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東坡的佛教思想特色
達亮
(廣東潮州市《人海燈》編輯部，廣東 潮州 521021)
摘要：蘇東坡的詩詞、文賦、書畫，融匯著儒、釋、道的血液。儒家的「入世」，以儒家精神為擔綱；道家的「忘世」，以道家精神為養氣；佛家的「出世」，以佛家精神為超脫，三家思想的雜糅，形成了蘇東坡「外儒內禪」的人生觀、藝術觀。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更中，在入世與出世的交疊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盪中，蘇東坡得到了融匯、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盪、超然無累、自足圓滿的人生境界，形成其獨具佛教思想的特色。
關鍵詞：蘇東坡；佛教；詩詞；外儒內禪
蘇東坡對佛教態度的一個特點，就是利用佛教的觀念，對人生進行理智的思索。在深刻的反省中，求得心理上的平定。他在對佛教的理解中，理智的追求占有更大的比重。有時候，他覺得自己並沒有完全領會佛說，「佛法浸遠，真偽相半。寓言指物，大率相似。考其行事，觀其臨禍福死生之際，不容偽矣。而或者得戒神通，非我肉眼所能勘驗，然真偽之候，見于言語。」對佛，他說自己「難化」，他在《與參寥子二首》中自我檢討說：「自揣省事以來，亦粗為知道者。但道心屢起，數為世務所移奪，恐是諸佛知其難化，故以萬里之行相調伏耳。」他給友人寫信中，還說到自己雖然慕佛道，誦《楞伽》，但實無所見。這些當然有謙虛的意味，但也說明他對佛道並非那樣執著、迷信。蘇東坡的學佛，不執著于齋戒、持律、誦經，也不喜歡虛玄之談，而是希望佛教能真正裨益各級各層的現實人生。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靜坐，悟得物我兩忘、身心皆空的道理是他最大的收穫。他曾作《阿彌陀佛頌》：「我造無始業，本從一念生。既從一念生，還從一念滅。生滅滅盡處，則我與佛同。」他曾對淨土宗信仰產生懷疑與不理解，有些時候曾批評佛教中宣揚的頹廢超世和因果報應觀點。例如他在居喪期間，應惟簡之請作《中和勝相院記》云：「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為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混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因此他認為佛教某些宣傳是「為愚夫未達者」所設的「荒唐之說」，「仙山與佛國，終恐無是處」。東坡說的這些主要指的是淨土信仰，這當然是他對淨土信仰實無所見和偏激了。他在《鹽官大悲閣記》中又說：「……至于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這里批評的則是禪宗無言無相之說。他的這種說法與柳宗元對禪宗的批評相似，也是以理性批駁神秘主義。元祐六年(1091)他所作的《敘》：「自漢以來，道術不出于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這是他對儒釋道的偏激與不理解，與後來得益于儒釋道，這就是有力的佐證。
有人說蘇東坡對儒釋道的態度，前後期不同，前期(貶官黃州以前)主異，後期主同。南宋汪應辰說：「東坡初年力辟禪學，其後讀釋氏書，見其汗漫而無極，……始悔其少作。于是凡釋氏之說，盡欲以智慮臆度，以文字解說。」今人多用此說，如劉乃昌《論佛老思想對蘇軾文學的影響》也說：「汪氏的說法是有根據的，蘇軾由辟佛老到融合佛老大抵經歷了一個發展過程。」蘇東坡隨著仕途的失意，受釋道影響越來越深是對的，但是，如果說蘇東坡前期才辟佛老，後期則融合佛老，根據似不充分。實則蘇東坡一生在政治上都在辟佛老，而在其它方面都在融合佛老，且早年受佛教影響較深。「藉示繡佛，奇妙之極，當由天工神俊，非特尋常女工之精麗者也。凡目瞻禮，一洗塵障，幸矣。」《佛祖統記》卷四十六載：「(軾)及在儋，得蜀人張氏畫十八阿羅漢，遂為之讚。」「軾家藏十八羅漢像，每設茶供則化為白乳。」總之他在融其所認為可融的，辟其所認為不可不辟的。
