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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三藏記集 題解

題解

  《出三藏記集》又名《出三藏記》,是中國齊梁時代著名佛教律學大師、佛教文史家僧佑(公元四四五——五一八年)的主要著述之一。「出」即譯傳出;「三藏」即佛教經、律、論三類典籍;「記集」即記錄編集之意。概而言之,《出三藏記集》是僧佑對漢魏兩晉南北朝時期漢地翻譯、編撰、流傳的各種佛教經籍的記錄整理,包括集錄佛典的名目部卷,審核譯時、譯地、撰人,考校譯本的繁略同異、敘列闕失、甄別真偽等。   其文體與《漢書·藝文志》相似,屬於佛教經錄類,因此書為僧佑所撰制,故後世經錄家又簡稱之為《佑錄》。此書是現存最古,內容十分廣泛豐富的一部綜合性「經錄」,在中國佛教學術史、目錄文獻學、思想文化史方面產生過深廣的影響,佔有重要的地位。   以下分別就出書作者的生平事略、本書的內容結構、本書的地位與價值,以及本書的版本作一概述。   僧佑的生平事略   據慧皎《高僧傳》卷十三〈僧佑傳〉記載,僧佑俗姓俞,祖籍彭城下邳(今江蘇徐州邳縣),父世移居建業(江蘇南京)。僧佑幼年時隨父母入南京建初寺禮拜,對佛教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踴躍樂道,不肯回家」,父母惜愛他的志趣,允許他留在寺內,奉僧範和尚為師。十四歲時,家人悄悄為他籌辦婚事,他得知後,為避婚事,投奔到定林寺(位於南京鐘山腳下)法達法師門下。法達乃曇摩密多(罽賓僧人,來中國後名法秀,遍遊中國)的弟子,戒德精嚴,為法棟樑,僧佑竭誠奉師學習,「執操堅明」,二十歲受了具足戒。受具足戒後,又從「精研律部、博涉經論」的法穎律師受業,研習當時在中國流傳最廣的薩婆多部(小乘說一切有部)的《十誦律》。僧佑對律學十分用功,「竭思鑽求,無懈昏曉」,經二十餘載的不懈努力,終於「大精律部,有邁先哲」,成為當時的律學名師。在此後數十年中,僧佑的主要佛事活動是:   一、弘揚律學、傳授戒法。僧佑晚年自述雲:「少受律學、刻意毘尼(即戒律),旦夕諷持四十餘載,春秋講說七十餘遍。」(《出三藏記集》卷十二〈僧佑法集總序〉)由此可見僧佑研習、弘揚律學之勤勉。由於僧佑對律學的精深造詣,因而得到齊梁兩朝帝王的高度賞識和社會僧俗的廣泛崇敬。齊竟陵王蕭子良篤信佛教,多次請僧佑開講律學,聽眾常達七、八百人。   齊永明中(公元四八三——四九三年)奉齊武帝蕭賾之敕,「入吳試簡五眾」,即前往蘇州、紹興地區,對該地區的比丘(男僧)、比丘尼(女僧)、式叉摩那(學戒女)、沙彌(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受十戒的男僧,中國俗稱小沙彌)、沙彌尼(七歲以上,二十歲以下,受十戒的沙彌尼)進行考試簡別,看他們是否合格,同時「宣講《十誦》,更申受戒之法。」梁武帝蕭衍對僧佑更是「深相禮遇」,凡難以斷決的重大僧事,皆敕僧佑審決,僧佑晚年患有腳疾,梁武帝特許他「乘輿入內殿,為六宮受戒。」   二、勤奮著述、編撰《法集》。僧佑在講習律學、傳授戒法之餘,矻矻於「校閱群經」、「訂正經譯」,廣搜佛教文論,編撰成《法集》(意為佛法文集),即慧皎在《高僧傳》中所說的《經藏》。僧佑在《法集》總目錄序中說:「竊有堅誓,志是大乘,頂受方等,遊心四含。加以山房寂遠,泉清松密,以講席間時,僧事餘日,廣訊眾典,披覽為業,或專日遺餐,或通夜繼燭,短力共尺波爭馳,淺識與寸陰竟晷,……仰稟群經,傍採記傳,事以類合,義以例分,……總其所集,凡有八部。」   