛，而貴族得坐收其利。貴族如Ulrich Von Hutten之流，才幫助他擺脫舊教的謀害而為所欲為，這樣才有新教出現。引起農民革命，出于他意料之外，貴族又豈能放過他，他的造成嚴重的錯誤，〔7〕，真可以說：「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桑戴克(Lynn Thorndike)說：「基督教改革，非通俗運動，且未容成通俗運動。……基督教改革中，民力，經濟上，或社會上，政治上所得極微，而廢除瞻仰聖地習慣，取消各種基督教團體，及減少節期等事，反使民眾失舊日及時行樂之美俗。……基督教改革後，文化益與宗教分離，而教會不復為文化領袖」〔8〕。這是很可以做新佛教運動之借鏡與警惕的。
現在，是全面抗戰，全民動員的時候，新佛教運動的同志前面，只有一個敵人——吮吸人類血液的日本惡魔。後面，足敵愾同仇的廣大民眾。除掉聯合廣大民眾，一致降魔克敵之外，不用發表什麼「辭」，自然不會引起什麼意外而助紂為虐。這才是我佛慈悲平等的宗旨。對于民眾經濟上，或社會上政治上的所得如何，現在還不敢說，通俗兩個字是可以做到的。既能做到通俗，或者就不會與文化分離；縱不為文化領袖，亦不失為策動社會進化有力的一員。
楊仁山先生的苦心孤詣，不用我們有所置喙。時代沒有要他做別的工作，刻經、講學、著書，奠定了新佛教運動的基業，對于文化上的貢獻，是難以估價的。何況歐陽竟無先生能夠繼續他的理想，不斷奮斗漸抵于成功－－精刻全藏；太虛法師也還能不背師說，另辟門庭。
歐陽先生說：主持佛教，全靠出家比丘，居士們只能從旁輔助。法相大學停辦之後，他想買西方寺給內學院的僧眾同學組織模范叢林，後來又想向陳銘樞要南京麒麟門外的空地，建設一個小規模的僧園。「因緣不順」，都沒有成功。我們由此窺見歐陽先生護法的願望，並不止于一般人所知道的考訂章疏而已。「七·七」前他編印過《詞品甲》，《四書讀》，翻刻過《心史》，都足激揚民氣、鼓勵抗戰的作品。日華佛教研究會的日本和尚，幾次要求見面、參觀，都被嚴詞拒絕，這在佛教界可以說是空前盛事，值得欽佩的。但是宏傳的方法，不甚通俗，有時且失之呆板，所以影響不很大。
太虛法師此次率領國際佛教訪問團出國工作，這是他的一大進步，對于他計劃中的事業，當然很有幫助。不過他是比較偏于文藝性的人，又天生是宣傳家的性格，當真要他做事，非有熱心護法、頭腦清晰的中堅人物幫他不可。所以我希望他能夠先把他的部下調整一下，同時更能解除居士們的包圍，新僧運動才有辦法。否則需要兌現的現實終歸會使他苦悶的。我祝福他康健!期待他成功!
前幾年，上海出現了菩提學會的組織，是湯薌銘之輩發起的，班禪大師坐第一把交椅。聽說計劃很大，也想從而改革全國佛教。我不大清楚其中內容，姑引逸士先生《請益菩提學會》一文以作參考：
菩提學會，比來曾陸續以緣起簡章徵求發起人，暨一次二次之籌備會議錄，播揚報章。吾人考閱之下，不能無疑于斯會。考斯會以翻譯、傳授、受學、講辯、修持、編輯、流通藏文經法為籌備事業。然此諸事，南京支那內學院首曾翻譯流通藏文之《唯識三十論》，及在翻譯中之《現觀莊嚴論》等；次之則有康藏學法團大勇、法尊、超一等所譯之《菩提道次第》，及《菩薩戒攝頌》等多種。而專從事西藏經法之學者，先有大勇等在北京之佛教藏文學院，次有赴康入藏之學法團三四十人。近年又有太虛等辦于四川之漢藏教理院。皆為舉辦此等事業已著成績之先進。而斯會對之毫無表述，並聞所將從事翻譯者，亦僅為菩提道等。乃張提其事，既分途四出，召集人材，並呈請設立譯場，撥助經費。掩人之美，掠人之功，上欺政府，下罔人民。此于斯會之事業不能無疑者一。按斯會徵求發起人啟，首云屢承班禪大師提倡，同仁莫不欣從。嘗質班禪左右，則班禪實出于應酬，故不無假借招搖之嫌。進察之，所謂籌備委員之主席主任等名單，于西藏學者之法尊、超一、大剛等，南北素著之歐陽漸、呂澂、王弘願、韓德清、胡子笏、范古農等，及僧中負時望之印光、太虛、興慈、仁山、常惺、持松等均不邀與，而以圓瑛為副主席。其不重人材，不求實際，惟以聲氣號召，別有企圖，此于斯會人選不能無疑者二。……
至于許多寺廟里面私立的佛學院，如：天寧寺學戒堂、超岸寺佛學院、竹林佛學院之類，都是臨時抵制外界壓迫的護身符。既沒有別的目標，也不願意想辦法。招幾個失學的小和尚教教如是我聞，詩云：子曰，對于佛教有什麼好處。必然的，他們將與菩提學會一樣，在時代高潮的沖激之下，沒落，淪亡，而存下的只有朝氣蓬勃、活潑潑的新佛教運動。馬丁路德還不夠做我們的模范，我們要揭示佛陀犧牲無我的精神，外抗強敵，內化民賊，從自力更生的中華民族領土里，完成世界大同的最高理想，建設人間的極樂世界。前進的佛教同仁，團結起來!
