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學 三、「格義佛教」

三、「格義佛教」

儘管佛教傳入中土很早，但是，直至東晉時期，中土人士並未完全領悟佛教的精深教義。曹魏正始年間，新生的玄學思想逐漸成了當時思想界的主流。在這一時期，中國佛教是以洛陽和長安為中心的，一方面舉行法會等一般的宗教活動，另一方面譯經活動也是卓有成效的。雖然社會由于不斷的權力斗爭而不太安定，但並沒有對佛教的傳播和譯經產生太大的妨礙。從另一方面，也許由于這樣的戰亂反而使得中國民眾更深地信仰佛教，在佛教提供的彼岸世界之中尋求精神的安慰。從有關資料中可以明顯看出西晉時期佛教在民間的急速傳播。這時期的譯經涉及大、小乘經典，由于玄學的流行，般若部經典逐漸成了主流。尤其是，朱士行從西域派弟子送回的《方廣般若經》的梵本，由無羅叉和竺叔蘭翻譯出來，影響甚大。這一時期進行的譯經和對「般若」的解釋，面對當時流行的玄學學風，只能更多地借用老莊玄學的用語和概念。這種情況對中國佛教的玄學化起了重大的作用，形成了「格義佛教」。

東晉時期可以說是中國佛教發展的轉折點。起初，有道安在襄陽、長安對佛教義理的悉心研尋以及對戒律的清整，道安高徒廬山慧遠則無論從僧團的管理，還是從佛教義理方面來說，都無愧于佛教領袖的稱號。後來，隨著鳩摩羅什到達長安譯出大批佛教經典，純正的印度佛教中觀思想終于在中土僧人心中扎根。羅什的弟子僧肇、竺道生分別以對般若中觀思想、涅槃佛性思想的出色理解和弘揚，開拓出中國佛教發展的新紀元。此後的南北朝時期，中國佛教便進入了學派並弘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