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峙中的興衰——當新興思想與傳統主流思想相碰撞時(釋青平)
對峙中的興衰
——當新興思想與傳統主流思想相碰撞時
青平
內容提要： 本文通過對斯里蘭卡與印度佛教史的考查，提出：作為一種思想形態，其成敗與興衰，最終取決於它對傳統文化影響的深度與廣度。一種新興思想，往往會以傳統主流思想所不具有的思想優勢對後者進行強烈的衝擊，然而這並不能成為它取代傳統主流思想決定因素。在面對衝擊時，傳統思想往往會因其保守落後而一度沉寂衰敗，然而它卻會在對峙中不斷調整自己，並開始向新興思想學習乃至與之相融合，最終將新興思想的優勢兼收幷蓄，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於是新興思想便慢慢失去它的明顯優勢，甚至最終被脫胎換骨、面貌一新並復興而起的傳統思想所吞沒。
在學習斯里蘭卡佛教史時，有一個很深的困惑，為什麼無畏山寺作為新興大乘思想的傳播者，一度極其興盛，甚至有將大寺所代表的、作為傳統主流的上座部小乘思想取而代之之勢，卻最終不可思議地衰亡，被吞沒在大寺的法統之中。照道理，新興思想往往是具有更多優點與長處的新事物，然而其結局卻並不是新事情戰勝舊事物，反而是被舊事物所吞沒。同樣的情況在印度中也出現了，作為新興思想的代表，佛教曾經一度極其興盛，但後來也不可思議地衰亡了，被作為傳統主流的婆羅門教革新者印度教所吞沒。這幾乎是一個近乎規律性的現象，雖然它並不見得是必定發生的結局，但它反覆再三的發生，必定包含著某種深刻的原因，這原因耐人尋味。 本文將重點放在對斯里蘭卡佛教史與印度佛教史的考查上，得出的結論是：作為一種思想形態，其成敗與興衰，最終取決於它對傳統文化影響的深度與廣度，新興思想往往以傳統主流思想所不具有的思想優勢對後者進行強烈的衝擊，然而這並不能成為它取代傳統主流思想決定因素。在面對衝擊時，傳統思想往往會因其保守落後而一度沉寂衰敗，然而它卻會在對峙中不斷調整自己，並開始向新興思想學習乃至與之相融合，最終將新興思想的優勢兼收幷蓄，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於是新興思想便慢慢失去它的明顯優勢，甚至最終被脫胎換骨、面貌一新並復興而起的傳統思想所吞沒。 本文的將以斯里蘭卡佛教史為主線，兼及對印度佛教史的考察，以期從新興思想之新興與傳統思想之復興兩個角度展開敘述，勾勒出最具歷史特徵的發展線索。
一、新興思想初起傳播時的艱辛
新興思想初起時，往往都是在曲折中艱辛前行的。作為新興思想，通常會是一種具有優勢的全新思想。面對佔據主流地位的傳統思想，新興思想要麼就因不具特別優勢而被淘汰，要麼就因自己獨具的優勢而蓬勃興起，進而與傳統主流思想相爭勝，力圖佔據一席之地。作為新興思想，其理論上獨具的優勢至少從三方面得到體現：（1）它更先進更合理；（2）更能解決實際問題；（3）更易於被普遍接受。 正是由於新興思想擁有這種獨具的優勢，它的出現必定會引發對傳統主流思想的巨大沖擊。而傳統主流思想又代表了一種根深蒂固的勢力，在面對衝擊時，為了保護它的思想優勢，必然會對新興思想進行強硬的排擠與壓制。於是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看到這樣的場景：傳統主流思想一方面固守著自己保守的風貌，對新思想與新理論全然拒斥；另一方面還往往與某種強權相結合，對新思想與新理論進行沉重打擊。 佛教大乘思想的興起，是佛教由提倡個人修行得解脫的小乘思想，進而深化到行菩薩道、利樂有情，也就是普利一切眾生的大乘精神。大乘思想顯然與全體民眾有了更廣泛的接觸，也更利於大眾的接受與普及，這是佛教由個人修行所聚集的狹小圈子走向全民大眾的必然結果。