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殊道場五臺山
文殊道場五臺山
五臺山是著名的佛教聖地。自兩漢之際佛教傳入漢地，到東晉十六國時期，便逐漸弘傳至這一地區。從此，五臺山佛教歷經淪桑，弘傳不絕。寺廟林立，香火興盛，名僧濟濟，宗派繁多。五臺山成為海內外信眾虔心巡禮朝拜的佛國聖地，與峨眉山、普陀山和九華山並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 一、地理形勝 五臺山在山西省的東北部，位於北緯39°02′、東經113°32′附近，地跨山西省的五臺縣、代縣、繁峙縣和河北省的阜平縣二省四縣，但其大部分在五臺縣境內。五臺山屬太行山一個支脈，為東北至西南走向，東北高，西南低，縱長約二百里，方圓五百里。有東臺、西臺、南臺、北臺和中臺五大高峰。東臺望海峰，海拔2795米；西臺掛月峰，海拔2773米；南臺錦繡峰，海拔2485米；中臺翠巖峰，海拔2894米；北臺葉鬥峰，海拔高達3058米，為我國華北地區最高峰，素有“華北屋脊”之稱。五座臺頂雖峻極雲表，峰頂卻平坦寬廣，“有如壘土之臺”，故稱五臺。又因此山“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廣清涼傳》捲上)，亦稱為“清涼山”，並被人們譽為“清涼聖境”。五臺山景色宜人，風光秀麗，氣候涼爽，是消夏避暑的理想勝地。 五臺山五峰聳立，左鄰恆嶽，右接天池，北陵紫塞，南俯中原，環基所至五百餘里。自古便有五臺、四土垂、四關、四門等形勝說法。 其實，古今五臺的分佈羅列是有差異的。宋代僧延一的《廣清涼傳》捲上說：“至巨唐儼禪師，神異僧也，嘗登西、南臺之上，望見五頂，皆有五色雲覆之。隨雲覆者配之為臺，唯古之中臺，即今之北臺；古之南臺，即今之中臺(孝文封為南嶽也)。餘皆定矣。”唐代行儼禪師(?—849)以前的五座臺頂是：北臺為大黃尖，中臺為葉鬥峰，南臺為翠巖峰，西臺為掛月峰，東臺為望海峰。此後的五座臺頂變為：北臺葉鬥峰，中臺翠巖峰，南臺錦繡峰，西臺掛月峰，東臺望海峰。古今五臺，中、北、南臺有變，東、西二臺相同。人們習慣上把五臺之外稱為臺外，五臺之內則稱為臺內。 所謂四土垂，在《廣清涼傳》中說：“按《靈記》，五臺山有四土垂，去臺各一百二十里”。東土垂無恤臺，即恆山頂，在山西省渾源縣境內；西土垂瞢薨豆山，即管涔山，在山西省寧武縣境內；南土垂系舟山，在五臺縣靈境鄉境內；北土垂覆宿堆，即夏屋山。明代沙門鎮澄所撰《清涼山志》卷二也說：“五峰之外，復有四土垂，東曰青峰土垂，即常山，亦名無恤臺，趙襄子曾登是山，因以為名。南曰朱明土垂，即方山，李長者著論處。西曰鶴林土垂，即馬頭山，亦名磨笄山，代子夫人磨笄自殺處也。北曰玄冥土垂，即夏屋山，亦名覆宿山，古之帝王避暑處”。這裡所說的四土垂與《廣清涼傳》略有不同，東土垂仍為恆山，南土垂方山，在山西省壽陽縣東北40裡，西土垂馬頭山，在山西代縣城東南25裡。北土垂仍為夏屋山。 所謂四關，在《清涼山志》卷1中載，五臺山“雄據雁代，盤礴數州，在四關之中，週五百餘里。”四關，即指雁門關、龍泉關、平型關和牧護關。雁門關，亦名西陘關，在山西省代縣西北30裡處；龍泉關，在河北省阜平縣西70裡處；平型關，在山西省繁峙縣東130裡處；牧護關，在五臺縣城東南10裡處。此外，五臺山還有四門的說法。近人李相之在其《五臺山遊記》中說：“五臺山有東西南北四門。南門有三層：第一層叫大關，亦名虎狼(牢)關，離濟勝橋四、五里。第二層是閣子嶺，嶺上有‘五臺奇勝’石碑一座。第三層是虎陽嶺。北門是鴻門巖，東門為龍泉關，西門即峨峪嶺。”四關四門，分列於五台山東西南北四周邊界上，成為五臺山佛國聖地的出入門戶。 《敦煌石室遺書》中的佛教史籍說：“昔人頌宇內靈奇之境，恆言五嶽之外，復有三山。蓋謂五臺、峨眉、普陀也。三山皆因佛跡顯，而五臺尤以山闢最早，境地最幽，靈貺最赫，故得名獨盛。”五臺山地區這一特殊的地理形勢，在文化地理學意義上，自然地為五臺山佛教道場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即構成以五峰環抱的臺內臺懷鎮為主體基地，四方弘布，東叩阜平的龍泉關、西臨寧武的管涔山、南接壽陽的方山、北倚北嶽恆山的地域廣闊、佛法獨特的北方系五臺山佛教文化圈。 二、佛教沿革 五臺山相傳為文殊菩薩應化道場。早在東晉十六國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即北魏泰常六年，天竺沙門佛陀跋陀羅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60卷中《菩薩住處品》載：“東北方有菩薩住處，名清涼山。過去諸菩薩常於中住。彼現有菩薩，名文殊師利，有一萬菩薩眷屬，常為說法。”此經把清涼山定為文殊師利所居之地。唐景龍四年(710)，菩提流支譯出的《佛說文殊師利寶藏陀羅尼經》中說：“爾時，世尊復告金剛密跡主言，我滅度後於南贍部洲(大地)東北方，有國名大震那。其國中有山名曰五頂，文殊師利童子游行居住，為諸眾生於中說法。”中國古稱震那國，五臺山亦在中國的東北方，尤其是上述二經提到的“清涼山”、“五頂”山，恰好符合五臺山“五巒巍然”、氣候清涼的特徵。由此武則天在位時法藏所著《華嚴經探玄記》卷15就說：“清涼山則是代州五臺山也。於中現有古清涼寺，以冬夏積雪，故以為名。此山及文殊靈應等，有傳記三卷。”正式確認清涼山就是五臺山，而五臺山就是文殊菩薩的道場。唐華嚴宗四祖澄觀在所撰《華嚴經疏》中更直截了當圓滿了這一說法：“清涼山，即代州雁門郡五臺山也，於中現有清涼寺，以歲積堅冰，夏仍飛雪，曾無炎暑，故曰清涼。五峰聳出，頂無林木，有如壘土之臺，故曰五臺。表我大聖五智已圓，五眼已淨，總五部之真秘，洞五陰之真源，故首戴五佛之冠，頂分五方之髻，運五乘之要，清五濁之災矣。”將清涼山等同於五臺山，把五臺山確定為文殊菩薩道場這一衍化過程，從北魏開始，一直到澄觀撰《華嚴經疏》止，可以說基本結束。從此，五臺山文殊信仰在中國佛教史上獨標一幟，影響越來越大。文殊為釋迦牟尼佛的九代祖師，亦稱諸佛之母，在佛教信仰中地位極尊，五臺山因了文殊道場的緣由，也就受到了僧俗信眾的信仰、歷代帝王的崇建以及王公武將文臣的護持，成為漢、藏、滿、蒙各民族尊奉、海內外知名的佛教聖地。 1、五臺山佛教的肇始及興衰 在我國佛教四大名山中，五臺山佛教的興衰和寺廟創建最早。關於五臺山佛教的興始和寺廟創建的時間，自古以來，說法很多。 明代高僧鎮澄所撰《清涼山志》載：攝摩騰、竺法蘭“於永平十年丁卯十二月至洛陽，”“明年春，禮清涼山回，奏帝建伽藍。騰以山形若印度靈鷲山，寺依山名也。帝復以始信佛化，乃加大孚，孚者信也。始度僧數十居之。”若依此說，大孚靈鷲寺當始建於漢明帝永平十一年，是五臺山最早的寺廟。此說源於唐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其山屬代州五臺縣，備有五臺。