這八部著述是:《出三藏記集》十卷(明南藏本作十五卷,北藏本作十七卷)、《釋迦譜》十卷、《世界記》五卷、《薩婆多部相承傳》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卷、《十誦義記》十卷、《法集雜記傳銘》十卷。   這八部著述,現只存《出三藏記集》、《釋迦譜》及《弘明集》三部,其它五部均佚,但其序言和目錄保存在《出三藏記集》裡,從中可大致瞭解編撰的內容。   《出三藏記集》的基本內容,後面詳述。   《釋迦譜》是從《阿含經》、《普曜經》、《本起經》、《曇無德律》、《泥洹經》、《賢愚經》、《未曾有經》等二十多種佛經中抄集釋迦牟尼佛的傳記,是中國第一部關於釋迦牟尼佛的傳記集,旨在顯示釋迦牟尼佛的大覺大悟及對眾生的感應。   《世界記》是從《長阿含經》、《華嚴經》等經典中集錄佛教關於「世界」的論述,其中包括「三界」、「六道」的相狀、成因、生滅等描述。   《薩婆多部相承傳》,記錄薩婆多部師資傳授系列,揌其新舊九十餘人。   《法苑集》又稱《法苑雜緣原始集》,從諸經中集出關於佛、法、僧三寶和造像、建塔等佛事記述,以及漢土奉佛受戒、止惡興善等事蹟,「記錄舊事,以彰勝緣,條例叢雜,故謂之《法苑》。」   《弘明集》以維護佛教正法的目的出發,蒐集東漢至南朝論辯的文章百餘篇,用以弘揚佛道,批駁疑佛之論,「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謂之《弘明集》。」   《十誦義記》,是對法穎律師講解《十誦律》的分類整理。   《法集雜記傳銘》,是「山寺碑銘、僧眾行記」的彙集,因條例無附,故單獨編為一部。   三、監造佛像、莊嚴精美。僧佑不僅對佛教律學有很高的成就,對佛教典籍的整理作出了傑出的貢獻,而且對佛教藝術也有很深的造詣。在《法苑集》中,僧佑蒐集了許多有關佛教音樂、歌唄、梵舞、造像等方面的記載和文獻,表現出他對佛教藝術的深厚興趣和修養。特別是在造像藝術方面,僧佑表現出卓越的才能。《高僧傳·僧佑傳》記載:「佑為性巧思,能自準心計,及匠人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攝山大像及剡縣石佛等,並請佑經始,準畫儀則。」   光宅寺無量金像系梁天監八年(公元五O九年)五月三日奉敕於小莊嚴寺營鑄,同年九月二十六日移於光宅寺。此佛像用銅四萬餘斤,佛像身高九丈,史稱「蔥河以左,金像之最」,為東方佛像第一(見《高僧傳》卷十四〈法悅傳〉)。攝山(即棲霞山)大佛,是豫章王、競陵王等發心出資,僧佑設計改造的,殿中無量壽佛為坐式,坐身高約十米,佛座高約二米,左右兩側分立觀世音與大勢至菩薩像,各高約十米。   剡縣(今浙江嵊縣)石佛,原是僧護於齊建武中(公元四九四——四九八年)招結道俗雕鑿,但數年「僅成面樸」,而染疾身亡,後有僧淑繼續雕鑿,亦未成。於是建安王「敕遣僧佑律師,專任像事」,「像以天監十二年(公元五一三年)春就功,至十五年(公元五一六年)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石佛鑿成後,「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花,萬里來集。」(見《高僧傳》卷十四〈僧護傳〉)   由於僧佑在律學、著述、佛教藝術方面的精深造詣和傑出成就,使其在朝野享有崇高聲望,門庭極盛,有僧俗弟子一萬一千餘人。