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勅修百丈清規 題解

題解

本書是元代中葉江西新吳縣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德輝,奉元順帝帝兒妥歡帖睦爾的聖旨,編撰成的一部禪林清規。原書共九章,每章開首各有一段小序,說明一章主旨和大意,書後附錄唐元和十三年(公元八一八年)殿中侍御史陳詡的<唐洪州百丈山故懷海禪師塔銘並序>,元順帝至元二年(公元一三三六年)國子博士黃溍的<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師天下師表閣記>,北宋景德元年(公元一OO 四年)翰林學士楊億的<古清規序>,崇寧二年(公元一一O 三年)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宗頤的<崇寧清規序>,南宋鹹淳十年(公元一二七四年)後湖比丘惟勉的<鹹淳清規序>,元至大四年(公元一三一一年)廬山東林寺比丘弌鹹的<至大清規序>,至元二年(公元一三三六年)翰林學士歐陽玄的<勅修百丈清規敘>,以及德輝在至元四年( 公元一三三八年)寫的後記,共七萬餘言。

書成之後,先以各種單行本流通,這些單行本一般分為八卷。明代以降,開始收入各種藏經。據現在所知,本書的入藏情況為:明北藏,載於「黜」函,方冊本《嘉興藏》也收入此書:清藏,載於「本」、「於」二函:《頻伽藏》,載於「騰」帙:日本《大正藏》,收入第四十八卷。後來《大日本續藏經》又重新收入了此書。因而這部清規自元以來一直得到廣泛流傳。我們這次選擇本書的主要章節譯成語體文,並加註釋,用的是《績藏經》的本子,對於其中一些刊刻錯誤之處,則用明藏(《嘉興藏》)本作了校正。

《勅修百丈清規》成書至今已有三百六十多年之久,為什麼還要把它作為《中國佛教經典寶藏》的一部,翻譯介紹給讀者呢?對此,要從它在禪宗歷史上的地位和在現代佛教中的作用兩個方面加以說明。

話題還得從唐中葉懷海大師制定《百丈清規》說起。在懷海之前,禪院尚與律寺雜處,禪徒也沒有自己的獨立教規·懷海創造了獨立的禪寺,又制定了適應禪宗特點的叢林清規,從此禪林的宗教修持和日常生活便在《清規》的規範下生氣蓬勃地進行,禪宗迅速發展壯大,成為佛教的主流。

但是經過會昌廢佛的打擊,又經唐末和五代十國的動亂,大部分佛經經典散佚無存,懷海的古本《百丈清規》也未能倖免。所以自北宋末葉開始,便有各種名目的叢林規約產生,並在一定範圍內流行。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前述崇寧、鹹淳、至大三部清規,還有南宋宗壽撰的《入眾日用》(又名《無量壽禪師日用小清規》)一卷、元代明本撰的《幻住庵清規》(又名《庵事須知》)一卷等小範圍內流行的清規①。

這些清規根據記憶或傳說,或多或少融進了懷海《古清規》的部分內容,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各寺院自己的寺職區分、行事準則和禮儀規範,具有很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地區色彩,彼此間則詳略不一、內容舛互,往往使後代的學習者感到疑惑不解,無所適從。

於是到了元代中葉,便有了重新編撰一部各地統一的清規,以適應禪宗內部的新情況及禪宗與官府、禪宗與世俗社會關係的新特點的要求。起初,著名禪師晦機、了萬、雲翁曾有志於此。然而壯志未酬,俱已作古。這一歷史使命,便落到了晦機的弟子德輝身上。

德輝於元文宗天曆二年(公元一三二九年)出任江西道龍興路百丈山大智壽聖禪寺住持。該寺正是百丈懷海和尚的祖庭,寺院的規制和行事較多地保留了懷海祖師的遺意。德輝凡事遵循成範,治理寺院很有成績,大小執事以至僧眾都能按規矩辦事,各機構各殿堂都很整肅,成為天下聞名的模範寺院。

德輝是個有大志有能力的人。如今又有了百丈祖庭、天下名寺住持的資格,便慨然以一統清規、澄清叢林的大業自任。他知道要做到這一點一定要藉助皇帝的權威,便抓住江西行省為懷海祖師請求加益未報的機會,親赴北京,展開活動。在京城他設法結識了御史中丞撒迪,經由撒迪引薦,得以面見皇帝,奏明《清規》的意義和沿革情況,受到皇帝賞識,欽命他重編,又命德輝的同學——一向受皇帝崇信的龍翔集慶寺住持大欣,率領一批熟悉典章的學問僧精加校正,並賜璽書頒行。

