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鏡錄 題解
題解
《宗鏡錄》是中國佛教的一部重要著作，由五代宋初杭州永明寺禪僧延壽編集而成。他根據《楞伽經》所說「佛語心為宗」，乃提出「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的教法。意思是說，以一心為根本，即可如明鏡洞徹萬法，因而定名為《宗鏡》。「錄」，即編篡、集錄。 《宗鏡錄》編成後，先是「吳越忠懿王寶之，秘於教藏」（楊傑〈宗鏡錄序〉），叢林多不知其名。直到 宋神宗熙寧（公元一○六八——一○七七年）年間，圓照禪師始將此書傳出，於是西方衲子爭相傳誦。其後，元豐（公元一○七八——一○八五年）年間，皇弟魏端獻王出資鏤板印刷，分施《宗鏡錄》給當時著名寺院，但各地學者仍很難見到。宋哲宗元佑（公元一○八六——一○九四年）年間，禪僧法湧、永樂、法真等人受吳人思恭之請，以「三乘典籍，聖賢教語」予以「校讀」（楊傑〈宗鏡錄序〉），改訂後重新刻板流行，使之稍廣傳播。明末刊刻《嘉興藏》時，智旭將法湧等人的本子又重新加以刪定，自陳：「癸已新秋，刪其蕪穢，存厥珍寶，卷仍有百，問答仍有三百四十餘段，一一標其起盡。庶歲後賢覽者，不致望洋之嘆，泣歧之苦矣！」（《靈峰宗論》卷七之二）到了清代，繼有節本出現。宋以後官、私刊本大藏經，大多加以載錄。 延壽禪師（公元九○四——九七五年），俗姓王，浙江餘杭人。時當吳越武肅王錢鏐崇尚佛教，在此環境影響下，大師於總角（幼年）之歲，即已嚮往佛教。年二十，便不再食葷。曾為餘杭庫吏，後遷華亭鎮將，督納軍需。年三十，吳越文穆王錢元瓘得知他慕道心切，於是順從其志，聽其出家。延壽遂捨棄家庭妻兒，剃度受戒，禮四明翠巖禪師為師。不久，入天台山修習禪定，並參謁韶禪師，受其印可，成為清涼文益再傳弟子。年四十九，住持明州雪竇山資聖寺，據傳，這時從他參學的人已經很多。年五十七，受吳越忠懿王錢叔之請，住持杭州靈隱寺，為該寺第一世。次年，又受請住持永明寺（即淨慈寺），為該寺第二世；從學者達二千餘人。《宗鏡錄》一書即在此時定稿於永明寺演法堂。年六十七，延壽奉詔於錢塘江邊的月輪峰創建六和塔，高九級，五十餘丈，作為鎮海之用。年七十一，再度入天台山，度戒萬餘人。次年圓寂。 延壽一生誦《法華經》一萬三千部，禪教兼重而歸心淨王。高麗國王抄讀《宗鏡錄》後，遠慕聲教，遂遣使渡海入宋，敘弟子之禮，並奉金線織成的袈裟、水晶數珠、金澡罐等法物。延壽親自為隨同使者前來問道的學僧三十六人印可記莂，使法眼宗從此遠播盛行於國外。 除《宗鏡錄》外，延壽還著有《萬善同歸集》、《神棲安養賦》、《唯心決》、《心賦注》、《定慧相資歌》等多種。其中，《萬善同歸集》重點宣傳了禪淨合一思想，對後世佛教界影響尤其深遠。 延壽是融合五代宋初佛教思想最傑出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宗鏡錄》的宗旨，首在闡揚宗密的禪教一致理論，將禪宗「頓悟」與《華嚴經》「圓修」結合，以「禪尊達摩，教尊賢首」為立論中心，展開佛教內部的調息與融合。 據史實記載，為了解決禪教間和教內各家間的矛盾，延壽部召集唯識、華嚴、天台三家佛教學者，「分居博覽，互相質疑」，最後由他親自用禪門「心宗旨要」加以「折中」（《禪林僧寶傳》卷九）。在這一基礎上，完成《宗鏡錄》的編集。因此禪僧覺範慧洪關於《宗鏡錄》的成書，有如下記載： 「予嘗遊東吳，寓於西湖淨慈寺。寺之寢堂、東西廡，建西閣，甚崇麗。寺有老衲謂予言：永明和尚以賢首、慈恩、天台三宗互相冰炭，不達大全，故館其徒之精法義者於兩閣，博閱義海，更相質難。和尚則以心宗之衡準平之。又集大乘經論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三百家，證成唯心之旨，為書一百卷傳於世，名曰《宗鏡錄》。」（《林間錄》卷下） 《宗鏡錄》全書多達一百卷，分為三章，計八十餘萬字。第一卷至第六十一卷之前半部為「標宗章」，內容為「立正宗明為歸趣」；自第六十一卷後半部至第九十三卷為「問答章」，內容以「申問答用去疑情」為主；第九十四卷至第一百卷為「引證章」，內容為「引真詮成其圓信」。所謂「正宗」，即「舉一心為宗」，此一心宗，「照萬法如鏡」。延壽〈宗鏡錄自序〉雲：「今詳祖佛大意，經論正宗；削去繁文，唯搜要旨；假申問答，廣引證明。