開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臨川王蕭宏、南平王蕭偉、尚書令袁昂,及公主貴嬪等「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著名佛僧明徹、寶唱,傑出的文學理論批評家劉勰,皆從僧佑受學。   梁天監十七年,僧佑卒於建初寺,春秋七十四,葬於鐘山定林寺舊墓,弟子正度立碑頌德,劉勰撰文。   出三藏記集的內容結構   《出三藏記集》十五卷,記錄編集了佛教三藏在印度的緣起,以及東土傳譯的三藏名錄、三藏前序後記,和譯傳三藏的高僧傳記。因此此書的內容由四大部分構成,「一撰緣起、二銓名錄、三總經序、四述列傳。」(《出三藏記集·序》)   第一部分,撰「緣起」(第一卷),共五篇:集三藏緣記第一、十誦律五百羅漢出三藏記第二、菩薩處胎經出八藏記第三、胡漢譯經文字音義同異記第四、前後出經異記第五。前三篇是引《大智度論》、《十誦律》及《菩薩處胎經》中關於迦葉、阿難會誦三藏的傳說和「八藏」的名稱,以此敘述佛教經典結集的緣起及經過。「八藏」的名稱是:「胎化藏第一、中陰藏第二、摩訶衍方等藏第三、戒律藏第四、十住菩薩藏第五、雜藏第六、金剛藏第七、佛藏第八。」   第四篇論述在佛經翻譯中的梵(或胡)文與漢文音義的同異問題,舉出安世高、嚴佛調、竺叔蘭、竺法護、鳩摩羅什、僧融、僧肇、曇無讖、佛陀跋陀羅等譯師的翻譯風格與貢獻,主張翻譯應做到文質相宜,因為「文過則傷豔,質甚則患野,野豔為弊,同失經體。」   第五篇列出二十多種重要名相新舊翻譯(以鳩摩羅什翻譯的前後區分)的不同,如舊譯「眾佑」,新譯為「世尊」;舊譯「扶薩」,新譯為「菩薩」;舊譯「光世音」,新譯為「觀世音」;舊譯「背舍」,新譯為「解脫」;舊譯「直行」,新譯為「正道」等等。   第二部分,銓「名錄」(第二卷至第五卷),是在道安《綜理眾經目錄》(僧佑稱之為「安錄」或「舊錄」)的基礎上,蒐羅後漢至齊梁四百餘年間譯出和抄撰的一切佛教典籍的目錄,加以分類編集,並附以簡要的說明,指出佛教典籍譯撰的年代、地點、譯撰人、異譯名稱、存闕等。「名錄」列為十四部,因對道安的「舊錄」有所考訂擴充,故每部都冠以「新集」,又稱「新錄」。   ㈠新集撰出經律論錄。按譯人年代編次,審訂漢至梁經律論四五O部、一八六七卷,譯者八十一人。其中,先採錄考訂《安錄》著錄的後漢安世高至西晉法立,凡十七家、二五七問、五O四卷;僧佑新集一九三部、一三O三卷。   ㈡新集條解異出經錄。「異出經」指同一種梵文本佛經,而有多種漢譯本。由於譯者的才趣各殊,所以各種譯本有文質、詳略的差別。共集錄異譯經四十三種,異譯者一一八人。   ㈢新集安公古異經錄。僧佑收錄、考訂《安錄》中的古異經錄九十二部、九十二卷,註明異錄或存闕。「古異經」,是古代(道安以前)所譯撰典籍的遺文,大都屬於摘譯的單篇或抄集的語要,無譯撰者名字。   ㈣新集安公失譯經錄。「失譯經」,指有經名而無譯者名字的經籍,《安錄》原列有一三一種,經名簡略,且未列卷數。僧佑加以整理,標明卷數、存闕,並從「安錄」注經末移來十一種,合為一四二部、一四七卷。   ㈤新集安公涼土異經錄。涼土所傳,有經名卷數,而無譯撰人名字的經籍,共五十九部、七十九卷。僧佑為之註明異名或存闕。   ㈥新集安公關中異經錄。關中所傳,有經名卷數而無譯撰人名的,共二十四部、二十四卷。   ㈦新集律分為五部記錄。引述《毘婆沙》中關於阿育王時,律分出五部的記載。 ㈧新集律分為十八部記錄。記述關於佛滅度後二百年至四百年間,薩婆多部所傳律漸次分為十八部的傳說。   ㈨新集律來漢地四部序錄。集錄傳到漢地的四種律部、卷數,及序文。四種律部為:薩婆多部十誦律,六十一卷;曇無德部四分律,四十卷,或分四十五卷;婆粗富羅律,四十卷;彌沙塞律,三十四卷。