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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傳統形象及其現代意義略論(周齊)

佛教的傳統形象及其現代意義略論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室 周齊

佛教的社會公眾形象問題,並不是一個新問題。在佛教傳入中國並漸成規模後,這個問題便成為社會關注的問題,佛教的社會形象也在世人瞭解和接受佛教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加之中國文化一脈相承、政治文化模式相對穩定的特質,佛教的傳統形象也形成基本的定式。

不僅如此,雖然社會發展到現代,文化環境早已遠非昔日,但不可否認,很大程度上仍然認同於佛教傳統形象的一些認識。顯見的原因是因為中國和佛教都有著歷史的延續性;而其內在理路,則可能是因為認識模式的形成根基於長期的歷史選擇和積澱而形成的文化傳統及民族性格等,而這些方面又有著不易變易的相對穩定性。無論邏輯地還是現實地看,這樣的歷史邏輯線索仍然有意義。因而,討論當今佛教的社會公眾形象問題,反思佛教的傳統社會形象並審視其現代意義,應該仍不失為有意義的一種思路。

一、佛教傳統形象之概觀

佛教的傳統形象是隨佛教在中國的呈現被社會所接受而形成的。社會接受佛教,是對其宗教根本教義和形式等的接受。因而佛教的社會形象,成形於佛教遵循其教義而呈現的基本樣貌,和社會對於佛教基本義理的認識而產生的相關認同,亦即,佛教遵循其義理儀軌等所呈現和應呈現的相對一致和固定的基本樣貌形式。其中應包括:其所呈現的具有佛教特質的樣貌;和作為佛教主體載體的僧人的形象,而這又是其中的焦點。邏輯地看,社會對佛教社會形象的認識,首先基於認同的一面,即,社會所認為佛教遵循其義理所是的樣子、和應是的樣子;同時,自然也就映襯了對於不是佛教的、或者說是佛教所不應是的形象的否定。

概觀傳統社會對於佛教樣貌的認識,尤其對於僧人形象的認識,在基本方面大致相近的。如,離俗去欲,持戒清修,便是一條基本認識。

在漢明帝夜夢金人、楚王英尚浮屠的時期,佛教認識簡單樸素1.,其樣貌大致是:慈善不殺、因果報應、玄微莫測。僧人則是:息心去欲,行善守戒,清淨無為。

這樣的認識雖然與傳入時期尚黃老的時代背景有關,但也是中國社會所接受的佛教的一種社會形象。如明朝初定,明太祖即有飭曰:“天下大定,禮儀風俗可不定乎?……僧道之教以清淨無為為主。”2. 在社會禮儀風俗中,僧道的形象應是清淨無為。所謂“確守清規,置身方外,始為清淨之徒。”3.“梵行清淨”不惟是高僧的一個標準,也是“應於此中選擇僧錄司,以為緇流之領袖”4. 的標準。

當佛教的社會形象偏離了世人的一般認同,就會受到指責和反對。東晉是佛教發展的重要奠基階段,但佛教已呈“陵遲,穢雜日久”5.的狀況,隨招致非議乃至沙汰。當時權力把持者桓玄與其僚屬的沙汰之議即反映了相關認識。其論曰:“佛所貴無為殷勤,在於絕欲。而比者陵遲,隨失斯道。京師竟其奢淫,榮觀紛於朝市,天府以之傾匱,名器為之穢黷。……邑聚遊食之群,境積不羈之眾,……傷治害政,塵滓佛教……實汙風軌矣。”6. 故議施沙汰。但同時又特加說明,沙門中能夠講經說法,“奉戒無虧,……山居養志,不營流俗者,皆足以宣寄大化。……唯廬山乃道德所居,不在搜檢之列。”7. 所認同的仍不外奉戒精進,清淨無為等標準,認此為合乎佛教道德的形象。

縱觀中國佛教史,對於僧俗混同,男女雜聚,經濟膨脹,糜費奢侈,蠱惑民眾,逃役隱匿,交結官府,等等,是傳統世俗社會所否定的佛教表現,也是歷代政權警惕和緊張的方面,嚴重的乃至成為法難的重要誘因,由歷代的佛教政策和一些世俗評價亦可見檢束和限制佛教的種種要求。再如明代,為了避免僧俗混跡,還設置了一個叫砧基道人的中間人,代替僧眾差辦錢糧出納交接官府等俗務,雖更增新問題,但也足見世俗社會十分在意佛門保持其清淨修持的形象。可見,佛教作為一種標榜出世又在世間的宗教,其社會存在和社會形象實際上受到自身教義和世俗觀念的雙重要求。