中臺最高，目極千里，山川如掌上……從臺東南而下三十里許，有古大孚靈鷲寺，見有東西二道場，佛事備焉。古老傳雲漢明帝所造。”五臺山東漢興佛建寺之說，亦同樣見於宋延一重編的《廣清涼傳》，“大孚靈鷲寺者，世傳後漢永平中所立。”這一說法因了道宣的聲望及《清涼山志》的廣泛流通，目前較為流行，但查諸僧傳，均未載摩騰、法蘭於永平十一年春至五臺山一事。且摩騰其人，劉宋之前不見史載，是否確有其人，學術界尚無定論。至於法蘭傳中說的“忄音又於西域得畫釋迦倚像，是優田王旃檀像師第四作也。既至洛陽，明帝即令畫工寫，置清涼臺中及顯節陵上”(梁《高僧傳》卷1)。其中的“清涼臺”在洛陽白馬寺中，並不是清涼山(即五臺山)。明末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其《五臺山記》中說：“餘考之，五臺山在漢為慮廠虎縣，而山之史始見於齊。其佛寺之建，當在後魏之時，而彼教之人以為攝摩騰自天竺來此，即居是山。不知漢孝明圖像之清涼臺在洛陽而不在此也。”其實，根據史料記載及考證，在東晉初年、後趙時期，由天竺高僧佛圖澄及其弟子東晉名僧釋道安方將佛教傳入山西境內。所以，東漢時五臺山即建有佛寺的說法是難以成立的。況且，五臺山迴環五百餘里，大孚靈鷲寺即今菩薩頂、顯通寺一帶，處於五臺山腹地，交通十分不便。在佛教初傳漢地之時，即在這裡建造寺廟，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在記述五臺山佛教史蹟最古老的著作唐代沙門慧祥所撰《古清涼傳》中又有另一種說法： “大孚圖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帝曾遊止，具奉聖儀，爰發聖心，創茲寺宇。孚者，信也，言帝既遇非常之境，將弘大信。且今見有東西二堂，像設存焉，其餘廊廡基域，彷彿猶存。《括地誌》以孚為鋪，《高僧傳》以孚為布，斯皆傳錄之謬也。”依此說，大孚靈鷲寺是建於北魏孝文帝時，釋慧祥所說的《高僧傳》是指唐道宣所著《續高僧傳》，其中《曇韻傳》載：“昔元魏孝文，嘗於中臺置大布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根據文獻記載和歷史文物考證，北魏時期五臺山興建佛寺之說是可以成立的。 建立北魏政權的拓跋氏，先前僻居朔漠，“故浮圖之教，未之得聞，或聞而未信也”(《魏書·釋老志》)，到拓跋王圭時，始知佛法，只是當時“天下初定，戎車屢動，庶事草創，未建圖宇，招延僧眾也”(同上)。398年，遷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天下粗定，遂頻詔建寺，禮敬僧人。拓跋王圭開北魏崇佛之風氣，從此代皆如此。文成帝時(452—465)，為其祖先鑄釋迦立像五尊，高丈六，用赤金25萬斤。又任沙門曇曜為沙門統，於城西武州塞鑿山開窟五所，雕飾奇偉，冠絕一世。這就是著名的雲岡石窟。孝文帝立，篤好佛理，大興佛寺，至太和六年(477)，平城即有僧尼二千餘人，新舊寺約一百餘所，魏境四方各地僧尼77258人，有寺6478所。北魏的崇佛政策，影響波及整個北國。處於平城東南600餘里的五臺山，此時興寺度僧，可以說是順理成章的。 五臺山佛教的興起和佛寺的興建始於北魏孝文帝時期。據《古清涼傳》、《廣清涼傳》載，“元魏孝文，北臺不遠，常年禮謁，”並至台山避暑，於中臺置千許“小石浮圖”，在清涼谷嶺建造了清涼寺。日僧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認為“此五臺山，都號清涼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號清涼寺。”孝文帝登五臺山時，見“有一小峰，頂平無林木，巋然高顯，類西域之鷲峰”(《廣清涼傳》)。遂“爰發聖心，”造建了大孚靈鷲寺，又於寺前種植花園二、三頃。並且環繞鷲峰置建了12座寺院。五臺山佛教由此而興。孝文帝以後，諸帝也都崇佛，“魏高祖太和中，代京閹官自慨刑餘，奏乞入山修道，敕許之。乃齎《華嚴》晝夜讀誦，禮悔不息。一夏不滿，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聞，帝大驚，重之。於是國敬《華嚴》，復尊恆日”(《大唐內典錄》)。皇帝奉佛，朝野風從，一時皇親國戚、王公貴族等，紛紛施財信佛，立寺建塔，至山瞻禮靈蹟。魏文帝第四女信誠公主於五台山興建佛殿講堂，置公主寺。棣州剌史崔震於中臺造精舍一所、小石塔數枚。宕昌王亦曾遊五臺山，於佛光山造宕昌寺和佛光寺。在元魏時期，五臺山已建有佛光寺、宕昌寺、清涼寺、大孚靈鷲寺、公主寺、觀海寺、銅鐘寺等數十座寺廟，且“歲時香火，遣使敬修”。可見，其時五臺山佛教已很興盛。 北齊諸帝大多好佛，至使齊境佛剎林立，僧尼眾多。至今山西境內北齊佛教遺蹟，還有多處。五臺山佛教在北齊崇佛風氣下，得到大規模的發展，進入其佛教發展的第一個繁盛期。《古清涼傳》載：“爰及北齊高氏，深弘像教，宇內寺塔，將四十千。此中(指五臺山)伽蘭，數過二百。又割八州之稅，以供山眾衣藥之資焉。”按正史，周武帝滅齊後，執行廢佛政策，在原北齊境內沒收佛寺四萬餘所，使三百萬僧人還俗。可見慧祥的記載大致符合史實。一座五臺山，居然建寺二百，並割八州之稅供養，可見當時五臺山佛教之盛。北齊初年，第三王子入山求見文殊菩薩，燒身供養，詔修王子燒身寺(即今壽寧寺)。 周武滅佛，齊境盛極一時的佛教，於此衰落，五臺山佛教也遭到毀滅性打擊，寺廟悉毀，僧尼還俗。以至慧祥感嘆道：“遭周武滅法，釋典凌遲。芳徽盛軌，湮淪殆盡”(《古清涼傳》)。 隋興，一改廢佛為崇佛。隋文帝於開皇元年(581)“下詔，五頂各置寺一所，設文殊像，各度僧三人，令事焚修”(《清涼山志》)。開皇十三年(593)，文帝又派人至五臺山，設齋度僧，並自稱“佛弟子。”五臺山佛教又走上了恢復和發展的道路。 唐代是五臺山佛教發展的極盛時期。李淵父子由太原起兵而有天下，建立唐王朝。因此，他們把太原府轄境內的五臺山看作是“龍興之地”。貞觀九年(635)，唐太宗下詔雲：“五臺山者，文殊門必宅，萬聖幽棲，境系太原，實我祖宗植德之所。尤當建寺度僧，切宜祗畏”(《清涼山志》)。於是，在五臺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數。這就奠定了有唐一代對五臺山佛教的基本政策。武則天為了給自己君臨天下製造輿論，對佛教特別熱心。長安二年(702)，武則天自稱她“神遊五頂”，敕命重建五臺山清涼寺，竣工後，命名僧感法師為寺住持，並封感法師為“昌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主掌京國僧尼事”(《廣清涼傳》)。清涼山住持感法師成為掌管全國佛教事務的最高僧官，這是五臺山佛教在全國佛教界取得舉足輕重地位的發端。