蘇東坡偏重于從政治上反對佛道，他的《子思論》、《荀卿論》、《韓非論》、《韓愈論》，都對所謂異端思想持批判態度。他說：「聖人之所以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他認為正是老莊的「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造成了法家的「敢為殘忍而無疑」，結果「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這都是從異端可亡國的角度講的。如前所述，蘇東坡雖皈依佛學，對佛，他說自己「難化」，即使遠謫萬里也仍「難化」，在熙寧年間，蘇東坡還曾以佛老之說作為他反對新法的工具，其實，佛老思想對他的主要作用是作為政治逆境中的抵御武器，以尋求精神解脫。再者，蘇東坡折衷了佛門各宗的觀點，而強調了「雖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換個說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這正是南北朝以來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與宗教的統一。
蘇東坡除從政治上反對佛道以外，而在其它方面卻深受佛道影響。蘇轍所作《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更是道出了蘇東坡一生的精髓，可謂乃兄知音：「(蘇軾)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歎曰：『吾昔有見于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初」、「既而」、「後」等字充分說明了蘇東坡研讀儒釋道典籍有一個過程。為了應試，蘇東坡兄弟少年時代主要是讀儒家經史。但是如果把「既而讀《莊子》」，「後讀釋氏書」說成是在貶官黃州之後，那就不符合實際了。其實東坡在早年就「讀釋氏書」了。
蘇東坡晚年所作的《子由生日，以檀香觀音像及新合印香銀篆盤為壽》詩中說；「君少與我師皇墳，旁資老聃釋迦文。」詩中言明隨父蘇洵讀書，所謂「旁資」，即是除了儒家經典外，同時還接觸了道教和佛教的知識。蘇轍青年時代反對「學者不可以讀天下之雜說」的觀點，聲稱自己「百氏之書無所不讀」，這也大體可以代表蘇東坡少年時代的情況。
「早年便懷齊物志」「逍遙齊物追莊周」。蘇東坡8歲入學，啟蒙老師便是天慶觀道士張易簡。
蘇東坡兄弟皆「齠齔好道」，當他晚年被貶海南回首往事時，曾沉痛感慨道：「軾齠齔好道，本不欲婚宦，為父兄所強，一落世網，不能自逭。然未嘗一念忘此心也。」他沒有像一般讀書人那樣表現出對功名事業強烈的欲望和迫切的渴求，相反，他時常會有一種無可奈何的苦衷，「軾少時本欲逃竄山林，父兄不許，迫以婚宦。」因此，蘇東坡思想胎息老莊是毋庸置疑的，無需多加論證。嘉祜二年(1057)他同科進士及第，可謂少年得志，從他的《人峽》詩中可略知一二：「盡解林泉好，多為富貴酣。試看飛鳥樂，高遁此心甘。」人仕不久，又發出了「何年謝簪紱，丹砂留迅晷」感嘆。蘇東坡應進士試和制科試時就與融合儒釋道的懷璉禪師交游。
「烏台詩案」結局雖屬僥幸，蘇東坡幸而死里逃生，但對他的世界觀影響極大，至少是個驚心動魄的經驗，他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信佛學禪，完成了世界觀的轉變，即由一個儒家積極人世的人生觀到佛教無物無我心性明靜的人生觀蛻變，用禪學理念來觀察人世間的萬事萬物，使他得到極大解脫。
在六月他寫的別弟詩里，他說他的生命猶如爬在旋轉中的磨盤上的線蟻，又如旋風中的羽毛。他開始沉思自己的個性，而考慮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寧。他開始學禪，信佛，而把眼睛放在佛教與禪理上，遠離世事的紛擾，尋求內心的安靜，尋找精神的自由。
蘇東坡之好佛，首先是要求靜心。現實世界帶給他無數苦悶與煩惱。在佛教中，他學到擺脫這些煩惱的超然態度，可以在一時間跳出矛盾糾纏之外，從而達到心泰神寧。但在許多情況下，他又並沒有完全超世人佛，而往往只是在解脫「煩惱障」之後對人世冷眼觀察，結果對一切苦難都無所掛礙，無所顧念。他在《海月辯公真讚》中說：「予通守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穆，不見慍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他每見惠辯，清坐相對，即達到形神俱泰的境界。他在《黃州安國寺記》中又說：「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日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問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污自落，表里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但往而暮還者，五年于此矣。」