四部律合計一八O卷。最後列出未能傳到中土的「迦葉維律,未知卷數。」   ㈩新集續撰失譯雜經錄。僧佑續集的失譯經大部分屬於抄經,抄經人自題名目,故稱為雜經。失譯雜經包括有經文而無譯人者八四六部、八九五卷;有經名而未見經文者,四六O部、六七五卷。總計一三O六部、一五七O卷。   (十一)新集抄經錄。僧佑說「抄經」就是撮舉佛經的義要。他認為「抄經」有兩種情況,一種是像安世高、支謙所作的抄經,是由於佛經的篇幅太大,難以全譯,故進行抄譯,但沒有割裂原經;一種是後來有些人「肆意抄撮」,背離了原經。新集抄經共四十六部、三五二卷。   (十二)新集安公疑經錄。收錄《安錄》中被認為是偽託的經典二十六部、三十卷。 (十三)新集疑經偽撰雜錄。共集疑經偽撰四十六部、五十六卷。僧佑所謂的「偽撰」指貌似原經,實為抄經者。   (十四)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其中新集道安注經凡二十七卷,新集雜經二十四種。   以上十四錄中,有七錄是對《安錄》的審訂補充,有七錄是僧佑的另行編撰。據《歷代三寶記》卷十五總計,僧佑的「名錄」共收集經目二一六二部、四三二八卷。為人們提供了後漢至齊梁時代譯經、抄經、偽託、異譯、失譯與各類佛教典籍的目錄,藉此可以瞭解漢——梁佛教傳譯史的概貌。   「名錄」部分最後附〈小乘迷學竺法度造異儀記〉和〈長安叡法師喻疑〉二篇。〈異儀記〉記述竺法度別創律儀的大致內容及影響。僧叡法師所撰〈喻疑〉,強調對「般若」、「泥洹」的真義不可懷疑。   第三部分,總「經序」(第六卷至第十二卷),凡七卷。收錄序言和後記一二一篇。可分為兩類:前六卷為「經序」,是收錄一些經、律、論的前序和後記,自〈四十二章經序〉至〈千佛名號序〉,共一一O篇。後一卷為「目錄、序」,收入十種佛教文集目錄和十一篇序,分別是:陸澄《法論》目錄和序,竟陵王《法集》目錄和序,巴陵王《雜集》目錄和序,僧佑〈法集總目錄序〉以及《法集》中除《出三藏記集》之外的其他七種著述的目錄和序言。   第四部分,述「列傳」(第十三卷至第十五卷),凡三卷。記述歷代翻譯家義解師的生平事略,自安世高至法勇法師,共收入三十二人的傳記。   出三藏記集的地位與價值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土以後,不久便在中國大地上迅速傳播發展,譯經和撰述不斷增加,按《開元釋教錄》所計,漢代譯撰經籍二九二部、三九五卷;三國譯撰經籍二O一部、四三五卷;兩晉譯撰經籍三三三部、五九O卷;南北朝譯撰經籍六六八部、一四三九卷。   但是,由於印中兩地的語音文法不同、習俗典制不同;由於佛經傳來的時間不同、版本不同;由於譯者的風格、愛好和水平不同等等多種主客觀原因,從而使漢譯佛經有繁間之異、文質之差、新舊之別,有選擇、有全譯、有重譯、有異譯,有的闕載譯傳的年代、地點和人名,有的貌似原經,實為中國人的撰述。這種情況顯然不利於佛教的傳播發展,也不符合中國學人向來注重歷史感、考鏡學術源流的文化傳統。因此在魏晉時期便有記錄整理佛典名目部卷的《經錄》出現,魏晉以降歷代有佛教經錄的編撰,而且規模越來越大。   《經錄》的編撰,為人們詳細瞭解、搜尋、鑑別、研習佛教經典和考辨佛教譯傳源流提供了依據,它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佛教傳播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促進佛教文化進一步傳播和發展所必需。