當佛教越加接近全體民眾時，他與政治相結合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實上，單單主張個人獨修的觀念是很難與政治相結合的。然而，佛教的全面發展，又最終難免要與政治發生關係，所謂”不依國主，法事難立”（道安語），於是大乘思想便提供了這樣一種結合的可能性。當統治者自己因篤信佛教而受益時，他往往會同時發現佛教也是教化民眾的最好方式，於是在他的提倡下，佛教亦可藉助於政治而興盛一時，而這種政治化傾向的”佛教運動”，往往都具有很強烈的大乘色彩。 考查大乘佛法在斯里蘭卡的興起，可以看出儘管大乘思想因其明顯的優勢而得以迅速傳播，一度甚至壓倒作為傳統主流思想的小乘思想，但它卻一直在曲折中艱辛前行，乃至於經受過多次毀滅性的打擊。每一次沉重打擊，都直接來自於作為傳統主流思想所代表的政治權力。儘管對於這種政治權力來說，大乘佛法遠遠要比小乘佛法更有助於他們的政治統治。 斯里蘭卡的大乘佛法是因無畏山寺的自由學風而以接納、流傳並最終興起的，在這之前，斯里蘭卡的傳統主流思想的代表是大寺，大寺所弘傳的是小乘的上座部思想。 斯里蘭卡的佛法由瑪亨德長老開始傳播，瑪亨德長老是印度阿育王的兒子，他因阿育王的弘法弘願而來到斯里蘭卡，把佛法第一次帶入蘭卡島。他的弘法得到了斯里蘭卡國王愛帝須的支持，國王把自己的御花園”大雲林園”獻給了瑪亨德長老，並在園內建起了大寺。這座大寺不僅從此及今成為斯里蘭卡弘法主道場，而且成為整個南傳上座部佛教的中心。 無畏山寺則起於國王瓦臘幹跋對摩訶帝須長老的報答與佈施，在國王因內亂而落難時，摩訶帝須長老為國王提供了衣食，併為他化解了叛將的怨恨而使之繼續為國王效忠。摩訶帝須長老原是大寺的僧人，後來因獨得國王的佈施而招致大寺僧人的憤慨，被判擯出大寺僧團。其弟子巴哈拉瑪帝須便帶領一批僧眾遷往無畏山寺，與師傅聯合，同大寺長老分庭抗禮。這樣，斯里蘭卡的僧團便分裂為大寺與無畏山寺兩個派別。無畏山寺在歷史上一直以思想開放、學風自由而與大寺有著明顯的區別。就如同佛教最初分裂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兩部一樣，大寺如同上座部那樣代表了傳統保守的思想，而無畏山寺則如同大眾部那樣代表了新興活躍的思想。 公元一世紀，佛教的大乘思想在印度興起，之後便隨著某些避難於印度的斯里蘭卡僧人在回國時開始傳進了斯里蘭卡，同時，還有一批屬犢子部的法喜論師的弟子也從印度來到了斯里蘭卡。由於大乘思想與大寺的理論格格不入，因此這些具有新思想的僧人被大寺拒之門外，但無畏寺卻接納了他們。從此，無畏山寺便漸次演變為新興大乘思想的傳播中心。到公元三世紀，大乘方廣派自印度傳入了斯里蘭卡，大寺僧人認為方廣派非佛所說，無畏山寺僧人卻承認並接受了方廣派的思想與理論。後來沃哈里克國王責令精通佛法的大臣進行審查，認為方廣所傳確非佛說，便下令焚燒方廣派經書、貶斥方廣派僧人，以無畏山寺為代表的大乘思想受到了一次嚴重的打擊。這次打擊雖起自王廷，它體現出的卻是大寺的見解，可以看出這是大寺對無畏山寺的排擠與壓制。 事隔幾十年，無畏山寺的方廣派又活躍了起來。寺中的烏悉利亞長老因擔心再次受到朝廷的鎮壓，帶領300比丘到南山寺另闢道場，斯里蘭卡的佛教從此就形成了大寺、無畏山寺與南山寺三個派別，而南山寺本出自無畏山寺，故而在思想理論的主張上，兩寺並無差別。後來果然不出烏悉利亞長老所料，當時的國王高差波仍然對方廣派報著敵視的態度，下令燒燬方廣派的各種經論，同時還將60名方廣派僧人身上打上烙印驅逐出境，以無畏山寺為代表的大乘思想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擊。 後來，逃亡印度的蘭卡僧人收了一個才華出眾的弟子僧友，僧友因不平於師傅所受的凌辱，決心要到斯里蘭卡傳佈大乘佛教。