武則天遣使到大孚靈鷲寺前，採花萬朵，移到禁苑，命內道場栽植供養。並派尼妙勝在中臺造塔，一年完工；遣內侍黃門金守珍就山供養，設齋供一萬菩薩，設齋之日，巡禮僧達萬人。唐代宗時著名高僧不空曾派弟子含光來五臺山建金閣寺，不空首先施捨自己的財產，並動員代宗及諸大臣贊助。於是，宰相王縉從中書省開出募捐許可證，命五臺山的僧侶數十人，分赴全國各地募捐。代宗也給全國十節度使下詔，讓他們支持這項募捐活動。金閣寺建成後，又造了玉華寺。大曆五年(770)不空還曾親自到五臺山修功德，並運用自己在朝廷的勢力，奏請天子在天下著名寺院都建文殊閣，作為五臺山根本道場的支院。又奏請在天下各寺院食堂中改所供賓頭盧尊者為文殊。這樣就把文殊信仰推廣至全國，形成了以五臺山為中心，以各著名寺院為樞紐，遍佈天下各大小寺院的文珠信仰之網。五臺山佛教經唐代諸帝的傾心供奉推動，寺院建築規模宏大，全山僧尼數以萬計，進入其佛教發展的第二個繁盛期。當時全山有佛寺360餘所，其中規模宏麗者70餘所，全山僧尼”達萬人之眾”(《全唐文》卷621)。五臺山成為中外佛教徒共同嚮往的佛教聖地，瞻禮五臺山的僧侶，川流不息。 入唐以來，佛教有了很大發展，但國家經歷了安史之亂，經濟上遭到了巨大破壞，從而和寺院經濟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於是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廢佛事件。武宗會昌四年(844)禁供佛牙，並敕五臺山、終南山、泗州普光寺、鳳翔法門寺等處，有佛指骨也不許供養。接著，會昌五年，大規模拆毀寺院，沒收寺產，遣散僧尼。凡毀大、中寺院四千六百多所，小的寺廟四萬多處，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人，沒收寺院良田數千萬頃，佛教勢力遭到沉重的打擊。會昌六年(846)，武帝去世，繼位的宣宗以至懿宗都力圖恢復佛教，但王朝已臨末運，藩鎮傾軋，農民起義，數十年間，戰亂頻仍，中國佛教從此衰落。經過這次廢佛，五臺山佛寺中，只有僻處臺外、規模不大的南禪寺遺漏保留下來。此寺建於建中三年(782)，距今一千二百多年，成為我國最古的一座現存唐代木構建築。其餘寺院，有的就此湮沒，有的重新修復。大中二年(848)，宣宗詔令五臺山新建五座寺廟，各度僧50人。昭宗時曾敕令重修壽寧寺，並撥給州田百頃。佛光寺，會昌廢佛中被毀，宣宗即位後，願誠和尚重返佛光，整理廢墟，女弟子寧公遇施建了東大殿。此殿建於大中十一年(857)，距今一千一百多年，是我國保存下來的古建築中又一顆明珠。 《廣清涼傳》載：“宣宗踐祚，重興寺宇，敕五臺諸寺，度五千僧，再請君頁為十寺僧首，並都修造供養主。”可知在宣宗在位期間，又修復了許多寺廟，詔度了五千餘名僧人，五臺山佛教有了一些恢復。但隨即不久的五代，又發生了後周世宗的滅佛事件，遂使五臺山佛教又趨式微。《廣清涼傳》載：“自後周已來，亟遭廢毀。甄臺寂寞，空餘麋鹿之場；寶塔摧頹，但聚鴟梟之跡。俄鍾隨季，海內分崩，寓縣沸騰，生靈塗炭。兵火延及，蕩焉靡遺；大率伽蘭，多從煨燼。名額既泯，基址徒存，其堪住持者，67所，餘皆湮沒焉”。由此可知，尚未恢復元氣的五臺山佛教再遭打擊，以至周世宗滅佛後，至宋初，寺院僅存67所。 宋太祖趙匡胤創宋之後，一反後周滅佛政策，轉而對佛教進行扶持和保護。於是，五臺山佛教又從蕭條轉向了新的興盛時期。太平興國元年(976)，太宗詔曰：“五臺深林大谷，禪侶幽棲，盡蠲稅賦”(《清涼山志》)。並敕中使將金泥書經一藏送至五臺山菩薩院供養，“每歲度僧50人，令事清修”(同上)。太平興國五年(980)正月，又下詔：“重修五臺十寺。十寺者，真容、華嚴、壽寧、興國、竹林、金閣、法華、秘密、靈境、大賢”(《佛祖統紀》)。並令內侍張廷訓往五臺山造金銅文殊菩薩像，供奉於真容院。同年四月，又遣使蔡廷玉等到台山建寺，“敕河東路有司運給”(《清涼山志》)。太平興國七年(982)八月，寺建成，賜額“太平興國寺”。淳化二年(991)，太宗又令：“五臺諸寺院，今後每至承天節依例更不試經，特許剃度行者50人，內20人與真容院，餘以等第輪次均分諸院“(《宋會要輯稿》)。景德四年(1007)，宋真宗又“特賜內庫錢一萬貫再加修葺”(《廣清涼傳》)。由於宋代諸帝對五臺山的崇建，佛寺興建增多，僧尼人數猛增。《廣清涼傳》載：“自是，層樓廣殿，飛閣長廊，雲日相輝，金碧交映，莊嚴崇奉，邈越前代矣。”據《廣清涼傳》載，宋時全山有寺70餘所，僧尼五千多人，香火已十分旺盛。 北宋未年，金兵大舉伐宋，五臺山因與金朝接壤，“比因邊亻卒，議括曠土，故我聖境山林，為土兵所有，門開餘田斬伐，發露龍神之窟宅，我等寺宇，十殘八九，僧眾乞丐，散之四方“(《清涼山志)。五臺山佛教因戰事又一次受到衝擊。宣和七年(1125)，忻、代二郡失守，金兵佔領了五臺山，五臺山一帶僧俗受到金兵燒殺搶掠。五臺山僧正真寶曾團練僧兵，聯合宋軍抵抗金兵。作為金朝統治者的女真族，一方面受當時崇佛社會風尚的影響，另一方面金代諸帝為柔服漢人，加強中原地區統治，亦對五臺山佛教加以尊奉。天會十五年(1137)，於五台山佛光寺重建七間木構建築的文殊殿和五間天王殿。正隆三年(1158)建造了靈巖寺(即巖山寺)金帝完顏亮且命“御前承應畫匠王逡同畫人王道”(《靈巖寺水陸圖碑記》)於正殿中繪畫水陸圖。金世宗大定三年(1163)，敕建五臺山萬歲寺。還在五臺山新建了平章寺，重修了淨名寺。從中可看出，金朝統治者對五臺山還是尊崇的。 元朝建立後，對佛教非常尊崇，喇嘛尤受優禮。元世祖至元元年(1264)就曾詔曰：“朕眷仰靈峰，大聖所宅。清修之士，冥贊化機，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清涼山志》)。第二年造經一藏，敕送五臺山善住院，令僧披閱，並修十二佛剎。元貞元年(1295)，元成帝為皇太后建佛寺於五台山。至大元年(1308)，元武宗“發軍千五百人修五臺山佛寺”。同年十一月，再“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至大三年(1310)，又一次增派工匠軍卒，“營五臺寺。役工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元史·武宗本紀》)，參加營建施工的人數達一萬三千九百人。可見當時工程規模之大。元代五臺山新建、重建寺院有萬聖國寺、大圓照寺、普恩寺、鐵瓦寺、壽寧寺、西壽寧寺、護國寺、金燈寺、望海寺、溫泉寺、石塔寺、清源寺等。元代興建的寺院，規定住僧三百，住持由朝廷選派任命，朝廷並將大量土地賜與寺院。元代五臺山的寺院不僅擁有田產，還開採鐵礦，經商貿易，這就為元代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經過元代諸帝的崇建，蒙漢人民的信奉，五臺山在元代成為兼弘漢地佛教和喇嘛教的聖地。 