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達摩禪
(1997年)
戒、定、慧三學為佛學之總括，所謂「由戒入定，由定生慧」，定又處于聯系戒與慧的樞紐，而禪是佛教定學之核心，太虛大師更把中國佛學的特質歸為禪①。以禪為中心的佛教宗派——禪宗成為中國佛教獨有的影響最大的宗派之一，達摩被尊為禪宗中土初祖，他的禪法和禪學理論在中國禪學史和中國禪宗史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極大的影響。可以說，不了解禪，就不能理解佛教；不了解達摩禪，就不能理解中國佛教。本文擬從達摩的事蹟與傳說、達摩禪的內涵和達摩禪的影響三方面對達摩禪作一初淺的評述。
一、達摩的事蹟與傳說
一般認為，記載達摩事蹟最早的也是比較可信的典籍當推北魏楊炫之撰《洛陽伽藍記》(卷一)和唐道宣撰《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而又以後者較為詳細。以後禪宗，尤其是南宗興盛以來的燈錄、傳記等多帶傳說的成分。依此兩種典籍的記載，達摩主要有以下一些事蹟：菩提達摩，亦作菩提達磨，《續高僧傳》記生于南印度，婆羅門種姓②；《洛陽伽藍記》又稱其為西域沙門、波斯國胡人{3}。自幼聰明潁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對禪數之學尤其精通。南朝時由海路到達宋境南越，後又從此北行至魏。在洛陽見到永寧寺建築之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歲，歷涉諸國，靡不周遍，而此寺精麗，遍閻浮所無，極佛境界，亦未有此。口唱南無，合掌連日。又曾見洛陽所修建之梵寺金剛，亦稱為得其真相。洛陽永寧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516年)，毀于東魏天平四年(534年)，達摩應在此期間游歷嵩洛，其間可能曾到過鄴地。達摩在游歷中土的行程中，到處以禪法教人。由于達摩禪法與此前流行中土的禪法有異，時人聞所未聞，因此常常受到譏謗。抵魏後，游嵩山少林寺，在此獨自修習禪定，人稱壁觀婆羅門。道育、慧可二沙門禮見達摩，親近供養四、五年。達摩感覺他們學習禪法的真誠，以衣法相授。又將四卷《楞伽經》授予慧可說：「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弟子還有道副、曇林。東魏天平年間(534年～537年)于洛陽示寂。《續高僧傳》記「不測于終」，也有記載稱遇毒身亡。
禪宗在中國興盛以後，在達摩身上逐漸聚集了越來越多的傳說，許多更成為禪門著名的公案。人們熟知的首先是達摩初到金陵(今南京)時與梁武帝的問答。梁武帝篤信佛教，即位以後建寺、寫經、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負地詢問達摩我做了這些事有多少功德？達摩卻說無功德。武帝又問何以無功德？達摩回答這是有為之事，不是實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達摩即渡江入魏。記載這個傳說最古的文獻應是敦煌出土的佚名《歷代法寶記》(774年間撰)和唐代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二)，以《景德傳燈錄》的記載最為完整，《碧巖錄》又把它作為第一則「頌古」，廣為流傳，成為禪門眾所周知的公案。其次達摩在少林寺面壁九年也相當著名。關于達摩晚年的事蹟，傳說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又傳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國時在蔥嶺遇見達摩，時達摩手攜只履翩翩獨逝，這就是「只履西歸」的傳說。
依上所述，關于達摩的事蹟可以確定的有以下幾點：第一，達摩為南印度人，在中國的活動行程大致是由南向北，活動的區域以洛陽為中心，活動的時間大約為公元5世紀末到6世紀初。我們之所以不認為達摩是波斯人，主要根據是從《續高僧傳》所記來看，達摩所傳授的禪法為當時人所不理解，即與當時流行的禪法有所不同，而達摩以前中土流行的禪法主要是安世高所傳小乘安般禪，安世高乃西域僧人。達摩所傳禪法與之不同，地分南北當是可以成立的因素，故認為達摩是南印度人更可信。因此達摩在中土的行程由南向北也可成立。第二，達摩所傳禪法依據的經典是四卷《楞伽經》，其核心內容是「二入四行」。第三，達摩的直接弟子有道育、僧可和僧(道)副、曇林等。
二、達摩禪的內涵
記載達摩禪法的禪宗典籍很多，被作為達摩學說予以流傳的著述，最著名的當推《達摩論》。《達摩論》有兩種：一是唐代淨覺所撰《楞伽師資記·達摩傳》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達摩弟子曇林記錄而傳出。曇林在序文中說，是他把達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為《達摩論》；另一是達摩為坐禪僧眾所撰《釋楞伽要義》一卷，也名為《達摩論》。還有《少室六門集》上下兩卷，包括《心經頌》、《破相論》(一名《觀心論》)、《二種入》、《安心法門》、《悟性論》和《血脈論》六種。其他還有敦煌出土的《達摩和尚絕觀論》、《釋菩提達摩無心論》、《南天竺菩提達摩禪師觀門》(一名《大乘法論》)等，以及朝鮮梵魚寺所刻《禪門攝要》上下二卷，日本鈴木大拙校刊《少室逸書》所收關于達摩諸論文。這些著述的內容大致相同或近似。
一般認為「二入四行」是達摩禪法的核心內容。有關「二入四行」的記載，以《續高僧傳·菩提達摩傳》最為詳盡。「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舍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忤。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眾生無我，苦樂隨緣。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于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為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為，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4}。知所謂「二入」指「理入」和「行入」，「理入」屬于教的理論思考，「行入」是屬于禪的實踐，即禪法的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教義。「四行」指「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其要旨在于以清淨本性了悟佛法以至覺悟之境。