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編聯古制之深義，攝略寶藏之圓詮；同此顯揚，稱之曰錄。」這已充分表明，他要通過這一鉅著，全面、深入地反覆論證禪教一致原理。他還認為，由於此書的層層剖析，重重引證，其效果決不只是禪教一致，而且還能「和會千聖微言，洞達百家之秘說」（《宗鏡錄》卷三十四）。 《宗鏡錄》既明言「舉一心為宗」，則其核心當在「一心」的闡述上；經由闡述「一心」而融合禪教。 何謂「一心」？延壽說：「謂真妄、染淨一切諸法無二之性，故名為一。此無二處，諸法中實，不同虛空性自神解，故名為心。」（《宗鏡錄》卷三十四）這「一心」實際便是如來藏佛性，他說：「如來藏者，即一心之異名。」（《宗鏡錄》卷二）他又說：「一乘法者，一心是。但守一心，即心真如門。一切諸法，無有欠少；一切法行，不出自心；唯心自知，更無別心。……故知從心所生，皆同幻化，但直了真心，自然真實。」（《宗鏡錄》卷二） 若從形式上看，這「一心」似帶有禪宗心性論色彩，但事實並非如此。在《宗鏡錄》中，延壽通常更以《起信論》的真如緣起說來規範「一心」的含義。他說：「此一心法，理事圓備。……大矣哉，萬物資始也」（註釋：萬物資始也：《大正藏》中，用「萬法資始也」）。萬物虛偽（註釋：萬物虛偽：《大正藏》作「萬法虛偽」。），緣會而生。生法本無，一切唯識；識如夢幻，但是一心；心寂而知，目之圓覺；彌滿清淨，中不容他，故德用無邊，皆同一性；性起為相，境智歷然；相得性融，身心廓爾。（《宗鏡錄》卷二） 這也就是說，世界萬物的本源是心（真如），由心（真如）緣起而理事全備，性相圓融。 很顯然的，延壽對於「一心」，並不真正從禪宗的角度予以說明。可以說，為了貫徹「性相圓融、禪教圓融」的原則，他不惜離開禪宗的立場。雖然他聲稱，《宗鏡錄》要「立心為宗」（《宗鏡錄》卷四十一），似乎在堅持他自家禪宗的思想原則。實際上，他的立論依據主要是華嚴宗的思想。 縱觀《宗鏡錄》全書，在詮釋「一心」方面，大量引用了《華嚴經》及其華嚴宗的學說。華嚴宗興起於天台和唯識宗之後，法藏、澄觀等人以理事圓滿融無礙為宗旨，倡導調和思想。隨著禪宗的興起，宗密又轉而大力提倡禪教一致。 上述華嚴學者的圓融思想，給予禪宗五家中最後形成的法眼宗深刻影響。法眼宗創始人清涼文益，十分重視華嚴學說，「他曾為《參同契》作過註釋（注已散失）。在《十規論》中也明白地講述理事圓融的話。此外，他對《華嚴》的深義也能運用入化。他所講的禪，是會通教義來講，不是凌空而談。同時他又不滯著於文字，運用《華嚴》卻不露痕跡，故很巧妙。他以六相來體會《華嚴》的法界，也就用六相（總別、同異、成壞）來體會理事的關係」（呂沔《中國佛學源流略講》，中華書局，公元一九七九年，頁二四九）。文益的這種圓融思想，理所當然地影響到他的法孫永明延壽。在《宗鏡錄》自序中，延壽開宗明義提出，要以華嚴的理事圓融學說來和會禪教兩家、性相二門。 延壽與文益一樣，也善於以華嚴的圓融觀談論理事關係，宣傳禪教的調和統一。他要以禪宗與華嚴教的圓融為基礎，統一全部佛教，恢復佛教的地位和影響。 作為禪宗法眼宗的傳人，延壽認為，禪宗之所以在唐末五代「綿歷歲華，真風不墜」，較長時期內繁榮興盛，是由於禪師們「以聖言為定量，邪偽難移；用至教為指南，依憑有據。故主峰和尚雲：謂諸宗始祖即是釋迦，經是佛語，禪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宗鏡錄》卷一）。禪宗繁盛的原因，雖然並非如延壽所說，但延壽這一觀點的提出，在當時確有某些影響性。由於禪宗長期輕視經教，因而有其自身發展過程中，不免產生一些偏頗，逐漸落入空疏之弊，並使部分品格低下的禪僧混跡其間，造成禪門的偽濫。文益《宗門十規論》有頌雲：「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這一看法多少也是針對其時已出現的禪門弊端而發。而文益這種鼓勵禪者研習經典的思想，則被延壽繼承發展，成為禪教一致的重要依據。 延壽之世，禪僧呵佛罵祖、詆譭經教、不稟師承、蔑視戒律的風氣頗為流行，對佛教自身帶來嚴重危害。