明清時代又是五臺山佛教興盛時期。出身於僧侶的明太祖朱元璋，十分看重佛教，以下諸帝也都崇信佛法，不斷地對五臺山遣使供養，建寺修剎。為了籠絡蒙藏少數民族，特別重視喇嘛教，因此使五臺山自元代興始的喇嘛教，到了明清時期，發展到與漢地佛教等同的地位。永樂四年(1406)，明成祖派人到西藏迎請名僧哈里麻到京，賜鑾輿旌幢傘蓋之儀，遣使衛送於五台山大顯通寺。永樂五年(1407)，命太監楊日升重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並首建塔院寺。第二年，敕五臺山十寺為國祝釐，命五臺縣按月供給寺僧米糧，又將貝葉經及梵文經藏賜於大文殊寺(菩薩頂)。正統十年(1445)，明英宗敕造大藏經送普恩寺。萬曆二十八年(1600)，明神宗在五臺山設龍會，賜與五臺山僧人錫杖、衣缽一千二百付。明神宗李太后，亦舍錢於五台山修建寺院。據明萬曆年間五臺山獅子窩寺鎮澄法師撰《清涼山志》記載，當時“臺內佛剎，凡六十八所”，“臺外佛剎，凡三十六所”。萬曆十年(1582)，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在顯通寺講經時，百日之內，常住上牌一千眾，僧俗每日不下萬人，也可說明當時五臺山佛教之盛。 入關統治中原的清王朝，更是對佛教優加崇奉。從康熙開始，“國家綏柔蒙古，特興黃教。宏啟宗門，藉資控馭，由是中外刈安，邊民享日升平之福者逾二百祀。而清涼五頂以近鄰郊圻，歲或再至。懷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普樂利者，典尤巨焉”(《山西通志》)。國家非常重視利用黃教來加強中央政府和蒙古地區的聯繫，史稱“以黃教綏柔蒙古”。從康熙年間至清末，朝廷將統轄內蒙古、青海佛教事務的大活佛章嘉呼圖克圖遷住五臺山鎮海寺，以鼓勵蒙古族佛教徒朝拜五臺山的辦法來融洽民族關係，穩定社會秩序。康熙皇帝曾赴臺山五次，敕建寺院五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將臺內十座漢廟(羅目候寺、壽寧寺、三泉寺、玉花寺、七佛寺、金剛窟、善財洞、普庵寺、臺麓寺、湧泉寺)改為黃廟(喇嘛寺)，和尚也一併改為喇嘛。乾隆皇帝也赴臺山六次。由於朝廷對五臺山佛教的尊崇，因此五臺山佛教特別是喇嘛教極為興盛。雍正時，五臺山已有規模宏大的黃廟26所，“黃衣僧恆千餘人”(《五臺新志》)。嘉慶時，僅菩薩頂就有喇嘛561人，最多時達3，000餘人。蒙藏佛教徒對五臺山崇仰達到了狂熱的程度，“內外蒙古進香者，每年四月至十月，絡繹不絕，檀施不絕”(同上)。“內外蒙古王公臺吉，驅駝馬牛羊數千裡，傾誠貢獻者，不絕於道”(袁希濤《遊五臺山記》)。在清代，五臺山佛教促進了漢、蒙、藏、滿各民族的團結，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和安定。在五臺山黃教鼎盛的清代，漢地佛教也十分盛行。據光緒《山西通志》記載，清末，全山有青廟(漢地佛教寺廟)78所，僧侶人數亦在千人以上。 中華民國中期以後，由於社會動亂，許多人流離失所，人們把寺院當作避難之所。據有關資料統計，民國二十八年(1939)五臺山境內有寺院110所，僧尼2200人，其中喇嘛800餘人。日軍侵佔五臺山後，許多僧人不甘奴役，紛紛逃離，境內佛教急遽衰落，寺廟亦遭破壞。1946年，五臺縣解放，外逃僧人陸續返回。土地改革時，部分寺廟又遭破壞。建國初期，五臺山佛教仍堅持正常活動。“文革”十年，五臺山佛教亦受衝擊，寺廟多遭破壞。1978年以來，逐步落實宗教政策，國家撥款1000餘萬元，修復寺廟30餘座。五臺山現有自唐以來各個朝代寺廟50餘座，常住僧200餘人。夏季，遊方僧人很多，常有500至800人，目前，這些僧人過著正常的宗教生活。 2、五臺山佛教宗派及高僧 五臺山佛教，歷史悠久，幾經滄桑，本身就是中國佛教發展的一個縮影。在五臺山這個小舞臺上同樣演繹著中國佛教史的風雨興衰。自東晉十六國到現在的一千五百餘年裡，五臺山佛教名僧輩出，僧才濟濟。各宗高僧來臺活動，都把五臺山作為弘法傳宗的基地，使五臺山佛教呈現出顯密諸宗並弘，漢藏佛教共存的獨特風采。 華嚴宗《華嚴經》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是五臺山為文殊道場的主要依據。從北魏時候起，五臺山一直是傳播、研習《華嚴經》的主體基地，華嚴學在五臺山興起最早。北魏太和初年，代京閹官劉謙之自慚形穢，入山修道，晝夜讀誦《華嚴經》，將此經傳入五臺山。後有懸甕山沙門靈辨於延昌四年(515)入五臺山清涼寺研習《華嚴》，至神龜三年(520)，撰成《華嚴經論》100卷。隋時釋曇義及弟子曇訓，常居五臺山，每日諷誦《華嚴》一帙，以此為恆，經年不息。佛光寺解脫大師及其弟子明曜，轉讀《華嚴》，曉夜無輟，還依《華嚴》作佛光觀。唐開元年間，著名華嚴學者李通玄曾至五臺山華嚴寺，研習華嚴經，後於五臺山南土垂方山著《華嚴經合論》120卷、《華嚴經大意》1卷、《華嚴決疑論》4卷。唐代著名高僧華嚴四祖澄觀也於大曆十一年(776)到五臺山華嚴寺修習華嚴學，後經四年寫出《華嚴經疏》60卷，有“華嚴疏主”之譽。在此書中，澄觀明確把清涼山定為代州五臺山，使五臺山正式成為文殊道場。澄觀開講新疏，影響日大，後為進一步闡述自己的思想，又作《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抄》90卷。澄觀駐錫五臺山20年，講演《華嚴經》達50遍，使五臺山真正成為當時華嚴學中心地之一，他自己因此功德被授以“清涼國師”的尊號，成為五臺山佛教史上佔有獨特地位的一代高僧。繼澄觀之後，華嚴五祖宗密亦於長慶元年(821)至五臺山弘傳華嚴教旨。此後五臺山僧人中弘傳華嚴宗的，還有後唐誠惠，後漢繼，北宋承遷及其弟子淨源。承遷著《華嚴經金師子章注》1卷，淨源著《華嚴經原人論發微錄》3卷、《華嚴經普賢行願修證儀》1卷、《華嚴經還源觀疏鈔補解》1卷，時稱“華嚴中興之祖。”元代真覺國師文才以及號為“華嚴菩薩”的正順，都是五臺山研習《華嚴》的賢首大德。明代又有月川鎮澄法師、無盡慧定法師和契真道相法師弘傳華嚴。清代“闡教神師”達天通理亦是一代華嚴宗匠。 淨土宗北魏時，五臺山佛興寺高僧曇鸞是弘傳彌陀信仰的淨土祖師。他廣學內外經典，修持淨土法門，著有《往生論注》等，是五臺山淨土宗的先驅。唐大曆五年(770)，淨土宗四祖法照至五臺山華嚴寺，入唸佛道場，弘傳淨土教義，創“五會念佛”，使學淨土者益眾。貞元十五年(779)，創立竹林寺，成為唐代著名淨土道場。明代又有衤朱宏真可、憨山德清以及月潭倡導禪淨一致，歸心淨土。據民國年間統計，當時五臺的淨土教徒佔全山僧尼人數的百分之九十。 律宗早在北魏太和末年(497)，法聰律師就在五臺山北臺(今碧山寺)為眾開講《四分律》，這是中國佛教史上解律之始，弟子道覆曾錄為《四分律疏》。