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 六、宗派鼎立

六、宗派鼎立

確切地說，佛教中國化的過程，從佛教傳入中土的時刻就已經開始了。由于中國固有文化思想傳統的成熟與強大，也由于佛教理論思辨性和宗教特性與中國文化的隔膜，佛教的傳播一開始便走了一條向中國本土文化妥協而隱匿自己個性的發展之路。這一特殊的傳教策略，不但使得佛教未曾在其力量薄弱時與本土文化發生激烈沖突，反而引起了中土上層人士和政府的好感。從兩漢直到魏晉時期，中土人士一直借助于中土固有的文化思想形式來理解佛學，特別是黃老之學以及魏晉玄學對于佛學在中土的普及起了很明顯的促進作用。以羅甚至長安譯經以及其弟子僧肇、道生等人佛學思想的成熟為標志，中土人士終于登堂入室，深刻理解了印度佛學的精義，開始了師心獨造的新階段。南北朝時期佛教學派的形成與發展，使得佛教中國化走向了綜合創新的成熟期。從隋代的天台、三論宗甚及三階教的產生，到唐代南宗禪的形成，佛教義理的本土化達到了其顛峰狀態。隋唐佛教勢力的強大以及佛學家思想創造力的旺盛、理論成果的成熟與精深，使得佛學成為當時思想界的主流。隋唐以後，儘管仍然有一些人士頑固地將佛教看作外來文化，但那只是一種話語而已，這種言論已經不再有市場。宋代以後三教合一思潮的流行，更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隋唐佛教中國化所達到的深度與廣度。

所謂的「宗派佛教」是相對于南北朝時期的「學派佛教」而言的。近代以來，學者自教義的角度、教史的角度，各自研究中國佛教宗派的數目，有七宗，八宗，乃至有九、十、十三宗之說。之所以如此，首要原因是以「宗派」來敘說隋唐佛教僧團的歸屬屬于「後設」的敘述方式，隋唐時期的僧人並未如此明顯的自稱、劃界。直到南宋，天台宗人宗鑑撰《釋門正統》、志磐撰《佛祖統紀》，才簡略地提出有七宗之說。宗鑑《釋門正統》立「八志」，在「順俗志」中敘述淨土崇拜，在「弟子志」中，主要敘述天台正統；此外，還撰寫五種《載記》，即《禪宗相涉載記》、《賢首相涉載記》、《慈恩相涉載記》、《律宗相涉載記》、《密教相涉載記》。如此，實際上宗鑑涉及到天台、淨土、禪宗、華嚴、慈恩、律、密等七宗。志磐《佛祖統紀》所立九「志」中，有「山家教典志」錄天台宗著作，「淨土立教志」記述淨土宗僧俗傳，《諸家立教志》記述禪、華嚴、法相、密教、律諸宗創教簡史。這與宗鑑所說一致，也是七宗。宗鑑《釋門正統》編撰于南宋嘉熙元年(1237年)，志磐《佛祖統紀》編撰于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這是中國古代關于佛教宗派的主要說法。湯用彤先生在其諸種隋唐佛教講義中，講到「九宗」，即天台、三階教、三論宗、律宗、唯識宗、淨土宗、華嚴宗、禪宗、密宗。而關于「宗」的含義，湯先生區分出兩層：「『宗』本謂宗旨、宗義，因此，一人所主張的學說，一部經論的理論系統，均可稱曰『宗』。從晉代之所謂『六家七宗』至齊梁之周顒之『三宗』都是講的宗教學說上的派別，這是『宗』的第一個意義。『宗』的第二個意義就是教派，它是有創始，有傳授，有信徒，有教義，有教規的一個宗教集團。」(湯用彤《論中國佛教無「十宗」》)。湯用彤的這一說法，得到後來大多數研究者的采納。如果將南北朝佛教學派與隋唐的「九宗」作一對照，就會發現二者在以下三方面有很大的差別：第一，形成有一定排他性的創始者、傳授者及其信仰者系統；第二，具有獨特內容的教義體系；第三，具有獨特內涵的修行方法及其儀軌制度。本章我們通過對于隋唐諸宗派創立的情形及其基本教義的敘述，展現這一時期佛教發展的盛景。另外，主要流傳于西藏的「藏傳佛教」，其最初的形成也在這一時期，為了敘述的方便也一併列于本章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