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伽與辛亥革命

體恆法師

在許多人的認識里，佛教僧人是「形若槁木，心如死灰」的一類人，不知人間冷暖，不對社會關心，更不管什麼國家興亡。其實這是一種偏見，出家人雖然舍家別親以追求智慧解脫為第一要務，可也絕非「一心只修聖賢行，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除了「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的終極追求外，還對現實的世間念念在心，甚至多有在國家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奮不顧身為國效勞的人。

清朝末年，列強入侵，國弱民乏，于是許多佛教志士愛國熱情高漲，追隨革命風潮對滿清封建統治與西方列強的侵略進行了愛國斗爭。敬安、宗仰、蘇曼殊、華山、意周、棲云、鐵岩、玉皇、太虛等不同程度卷入反清革命。

敬安法師，1851生于湖南湘潭。早年參禪有所啟悟，後工詩詞頻有成就。敬安法師得深得禪宗心法，以禪入詩，寫出大量傳世詩篇，集為《八指頭陀詩文集》共18卷1900余首，是近代僧界詩壇的巨擘。敬安法師身雖在佛門，可是心縈國家，一生都以「我雖學佛未忘世」，「我已辭家猶憫世」的精神為其本願。他詩歌中表現出來的憂國憂民、不堪外辱的憂患意識，磨磚作鏡，臥薪嘗膽的奮斗精神，以及「毀家興學」、「銀河待挽」的愛國主義熱情，在當時的中國佛教界沒有人能夠比擬。

敬安的禪詩之中，憂國憂民是其主要特點。他以忠君愛國的大慧宗杲為自己的楷模，又敬重屈原和岳飛，故此曾有「我讀《離騷》感慨多，那堪復向此間過」及「千古純忠孝，如公更有誰？」的詩句。1884年敬安在寧波延慶寺臥床養病，聽到法軍侵犯台灣，官軍屢為敵炮所挫而敗于基隆的消息，在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的驅使下，以至于夜不能眠，精神郁結，思報國不得竟至引發熱病。

1900年李鴻章代表清廷和西方列強11國代表在北京簽訂了無比恥辱的《辛丑條約》。敬安哭道：「天上玉樓傳詔夜，人間金幣議和年。哀時哭友無窮淚，夜雨江南應未眠。」遭受了侵略，反過來要向強盜賠銀4億5千萬兩，加息共9億8千萬兩，這是什麼行徑！「鳳凰巢欲墮，燕雀暮何安？然眉時已急，不容閒。一棋錯下，竟輸了通盤。笑群公袞袞，顛倒乾坤，乞兒扮作神仙。念長林沒個鳴蟬，赤手欲擎天！亂星環北斗，夜鍾殘，魯連今日蹈海亦云難。故國重回首，夕陽影里，只留一角青山。」這里上闋嘲諷王公大臣奸貪誤國，下闋抒發自己報國無門的苦痛。「傷心蒿目此何世？嘗膽臥薪寧有人？商女瑟瑟還度曲，王孫芳草尚迷春。」「國破身存恨何若？遙憐荊棘立銅駝。降王卻愛魏宮妓，壯士空悲易水歌！」這表達的是統治者執迷不悟，愛國者的慷慨悲歌之情。

同年8月，八國聯軍進犯北京，他寫道：「強鄰何太酷，涂炭我生靈！北地皆成赤，西山慘不清，陵園今牧馬，宮殿只飛蛾。太息盧溝水，惟余戰血腥！」他以血和淚的語言，控訴了外國侵略軍以刀槍大火殘殺中國人民，毀滅中國文明的罪行。

1904年，敬安在天童養病，報紙造謠說他東渡日本皈依了本願寺大谷派，他立刻以詩嗤之。光緒未年，江浙各省學堂有寺產興學之議，于是杭州僧界便冒用他的名義，聯合浙江35個寺院請日本和尚入內保護，他立刻致函當局，力請嚴拒這種喪權辱國之舉。

1906年，江淮一帶洪水泛濫成災，敬安作《江北水災》長句，以此詩揭露清廷馳禁，米貴珠肌，百姓倍受盤剝的現實，描述出了由于官府不治河致使大水泛濫，浮尸蔽江的慘象，他寫道：「掘草草無根，剝樹樹無皮。飢嚙衣中棉，棉盡寒無衣。凍餓死路隅，無人收其尸。傷心那忍見，人瘦狗獨肥！哀哉江北民，何辜罹此災！」同年，敬安以悲憤的心情向來天童山采集標本的寧波師范師生演說：「蓋我國以二十二省版圖之大，四萬萬人民之眾，徒以熊羆不武，屢見挫于島鄰。」他大聲疾呼：「彼碧眼黃髭之流，益將以奴隸待我中華！」他號召有志之士要「奪袂而起」，來富國強兵、興利除弊，以「磨鐵成針」的毅力，以「臥薪嘗膽」的精神挽救中華！他痛心國步維難，即席為師生賦詩：「力圖砥柱四百川，熱血能將滄海煎！」