隋代僧人惠龍精通律學，繼法聰律師以後，又在五臺山開講《四分律》。唐時，律宗創始人道宣律師曾至中臺宣講律學，使台山律學轉變為律宗，五臺山亦成為中國北方著名的戒壇。唐代大和二年(828)，禁止諸州傳戒之時，天下數百戒壇，僅許五臺山、洛陽二處戒壇保留，足見五臺山戒壇在當時地位之高。以後，五臺山律宗延綿不絕，代不乏人，出了不少著名律師。如元代圓光法聞律師曾隱居台山6年，研讀《大藏經》。至明代，雖然“談經者多，弘律者少”(《清涼山志》)，但五臺山律宗還相當盛行。宗林律師為弘治年間登壇大戒主，曾任五臺山提督，對五臺山律宗有著很大的影響，他整頓綱紀，為五臺山僧風的純正做了傑出的貢獻。被人稱為“中興律祖”的古心如馨律師為懇求戒法，三逾寒暑，徒步跋涉來到五臺山，於此悟通大小乘律後，返回南京興建古林寺律宗道場。弟子寂光曾於萬曆年中在五臺山起皇壇傳戒，中興南山律宗。弟子遠清自幼出家五臺山，從如馨律師學律後，又返回五臺山，精研律部，傳戒授法，遂使五臺山法戒大盛。 禪宗早在隋時五臺山解脫和尚就習禪，作佛光觀。唐時五臺山有北宗神秀系的巨方禪師，荷澤神會系的神英禪師，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系的智通禪師、趙州從諗、木叉和尚、隱峰禪師，雪峰系的孚上座，溈仰宗的無著禪師等於此修習弘傳禪宗。五代時有五臺山真容院匡嗣禪師弘揚禪法。金代有鐵勤寺慧洪禪師精進不懈，勤修禪業。元時有臨濟一代宗師海雲印簡在五臺山弘法，清涼高僧真覺大師就曾從印簡諮決心要，印簡為五臺山禪學的延續作了巨大貢獻，時人稱為中興臨濟名匠。元明清時期，禪宗在五臺山居於主要地位，明時有碧峰禪師，明太祖曾為他在五臺山敕建了普光寺；孤月禪師在成化年間在五臺山華嚴谷建普濟寺，後終於本寺，且有《清涼語錄》行世，另外還有大巍、寶印、無邊諸禪師在五臺山參究禪機，弘揚佛法。禪宗自創宗以來，一直是五臺山佛教中的一大派系，據1956年統計，全山445名僧人中，有禪僧163人。1983年統計，全山116名僧尼中，有禪宗僧人74人。 密宗五臺山密宗始興於唐。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印度僧人佛陀波利把他譯的《佛頂尊聖陀羅尼經》置於台山諸寺，標誌著密宗開始傳入。大曆五年(770)，密宗大師不空派弟子含光、行滿至五臺山脩金閣、玉華二寺，七月，不空也至五臺山修功德，且令金閣、玉華、清涼、法華四寺轉《仁王護國經》等，為國行道。密宗開始在五臺山建有自己的傳教基地，並開展佛事活動。元代諸帝特別信奉密教。至元初年，曾詔國師膽巴居於壽寧寺。國師阿麻剌室利在臺山建立了大善法藏寺。明永樂元年(1403)，曾迎哈立麻至京，明成祖令其統領天下釋教，後又遣使送至五臺山大顯通寺居住。明成祖還於永樂十二年(1414)迎請黃教祖師釋迦也失至京，尊為國師，次年敕住五臺山。從此五臺山就成了內地黃教盛行之區。清代更加尊奉喇嘛教，順治年間就派喇嘛住於五台山，並特命阿王老藏住持五臺山真容院，督理番漢僧眾。還有老藏丹貝住於羅目侯寺，執掌五臺山政教大權。章嘉呼圖克圖亦住於五台山，影響及聲望很大，使藏傳佛教在五臺山達到極盛的地步。1956年，據統計有密宗僧人217人。1983年有密宗僧人19人。可見密宗在五臺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宗派。 唯識宗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和永隆元年(680)，唯識宗創始人之一，玄奘大師的高足窺基就兩次入五臺山，弘揚唯識宗旨，並於中臺頂建了唯識宗道場。宋金時有清涼寺成覺及其弟子善慧、佛光寺日木公等唯識諸大賢。元代尚有弘教慧印大師繼續在萬聖佑國寺弘傳唯識宗旨。 天台宗在唐代，五臺山天台學也十分興盛，有天台名僧志遠法師弘傳此宗教旨。志遠曾居五臺山大華嚴寺40年之久，講述天台圓頓之旨，修行法華三昧，並著有《法華疏》10卷、《玄門》10卷、《止觀釋義》10卷等。他志行高潔，聲名遠播。日僧圓仁曾來五臺山從志遠法師學習天台教義。五代時的光嶼法師，宋代的慧悟法師都繼志遠法師之後，繼續弘傳天台教旨，使五臺山天台宗得以延續。 摩法宗為五臺山獨有的宗派。相傳東漢時摩騰、竺法蘭禮五臺山後，隋唐僧人仰慕其法，故創摩法宗，後融於華嚴宗。清時再度出現。民國年間，同禪宗、淨土宗並列弘傳。據19 56年統計，五臺山有摩法宗僧人39人。1983年時，仍有14人。 在五臺山這塊佛國淨土上，中國佛教各大宗派俱曾至此弘法佈道，開創本宗基地，使五臺山形成漢藏佛教兩大體系匯合、青廟黃廟並存、顯教密教競傳的獨特格局。五臺山佛山聖水也孕育了一代代名僧大德。除以上所列外，在現代尚有一代名僧能海上人。他精研佛法，顯密兼通，曾在五臺山清涼橋，復修吉祥寺律院，開闢弘密道場。能海法師學修並重，著譯甚豐，被佛界僧眾尊為四川文殊、第三法王，建國後曾當選為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全國人大代表，並出訪印度，參加亞洲和平會議。能海法師於1967年圓寂於五台山碧山寺。中國當代名尼通願法師，駐錫台山30年，弘法利生，苦心清修，精研戒律，志行高潔，海內外善信同仁，共仰尼師風範，共同推舉其為山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中國佛教協會常務理事。通願尼師於1991年3月圓寂後，在五臺山如法荼毗，並設供養道場。 3、五臺山佛教文物及藝術 五臺山文物薈萃，珍品彙集，是我國古代建築、雕塑、繪畫的藝術寶庫。 五臺山現有各種寺廟50餘座，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4座，定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有20餘座。南禪寺大佛殿和佛光寺東大殿均為我國現存最古老的木構建築。南禪寺建於唐德宗建中三年(782)，殿身面寬進深各3間，樑架製作，極為簡練。屋頂平緩，出簷深遠，殿脊高聳。殿周圍由12根大柱支撐，柱體粗壯結實，柱頭使用斗拱，拱頭券剎都為5瓣，每瓣都向內幽頁約3釐米，為我國木構建築中的孤例。佛光寺東大殿重建於唐宣宗大中十年(856)，面寬7間，進深4間，單簷四阿頂，斗拱肥碩雄健，屋簷深遠翼出，鉚榫嚴實牢固，舉折甚為平緩，梁枋嵌削規整，結構精巧，氣勢壯觀，為我國唐代木構建築中的傑作。顯通寺是五臺山歷史悠久、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寺廟，有殿堂樓房400餘間，佈局整肅嚴謹，闊暢宏大。建築多帶宮廷建築色彩，堪稱明清寺廟建築的典型。寺內有明建無量殿，全部磚砌，沒有樑柱，又稱無樑殿，為我國古代磚石建築藝術的傑作。