前 路
現在要討論到如何完成新佛教運動了。第一：新佛教運動要和全面抗戰、全民動員的陣容配合著，普遍發動佛教同仁參加實際工作，這對于國家、民族貢獻之大，上面已經說過不必再提。同時由于工作的陶冶，經驗的鞭策，可以將佛教界內一般不正確的觀念糾正過來，改少新佛教運動前途的糾紛：從而能夠訓練出一批新的干部，滲入佛教團體的各個部門廣為新佛教運動工作，也不是做不到。
辦法：根據去年在湖南工作的經驗，需要組織一個像「中國回教徒救國後援會」、「中國基督教徒抗戰後援會」之類的、全國性質的佛教徒抗戰團體。有了這，各地工作的步伐，才能一致，才能密切聯系，就是向國內外呼籲募款也容易有辦法；而熱心奔走的志士仁人，才不會引起頑固派的驚懼、歧視，以至于被攻擊毀謗。不過佛教界內死氣沉沉已久，各自為政則自古已然，單靠幾個大德的提倡、宣傳，不會有什麼作用的。譬如：「湖南佛教徒抗敵後援會」假定沒有胡越策動、趙恆惕發起，單靠我奔走呼號，恐怕連籌備會的影子也看不見。所以我誠摯地、熱切地期望著黨政當局，注意佛教問題，注意新佛教運動在抗戰，建國乃至學術文化上所可以發揮的力量。
有了全國性質的佛教徒抗戰團體，各省各縣，都可以依法組織起來。據統計，全國出家僧尼約百余萬，各大小廟的財力，也並不能算貧乏。就單辦救護一項吧，至少可以供給一兩個戰區的需要，何況精神動員的意義，比這還大得多呢?
第二：整理僧制。目前的僧制，非但違反唐代的辦法，亦且非佛所許可。其招致全社會的非難，真是理所當然。太虛法師的整理僧伽制度論，是前二十幾年的東西，有許多議論失了時代價值，須要修改。我以為整理僧制，應該確定兩個目標：一、生產化；二、學術化。
生產化是僧徒各盡所能，生活自給。絕對避免土劣式的收租放債和買賣式的迷信營業。效法馬祖、百丈的自耕自食，或San Dona to Frale Torri寺院的從事手工業，是最妥當的辦法。這樣，做和尚並不是一種職業，而也能參加勞動生產。對于社會經濟，關系最大，增加一般僧徒的健康，猶其余事。寫到此地，我覺得目前一般僧徒之幾乎完全無知無識，原因是在懶；懶則由于身體之不健康，吃現成飯有以致之。生產化增加了僧界的健康，把懶的魔鬼從佛教界里驅逐出去，則一切才有辦法。
學術化則恢復原始僧伽制度，使每一個廟都造成學術團體，而每一個和尚都是文化人。玄奘法師在印度學法的那爛陀寺，六朝慧遠法師所組織的東林寺，都是這種辦法。所以當時的佛教，能夠領袖文壇，而慧遠法師的師傅，被崇拜著，有「學不師安，義不經難」之語。
跟著第一個目標來的工作是全國廟產的統制，跟著第二個目標的工作是全國僧尼的淘汰。這與抗戰建國的前途，關系非常重大。新佛教運動要在這里替佛教、替國家民族打開一條路出來。詳細辦法，非此所能盡。
第三：整理教理。關于教理的整理，有許多人想做、在做，大都是考證方面的。我覺得至目前為止，佛教界內各種著作，都還沒有和當前的問題銜接。也就是說，沒有能夠用純正的佛理，明確地、簡單地，替人類解答科學上、哲學上，以及社會政治上的許多問題。這就需要新佛教運動者，在「體驗佛理」、服務人群之外，對于世界上的一切學問，都要有深切的了解才行。我在湖南工作停頓之後，籌備出國研究者在此。可是事情太大問題太多，決不是一個人一生一世所能做得到，「所以目前最緊要的，是找一個新佛教運動的據點。有了據點，才能集中人材，分工合作。
至于全部藏經的整理，內學院現正籌雕精刻全藏，其成就當在大正新修《大藏經》之上，希望各界幫助他。此外如西藏、錫蘭、暹羅、緬甸等處佛教的研究與翻譯，印度佛教史蹟的調查，也有人在孜孜從事。而佛教內各個問題的窮源竟流，如：戒律的系統研究，小乘務部本末義的研究，大乘各宗義理與史實的研究，中國佛教史研究，都還沒有可以大書特書的成績。貧乏的中國佛教界，有待于新佛教運動來開墾的肥碩的田園呀!
話又要講到廣西省佛教會。他，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歷史、三百多會員，似乎夠不上做新佛教運動的根據地。可是由于他本身的沒有阻力，黨政界的開明，加上文化界的熱烈同情，我們想在這里建立新佛教運動的基址。目前，假定能夠找到會址的話，馬上可以集合一部分去年在湖南參加工作的青年同志，來完成「佛青」、「佛救」、「佛抗」未完成的工作。同時想應用生產化、學術化的原則，組織一個實驗叢林，為全國佛教界之侶。其余的工作，就可藉之逐漸推進。但願各界人士指導幫助我們!
編者按：本文略有刪節
(原載．《獅子吼月刊》1940年第1卷第1期)
附注：
(1)《墨予公榆篇》
(2)林語堂：《吾國與吾民》
(3)柳論徵：《中國文化史》
(4)《亞洲內幕》第24章
(5)The great French master’s essay on the religion of the Buddha in his life and letter
(6)《意大利社會經濟史》
(7)Katharine K．Green Martin Luther
(8)《世界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