此外,立身行道,協契皇極也是傳統社會認同的一種佛教社會形象。

被譽為道德居所的廬山乃東晉最重要的佛教道場,慧遠法師營建,其不惟在佛學上有卓越貢獻,亦在佛教社會角色定位的見解及實踐上有深遠影響。

當時佛教面對的社會角色危機主要在與王權和世俗倫理秩序的矛盾上。在沙汰沙門的危機中,廬山道場的表現使世俗社會確認了佛教的一種正面形象,保存了佛教的實力和發展勢頭。在與王權和倫理關係的協調過程中,一面爭得沙門乃方外之賓不禮敬王者、確保沙門“求宗不由順化……不得與世典同禮”8.的佛教立場,同時,也強調了佛教“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i的社會角色和作用。即,以立足慈悲度世庇佑眾生的佛教原則而輔助王綱,界劃了佛教在王權之下相對獨立的範圍;以高尚其跡而踐履“立身行道”為“孝之終”的大孝意義,緩解佛教出世取向與世俗政治及倫理秩序所形成的緊張。

那個時期對於佛教與世俗關係和佛教社會角色危機的處理,既鞏固了佛教的社會位置和發展空間,也為後世奠定了相關的模式。因而,對於佛教“陰翊王度”的角色和作用,後世幾無質疑並被推崇,歷史上為國祝釐及無遮齋筵的佛教法會不勝數,護國寺、佑民寺比比。僧寶作為佛教提供社會的人天師,其中高尚其跡的得道高僧,也歷來受到尊崇。

相關地,世出世間的把握,也是佛教社會形象之呈現和社會認同度的一個動態尺度。

由於佛教的基本向度是出世的,但其慈濟普度宗旨的落實又是世間的。歷史上,佛教通過充分落實因果說,在“慎終追遠”方面發揮了很大作用,在傳統孝道方面找到儒釋間的契合點。另外也在世間向度上更趨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入世取向。因而,對於世出世間的法理邏輯會有“法元在世間,於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10.,“一切世間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11.等等經典解釋。世出世間,這種背向卻又要調和的兩難向度,是佛教及僧人的社會形象難以簡單評價和把握的方面。如明末著名高僧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與世沉浮,精進濟世,就是比較典型應該說也是正面的例子。而其時一些追名逐利被稱之為“走京僧”的則應是反面的例子。

二、佛教傳統形象之現代意義略論

篇幅所限,以上僅為極其概略地列舉。正如開篇所說,當今的中國和佛教,都是由悠久歷史中走來,雖然傳統文化形式上很大程度地式微,佛教的樣貌也呈現了很多現代色彩,但深層的文化觀念,對於佛教的基本認識,在一些基本方面仍然傳承延續。不僅因為文化傳統等相關觀念認同的持續性和不易變易性,還可能的一種解釋是,因為其中所根由的觀念或義理具有歷時性的意義。

比如,持戒清淨的精進修行的佛教,是佛教教義的基本要求,也是佛教之所以是佛教而呈現於社會的基本形象。因為戒定慧是佛教的根本教義,不應因時過境遷而隨意變遷。淡化或違背的越多,也就背離佛教越遠。雖沒經過問卷調查,但由諸多信息見,現代浮華社會,恰恰很強烈地需要仍然保持清淨的佛教。同樣,社會的宗教需求也要求佛教提供社會以正信的佛教和相應的形象。傳統佛教的持戒清修、庇佑眾生和慈悲濟世的社會形象,應該說仍是現實社會所需要的。無疑,適應社會變化和注重現代性調試,是佛教現代發展所應重視的方面,同時,注重根源性特質,也是佛教保持其為佛教的一個不容輕視的現實意義之所在。

註釋:

1.如袁宏《後漢紀》卷十:“佛者,漢言覺。……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為沙門。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所貴行善,修道以煉精神,而不已以至無為,而得為佛也。佛……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大濟群生。……世俗之人以為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臣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矍然。”

2.《太祖實錄》,《明實錄》卷七十三。

3.《大清會典事例》卷七百五十二。

4.《東華錄》《乾隆二》。

5.慧遠《與桓太尉論料簡沙門書》,《弘明集》卷十二。

6.桓玄《與僚屬沙汰僧眾教》,《弘明集》卷十二。

7.同上。

8.慧遠《答桓太尉書》,《弘明集》卷十二。

9.同上。

10.惠能《六祖壇經》。

11.智顗《法華玄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