他在黃州時每隔一、二天，就要到當地安國寺燒香靜坐，自我反省。這時他進入一種境界，物我兩忘，身心皆空，頭腦完全清淨，而種種人世煩惱都會消除，從內心到外界，進入了自由自在的境地。這里寫出了他人佛寺習佛時的心情。在佛寺的清幽環境中焚香默坐，悟得物我雙亡、身心皆空的道理，心境上也就安寧了。這是由于內心反省所得到的安慰。這里他已經是向佛求靜，追求精神上更高層次的安寧了。至于「東坡居士酒醉飯飽，倚于几上，白云左繞，青江右洄，重門洞開，林巒岔入。當是時，若有思而無所思，以受萬物之備」的生活，更是悠然自得，伏一幾而小天下。再有「臨皋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水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虛虛實實，實實虛虛，恍然問只記得萬里風月，閒者居之。這是蘇東坡向往的境界。
蘇東坡轉向了宗教，是在黃州時期開始信奉佛教的。貶官黃州以後，蘇東坡受佛老思想影響更深了，有關儒釋道可以相通的言論更多更鮮明了。蘇東坡主張儒釋交輝，在《宸奎閣碑》中他寫到懷璉禪師：「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詆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與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夫喜從之游。」又在《祭龍井辯才文》說：「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禪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他稱讚懷璉禪師能調和儒與佛、老，指出佛教各宗派間應取兼容態度，其實儒、佛、道各家也應持兼容並包、事理圓融、二者都不偏廢。元祜年間他說：「道家者流，本于黃帝、老子。其道以清靜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于《周易》『不思不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臣聞舜禹之心，以奉先為孝本；釋老之道，以損己為福田」；謫貶嶺南時，他也說：「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儒釋不謀而同」。元豐三年(1080)閏九月十九日，他在《答畢仲舉》中說到自己學佛的立場：「佛書舊亦嘗看，但暗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于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仆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豬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豬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于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生活在儒、佛、道三教合流時代的蘇東坡，「《楞嚴》在床頭，妙偈時仰讀」，他的思想帶有鮮明的儒釋道雜糅的特點。尤其是在他貶居黃州以後很注意捋取眾長，為我所用，藉以應付當時複雜多變的政治社會環境。值得注意的是蘇東坡對佛老思想的接受持一種分析的態度。他學佛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窮究其義理，以期「出生死，超三乘」，而是「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是「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然平生學道，專以待外物之變」，認為融合儒釋道三家可以「遇物而應，施則無窮」。他學佛的目的是「靜而達」、「以待外物之變」，這是他生命達觀的表現。他是要攫取佛老思想的內在精神以充實、完美自己的思想境界。佛老思想對蘇東坡文學創作的影響很大。這種影響不僅時時體現于作品的表現主題，而且對作品藝術風格的形成也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他與范鎮論佛法信與不信之說，也表明了自己學佛的立場，有一定的明心見性之見解。「范蜀公不信佛說，大蘇公嘗與公論佛法其所以不信之說。范公云：『鎮平生事，非目所見者，未嘗信。』蘇公日：『公亦安能然哉?設公有疾，令醫切脈，醫日寒，則服熱藥，日熱，則餌寒藥。公何嘗見脈而信之如此，何獨至于佛而必待見耶!』」由此得之，東坡學佛一方面不喜歡那些玄虛之談，而希望在身心上真能得益。他所說的「淺陋」，正是與現實人生有關聯處。他顯然不相信佛教真能讓人出世作佛，而希望它對俯仰人世的平凡人有益。