寺中又有銅殿，鑄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寬9尺，深8尺，高丈餘，外觀兩層，內為一室，四角四柱，內供文殊銅像，四壁鑄佛像萬尊。與顯通寺並稱為五大禪林的還有塔院寺、菩薩頂、殊象寺、羅目侯寺。塔院寺內大白塔，通體高達75.3米，建於元大德六年(1302)，據說是尼泊爾匠師阿尼哥設計建造的。塔身形如藻瓶，塔剎、露盤、寶珠均為銅鑄，露盤及塔腰懸風鐸252枚，為我國塔式建築中的珍品，如今已成為五臺山佛地的標誌。菩薩頂在鷲峰之上，門前有石階108級，大殿用三彩琉璃蓋成，金碧輝煌。殊象寺所供文殊駕狻猊塑像，高達9.3米，如出神工；又有明代懸塑五百羅漢像，如同倒嵌的縷空大浮雕，手法新穎。羅目侯寺門前有一對唐代石雕臥獅，後殿內有木蓮花一朵，高達丈餘，轉動機械時，蓮瓣漸開，荷蒂中的四方佛徐徐現出，這就是著名的“開花現佛”。南山寺、佑國寺和龍泉寺的建築特點是將木結構和石雕、磚雕、浮雕及彩畫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一個完美的建築整體。 五臺山的木結構古建築，歷史沿革性強，建築宏偉，細部精巧，樣式繁多，手法典型。在五臺山，從唐以後，宋、遼、金、元、明、清，直到民國年間，均留下了典型的建築物。唐代建築莊嚴樸實，宋代建築柔和絢麗，遼金建築大膽減柱，元代建築粗獷自然，明代建築規矩謹嚴，清代建築豪華精巧，民國時期的建築細膩繁雜。五臺山保存下來的各個歷史時期的建築，本身就是一部篇幅浩繁的中國古代建築史。 五臺山除佛寺建築外，還有型制多樣的中國佛塔。從北魏到新中國，歷代所建佛塔，在五臺山均可以找到實物。從使用材料看，有磚塔、石塔、琉璃塔、木塔、銅塔、銀塔、鐵塔、玉塔、水晶塔；從建築形制看，有穴率堵波式塔、密簷式塔、樓閣式塔、亭閣式塔、金剛寶座式塔、組合式塔；從規模上看，大者高75 .3米，直插蒼穹；小者0.05米高，精巧玲瓏；從性質上看，可分為佛塔和墓塔，佛塔又可分為舍利塔、靈蹟塔及一般供奉塔；墓塔也可分為高僧墓塔與一般性紀念塔。 在五臺山佛教文物中，還有華嚴經字塔，由白綾和黃綾裱糊而成，寬2米，長6米，上寫華嚴經80卷，計字600043個，由字跡拼成一座7級浮屠圖案。遠看，飛簷懸鈴，儼然工筆畫就；近看，一筆一劃全是由蠅頭小楷組成，多一字無放處，少一字不成塔，經畢塔成，渾然一體。字塔系清代康熙年間，蘇州三寶弟子許德心花費12年時間“沐浴焚香書成”。這是一件極為珍貴的文物珍品和藝術珍品。此外還有乾隆皇帝的御筆真跡；鄭板橋的蘭竹刻畫；明代丁雲鵬畫於菩提葉上的十八羅漢圖；清代國畫《五臺山圖》；清代竹禪和尚以舌寫就的“心地未容一念雜，話頭常復六時精”條幅等。五臺山目前寺內寺外保存下來的鐘、鼓、缽、碑、碣、幢、匾、牌、聯，無一不是珍貴的文物。 在中國音樂文化裡，五臺山佛教音樂也佔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五臺山佛教音樂是隨著佛教的傳入興盛起來的。原有的印度梵樂佛曲、唄讚轉讀，汲取中國唐宋曲牌、元代雜劇散曲以及民歌、民間器樂等音樂養分，便發展成為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寺廟音樂。寺廟音樂在國內分南北兩個系統，北方又分東西兩路流派。五臺山佛教音樂屬北方系統，但獨立於東西兩路之外，自成體系，曲調古雅，內分青廟與黃廟兩個派別。青廟講究“入法”，即規矩，風格幽雅、靜謐；黃廟要求不甚嚴格，曲調明朗，更富有民間色彩。1958年，五臺山青黃兩廟的18位僧人，組成樂隊，赴省城太原演奏廟堂音樂，榮獲嘉獎。1989年3月五臺山佛樂團首次抵達香港演出大型佛教音樂，引起轟動，反響很大。 三、歷代帝王與五臺山佛教 東晉名僧道安說過，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從五臺山佛教的發展史來看，帝王的崇建是五臺山佛教興盛的主要原因。魏孝文帝認為佛教有助於王政，在境內大興佛教，於五台山始建了大孚靈鷲寺、佛興寺、清涼寺等寺廟，且歲時香火，遣使敬修，遂使五臺山佛教興起。北齊諸帝亦傾心信佛，大起佛寺，五臺山建寺2百餘所，並割8州之稅，以供香火。至北周武帝滅佛，五臺山方寺塔悉毀，僧人散之。 隋唐時期，五臺山佛教發展迅速。隋代二主都崇奉佛教，敬仰五臺。開皇元年(581)，文帝即詔令五頂各置寺一所。大業二年(606)隋煬帝改驢夷縣為五臺縣，縣以山名，可見五臺山在當時的影響。唐代，從太宗到德宗，“凡九帝莫不傾仰靈山，留神聖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頂，中使香藥，不斷歲時。至於百辟歸崇，殊邦齎供，不可悉記矣，”(《清涼山》)。唐太宗就認為五臺山是文殊所居，“實我祖宗植德之所”，所以建寺度僧。高宗顯慶元年(656)十月，詔有司，五臺等聖道場地僧寺，不得稅斂，奠定五臺山佛教興盛的經濟基礎。龍朔年間(661—663)，曾“敕西京會昌寺沙門會賾共內侍掌扇張行弘等往清涼山檢尋聖蹟”(《古清涼卷》)，繪製了五臺山文殊化現圖，使“清涼聖蹟，益聽京畿；文殊寶化，昭揚道路”(同上)。睿宗朝，亦按照常例，給五臺山每年敕送衣缽、香花等。玄宗朝重修清涼寺。肅宗曾詔五嶽並五臺各建寺一區。代宗時，吐蕃兵陷京師，郭子儀兵至解圍，敗吐蕃，代宗以為是五臺山文殊菩薩助之力，便不惜耗費巨資，令修五臺文殊殿，造丈六鍍金文殊像，供於五台山。並支持不空三藏於五臺山修建金閣寺、玉華寺等。德宗時，曾詔五臺山竹林寺淨土四祖法照入宮，教授宮人五會念佛；詔大華嚴寺澄觀法師至長安，並賜“清涼國師”之號。唐武宗會昌滅佛，五臺山佛教又遭到嚴重打擊，寺廟毀壞，僧眾解散。宣宗即位後，於大中二年(848)正月敕曰：“五臺山宜置僧寺四所、尼寺一所。如有見存者，使令修飾。每寺度僧五十人”(《唐會要》卷48)。《廣清涼傳》也載：“宣宗踐祚，重興寺宇，敕五臺諸寺，度五千僧。”可見，會昌後趨於式微的五臺山佛教經唐宣宗的扶持，很快便得到恢復和發展。 入宋以來，從“太宗至仁宗，三代聖主，眷想靈峰，流光五頂，天書玉札，凡三百八十軸。恢隆佛化，照耀林藪。清涼之興，於時為盛”(《清涼山志》)。北宋諸帝崇奉佛教，在唐宣宗興佛的基礎上，又使五臺山佛教得以發展和興盛。太宗敕建太平興國寺，詔令“五臺深林大谷，禪侶幽棲，盡蠲稅賦”(《清涼山志》)。並重修五臺10寺。宋真宗於景德四年(1007)，曾敕五臺真容院，建重閣，設文殊像，賜額“奉真閣”。 元興，崇尚佛教。元世祖敬僧禮佛，修葺五臺山12佛剎。成宗為皇太后建寺於五台山，並於元貞二年(1296)至五臺山，瞻禮文殊，禮重五臺山華嚴菩薩正順法師，並敕建萬聖佑國寺。武宗時亦大規模建寺於五台山，禮重五臺山真覺大師，授以僧統之職。仁宗時置五臺寺濟民局，並“敕五臺靈鷲寺置鐵冶提舉司”，開採鐵礦。英宗也曾於至治二年(1322)，至五臺山朝山拜佛。泰定帝敕建五臺山殊樣寺，賜田三百頃。文宗也多次遣使至五臺山作佛事，祈福安民。 