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大義章 源流

源流

　　鳩摩羅什的思想，直接繼承他所翻譯的《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以及《大智度論》等。這些都是印度龍樹(約公元一五○——二五○年)所創立的中觀學派的基本論著。

　　龍樹中觀學派的根本思想是中道觀，或稱中觀。龍樹說：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中論·觀四諦品》)

　　這是鳩摩羅什的譯文。因為這首偈有三個「是」字，中國三論宗稱為「三是偈」。因為這首偈論述了空、假、中三諦，中國天台宗稱為「三諦偈」。龍樹認為，諸法(一切現象)都是因緣和合而生，所以說是空。這個空是性空、當體空，不是沒有，不是零，而是沒有自性，即沒有獨立的實在的質的規定性。雖然是空，並非實有，但總還是有，這是因緣而有，稱為假有，即假設有。給這個假有一個名稱，稱為假名。

　　一般人認為一切事物是存在的，其實只是假名而已。因為是空，才是假有：因為是假有，才是空。空與假有是不可分割的一個問題的兩面，所以，既要看到現象的性空，又要看到現象的假有，既不要執著于有(實有)，也不要執著于空(虛無的空)，這叫中道。龍樹認為，中道觀是對空觀的進一步發展，把握了中道觀，便全面而正確地把握了諸法實相，既認識到了實相性空的最高真理，又證得涅槃，達到了最後解脫的目標。

　　鳩摩羅什是中觀學派承上啟下的人物。他在本書中所發揮的中道觀以及他的譯著，對中國佛教有極大的影響，使中道觀成為中國佛教哲學中占領導地位的思潮。他在本書中，把佛典中有關大小乘的對立的論述，概括起來說：

「有二種論，一者大乘論，說二種空：眾生空、法空：二者小乘論，說眾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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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論述，簡要地抓住了大小乘最根本的理論分歧，是鳩摩羅什的獨特貢獻。在本書中，鳩摩羅什還特別強調菩薩的大悲徹于骨髓，為普度眾生而不肯入涅槃，從而在道德論上把大乘與小乘區別開來。以後中國佛教的各主要宗派，都以普度眾生和「一切法空」作為自己的旗幟，構建自己的教義。關于普度眾生的問題，是各宗派共有的宗旨，不必多說。關于法空問題，則影響各有不同。如三論宗直接繼承和發揮了龍樹、摩羅什和僧肇的中觀學說，天台宗在三諦偈的基礎上建立了「圓融三諦」的理論，淨土宗的開創者曇鸞運用中道觀創「廣略相入」之說以解釋實相念佛，而慧能創立的禪宗，更主張「無心頓悟，自然無為」，雖然存在著莊子「無為」的影響，但作為佛教的一派，直接繼承的是「一切法空」的中道觀。

　　慧遠所接受的思想影響則比較龐雜。他受中觀學派的影響，學習過毗曇學，又接受佛馱跋陀羅禪法，還信仰西方彌陀淨土。他在儒學上造詣很深，研究道家老、莊也頗有心得。不過，主要是繼承了道安的學說。道安屬于般若學的本無宗，主張萬物的本性就是「空」、「無」，所謂「以無為本」，而「無」即般若學的「空」。他把「無」當作實在的本體，當作真實的法身、如、真際，主張崇本息末，執寂御有，宅心「本無」，使人心契合本體。

　　慧遠比道安前進一步。他晚年所作的是他的思想的總結，其中談到，「未有」而「生」名為「有」，「既有」而「滅」名為「無」，「有無」是相對于「生滅」而言的，由此可見，「有」、「無」都不是本原，本原是超乎「有無」的「非有非無」。「非有非無」雖然也講「非無」，但強調的是「非有」，即空性、無性。這個空性的「非有非無」就是法性，乃是世間萬物的根源和歸宿。這個「非有非無」，儘管超出了道安的「本無」，卻仍然指的是獨立存在的精神性實體。慧遠和道安一樣，要求體認法性這個本體，以達到涅槃境界。

　　涅槃的本來含義，指的是斷絕煩惱的寂滅境界，慧遠卻明確地把涅槃解釋為「神界」。所謂「神」，是「精極」、「靈」、「妙物」，既沒有確定的形體，也沒有不變的名稱，具有周遞感應一切的能力，而且是絕對不變的永恆存在。「神」是承擔因果報應的主體，實際上就是可以脫離形體而獨立存在的靈魂。慧遠這個「神」，繼承了印度佛教小乘犢子部有「我」的主張，道家所說「形有靡而神不化」(《文子·守樸篇》)為慧遠所吸收，我國傳統迷信靈魂不滅觀念也對慧遠的思想有影響。慧遠形成了這個「神」的概念，提出「形盡神不滅」的觀點，把涅槃解釋為「神界」，並且由此推衍出名目繁多、光怪陸離的鬼神世界，證明因果報應的必然性。

　　從哲理上講的「非有非無」的法性，到宗教信仰上講的「神」，都是實有的。在本書中，慧遠與鳩摩羅什之間的分歧，集中在慧遠求實有與鳩摩羅什「一切法空」的分歧。這是中印兩種文化背景不同的表現。中國的儒家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是富于求實精神，重直覺而輕理性，重實際而輕玄想，即使在宗教鄰域也不例外。

　　印度中觀學派思辨性的「諸法實相」、「法性」，雖然大開思路，卻不大容易為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所接受，而因果報應的學說，中國人也總覺得應該有一個實在的主體來承擔。頑強的傳統文化心理改造著外來的理論，于是，在慧遠心里，儘管接受了中觀學派的空觀，破「有」破「無」，卻還要執著于「非有非無」，而且創造了「神」，作為業報的主體。

　　東晉時期，中國佛教正處于揉和相關的學說，建立中國佛教各個學派、宗派的醞釀期。慧遠揉和儒、佛、道，吸收佛家各派觀點，創立了自己的佛學理論。此後，站在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上改造印度佛教學說，創立中國式的佛教學派、宗派，成為潮流，以至到隋唐時期形成為中國佛教的八宗。慧遠在本書中所闡述大小乘的不同觀點及他的其他著述，開創了佛學中國化的先河，對以後在中國發展獨立的佛教學派的「判教」思想起了很大的作用。慧遠所主張的「非有非無」 、「形盡神不滅」，則為民間信仰的傳播提供了佛學理論依據，推動了因果報應之說深入民間。

　　在慧遠與鳩摩羅什的對談中，鳩摩羅什雖欲以「會三歸一」的《法華經》，來解釋所有大小乘包括法身、色法、取證等重大問題，不過這些問題絕不是如此單純的，後世的中觀、唯識，乃至中國天台、華嚴的「判教」，都是在嘗試解決這些問題。尤其在阿含經盛行的現代社會，慧遠的問題，再次顯出它的意義與重要性，值得所有現代人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