蘇東坡信佛學佛，是將佛作為覺悟者、覺行圓滿者來崇拜的。而「三世」的轉生，「六道」的輪迴，不過是「粗淺假說」。正如畢仲舉來信所說，讀經、參禪、信佛也不過是為了「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而已，達到這個目的就「乃為至足」。畢仲舉的話，蘇東坡十分讚賞，其實也代表了蘇東坡學佛習禪的目的。
佛學修養使蘇東坡得益，蘇轍說他謫居海南時「日蒣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即使到了晚年，詩文中亦不見衰憊之氣，這表現出一種氣節。他在儋州寫《觀棋》說：「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勝和敗的差別，像其他事物的差別一樣，是客觀的存在；但蘇東坡的否定，卻使他在屢次遭貶中保持樂觀不屈的精神，保持對生活、對風土人情的熱愛。「某見在東坡，作陂種稻，勞苦之中，亦自有樂事。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在他的書簡中，他說自己：「但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他對個人榮辱看得如此淡泊，能如此隨遇而安，正出于對心性獨立與自由的理解。又說，在貶地「公幅巾芒屩，與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大略只似靈隱天竺和尚退院後，卻住一個小村院子，折足鐺中，罨糙米飯便吃，便過一生也得」。「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把貶地或者當作自己的故鄉，或者當作風景勝地；他曾把自己比喻為避居香山的樂天，並說自己是「閉閻燒香一病僧」，將貶官生活當成持戒修道的僧侶生活。這種超然避世的態度顯然表現出與現實苦難相對抗的心理和保持自心定力的努力。
中國文人有一個較普遍的現象，那就是以儒學為本，佛道為用，得志時企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失意時便「且放白鹿青崖間」，李白是這樣，王安石也是這樣，王維更甚，一生都在半官半隱。儒道釋三家思想的兼融貫通，是宋代學人的一般思想趨勢，在蘇東坡身上無法完成這種思想定式。佛老思想成為蘇東坡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處世哲學。佛老思想原以清靜無為，超然物外為旨歸，但在蘇東坡身上，卻發生了複雜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貴賤、毀譽、得失視作毫無區別的東西，有逃避現實的消極傾向；另一方面，又幫助他觀察問題，處理世事比較通達，在這種曠達態度的背後，堅持對人生、對美好事物的執著追求。綜其一生，他以儒學的重視現實的精神和倫理觀念指導自己的出仕和從政，又以佛道的「了達無疑」和「齊物」「喪我」來養性、處窮和應變。他以莊子「醉里天全」作為避禍手段：「人間本兒戲，顛倒略似茲。惟有醉時真，空洞了無疑。墜車終無傷，莊叟不吾欺」，而當佛家思想成為他觀照事物的理論基礎時，他的思想便有一個質的飛躍，佛當年告訴弟子阿難：「阿難若于因地，以生滅心為本修因，而求佛乘不生不滅。無有是處」，蘇東坡便有所悟，意識到「醉中雖可樂，猶是生滅境」，這就是蘇東坡的「外儒內禪」的統一，所以他依于道，逃于禪，推演周易，喜歡陶淵明，卻終其一生並不歸隱。
在宋朝，對佛、道的向往，將佛、道二經與文藝結合，生活方式更近佛、道，最成功最自然的並不是飄逸瀟灑的蘇東坡，而是嚴謹固執的王安石。如果說王安石對佛、道是一種敬仰，敬仰佛道的節操、經義、生活方式，而蘇東坡卻是一種欣賞，欣賞佛、道的超然、逸致和生命形式。以儒家精神為擔綱，以佛家精神為超脫，以道家精神為養氣，這三句話，雖然有點籠統，但也能說出蘇東坡對三家的態度。在順境與逆境的變更中，在人世與出世的交疊中，在激情與虛幻的轉化中，在儒、佛、道的碰撞激盪中，蘇東坡得到了融匯、整合與統一，從而達到天趣洋溢、生機浩盪、超然無累、自足圓滿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