延壽清楚地看到了這一局面，並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意見，文雲： 「近代或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判為是教乘所說，末提幽玄；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作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真，以病為法。只要門風緊峻，問答尖新；發狂慧而守痴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立格量而據道理，猶入假之金；存規矩而定邊隅，如添水之乳。一向於言語上取辦，意根下依通。都為能所未亡，名相不破。若實見性，心境自虛，匿跡韜光，潛行密用。是以全不悟道，唯逐妄輪迦；起法我見，而輕忽上流；恃錯知解，而摧殘未學。毀金口所說之正典，撥圓因助之修行；斥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宗鏡錄》卷二十五） 「近代相承，不看古教，唯專已見，不合圓詮；或稱悟而意解情傳，設得定而守愚闇證，所以後學訛謬，不稟師承。」（《宗鏡錄》卷四十三） 「深嗟末世誑說一禪，只學虛頭，全無實解；步步行有，口口談空。自不責業力所牽，更教人撥無因果；便說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淫無妨般若。」（《永明延壽禪師垂誡》） 從禪教一致角度來說，延壽認為，這種傾向十分危險。他指出，參禪與研習經典應該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故說： 「祖標禪理，傳默契之正宗；佛演教門，立詮下之大旨。則前學所稟。後學有歸。」（《宗鏡錄》卷一） 「從上非是一向不許看教，恐慮不詳佛語，隨文生解，失於佛意，以負初心。或若因詮得旨，不作心境對治，直了佛心，又有何過？只如藥山和尚，一生看《大涅槃經》，手不釋卷。」（《宗鏡錄》卷一） 當然，就教家言，也有必要與禪門會通互補。這正如他所說： 「夫聽學人誦得名相，齊文作解；心眼不開，全無理觀；據文者生，無證者死。夫習禪人唯尚理觀，觸處心融；暗於名相一句不識。誦文者守株，情通者妙悟。兩家互闕，論評皆失。」（《宗鏡錄》卷四十六） 禪教的統一融合，這是佛教的需要。其中，禪宗的頓悟與華嚴的圓修相結合，更是理所當然。對此，孔維勤《永明延壽宗教論》一書寫道：「永明圓教，本乎曹溪之性宗，故為禪教一致之表詮直指之教。其所集之祖教，亦惟顯圓宗。一一緣起，皆是法界實德，不成不破，非斷非常，才有一法緣生，無非性起功德。永明延壽禪教一致之見地，最大之特點，即為融華嚴與禪宗為一爐。」（新文豐出版公司，一九八三年，頁一○四） 《宗鏡錄》所提倡的禪教一致，對宋以後的中國佛學產生過重要影響。 北宋的統一，給社會的政治生活以巨大影響。新統一的封建王朝，致力於強化中央集權專制統治，在政治、軍事、財政大權收歸中央的同時，還注意思想文化方面的統制，逐步建立完善統一的意識形態。為了適應當時社全政治的實際需要，佛教在對外尋求「儒佛一致」和「佛道一貫」的同時，對內則強調各宗各派間的圓融統一。永明延壽之後，北宋雲門宗禪僧明教契嵩，也積極主張禪教一致、禪淨合一，並大力推進佛教與儒、道間的調和一致。他們的這些活動，實現了對禪宗思想體系和修習方式的全面改造，重塑了唐末五代時禪宗的形象，成為禪宗思想史上的一大轉折。 受延壽《宗鏡錄》禪教一致論影響者，歷代不乏其人。北宋元佑（公元一○八六——一○九四處）年間，寶覺禪師在看了《宗鏡錄》後說：「吾恨見此書晚。平生所未見之文，功力所不及之義，備聚其中。」（《人天寶鑑》）他不但手不釋卷，孜孜研讀，還攝錄玄要，成《冥樞會要》三卷。南宋孝宗（公元一一六三——一一八九年）在位時代，儒士述庵薛澄在其師天台草菴圓寂後，曾為之作祭文，其中備贊禪教一致，說： 「吾佛明心，禪必用教，教必用禪。如江如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雲殊，所麗一天。譬以二天，治眾人病，所期者痊。奈何末途。兩宗被魔；學者泥偏，私立位號；互為矛盾，其門必專。教而視禪，了不相安，如針著氈；禪而視教，欲割不能，如癭附咽。」（《佛祖統紀》卷二十一）］ 其後，元代著名禪僧中峰明本也認為： 「豈佛法果有教、禪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禪；以存所知，禪即是教。」