明代諸帝為了祈福延祚，鞏固邊防，吸取前朝經驗，尊奉佛教，尤其崇奉五臺山佛教。太祖幼出佛門，自然崇佛敬僧，曾對五臺山璧峰禪師優加禮遇。明成祖於永樂元年(1403)，就迎請哈里麻，後賜鑾輿、旌幢、傘蓋之儀，遣使送往五臺山，併為其重修顯通寺和大白塔。黃教祖師宗喀巴的弟子釋迦也失，於永樂十三年(1415)至五臺山朝聖，成祖曾幾次致書慰問，並敕賜袈裟禪衣、鍍金蓮座等。明英宗敕造《大藏經》5藏，安於5座臺頂。憲宗於成化十七年(1481)，造丈六鍍金文殊像及畫像百軸、香金5百兩、布帛千尺，念珠萬串，敕賜五臺山文殊寺。正德二年(1507)，武帝“敕建銅瓦殿，賜額廣宗寺，兼聖諭護持”(《清涼山志》)。又於中臺頂建寺，賜額演教寺。神宗受到慈聖皇太后的影響，十分崇佛。萬曆年間，敕建大塔院寺並舍利寶塔；於獅子窩修建洪福萬壽藏經樓閣；於龍泉寺復建萬聖閣；敕建聖光永明寺(即顯通寺)。神宗還多次於五臺山舉行規模盛大的法會，使五臺山佛教盛極一時。 清朝10代帝王，大多信佛，且特別崇奉喇嘛教。從始至終，推行一套“以黃教綏柔蒙古”的策略，所以對五臺山藏傳佛教也給予特殊的禮遇。順治十年(1659)，就令阿王老藏卓錫五臺山，總理番漢經典。次年，又令老藏丹貝為清涼山住持，修葺菩薩頂等寺。康熙皇帝曾5次朝臺。康熙二十二年(1683)，第一次朝臺，敕賜阿王老藏為“清涼老人”，且賜龍袍、貂座、靴衣、香銀等物，還命老藏丹貝重修五頂寺宇。次年，菩薩頂大殿改覆琉璃黃瓦，並“於菩薩頂設立永鎮把總一員，馬兵10員，步兵30名，護守香火供器”(《山西通志》)。在五臺山佛教史上這是絕無僅有的。以後，菩薩頂成為欽命管理五臺山喇嘛事務掌印札薩克大喇嘛的居處，前後共駐錫過19任札薩克大喇嘛。同時，從康熙年間至清末，朝廷還讓統轄內蒙古、青海佛教事務的大活佛章嘉呼圖克圖住在五臺山鎮海寺。康熙皇帝5次巡幸五臺山，敕賜梵文藏經兩部、匾額55塊、作詩15首、碑文20餘道，修葺寺院20餘座，做各種道場8次。乾隆皇帝也曾巡幸五臺山6次，修葺演教、望海、法雷、普濟、靈應、顯通、殊像、碧山、鎮海等20餘寺，御製碑文8篇，題匾45塊。雍正、嘉慶也來過五臺山。以後，國勢日衰，清室再未朝臺。但在光緒九年(1883)，還重建了大萬聖佑國寺，稱為極樂寺。慈禧太后還御書了“真如自在“四字，賜予普濟和尚，如今還存於南山寺。 四、五臺山的三教融合 五臺山文化是三晉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三晉文化又是華夏中原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在中原地帶一直居於正統地位。所以在五臺山文化中，儒家產生於自然經濟基礎上、宗法社會里的尊君孝親的等級觀念、安貧樂道的生命意識，不偏不倚、取法於中的處世哲學等思想，是佔據相當大的比重的。加之五臺山這種“封閉式的大陸環境“(五峰、四土垂 、四關、四門的限定)的自然條件，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小農經濟，都為儒家思想的擴張準備了適宜的土壤。中原文化是以儒家學說的仁愛二字為起點的，五臺山傳播的佛教，也是以慈悲為懷，也是植於仁愛的。在探求人性、止於至善、美化人生、安和社會方面，儒佛是一致的。所以五臺山佛教在發展過程中，與本土儒家思想觀念的交融影響，是母庸置疑的，也是無須贅述的。這從五臺山寺院尚存的三百餘幅壁畫上，所宣傳的君臣有義、朋友有信、夫婦有別、長幼有序等內容，即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 道教作為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其在五臺山的活動時間，要早於佛教。《古清涼傳》載，晉永嘉三年(309)，“雁門郡竹俊人縣百餘家，避亂入此山，見山人為之步驅而不返，遂寧居巖野。往還之士，時有望其居者，至詣尋訪，莫知所在，故人以是山為仙者之都矣。”這說明東晉時代，道教在五臺山地區已經廣泛流傳，神仙觀念也已普遍存在。《仙經》雲：“五臺山名為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紫府在道教中即為神仙所居之處。唐代地理學著作《括地誌》也載，五臺山“其山層盤秀峙，曲徑縈紆，靈嶽神山奚，非薄俗可棲。止者悉是棲禪之士，思玄之流。”這些記載，都說明五臺山曾有過道教人士在此活動。北齊時，五臺山佛寺林立，慧祥在《古清涼傳》中說：“據此而詳，則仙居靈貺，故觸地而繁也。”從中透射出五臺山佛道的微妙關係。 其實，翻開《清涼山志》，道教蹤跡隨處可見，可知五臺山並非單一的佛教聖地。現在五臺山許多山名地名，都帶有濃厚的道教色彩。仙花山，南臺之山名。“南臺之麓，仙人之居。”昔人李環洲詩曰：“尋真到此聊經宿，莫謂丹成便浪猜。”。薩土垂崖，古有代州王氏女，不欲配，逃於此，“食薇飲露。”父母逼之，女投崖，“未墜而飛”。梵仙山，昔有五百仙人於此“餌菊成道”。其中食菊飲露，得道飛昇，正是道教典型的修煉方式和成仙模式。昔人覺玄有詩描述此“山頭紫氣日長浮，上有仙人汗漫遊。餌菊換教風骨異，白雲影裡去悠悠。”此外還有九女泉，相傳有九仙女於此浣衣。紫霞谷，明讓詠此曰：“雲棲道者談經後，散落天花遍九垓。”仙人庵，覺玄詠此曰：“何年仙子此修行，服日餐霞道氣清。袖拂天風騎鶴去，至今傳說有庵名”。這些記載都反映出在五臺山早期歷史中，道教也曾有過輝煌的一頁。至於道教有哪些教派及著名道士在五臺山地區活動過，目前由於史料闕如，已不可考。但從一些地名及寺碑資料還可推知一些。五臺山現有一處地名叫樓觀谷。樓觀為道教派別之一。樓觀，地名，故址在今陝西省周至縣，曹魏時即有道士活動於此，北魏時，形成很有影響的派別。北朝道士多止於樓觀，為道法重鎮。元代併入全真道。樓觀谷，《清涼山志》未釋其名，可見並非來自佛教，很可能是來源於道教樓觀派。 在五臺山高僧中倡導佛道融合。三教會宗的首先應推曇鸞。北魏高僧曇鸞，早年出家於五台山佛興寺，後因欲註解《大集經》未成染疾，遂發願求取長生不死之法，便往茅山從南朝道士陶弘景學習神仙方術，並得《仙經》10卷而歸。曇鸞著述甚豐，除《往生論註解》、《安樂淨土義》、《無量壽經奉贊七言偈》之外，還有《調氣方》、《服氣要訣》、《療百病雜丸方》、《論氣治療方》等，後列之書明顯屬於道教氣功方術一類，具有濃郁的道家氣息。對於佛道交融，也許曇鸞本人並無意於此，但歷史卻使他既是淨土宗祖師，又對道教頗有研究。與曇鸞不同，曾居台山8年的明代高僧德清，則明確主張三教融合。創建不僅精研三藏，力倡禪淨合一，而且還深諳儒道經典，其代表著作有：《華嚴經綱要》、《金剛經決疑》、《觀楞伽經記》、《道德經解》(一名《老子解》)《觀老莊影響說》、《莊子內篇注》、《大學中庸直解指》、《春秋左氏心法》等。他說：“嘗言為學有三要，所謂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莊》，不能忘世；不參禪，不能出世。