僧友曾兩次進入斯里蘭卡，第一次他取得了國王高波差的信任，被委任為兩位王子的老師，但當他的弟子長王子德主帝須繼位後，卻大力護持大寺，同時對無畏山寺與南山寺均十分冷淡，僧友見弘揚大乘無望，便失望地回到了印度。事隔十年，他的另一弟子次王子摩訶森接替王位，僧友馬上返回斯里蘭卡。一開始他設法勸導大寺僧人歸順大乘，但沒成功，隨後他請國王出面，要求大寺接受方廣派教義，但也遭致嚴厲拒絕，後來國王下令禁止信眾供養大寺僧人，又受到了強烈的反抗。最後僧友在國王與大臣須那的支持下，搗毀了大寺的銅宮和大寺派的36所寺院及佛學院，一向繁盛的大寺轉眼化作一片廢墟，荒廢達9年之久。但這種過激行為也招致深深的怨恨，儘管國王支持著僧友，僧友卻被國王的一位愛妃指使人謀殺了，而大臣須那也被憤怒的市民打死。大乘思想再次受到了不小的打擊。 傳播大乘的僧友最終被一個女人所謀殺，這真是一個極大的諷刺，在印度思想文化圈範圍之內的斯里蘭卡，女人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我們很難想象一個女人能如此違逆其作為國王的丈夫，並且能如此深地介入於政治與宗教紛爭之中，能做出的解釋只能有一個，那就是傳統主流思想的影響與勢力，確實太大了，它能讓一個弱小的女子不惜以生命作為代價，以殉其宗教熱誠。我們也可以看到大臣須那所遭受的下場，他是被憤怒的市民所打死的，由此可見，他是死於眾怒之下的，從中可以看到，傳統主流思想對民眾影響的深度與廣度。當某種形態的思想因長時間的傳播而根深蒂固時，這種思想便凝固成為一種民眾普遍認可的價值標準，一種影響其思想行為的深層意識，這便是轉化為集體無意識的文化積澱。當新興思想興起時，其面對的最大阻力便是，它很難抵禦這種民眾已經認為是天經地義的價值標準與深層意識。有時，影響民眾抉擇的，往往?quot;習慣”，而不是”是否更好”。
二、傳統主流思想的沉寂與復興
新興思想盡管在一開始，往往受到傳統主流思想的排擠與壓制。但新興思想卻代表了發展的方向，是一種先進的思想與理論，它最終總會因其獨具的優勢戰勝並壓過傳統主流思想，並一時有取而代之之勢。與此同時，傳統主流思想會因其保守與落後而失去其原先的統治優勢，讓位於新興思想，並一度歸於沉寂與衰微。 但”原”傳統主流思想的一時衰微，並不意味著死亡。由於它對傳統已經形成了深遠廣大的影響，它盤根錯節的勢力同時也埋藏潛伏著復興的種子。歷史為傳統思想的復興提供了新的選擇：要麼，就伴隨著保守與落後在沉寂中繼續衰亡，直到最後徹底退出歷史的舞臺；要麼，就是積極調整自己，並向新興思想學習其優點與長處，為傳統思想的再度復興創造條件。 這種學習並不意味著就會讓自己完全轉變，而與新興思想再無區別，甚至使自己混同於新興思想。事實上，這種轉化更像是一種兼收幷蓄的吸納：一方面，新興思想的優點與長處被廣泛地學習與吸納，將其優勢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另方面，原傳統思想被進行一次新的簡擇，它的優點與長處也同時被保存了下來。這種轉型後的傳統思想與新興思想的明顯區別在於：新興思想通常以傳統思想對立面的形象出現，它往往太過於注重自己標新立異（當然，這也是它的優點與長處），而對傳統思想採取全然拒斥的態度；但轉型後的傳統思想卻不同，它往往同時兼納了新舊兩種思想的長處，它實質上也是另一層意義上的新興思想，但它卻是舊的傳統思想母胎中誕生的新生兒，是一種立場與出發點均出自於傳統思想，卻讓新鮮血液在其體內流淌著，並以一種全新面貌出現的傳統思想。 當轉型後的傳統思想完全吸納了新興思想的優點與長處時，新興思想同時也就失去了它原先所擁有的思想優勢。在兩種思想已經彼此相似而難分仲伯時，最後決定其終場獲勝的，便得看是誰的根子更深、誰對整個歷史文化的深層層面影響更大了。在這一點上，傳統思想顯然有著更大的優勢，因為新興思想終歸很難擁有那種千年沉積的深厚根基。