德輝奉命之後,立即開始了緊張的編撰工作。自元至順元年(公元一三三O 年)夏五月動筆,至同年冬十月定稿,共費時五個月,書成定名為《勅修百丈清規》。這部著作的權威性,一方面由於它是奉皇帝欽命修撰和校正的,另一方面也由於德輝本人的身分、資歷,特別是他修撰此書時採取了相當嚴肅認真的態度。

據德輝自述,他受命之後,曾廣泛搜求資料,經過鑑別確認北宋崇寧時真定府十方洪濟禪院住持宗頤的《崇寧清規》、南宋後湖比丘惟勉的《鹹淳清規》、元至大年間廬山東林寺弌鹹禪師的《禪林備用清規》最有參考價值。於是便用這幾種清規作為根據,用百丈山祖庭的實際制度作為主要參照,集中各本的精華,再加以刪繁、訂訛、補缺和解釋說明的工作,完成了初稿,拿出來請大欣等校正,成為定本。

德輝的自述足以說明《勅修百丈清規》的高度學術價值。因為它取材廣泛而精當,又能把文獻的記載與模範寺院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所以最能反映百丈舊規的遺意,又最能適應後世禪林豐富複雜的現實。

這也決定了其書規範禪林制度的巨大宗教價值。與德輝同時代的國子博士黃溍給予《勅修百丈清規》很高的評價,說它發揚先訓、紹隆宗風,可以與國家一樣悠久永存,不但在當時可作為天下的師表,在無盡的未來也都可作為禪林遵循的準則。

事實確是如此。《勅修百丈清規》修成後,受到元順帝的嘉獎,並下詔天下僧人悉依此清規而行。明代皇帝也很推重這本清規,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以及仁宗、英宗等皇帝都曾下詔頒行,並明令對不遵守這一清規的僧人要繩之以法。直至清代和民國時期,這部清規還是禪宗寺院生活的綱領性規約。

十九世紀末一位荷蘭漢學家曾說,「它(指《勅修百丈清規》)現在仍以絕對性的權威治理著寺院」。另一位西方學者海克曼(H·Hackman)在本世紀初訪問了散佈在十一個省份的上百座寺院,並在其中一些寺院中駐留了數星期,親身感受到《勅修百丈清規》在各地所具有的權威。他說:「佛教寺院組織的每一特點,由本書說明殆盡。」美國學者唯慈(HolmesWelch)在本世紀五、六十年代與中國寺院長老級的和尚有廣泛接觸,他曾反覆問他們使用《勅修百丈清規》的頻率如何?這本書是束諸高閣、佈滿灰塵?還是每天必用?他們答道:每個人都對書中的內容了瞭若指掌,很少有重新翻閱的需要,但發生複雜的問題,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解決時,此書是最後的權威。不論在任何情形下,著名的寺院絕不容許過分與百丈清規背道而馳②。由此不難看出,德輝期望的目標沒有落空,黃溍等人的評價也非虛言。三百多年來,《勅修百丈清規》在中國佛教社會中一直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巨大宗教價值是歷久不衰的。

由於篇幅的關係,我們只能節選《勅修百丈清規》的部分內容譯註編入《中國佛教經典寶藏》。下面對節選的標準、未選部分的概況作一簡單介紹。

《勅修百丈清規》的內容本是一個完整的系統,比較全面而具體地反映了當時寺院的組織和寺院宗教生活、日常行事的全貌與細節。但時至今日,社會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寺院生活的內容也有了不小的變動,清規記載的部分內容已與現代寺院生活不盡相符。例如清規特別重視報答皇帝的恩典,第一章<祝釐>,第二章<報恩>,就是專門闡述如何為當朝皇帝及太子祝福,如何在已去世的歷代皇帝的逝世紀念日——即所謂國忌日——祈禱做功德。