此三者，經世出世之學備矣”(《憨山老人夢遊全集》卷39)。這一思想對五臺山佛教影響甚大。 五臺山道教建築目前有玄真寺。寺內清代道光二十三年碑載：“玄真神洞歲積久，漢唐開基古傳流。惟恐年遠有坍塌，元明及清幾重修。”據傳，玄真寺原為道家之地，後方為佛家所佔。大殿東面有石洞兩個，名玄真洞和大仙洞。此外還有明陽觀、廣陽觀。元好問遊歷五臺山時，曾作《明陽觀記》一篇。 明崇禎年間白蓮教的一個支派八卦教傳入五臺山，清代繼傳於金閣寺普濟和尚，改名為九宮道，以後南山寺和尚李林洞任九宮道總領，以南山寺為基地，在東北、山西、河北一帶傳教。這樣，在五臺山後期佛教史上，呈現出的是，在佛教內部，諸宗融合，禪淨合一；外部則是佛教與儒、道、民間宗教的合流，道家供奉的神仙、民間信仰的神靈，統統被納入佛教寺廟信仰系統。道教把神仙住處稱為36洞天，72福地，南山寺巨大影壁上，至今保存有“洞天福地”的石刻。在佛寺裡，不斷出現道教殿堂。如清代重建的金閣寺殿堂中，專門建有玉皇殿、三皇殿、聖母殿、閻羅殿等。民國年間，普化寺興建了玉皇閣，故普化寺又稱為玉皇廟、帝釋宮。北院中專門興建了呂祖廟，供奉八仙之一的呂洞賓。尊勝寺也修建了三皇三聖殿。南山寺善德堂供奉三皇五帝、八洞神仙。在萬佛閣中，專門建築了龍王廟，把龍王當作佛教護法神供奉起來。供奉護法神的關帝廟則隨處可見。如靈境寺關帝廟的一付對聯“義存漢室三分鼎，志在春秋一部書”就典型反映了儒家忠孝節義的人格精神。另外，在黛螺頂龍棚北半間的牆上，直到民國二十二年時，尚有一幅古色古香的“張果老騎驢過橋圖”。佑國寺1483幅石雕中有青龍播雨、天女散花、蘇武牧羊、負荊讀書、吹簫引鳳、三星高照等反映各派各教思想的畫面。五臺山寺廟壁畫反映這方面的內容更為典型。如公主寺的壁畫中有佛、菩薩、道教神仙、天地日月、四海龍王、山神土地，閻羅判官、帝王后妃、農工士兵等，整個畫面陣容整齊，是天宮地獄、佛道各路神仙的大聚會，是五臺山三教合一的歷史見證。 五、五臺山與古印度朝鮮日本佛教 唐代詩人劉禹錫《唐故衡嶽律大師湘潭唐興寺儼公碑》中謂“北方之人銳以武，振武莫若示現，故言神道者宗清涼山。”《大唐潤川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中亦謂：“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於丘門也。”這些記載反映了五臺山的深廣影響，其聲譽之所被，遠及海內海外。五臺山與外國佛教發生直接交流關係始自於唐初，主要國家有古印度(包括師子國)、朝鮮和日本。 首先到五臺山巡禮聖蹟的是新羅僧人。唐貞觀十二年(638)，新羅僧慈藏率弟子僧實等10餘人入華求法，首先參拜了五臺山聖蹟，於文殊大聖像前禱祈冥感，夢像摩頂授梵偈，並得異僧所給之袈裟、舍利等。繼此之後，至五臺山巡禮的朝鮮僧人有：朗智(與元曉同時)“嘗乘雲往中國之清涼山，隨眾聽講，俄傾而還”(《三國遺事》)；崇濟，於唐貞觀間(627—64 9)入唐受業於善導三藏，然後入五臺山，感文殊菩薩現身授五戒(《三國遺事》)；慧超，於唐建中元年(780)四月十五日帶著參譯的經本赴五臺山，住乾元菩提寺，至五月五日開始動筆記述譯經中的秘聞佚事，同時寫了《大乘瑜伽金剛性海曼殊室利千臂千缽大教王經序》；竟讓，於光化二年(899)入唐求法，先至谷山謁道緣和尚，問石霜宗旨，歷遊江南河北，然後巡禮五臺。此外，登州赤山新羅法華院僧聖林亦曾至五臺山巡禮；高麗僧慧月於元代間本擬巡禮五臺，途經大都雲居山，輒止，並化緣修補石經。智泉、慧勤等也都遊參過五臺山。 印度和師子國僧人前來五臺山巡禮的亦有不少。唐乾封二年(667)，師子國僧釋迦密多羅至五臺山，由高宗敕使翻譯陪同；儀鳳元年(676)和四年，北印度僧人佛陀波利兩次朝臺，事已見前；開元年間(713、741)，梵僧菩提仙那朝臺，瞻禮聖蹟；貞元十年(794)，為佛典翻譯作出了突出貢獻的北印度僧人般若三藏巡禮五臺；貞元十二年(796)，西域烏荼國王與僧人純陀等朝禮五臺，其中，純陀受不空三藏的委託，監造金閣寺；宋代，佛經翻譯家天息災、法天、施護朝禮五臺；金代，北印度僧人呼哈羅悉利帶弟子三摩邪悉利等7人禮臺，北印度高僧蘇陀及其弟子佛陀室利亦朝臺，住此達17年之久，後寂於靈鷲寺，譜寫了中印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新一頁。明代，先後有印僧釋迦也失、具生吉祥和尼泊爾僧室利沙朝禮五臺，其中前者住於顯通寺。清咸豐年間(1851—1861)，五臺山僧人源修去印度禮聖取經，學習佛法大意，後返五臺，於五頂各造石室，潛心靜修，在五臺山佛教史上留下了新的篇章。 與五臺山關係密切的還有日本。最早入山的日僧是靈仙三藏。他是參加唐代譯經事業的唯一日僧。820年至五臺山，七年後圓寂於五台山靈境寺。日本佛教史上“入唐八家”之一的圓仁，於開成五年(840)至五臺山巡禮五十天，曾向志遠法師求法，並帶回經籍三十四部。返日後，著有《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一部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和唐代社會史的珍貴史料，此書與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和馬可波羅的《馬可波羅行記》，同被稱為東方三大遊記。惠萼為促進中日文化交流，三次來到五臺山求法巡禮。會昌四年(844)，他第二次禮臺，將日本桔皇后親手製作的寶幡、鏡奩和鏽文袈裟等送來五臺山供奉文殊菩薩。鹹通三年(8 62)，他第三次來禮臺，並請得一尊木雕觀音像，返國途中，至普陀山，船為風浪所阻，遂將觀音像安置普陀山供養，時人稱為“不肯去觀音。”普陀山由此發展成為佛教名山。宋代入臺的日本僧人有大周然、成尋以及成算、祚一、嘉因、寂昭、賴緣等。大周然歸國後曾奏請天皇把愛巖山改名為五臺山大清涼寺，後來成算在京都嵯峨山仿照五臺山清涼寺建成了一座清涼寺。成尋著有《參天臺五臺山記》一書，是研究我國佛教史和宋代社會史的珍貴文獻。 五臺山，作為東方佛教聖地，是國際佛教文化交流的基地。它自尊自得，熱情好客，贏得了國際友人的尊重景慕。近年來，五臺山接待了香港、日本、美國、新加坡、菲律賓等地區的佛教代表團、進香團、朝聖團、拜山團等佛教團體一千五百餘人。五臺山佛教的對外友好往來，促進了國際文化的交流，增進了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我國的對外開放，五臺山佛教聖地必將為新的文化交流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為中外文化交流史譜寫更為輝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