所以結局往往是，當傳統思想再次獲得了致勝的機會，新興思想也就再無招架還手之力，而被複興的傳統思想徹底吞沒。這一出歷史劇就這樣宣告終了。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歷史現象，在對峙中，傳統思想與新興思想彼此之間的相互學習有時是同時進行的，不僅僅傳統思想吸納了新興思想的長處，當傳統思想開始復興而新興思想轉而處在被動地位時，新興思想也會大量吸納傳統思想的長處用以充實自己。這是一種積極有為的表現，其結局可以從兩方面來體現：一方面，新興思想極大地突破了自己原先的狹隘，顯得更加豐富與精彩，所以它在本土之外向他方傳播時往往會結出豐碩的果實；另方面，由於新興思想越來越與傳統思想相認同，它便同時愈加失去了自己的鮮明個性，越會在傳統思想面前有招架之力而無還手之功，所以在本土，反而加速了自己被傳統思想吞沒的歷程。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晚期大乘密教的興衰，大乘密教無疑是大量吸納婆羅門教的許多修行特長的，因為它的方便善巧與殊勝疾成，不僅在西藏的弘傳異彩紛呈，而且在全世界，一旦它的特長被人瞭解，也往會形成星火燎原之勢，然而它卻在印度本土慘遭滅頂之災。而印度的原婆羅門教卻在大量吸納了佛教的優點與長處之後，以印度教的全新面目再度復興，不僅吞沒了佛教，而且至今仍是印度主流思想的代表。 讓我們回過頭來再來考查斯里蘭卡的佛教史。 在僧友之後，斯里蘭卡的國王或支持大寺，使大寺所代表的小乘上座部興盛起來；或支持無畏山寺，使無畏山寺所代表的新興大乘思想盛極一時；或者，兩寺都同時敬重，使兩寺在相對公平的環境中自由競爭。但從史料上分析可以看出，大多數的國王，都是支持無畏山寺的。大寺的興盛往往曇花一現，給人的印象更像是死灰復燃。 公元三世紀到五世紀這近200年的時間裡，斯里蘭卡的大乘佛教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展，國王也大都支持大乘。大乘的勢力甚至超過、壓倒了上座部；無畏山寺和後起的與無畏山同出一脈的祗多林寺若合為一體，遠遠比大寺強盛。法顯說當時無畏山寺有僧五千，而大寺僅三千，這裡還沒算入祗多林寺的僧眾人數，若以一千之數以估計（無法確知），無畏山寺與祗多林寺兩寺僧人要比大寺僧人多上一倍，這也可以證實無及其所代表的大乘思想的昌盛。 儘管在歷史上無畏山寺因其自由與包容的學風而學兼大、小二乘 ，但從此寺中方廣派勢力強大，經卷繁多，並且屢禁不止的情況可以看出，無畏山寺中大乘勢力曾佔據主導地位，對斯里蘭卡佛教乃至社會各個方面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大乘思想在斯里蘭卡的社會影響還可以從另一條史料上看出。在斯里蘭卡歷史上，只有佛教徒方可為王，到九世紀以後，不僅是一般的佛教徒，還必須行菩薩道才可以為王。“菩薩”這一觀念是在大乘興起之後才在佛教中有了較大的影響，在原始佛教和上座部佛教中，菩薩的地位在羅漢之下，本來是不受重視的。 有關大乘思想興盛之後，轉而衰微的小乘上座部思想發展狀況的資料手頭尚缺，這裡只好暫時空置。 代表大乘思想的無畏山寺最後併入大寺法統，始於斯里蘭卡國王巴拉克拉瑪巴忽（公元1153－1186在位）對僧團的整治。在當時，斯里蘭卡的佛教已經落到了衰微破敗的田地，其內在原因，亦即比丘的墮落。史傳中說，不少人披上黃色的袈裟不過是為了獲得佈施，填飽肚皮。有些出家人甚至利用寺廟的收入撫養妻室兒女，過著罪惡的生活。 巴拉克拉瑪巴忽國王登位後，下決心對僧團進行整頓，他依靠一位品行高潔的大長老摩訶伽葉波進行這項工作。摩訶伽葉波組成了一個宗教法庭，並親任最高法官。法庭經過嚴肅認真地審理，把數百名不守戒規的僧人驅逐出了僧團，使僧伽組織得到了淨化。