「二入四行」又以「壁觀」法門為中心。《續高僧傳》記達摩感于道育、慧可之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5}道宣在《續高僧傳》卷二十一《習禪篇》末評價達摩禪法：「大乘壁觀，功業最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6}可見無論在達摩自己心目中還是在世人眼中，「壁觀」確為達摩禪法之精髓。關于「壁觀」的涵義，唐代宗密《禪源諸詮集都序》卷上之二載：「達摩以壁觀教人安心云，外止諸緣，內心無喘，心如牆壁，可以入道，豈不正是坐禪之法？」{7}所謂「壁觀」應指「心如牆壁」，即心靜如牆，而非傳說中的面壁而觀。
達摩以《楞伽經》授人，表明該經與達摩禪法必定存在內在關聯。《楞伽經》全名《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也稱《入楞伽經》。共有四種中文譯本，最早為已佚之北涼曇無讖所譯《楞伽經》，現存三種，一是劉宋元嘉二十年(443年)求那跋陀羅譯《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又稱《四卷楞伽經》、《宋譯楞伽經》；二是北魏菩提流支譯《入楞伽經》十卷，又稱《十卷楞伽經》、《魏譯楞伽經》；三是唐實叉難陀譯《大乘入楞伽經》七卷，又稱《七卷楞伽經》、《唐譯楞伽經》。現存三種漢譯本中，實叉難陀的譯本與梵本比較接近，而求那跋陀羅的譯本則最能表現此經的原始形態，流傳最廣，與禪宗的關系也最為緊密。《楞伽經》為印度佛教法相唯識系與如來藏系的重要經典，與禪宗相聯系的主要內容當為：第一，「三界唯心」說。認為一切諸法都系「自心所見」、「自心所現」，是「自內證」。第二，「藏心自性」說。標明真妄的因緣，辨明邪正的因果，說明去妄歸真的旨意及五法(名、相、妄想、正智、如如)、三性、八識、二無我(法無我、人無我)的道理。認為八識是阿賴耶識大海生起的波浪，阿賴耶識是「原因」和「根本識」，它是無始以來的本體。阿賴耶識也就是「如來藏」。明法身之常住，以示真妄、生滅、平等之相。全經以離名絕相的第一義心為宗。重心為本體，立證無相，乃達摩、慧可所謂「南天竺一乘宗」以《楞伽經》為其禪法經典依據的初衷。道宣《續高僧傳·習禪篇》論曰：「審其所慕，則遣盪之志存焉。觀其立言，罪福之宗兩舍。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言乎。」呂澄認為原始禪宗思想和四卷本《楞伽》密切相關，分析慧可重視《楞伽經》的原因在于經文明白解釋了佛性和人心的關系這一點，並且這是受達摩談禪提出借教悟宗的理入法門的啟發所致{8}。湯用彤認為《楞伽經》雖為法相有宗典籍，但其說法，處處著眼在破除妄想，顯示實相，所明實在無相之虛宗。所謂「南天竺一乘宗」即上承《般若》法性之義{9}。
據上述，達摩禪法之要點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菩提達摩在北魏傳授的是以《楞伽經》為依據的獨特大乘禪法。第一，提出了「理入」和「行入」的入道途徑，即「二入四行」。第二，禪法的核心理論是「壁觀」，其內容為「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舍偽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為」。這種特重心性的大乘壁觀，主要是喻人心如牆壁，中直不移，從認識上舍偽(拋棄現實虛妄世界)、歸真(追求超世俗的真如世界)、無自(否認個人存在的真實性)、無他(否認他人以致整個客觀世界存在的真實性)，排除一切執見。第三，禪法的具體實踐是「四行」。即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稱法行。四行著重在于勸人在日常生活中去掉一切愛憎情欲，嚴格按佛教教義苦下功夫。「理入」與「行入」結合起來，就是達摩所傳授的簡易禪法。達摩禪法突出的特點在于「藉教悟宗」，即啟發信仰時不離聖教的標準，構成信仰以後教人「不隨于文教」，即不再憑藉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為主，「行入」為助。其理論基礎在于「如來佛性」。總之以究明佛心為參禪的最後目的。以後禪宗「直指本心」和「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宗風實導緣于此。
三、達摩禪的影響
達摩在中國的影響最大者莫過于被尊為東土禪宗初祖，達摩禪法成為禪宗法統相續的心脈所在。《楞伽師資記》推求那跋陀羅為初祖，菩提達摩為二世，下以神秀為七世。慧能法嗣神會堅持南宗為正統，肯定達摩為中國禪宗初祖，主張達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一脈相承。吉迦夜、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說法。智炬《寶林傳》以印度自迦葉傳至師子比丘為二十四世，繼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羅至菩提達摩為二十八世。此說為五代南唐泉州靜、筠二師所集《祖堂集》、永明延壽《宗鏡錄》所繼承，宋代道原《景德傳燈錄》和契嵩《傳法正宗記》也依此記載禪宗世系，遂成為正統的禪宗傳承說；在佛學理論上，達摩禪所包含的「藉教悟宗」的內容，孕育和實際形成了自由理解經典的特點；對《楞伽經》中「如來佛性」的重視，將法性與般若兩系統一起來，為禪宗的形成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法。達摩禪經慧可等的發展，至慧能處成為最具中國化特徵的佛教宗派，「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的風格不僅對佛教的影響巨大，對中國傳統文化其他方面的影響也是極其深遠的。
注：
②《高僧傳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1年，第231頁。
{3} 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26頁。
{4}《高僧傳合集》，第231頁。
{5}同上書，第231頁。
{6}同上書，第284頁。
{7}《大正藏》卷四八，第403頁。
{8}參見呂澄：《中國佛學源流略講》附錄《談談有關初期禪宗思想的幾個問題》，中華書局,1979年。
{9}參見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第19章，中華書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