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

新佛教運動的中心思想

巨贊

“有了革命的理論，才有革命的行動”，這在目前，是一句人所共知的格言了。那麼理論錯誤了，當然就會招致行動的謬妄。所以新佛教運動，尤貴有中心思想。

近來有許多朋友常常問我，佛教究竟是什麼?簡單的回答，可以說“佛教是窮理盡性之學”。窮理是窮宇宙生滅之理，儘性是盡人與萬物之性。性即實性或法性，佛教術語名之曰“真如”（Tathata），也就是所謂真理（Truth）。怎樣“窮理”?怎樣“儘性”?一般人總揣想佛教是主張超經驗的冥想的，實則大謬不然。《瑜伽師地論》指示修行的次第，先聞，次思，後修，其它經論所說的也差不多。聞即論語“學而不思則罔”的“學”，亦即中庸的“博學，審問”。“思”則為“慎思”，“明辨”，“修”就是“篤行”。他——佛教並不要人家一味感情用事地迷信，並且根本反對這種宗教的信仰，“四依法”中有“依法不依人”一條，古德又說“大疑則大悟，小疑則小悟，不疑則不悟”，何況他又反對拜偶像，祀鬼神。所以佛教簡直是體系完滿的哲學，並不能打入宗教隊裡。雖然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說，宗教信仰，最能解脫人生的痛苦；文得爾班（Wolfgang Windelband）說，宗教之價值為聖，聖之價值為真善美，（歐陽竟無等居士曾著一書曰《佛法非宗教非哲學而為今世之所需》其意以為一般哲學大都足執著之見，算不得真理，佛法比那些高，所以亦非哲學。）

佛教的真義如此，而白元明以來，佛教的現象，一天天衰落，以至於目今的混雜零落，幾乎完全掩蔽了佛的本旨，失落了佛的精神，這究竟是什麼緣故?

我們曉得，春秋戰國之前，還沒有儒家的時候，中國本來有所謂“鬼治主義”的宗教，孔子因之而組成禮教，漢儒又推衍成為陰陽五行，天人相應的說法，結成道教的完整。佛教西來，不能不適應他，因此也視為“方術”之一，安世高、康僧會兩大師，居然也以“綜達七曜五行，醫方異術”，名於時。之後，讖緯之說，一變而為玄學清談，道安羅什和他的門徒在大江南北鼓吹大乘思想，佛教才蓬蓬勃勃地正常地發育起來，先結三論宗、天台宗的果。到唐朝經過玄奘、法藏的努力，又有法相、賢首兩宗繼之而起，一時高僧大德，如雲之蒸如霞之蔚，真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黃金時代。禪宗是為校正教理，盛極之後支離破碎，不得要領的流弊而起，開創的幾位祖師，如惠能，如道一百丈，乃至臨濟法眼的確是“頂門具眼”，別具手段，當時宗門之盛，蓋過其它一切宗派。趙宋以來，幾乎只有禪宗，其餘的許多重要章疏，因此淹沒不彰，以至於大量散失，學佛的人不復知道有所謂“教理”，幾句偈語，一頓呵喝，就算足“續佛慧命”，“開人天眼目”，禪宗變成了空架子，整個佛教走上厄運。

元朝是紅教喇嘛的世界，什麼帝師，什麼總統，其行為的暴厲恣睢，簡直使當時一般士大夫人人切齒，當然只有促進中國佛教的急劇墮落。朱元璋到底是和尚出身，開國之後，很想把佛教整刷一下，可惜他既不學無術，同時又沒有像道安、羅什、玄奘、法藏那麼偉大的祖師乘運而興，更因為佛教界已經找不到重要的各宗章疏，所以只是“徒然”。我們看到明朝那許多名士學者的空疏浮薄，就可以推想得出，教佛界是何等的可憐，因此有淨土宗的繼起。

關於唸佛生西，又是一個問題，非此所詳。我們只知道在方法上，唸佛比參禪更容易，更不要繁複的教理，在元朝以後急劇衰退的中國佛教界中，的確是一服再簡單也沒有的救急方。清初廢除了度牒試僧的制度，出家人可以無限制地招收徒眾，小廟變成了家庭，叢林變成了地盤，大大小小的寺廟裡大家是為著“吃飯”：參禪、學教，那有功夫提起，可是門面還不能不顧一下，唸佛法門就風起雲湧地傳遍全國，流弊所至，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所以有現在日趨嚴重的教難。

教難之起，原因是很簡單的。就是整個社會進步了，佛教還沒有進步。叢林裡上殿的儀式是“朝儀”，高底單梁鞋模仿“官靴”，其餘的一切，都還沒有脫掉帝制時代的面目，你說怎麼不招致社會的非難和排斥!但是佛教為什麼不會跟著社會一道兒進步的呢?原因在於主持佛教者——和尚們——的渾沌沒有知識。怎會渾沌沒有知識的呢?這個瘡養了七八百年，到現在是不能不替他開刀了，否則只有瘡口進裂而死。新佛教運動者看清楚了這一點，對於所謂中心思想，大概可以知道一個方向了吧!