與此同時，巴拉克拉瑪巴忽還著手進行統一三個教派—即大寺、無畏山寺及祗多林寺，使其合為一體的工作。 事實上，到巴拉克拉瑪巴忽在位時，無畏山寺和祗多林寺兩派所弘揚的某些大乘教義，諸如關於波羅蜜多的觀點、對菩薩的信仰等，均已和大寺的教義相結合。也就是說，三派的教義早已趨於一致，不存在明顯的分歧 。巴拉克拉瑪巴忽統一僧團是公元1165年，從此，自瓦臘幹跋國王復位後第一年（公元前89年或29年）教團開始分裂直到此時，長達1200多年的分裂歷史宣告結束。此之後，無畏山寺派與祗多林寺派均被取締，斯里蘭卡全國的僧人又迴歸於”大寺”的這一旗之下 。巴拉克拉瑪巴忽取締無畏山寺與祗多林寺兩派，造成大寺一派獨尊的統一格局，同時也意味著某種程度上，限制了佛教文化的自由發展 。 綜述以上的資料，我們可以歸納這樣的結論： 其一：在歷史上，無畏山寺所代表的大乘思想在斯里蘭卡一度取得了絕對的優勢，照理來說，這種優勢的保持下去，應能最終將傳統的小乘思想取而代之，然而，這一結果卻並沒有出現。 其二：作為大寺所代表的小乘思想在與大乘思想的對峙中，一改前期抗拒排斥的態度，反而大量吸納了大乘思想中有益的成份，豐富自己的思想理論。其結果是：“三派的教義早已趨於一致，不存在明顯的分歧”。 其三：國王巴拉克拉瑪巴忽整治並統一僧團，最終是將無畏山寺與祗多林寺納入大寺的法統之下，而並不是反過來，將大寺納入前兩寺的法統之中，這說明：一方面，大寺比前兩寺有著更深更廣的歷史與社會的背景，最起碼，它得到了王權更多的認可與支持；另方面，善於吸納大乘思想中有益的成份的大寺小乘思想，已經轉化成為更具生命與活力的全新思想，它已不再是原先意義上小乘思想的簡單復興，而是舊思想之上所進行的創造性轉化。 我們現在一旦走入小乘傳承並以佛教為國教的國家，我們能夠很明顯地看到它們強烈的大乘色彩，例如以行菩薩道的精神，關注政治現實、干預社會事務、推動全民的宗教信仰與修行實踐。現在南傳佛教的國家基本上延續著小乘佛教的傳統，並大多由斯里蘭卡所傳入，且承接了斯里蘭卡佛教的特色。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儘管它們的佛教是小乘傳統，但它們無不帶著濃厚的大乘色彩，所以它們的小乘思想，是一種全新特色的小乘，是一種經過大乘的洗禮、並從而兼收幷蓄大乘思想特色的小乘佛教。
三、印度佛教發展史的考查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印度佛教晚期大乘密教的興衰，大乘密教無疑是大量吸納婆羅門教的許多修行特長的，因為它的方便善巧與殊勝疾成，不僅在西藏的弘傳異彩紛呈，而且在全世界，一旦它的特長被人瞭解，也往會形成星火燎原之勢，然而它卻在印度本土慘遭滅頂之災。而印度的原婆羅門教卻在大量吸納了佛教的優點與長處之後，以印度教的全新面目再度復興，不僅吞沒了佛教，而且至今仍是印度主流思想的代表。
四、是不是優秀人才變少了
在考查歷史時，我們往往會發出疑問，為什麼當一個新興思想初興之時，優秀人才大量湧現，祖師大德層出不窮，彷彿幾世紀的人才都在那一個時段中相約而至，一同來到，讓思想呈現出紛繁璀璨的華麗景象。而當新興思想已經孕育成熟之後，又彷彿，所有的人才都歸隱了深山，一同而沒，在史書記載上甚至難覓其蹤跡，留給後人一個雄風不再、人才凋零的感慨。於是彷彿，新興思想自盛而衰便可以人才之不續為標誌。人才是事業興盛的關鍵，而人才的缺乏，預示著新學思想已經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這似乎很有道理，因人才不續的緣故，新興思想也開始自盛而衰的歷程。那麼，是不是在某朝某代，真的人才就會變得格外奇缺呢？否則那些有才華的人都到哪裡去了？真的是共業所感同生，又相攜並肩而逝了嗎？ 