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佛學 第三章 天台佛學與宋明理學關係研究 一、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一、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

　　智凱採取了“六經注我”、“隨義立名”等方法，從當時中國祖會的實際需要出發，對印度佛教進行了取捨、發揮和再創造；又把中國哲學中有關人的心理活動、精神修養、人性等理論吸收到天台佛學中，提出種種命題，並用一系列的範疇進行思辨論證，建構了天台宗完整的佛學思想體系。天台佛學思想不僅直接影響其後的佛教各宗，而且對宋明理學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理學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古代哲學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宋明理學為什麼要援佛入儒呢？宗密《原人論》中提到這個問題，他的看法是：“推萬法，究理儘性，至於本源，則佛教方為決了。”這是說，在“究理儘性”、探究宇宙本原等哲學理論方面，佛學是最高明的。儒家在這方面是不入門徑，大為遜色的。所以李士謙在論三教時也說：“佛日也”，“儒五星也。”（一）［注：（一）《佛祖歷代通載》三十九。］對於這種貶責，不少儒家人物是默認的。一些想重振儒學的學者更是自覺地意識到這一點。一方面，他們力求從儒家固有的經典中搜求有關思想，如涉及心性修養的《孟子》、《大學》，講天道天命的《中庸》等均被重視起來。另一方面，就是援佛入儒。把佛教思辨的本體理論、精緻的心性理論和直覺的修持方式等加以改造、吸收，以充儒學之不足。正如全祖望所說的：“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於佛老。”以其先導周敦頤為例，《宋元學案》中說：“又謂周子與鬍子恭同師僧壽涯；是周學又出於釋氏矣。”（一）［注：（一）《題真西山集》。］又如程顥，《宋元學案》中說：“明道不廢佛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程顥自稱“氾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二）［注：（二）《二程集》。］又如闢佛最有力的張載，《宋史》中說：“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釋老，累年究極其說。”（三）［注：（三）《宋史·道學傳》。至於理學集大成者朱熹，則自述：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禪。”（四）［注：（四）《朱子語類》。］王陽明也自述，心學三變，其中一變是“訣佛老歸儒學”。實際上，朱熹、王陽明都是繼周程之後，汲佛學以會通儒學最得其妙者。對此，學者早有所識，張方平說：“儒家淡薄，收拾不住，皆歸於釋氏矣。”袁枚說得更為明白，他說：宋儒“目擊佛老濤張幽渺，而聖人之精旨微言，反有所悶而未宣；於是入虎穴，探虎子，闖二氏之室，儀神儀貌而心性之學出焉。”（五）［注：（五）《小倉山房文集》卷二一。］確實如此，理學以儒為宗，採佛學之長補已之不足，從而突破了儒學規範化以後導致的停滯、僵化局面，使儒學得到改造和發展，並把我國古代哲學推向一個新的境界。 　　葉適曾說過：“程張攻斥老佛之深，然盡用其學而不自知者。”（一）［注：（一）《習學記言序目》卷五十。］葉適這句話道道出了當時儒學者對佛家學說既吸收又排斥的心態。據臺灣學者唐君毅在《略談宋明儒學與佛學之關係》一文中統計，宋代理學家中只有楊慈湖、直德秀是不闢佛的，明初的儒者只有陳白沙、宋濂是不闢佛的。如張載、朱熹、王陽明都是極力排佛的。理學家排佛儘管言論盡多，但大致不外乎幾點：一是儒釋門之見，儒以正統自居而貶斥佛學。二是儒為入世之學，佛為出世之學，儒斥佛空談而不能經世致用。三是斥佛為“導端之學”、“西方之教”，儒以道統自居。四是不知而作，有些人沒有涉及佛學之深處，就去批佛，批評極其皮毛。 　　理學對佛的“排”與“援”是辨證的統一，理學在對佛學的批判和吸收中前進、發展，是合乎思想發展規律的。在二者的比較中，理學的“援佛”遠遠超過了“排佛”。佛學長期發展成熟的心性之學滲入到理學內部，使儒學的世界觀顯得更加深刻。因而從認識發展的角度來看，理學的援佛入儒，無疑是個進步。 　　關於佛學入儒，學術界一般認為：朱熹近道、陸九淵近禪、王陽明近狂禪。筆者認為，這些都是從形跡上看的，其實，對宋明理學影響最大的是天台宗的佛學思想，天台的義理、心性、思辨之法對宋明理學之影響，可以說是沉入深處，進到骨子裡，遠遠超過“不立文字”的禪宗。 　　宋明理學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和王陽明，要探索天台宗對宋明理學的影響，只要剖析一下朱熹和王陽明思想也就可見十之八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