真要談中心思想，先得了解佛教在印度發展的過程。我在本刊第一期《略論空有之諍》一文裡已經講到，現在再敘述一下。佛所說法本無所謂大乘小乘，其判分在佛滅度以後，大約公元前一世紀，印度的佛教界已經分裂成二十部左右（有南傳北傳兩說），爭執著許多零零碎碎的問題，循至於失掉佛的本意，後來的人乃稱之曰小乘，又經過一兩百年而有龍樹出世。他是佛滅度後，最有手眼的菩薩，看到當時佛教界的龐雜無緒，用秋風掃落葉的手段建立所謂“空宗”（法性宗），佛的真精神才又能顯示於世，這就是大乘。其後不久，佛教界有許多人誤解了他的理論，同時社會環境又須要佛弟子們對教理作一番新穎的解釋，於是有無著世親的“有宗”（法相宗）出現。有宗討論每一個問題起來，都用比勘的方法，所以是印度佛教的集大成，而其“微言要旨”，又和空宗不相違。佛教經過這兩個宗派的開發，才能放射其千古常新的光芒，奠定了不可動搖的中心思想。

佛教到中國來了以後，除掉起初不甚重要的介紹之外，其餘各家的著述，都足以空有兩宗的理論為標準，三論宗不用說足專門發揮龍樹的思想的，天台宗的祖師從《中論》（龍樹頌）悟道，種種講說大都採自《大般若經》，《大智度論》和世親的《俱舍》，可以說足雜糅空有兩宗而結成的宗派，智頗（陳隋間人）說：“天親龍樹，內鑑冷然，外適時宜，各權所據，而人師偏解，學者苟執，遂興矢石，各保一邊，大乘聖道也。（《摩訶止觀》卷九）就這幾句話上，我們可以看到他的卓識。隋滅唐興，玄奘法師學成歸國，翻譯了《解深密》、《瑜伽》、《唯識》等有宗重要的經論以外，又翻譯《大般若經》六百卷，可見他也是性相併重，不存門戶之見的，所以他的學說（學者稱之為法相宗或慈恩宗），在唐初盛極一時。梢後法藏援據玄奘所介紹的性相兩宗的說法，和天台宗的思想系統，更加上一番揚棄的工作而組織成賢首宗，分宗判教，大體上是比較圓滿一點，他在《楞伽玄義》裡也說：“清辯……護法……此二大士，各破一邊。共顯中道，乃相成非相破也。”這和智瀕的話簡直一模一樣。

至於禪宗，其盛在賢首之後，雖說足“教外別傳”，“不立文字”，而實在也並沒有跳出空有兩宗的圈子，達摩印心的四卷《楞伽》是屬於有宗的；五祖授徒，六祖從而悟道的《金剛經》是屬於空宗的；密教確是後起的宗派。最近密教學者李安宅居士說：“按原始的佛教，本重個人道德的修養，不尚神靈的崇拜。到了公元一世紀，釋迦才變得無始無終，成為崇拜的對象。五世紀時，瑜伽派興起，神乃特多；修持的工夫，希望與普遍之靈合而為一，大有恢復公元前二世紀身毒教之勢－－即婆羅門的崇拜。六世紀之末，所謂教外別傳的密宗（續部），更創設了無數的菩薩，十世紀與十一世紀之交，“時輪”派興，講“金剛道”，各種各樣的佛，善靜的，憤怒的，遂多至不可勝數。”（《賁善》半月刊第2卷第6期）這話是非常正確的，佛教之所以亡於印度，就是這個原因，我在本刊第二期《新佛教運動之史的研究》一文中也已講到。不過密教的經典當中，始終以空宗的理論做骨幹，一行注《大日經》，所引用的經論以《大般若經》、《大智度論》為多，所以西藏佛教，空宗比有宗盛，而密教也終足佛教的一派。淨土宗以老實唸佛為第一義，一心不亂往生西方為目的，在《彌陀經》、《觀無量壽經》裡沒有講到好多理論，不過蓮池的《彌陀疏抄》，頗取賢首宗義，憨山論淨土，也總不脫禪宗的口吻。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深深地知道，無論是印度的中國的佛教思想，都以“龍樹無著學”為中心，做根本；無論是三論，天台，法相，賢首，乃至禪與密淨，都從“龍樹無著學”流出。那末我們－－新佛教運動者，為救弊扶弱起見，對於龍樹無著學應該先有透徹的瞭解，至少要有相當的根底。否則“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結果不是“以水投水”，就是離經叛道。離經叛道之有害於佛，人所共知，“以水投水”，依然漂盪在“門戶”的末流裡，決不能剝落佛門之瘡，顯示新鮮活潑的精神而恢復哲學的本態，對於佛教，無外乎也只有加深苦難。桑戴延那（Santayana）說，此後的宗教，應該揚棄其迷信與獨斷而自比於詩，這雖然不是為佛教而發，但可以做佛教的圭臬。龍樹無著學能夠洗清一切積垢，至理的純化，才是真情的旺燃，才是慈悲的開始呀!

最後，不妨再引宋朝贊寧大師的話作結：“魔障相陵，必須禦侮，禦侮之術，莫如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矣。故只洹寺有四韋陀院，外道以為宗極；又有書院，大幹界內所有不同文書並集其中，佛俱許讀之，為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此土古德高僧，如道安，慧遠，復禮，皎然能攝伏異宗者，寧由博學之故。”（《僧史略》捲上）

（原載《獅子吼月刊》1 941年第1卷第8、9、10期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