（《中峰廣錄》卷十六） 「如一佛之垂化，觀萬法唯一心。一心即萬法，所以彰萬法為教，標一心為禪。名常異而體常同，教即文字而禪離文字也。究竟所以，特不過破破情執之迷妄，混入一心之靈源而已。」（《中峰廣錄》卷十八） 明末高僧藕益智旭對《宗鏡錄》亦極為重視，前後會披閱該書四遍，發現其中有後人添加的部分，一一悉心以剔出，重加整理修訂。清初雍正皇帝以禪門宗匠自居，對歷史上各家禪多有所評擊，但對延壽的禪教一致思想卻讚歎不已。他在《御選語錄》的〈永明編序〉中寫道： 「宋初，杭洲永明智覺禪師，平生著述有《宗鏡錄》、《唯心決》、《心賦》、《萬善同歸集》等，凡千萬言，並在大藏，有流傳海外者。朕披閱採錄，不勝敬禮喜悅，真所謂明逾曉日，高越太清。如鼓師子弦，眾響俱絕；如發摩尼寶，五色生光。信為曹溪後第一人，超出歷代大善知識者，特加封妙圓正修覺禪師。卷中《萬善同歸集》一書，禪師自謂略述教海之一塵，普施法界之含識雲。自師證明，方知大小齊觀，宗教一貫。」 他還親自「錄其綱骨，刊十存二」，編為《宗鏡大綱》一書，加以弘傳。 延壽以後禪教合一論者，受《宗鏡錄》的啟發，多數從以下兩個方面展開論證。 其一，借教悟宗說。如北宋禪僧圓悟克勤於政和（公元一一一一——一一一八年）年間，曾以華嚴宗的圓融無礙「四法界」學說，向居士張商說禪。他義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禪的最高境界就是華嚴的「理事無礙」、「真俗無礙」境界（《居士分燈錄》卷下）。明代高僧雲樓袾宏也指出：「其參禪者，藉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饒汝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悉邪也。」（《竹窗隨筆，經教》） 其二，受以解教說。以為只解教而不習禪，教也不是真教。如晚明高僧紫柏真可說：「若傳佛語，不明佛心，非真教也。」（《紫柏尊者全集》卷六） 總之，受《宗鏡錄》的影響，禪教一致思想在宋朝代以後已廣泛流傳，成為禪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禪教一致的實踐則成為宋代以後禪僧生活的內容之一。 由於《宗鏡錄》規模龐大，卷帙過多，對於一般佛教徒來說，閱讀不便，理解困難，所以，它的實用性受到侷限，社會效果也相對削弱了。但是，從另一角度看，本書內涵豐富，引證資料廣泛。其中屬於佛經方面的有一百二十種，屬於祖師語錄的有一百二十種，其他論著六十種，共計約三百種。在當時佛教書籍散佚嚴重、義學已趨衰退的情況下，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它為後世學者提供了研究的方便。其中保存的一些資料，對於今天的學術界來說，更是十分珍貴。如南嶽懷讓和青原行思的兩段法語，都未載錄於《景德傳燈錄》、《古尊宿語錄》等禪宗典籍；「問答章」中所引用的《中論玄樞》、《唯識義鏡》等書，現在都已失傳，幸賴《宗鏡錄》而想見原著的概貌。 延壽雖承嗣禪宗法統，但他具有較高的義學修養，於空有二宗、性相各家均有研究。《宗鏡錄》一書，便是由他召集法相宗、華嚴宗、天台宗三家學者，在「分居博覽，互相質疑」的基礎上編集而成。所以，《宗鏡錄》的內容難以一言概括。但可確信的是，全書立論，重在頓悟、圓修。南宗禪提倡「頓」，《華嚴經》提倡「圓」；把禪宗的頓悟與《華嚴經》（華嚴宗）的圓修結合起來，即所謂「禪尊達摩，教尊賢首。」延壽說：「《宗鏡》略有二意：一為頓悟知宗，二為圓修辦事。」（《宗鏡錄》卷四十）本書節選的章節，便是以上述中心思想為標準。 延壽佛教思想的另一重點是禪淨合一說，這一思想雖然在《宗鏡錄》中也有所反映，但更多地表現於《萬善同歸集》中，所以這裡沒有選錄。此外，為了突出「一心」的地位和意義，《宗鏡錄》以大量文字，從法相唯識宗的角度，對一切現象的生起、本質和相互關係等作了極為詳盡細緻的分析。這方面的內容散見於各章各卷，可專題另作探討，也可參閱孔維勤先生所著《永明延壽宗教論》一書後面各章；因篇幅所限，這裡也未選錄。 本書「原典」部分使用的版本是《磧砂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