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 七、中國特色(二)出世與入世

(二)出世與入世

與把佛性心性化、人性化相聯系，禪宗思想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把出世與入世統一起來。

在慧能之前，不論是印度佛教還是中國注重傳統的佛教，基本上都是走一條注重出世的道路，即便是禪宗的前幾祖，也均有重林谷、遠人間的傾向，在修行方法上都以獨宿孤峰，端居樹下，終朝寂寂，靜坐修禪為特點，但是到了慧能大力提倡「即世間求解脫」，強調「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之後，這一切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種變化用慧能弟子永嘉玄覺的話說，即是「游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參禪。自從認得曹溪路，了知生死不相關。」也就是說，在慧能之前，生死與涅槃，出世與入世，是彼此懸隔的，但慧能之後，生死與涅槃，出世與入世已逐漸打成一片，開始走上注重入世的道路，或者更準確點說，開始走上把出世與入世統一起來的道路。

例如，作為中土禪宗始祖的達磨，其禪法是以「壁觀」著稱于世的，二祖慧可也以注重靜坐聞名于佛教史，三祖僧璨禪法的特點是「隱思空山，蕭然靜坐」(《楞伽師資記》卷一)，四祖道信更以山林是托，提倡「閉門坐」，諄諄教誡門人以「努力勤坐為根本」，五祖弘忍對于隱遁潛修更有一套理論，當有人問及修行何以「要在山居」？「學問何故不向城邑聚落」？弘忍說：大廈之材，本出幽谷，不向人間有也。以遠離人故，不被刀斧損斫，長成大物，後乃堪為棟梁之用。故知棲神山谷，遠避囂塵，養性山中，長辭俗事，日前無物，心自安寧，從此道樹花開，禪林果出也。(《楞伽師資記》卷一)此說與莊子的「不材之材，無用而大用」的說法相類似，都以遠離人間不被刀斧故終成希世之大材，棟梁之大用。據說弘忍就是本著這種精神「自出家處幽居寺，住度弘愍，懷抱真純，緘口于是非之場，融心于色空之境，役力以申供養，法侶資其足焉。」(同上)在《修心要論》中，弘忍還說：「但能著破衣，餐粗食，了然守心，佯癡，最省氣力而能有功。」

慧能之後，禪風為之一變，由原來的注重穴處岩居、山林是托，逐漸發展到提倡先識道，後居山，進而更發展為既在紅塵浪里，又在孤峰頂上的既出世、又入世的「人間佛教」。

此誠如玄覺所說：「夫欲采妙探玄，實非容易。……其或心徑未通，囑物成壅，而欲避喧求靜者，盡世未有其方。況乎郁郁長林，峨嶺聳峭，鳥獸嗚咽，松竹森梢，水石崢嶸，風枝蕭索。……豈非喧雜耶！故知見惑尚紆，觸途成滯耳。是以先須識道，後乃居山。尚未識道而先居山，但見其山，必忘其道。……忘道則山形眩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喧也。必能了陰無我，無我誰在人間。」(《答友人書第九》)玄覺此一「先識道後居山」說，一定程度地反映了當時佛教界對于處理隱世潛修與入世修行相互關系的態度，亦即修行之關鍵不在于孤棲遠遁，而在于開悟識道。不識道，山中亦喧，識道開悟，人間亦寂，因此，學佛修行，大可不必遠離人間，能做到「門前擾擾，我且安眠；巷里云云，余無警色。」(《廣弘明集》卷二十四)才算是一等功夫，上乘法門。

禪宗後人基本上是沿著慧能的路線走的，如神會就不止一次地指出：「若在世間即有佛，若無世間即無佛。」「不動意念而超彼岸，不舍生死而證泥洹。」(《荷澤神會禪師語錄》)大珠慧海也一再強調「非離世間而求解脫」；(《大珠禪師語錄》)黃蘗希運禪師則更視世間與出世、眾生與諸佛「元同一體」，進一步把世間與出世間打成一片。

唐宋之後，中國佛教出現一股禪淨合流的趨勢，淨土信仰帶有較強烈的出世色彩，因此隨著淨土信仰的流行，加之，佛教界有些人曲解了佛陀關注世間的本懷，對淨土信仰也做了片面發揮，至晚清時期，佛教界出現了一種佛教與世間相隔日遠的傾向。其時之佛教徒，或隱遁靜修，或賴佛求活，佛教非但不關心人生，介入社會，而且與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會自社會。佛教在相當程度上變成一種「超亡送死」之教。這種情況引起了當時佛教界一些有識之士的強烈不滿，改革佛教的呼聲漸起：或曰：「在今日這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佛教不改變方式不能生存于今之中國。」(引自《太虛大師紀念集》第103頁)或曰：「舊時佛教之僧伽制度，非漸變為農林工商以自食其力，勢難存立。」(引自太虛《建設人間淨土》)或曰：「專就我中華佛教觀之，固非有大加整頓，不足應時勢之所趨，而適機緣之所宜也。」(引自《海潮音文庫》第21卷第7頁)這種情形終于導致近、現代中國佛教出現了重大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