敬安法師交往的人極廣，上至一品大員，下至朝野名士；內至佛學大師，外至著名學者；早至為戊戌變法的仁人志士，後至革命黨人，幾乎都有。他的愛國思想還影響了這些名人志士，使他們在民族救亡的運動中也能夠激流勇進。

後來辛亥革命成功，民國元年他被推為中華佛教總會首任會長。

宗仰法師俗名黃中央，自號「烏目山僧」，江蘇常熟人，是革命和尚的典型。宗仰法師精研三藏，旁及中外政法著作，兼通英、日、梵多種文字，又善書畫詩詞。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大敗，割地賠款； 1898年戊戌變法，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宗仰在上海蒿目時艱，慨然有獻身濟世之志。1899年他就與章太炎、蔡無培、吳稚暉、蔣維喬等革命志士來往，宗仰曾撰詩讚頌章太炎等革命黨人：「憑君不短英雄氣，斬虜勇肝憶倍加；留個鐵頭鑄銅像，羈囚有地勝無家。」詩中直斥清廷為「虜」。

宗仰還是同盟會最早的成員之一。1902年，宗仰聯絡章太炎、蔡元培等人，組織了中華教育會，以聯絡有志革命的知識分子，促進文化教育的改革，翌年被選為該會會長，同時他還主編《蘇報》，著文倡言革命，啟發青年思想。革命英雄鄒容的《革命軍》就由他籌款印行。他在日本時，東京的革命刊物《江蘇》雜志因為經費困乏，將要停刊，還是宗仰致函上海的友人請助，《江蘇》雜志才賴以繼續出版。

宗仰與孫中山的關系很密切。光緒二十九年(1903)，「蘇報案」發生，宗仰法師也名列通緝令內，後來他東渡日本。他抵日後即謁見孫中山，二人一見如故，雅相推重，為商革命大計，孫中山特辟樓下一室讓他居住。後來孫中山離開檀香山時路費不夠，宗仰傾囊相助，孫中山才得以成行，自此二人來往書信不絕。孫中山在檀香山見保皇黨冒充革命黨人四處募款，憤慨至極，特地致函宗仰法師，請他以新書新報寄往美洲及檀香山，使華人華僑得以辨別真偽。還要他與滬上的同志們與敵人的斗爭「遙作聲援」。辛亥起義成功，孫中山從海外歸來，宗仰到吳淞登輪話舊。孫中山約宗仰同赴南京參加政府，宗仰見革命成功婉言謝辭，歸隱山林不再參與政治。1920年宗仰住持棲霞山寺，為重修寺院，孫中山特意捐銀幣萬元，以為宗仰法師義助革命的回報。中山先生曾說：「佛教乃救世之仁，佛教是哲學之母，研究佛學可佐科學之偏。國民不可無宗教思想，蓋教有輔政之功，政有護教之力，政以治身，教以治心，相得益彰，並行不悖。」孫中山對佛法如此之高的評介，恐怕與宗仰法師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1921年宗仰圓寂，民國政府明令褒揚，撥款伍千元為法師修塔立碑。民國以後，僧人之中受到政府明令褒揚的，宗仰法師是第一人。民國總統黎元洪贈以輓聯：「奧旨遐深，道根永固；辭機曠遠，名翼長飛。」這可謂一代宗匠的定評了。

蘇曼殊是近代佛教史上一位頻具傳奇色彩的人物，他雖然行為怪誕，可是他對于佛法的追求和對祖國的熱愛是強烈且始終如一的。他在短暫的一生里，曾經參加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反對滿清封建統治的斗爭，討伐袁世凱的斗爭，竭力支持先進的革命力量。

他出生于日本，母親又是日本人，可是他卻對祖國懷著一顆真摯的愛心，常以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而自豪，為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而痛心。他經常住在日本，但是卻說：「吾是弱國之民，無顏以居，無心以寧。」他痛罵崇洋媚外的中國人，認為就是他們造成中國被外人所欺，積弱不振。

蘇曼殊在日本時考入專為中國留學生而辦的振武學校，蘇曼殊在振武學校時，就加入了留學生界最早的革命團體「青年會」。1900年，當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沙皇俄國趁機出兵占領我國東北三省的重要城市，企圖吞併我國東北，建立所謂「黃俄羅斯」。俄國非但不撤軍，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了無理要求。以青年會為骨干的我國留日學生反對沙俄侵略我國東北，發起組織「拒俄義勇隊」，天天操練準備開赴東北對俄作戰，蘇曼殊也是「拒俄義勇隊」的成員。