這樣的內容反映了元代政教關係的特點,對於明清兩個朝代也基本適用,但自民國以來,這部分內容就過時了,故刪而不選。

又如舊時寺院的一切行動,全靠鍾、鼓、板、椎、木魚、石磬、鐃、鈸等一套法器來發號施令,傳達信息。這套法器組成了舊時寺院的完整信號系統,在寺院生活中具有異常重要、無可替代的作用。但隨著時代的進步,出現了鐘錶這樣的又簡便又準確的計時工具,於是像何時起床、何時吃飯、何時睡覺等作息活動,便可規定出時間,各人通過時鐘、手錶自行掌握,不再非依靠法器構成的信號系統不可。由法器組成的信號系統之作用,主要體現在寺院的宗教活動中。因此,一來由於篇幅的限制,二來在《清規》的其他部分談到寺院宗教活動如坐參、坐禪、佛事時,已經分別接觸到進行各種宗教活動的信號,故爾將法器部分也刪而不選。

還有三章是專談寺院中的禮儀的,即第三章<報本>,談佛降誕、佛成道涅槃、帝師涅槃這三個紀念日的紀念活動禮儀:第四章<尊祖>,談達磨、百丈懷海、開山歷代祖、嗣法師逝世紀念日的紀念活動禮儀:第八章<節臘>,談禪林幾個主要節日的紀念活動禮儀。這些禮儀當然都很重要,但相對於那些既能說明活動禮儀,又能連帶反映寺院的組織狀況及行政體系的內容,其意義自然要稍遜一些。在魚和熊掌不能得兼的條件下,只好忍痛割愛了。

捨棄上述這些部分之後,本書所節選的就剩下第五、第六、第七等三章。這三章分別談住持、兩序、大眾的構成、職責及圍繞著他們的主要行事、主要活動和相關禮儀。通過這些內容,我們可以瞭解寺院三個主要階層的基本面貌,寺院中豐富多樣的活動情況,開展這些活動的運作機制。可以說,這些內容正是《清規》的精華。禪宗叢林制度的主要內容就是在這三章中得到充分揭示的。所以我們選取這一精華部分介紹給讀者,希望讀者能藉此一斑,窺見清規的全貌。

當然,對於這三章,我們也未能全部選入本書。有些行事、活動和禮儀,在三章中是互相重複或基本上是重複的。例如在上述三章中都有不少篇幅談到各種形式的點湯、點茶、特為湯、特為茶,具體性形雖有小異,大的方面卻是雷同的。對於這種情況,只節選先出現的,略去後出現的,所以在<兩序章>和<大眾章>中,就有不少此類的節目被省略了。還有一些節目雖然並無重複的問題,只因與實際情況脫節,也被刪去,像<大眾章>中的「裝色」一節就屬於這種情況。原書附著的幾篇銘、記和序文,也因篇幅所限而刪去。

總的說來,本書節選原典的標準是選擇最能反映禪林組織、活動行事和有關禮儀,同時又能經受得起時間的淘汰,至今仍有活力,對當代禪林生活仍有指導意義的部分,略去不適應當今禪林生活實際,或者內容相對不那麼重要的部分。所略去的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八、第九共六章的全部,以及第六、第七兩章的部分節目。這些未選部分的概況,已在前面涉及,此處不再贅述。

最後把《勅修百丈清規》的編撰者德輝、校正者大欣的生平簡述如左:德輝,俗姓及生卒年俱不詳。只知其為東陽(今浙江金華市)人,出家後師事晦機元熙禪師,後出任百丈山大智壽聖寺住持,為百丈懷海禪師第十八代孫,是臨濟宗楊岐派大慧(宗杲)系僧人。為了統一叢林清規,奔走京師,通過權臣撒迪,取得皇帝信任,奉勅重編清規。書成,欽命為《勅修百丈清規》,頒行天下。德輝舊有益號為大智覺照禪師,書成之後御賜弘宗妙行之號。

大欣,字笑隱,俗姓陳,江州(今江西九江市)人。自幼出家,長大後博通佛典和教外典籍。

也師事誨機熙公得法,歷任永嘉:(今浙江溫州市)江心寺、錢塘(今浙江杭州市)靈隱寺住持,學徒甚眾,盛極一時。元文宗時召入問道,賜金欄衣及文三品階。至正四年(公元一三四四年)逝世,享年六十一歲。有《禪林清規》、《四會語錄》、《蒲室集》等著作傳世。

註釋:

①參見陳上強《佛典精解·纂集部·規制門·勅修百丈清規條》

②美國學者唯慈(Holmes Welch)所著《中國近代的佛教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