由於《經錄》的編撰,才為後來佛教大藏經的編修提供了依據,我國第一部木刻版大藏《開寶藏》就是根據《開元釋教錄》雕印而成的。   張曼濤在《佛教目錄學述要·編輯旨趣》中指出:「中國佛教第一個偉大的創舉,不是研經學教,唱宗立派,或造寺造像,而是懂得自東漢以來,記錄譯人所譯述之經目,整理散失之譯著,使後人得以循目收集,編成大藏」,佛教經錄「為中國佛教帶來了立根於世的基礎。」這種評價是符合實際的。上述這些,可以說是佛教《經錄》在中國佛教學術史和中國文化思想史上的一般地位和價值。   此外,《出三藏記集》還有其自身特有的價值。   其一,由於僧佑以前的各種經錄在隋唐時均已「未見其本」,因而《出三藏記集》就成為現存最早而又最完整的經錄了,因此凡研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學術者,無不以此為第一手資料。換言之,《出三藏記集》對於治漢——梁佛教學術乃至治整個中國佛教學術者,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看到,現有的大部頭中國佛教史,沒有哪一部不是大量引述《出三藏記集》中的內容數據的。   其二,由於《出三藏記集》集錄三藏緣起、名錄、序文、列傳於一書,因而保存了十分豐富的史料,具有多種利用價值,對後世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   「名錄」部分對漢——梁譯撰的一切經論(由於當時南北阻隔,北朝譯經收錄不全)進行分類,甄別其同異和真偽,判明譯撰人名和時代地點,人們藉此而清楚地瞭解漢——梁佛教經籍的狀況。「名錄」的分類方法,直接影響到隋唐時代的佛教經錄家。   「經序」部分是瞭解漢——梁時代經論譯傳的背景、經過、時間、地點、譯傳者的重要依據,也是瞭解經論思想內容的重要文獻。可以說,每篇經序實際上就是一篇內容提要,是一篇精闢的佛學論文,它既反映了古代學者們對佛經的理解,也是我們今天領會佛教經典的重要參考數據。「經序」是《出三藏記集》中最具思想特色的部分,其珍貴价值已為近世學者所稱道。   「列傳」部分是現存最早的僧傳。它繼承中國史書「列傳」的傳統,在佛家《經錄》中首開「列傳」,其史料多被寶唱的《名僧傳》、慧皎的《高僧傳》所採納。   本書的節選及版本   本書譯註的內容,主要選自「經序」部分,首先是因為「經序」是《出三藏記集》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其次是因為「名錄」雖是此書的主體,但無需翻譯,「列傳」因有慧皎的《高僧傳》在,故不必選譯。由於本書的篇幅所限,對「經序」亦不能全部譯註,只選譯其中影響較大的重要經論的序文(所選序文,除個別是節選外,其餘都是全文選譯)。為了便於讀者對《出三藏記集》有一個全面的瞭解,特編制《出三藏記集》總目錄附於書後。   《出三藏記集》在宋、元、明經藏中均著錄,惟清藏闕載。日《卍大藏經》收錄此書於第二十七冊,《大正藏經》收錄於第五十五冊。支那內學院刻有《經序》(六至十二卷)單行本。本譯註採用《大正藏》本,並根據《大正藏》的「校記」,參照日本學者中嶋隆藏的《出三藏記集序卷索引》加以校勘。校勘的文字放在( )內,其中包括校正和校增兩種情況,例如:   第六十八頁「名愛不能呈其足」→「名(巨)愛不能呈其足」。   第一一九頁「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為質樸。」→「若夫以《詩》為煩重,以《尚(書)》為質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