蘇曼殊積極參加反對封建統治的進步事業 ，「青年會」、「軍國民教育會」等反清革命團體的活動都有他的身影。在香港時，他一度想刺殺保皇派的康有為。蘇曼殊與當時的革命團體及後來的同盟會諸領袖來往密切。他參加多個革命報刊的工作，在許多革命報刊上投稿。1903年，他發表《女傑郭耳曼》一文，讚揚郭耳曼的革命精神，以郭耳曼的被捕不畏懼與統治者的惶惶不安作對比，諷刺封建皇帝。他還為巾幗英雄秋瑾烈士的遺詩作序，讚揚秋瑾以女子身為四生請命，是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

1908年，蘇曼殊發表《嶺海幽光錄》，記述明末清初抗清死難的廣東英雄烈士事蹟，以激勵反對滿清的民族感情，教育不知振作的人們，其中專門提到了反清僧人韓祖心。蘇曼殊以這些事蹟來激勵反對滿清封建統治的戰士，期望他們團結一致。

民國成立後，蘇曼殊對袁世凱篡奪政權十分不滿，民國二年發表《討袁宣言》，罵袁世凱為「獨夫」，說他擅操屠刀，喪權辱國，令「四維不張，奸回充斥」，號召全國同起伐罪之師，特別指出「衲等雖托身世外，然宗國興亡，豈無責耶？」袁世凱死後，蘇曼殊又反對北洋軍閥，擁護革命的護法軍政府。甚至在他腸胃病加劇臥床不起之時，還希望病愈後去廣州參加護法斗爭。

蘇曼殊最擅長以文字為武器投身反帝反清的愛國革命活動。蘇曼殊是革命文學團體「南社」的成員，他寫出過大量的作品，其中不乏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反對弱肉強食資本主義的思想。他翻譯拜倫的詩《哀希臘》，與自己的愛國感情起了共鳴，以致他泛舟湖中時，朗誦《哀希臘》，不由自主歌已哭，哭已歌，而被人疑為精神病發作。

蘇曼殊的一生始終貫穿著大乘佛教入世度生的積極精神，他雖然投身佛門研修佛學，可是一點兒也沒有忘記世間的疾苦，國家的興衰。

在直接卷入到革命戰爭中的僧人里，華山與意周兩位都是浙江人，並且都是富有正義感，是熱忱愛國的僧人。華山推崇譚嗣同、章太炎等革命志士，主張佛教革新，以傳播革命思想著名，曾對太虛大師影響很大。意周于清未之時，就加入了革命黨，他利用自己住持的寺院白云庵，為杭州的革命組織建立了一個秘密據點，便于革命黨人的聯絡與交通。有時他還藉僧相的掩護，直接為革命黨人傳遞書信，接送裝備。辛亥革命成功後，他投身而退，隱居深山。抗日戰爭爆發，他雖已年衰，依然不忘救護我地下工作同志，被日本特務發現，四處追捕，他再度隱潛深山。華山意周，以身相許投入進步革命事業，可謂是佛門中的豪傑傲骨志士。

鐵岩法師認定建立共和與振興佛教是相輔相承的工作，以這種思想與各寺有志革命的同志相互勉勵。在辛亥革命爆發時，他拍賣廟產，以其所得，召集各寺青年僧眾及護法居士，組成了浙江僧軍，準備進攻杭州，當時這支隊伍擁有500余人，200多槍，是紹興一帶屈指可數的革命武力。上海玉皇法師連絡了當地七個佛寺的比丘與沙彌，以及有志于革命護教的居士，也組織了一支上海僧軍，接受都督陳其美的指揮，擔任實際的作戰工作，這支僧軍有700余人，槍械齊全，紀律嚴明，在攻克上海寶山等地後，又參加了光復南京的戰斗。西安光復之時，也有許多僧人與革命軍並肩作戰。在北伐戰爭中，北伐軍首先出師的湖南，佛教徒竭力擁護，湖南民眾佛化會提出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精神努力革命」的口號，釋曉觀、開悟組織了千余僧眾加入國民革命軍。

太虛法師也與革命密切，他隨同盟會會員棲云至廣東雙溪寺做住持，參與籌備廣州起義的密謀活動，黃花岡起義失敗，棲云被捕入獄，他營救未果反而受到追捕。

辛亥革命中佛教僧伽的表現，說明了僧人不是一個只關心自己生死的狹隘修行者；說明了佛教不是一個只重來世的理想主義宗教。佛教是一個出世而不離世的智慧解脫之教；僧人是一群在追求解脫的同時也關注民眾的慈悲行者。

參考文獻：

1、于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9月版。

2、東初《中國佛教近代史》，中華佛教文化館民國63年9月版。

3、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中冊，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73年5月版。

4、《八指頭陀詩文集》，岳麓書社1984年版。

5、柳亞子《蘇曼殊傳略》，楊鴻烈《蘇曼殊傳》，見《蘇曼殊全集》，1928年北新版。

6、鄧子美《傳統佛教與中國近代化》，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