其實不然，我們可以大膽地斷言：無論在任何一個時代，人才都是永遠不會缺少的，所會缺少的，僅僅只是供人才發揮的天地與供他們上場的舞臺。我們在歷史記載中所能找到的名字，都只是那些有獨特貢獻的人，而什麼樣的人才能算是有獨特貢獻呢？這不外是兩類人：一類是原創型的人，提出了新思想、創造了新理論、解決了新問題；另一類則是集大成者，雖然並沒有自己獨具的創新，然而卻對前人的成就做出了最高的概括與總結。 於是我們便可以從中瞭然我們所提出的問題。新興思想之所以應運而生，往往是因為那個時代開始有了許多舊的傳統思想所無法解決的新問題，當新問題已經到了不解決不行的時候，就會出現許多解決新問題的嘗試，圍繞這種嘗試，就是許多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論的蓬勃興起，這就是孕育新興思想的溫床。在新興思想興起之初，面對的新問題肯定是很多的，因為問題的多，所以解決問題的人也多，這就是人才輩出的跡向。優秀人才總是因為他成功地解決了許多新問題而被稱之為優秀，而這些新問題又是以前所不曾有的，所以他們的思想便具有了原創的特徵。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看到，當新興思想已經孕育成熟，其成熟往往也意味著許多該解決的問題都已經解決了。這時，作為後起的人才，除了把問題弄得更加精緻、更加龐雜、更加繁複之外，似乎已看不到還能有什麼新的作為，於是在後人看來，彷彿便是人才凋零的景象。事實上，不是沒有人才，而是人才沒有了施展的天地。當然，當新興思想走向成熟的時候，還為另一類人才留下了一個施展的空間，那就是集大成者。當一種思想已經發展到它的頂峰，總要有人對它進行全面概括與思想總結，這確實要有一個極淵博、極有才具的人，這種人的出現是歷史的造化，卻也是歷史的必然。然而當他們圓滿地完成了他們的工作，履行了歷史所賦予他們的使命之後，他的後人就只能望其項背、高山仰止了。因為最後一個該作的事都給他作完了，後人只有失業。所以，後來那些才情滿腹卻生不逢時的人，或走偏鋒，出些奇才、怪才、絕才，以極端與怪誕名世；抑或，歸隱深山、相攜並逝，也並非不是不得矣的選擇。 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何魏晉南北朝及盛唐之後，中國的佛教彷彿盛極而衰，再難重現昔日八宗並耀的輝煌，而印度晚期佛教的衰亡，也並非真是人才不濟的緣故，用同樣的理由，我們也可以理解在斯里蘭卡，為何大乘佛教後續乏力，最終會被傳統的小乘佛教所吞沒。
本文分析了當新興思想與傳統主流思想相碰撞時，為何具有自己獨具優勢並代表了先進和發展方向的新興思想，最後常會被一度退出領導地位卻再度復興的傳統主流思想所吞沒？在本文分析中，認為這是一個近乎於規律性的現象，並且由此可以洞察許多歷史留給後人的疑惑。但在文章最後，作者還必須對本文所揭示的這一普遍現象進行一個嚴格的界說。本文作者認為，這一近乎規律的現象，應該只會出現在大一統的思想環境與獨裁專制的政治背景之中。因為大一統，才會出現為誰是正統而進行的彼此爭鬥，也才會以正統的姿態對非正統進行排擠、壓制和打擊；同時，因為政治的獨裁與專制，才會出現藉助王權、剿殺異端的血腥場面，出現忽而盛極一時、忽而衰敗不堪這種大起大落的奇異現象。相反，在一個自由平等的政治環境中，多元思想必定是同時並存的，雖然思想的擴張與發展難免出現相競之勢，但任何一種思想，只要有其優點與長處，便會找到其應有的生存空間，除非違抗了國家的制度與法律，誰都無權干涉它的存在。在這種自由平等的競爭之中，弱勢思想可以與強勢思想和諧共處、互補短長，卻永遠不會彼此相殺、必以取而代之而後快。這在近現代歐美等民主國家的思想發展史中，就可以得到明顯的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