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釋道世紀對話
儒釋道世紀對話
儒、釋、道三家對話，不僅僅是今天才開始，佛教一傳入中國就開始，三家在一起對話已經超過一千年以上的歷史。佛經裡頭，釋迦牟尼佛對六師外道也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也是通過對話的形式來闡釋。印度很多的論師，馬鳴菩薩、龍樹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等等，他們造了那麼多的論典，其實也就是與不同宗派，不同宗教對話的結果。
2008年4月19日起，儒釋道三方代表齊聚澳門，就“中華文化與社會和諧”主題進行精彩對話。該論壇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許嘉璐主持，對話交流有三個子題目：
1、儒釋道“對話”對中國曆代社會穩定和諧發展的作用； 2、儒釋道“對話”的歷史規律和經驗； 3、儒釋道“對話”對中華文明建設的現實價值和對世界其他文明的參考價值。首屆“文明對話暨論壇”由來自北京的葉聖陶研究會、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及澳門中華文化交流協會聯合主辦，活動一連舉行兩天。
主持人：許嘉璐，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主持嘉賓。 佛教代表：學誠法師，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 道教代表：張繼禹道長，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 儒家代表：林安梧，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教授。
儒釋道世紀對話(一）
許嘉璐：中華民族有著豐富的、長時間的不同信仰之間的友好對話、共生共長的經驗。面臨著新的世紀，又應該有一輪新的自覺的對話。我們的先哲能夠進行友好對話，除了彼此之間相互尊重、理解與從對方吸取營養，這樣的經驗之外，在這些行為之後，還有什麼更根本的、深層的原因？在我們回顧歷史，從祖先的懷抱裡再次吸噬人類智慧的乳汁的時候，必須通過相，達其意，才能立與我們祖先相同的志。我覺得這個問題似乎值得探討，而看看學術界的一些論點，似乎這方面關注的還不太夠，不知三位有沒有同感？
林安梧：對話在中國歷史裡頭，各個宗教的對話一直是有的，和諧這個“和”字其實有一個很基本的地方，它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礎之上，不同而同才叫做“和”，和而不同，君子是和而不同，小人是同而不和；君子是周而不比，小人是比而不周。我是進到這個天地裡面，才開啟這個對話。有天、地，有人，在我們的傳統哲學講叫“三才”，人參與於天地之間，當然很重要天地中有萬物，人進到這裡面才開啟了整個世界的可能。
談到儒道佛的對話，這個對話已經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儒道原先是同源互補，那麼佛進來，也經過一兩千年，整個中國文化是越來越豐富。我曾經作過一個簡單的比喻，“道家好像空氣、水，儒家好像飯，佛教是藥，有病要吃藥”。佛教傳進來的時候，中國其實是處在病痛的年代，傳進來後不到100年，就跟道家有融合，所謂“六家七宗”就出現了，後來佛教在中國出現了天台、華嚴、禪宗，有這麼高的成就，都有道和儒的因子滲透在裡面。
儒道佛的互動融通是非常的豐富。我開個玩笑說，因為佛教在中國的影響很大，本來是藥，藥廠開得很大，久了就兼賣健康食品，裡面也有儒家、道家的東西。舉個例子，臺灣的慈濟功德會，去年定為“克己復禮”年，克己復禮出自《論語》，你說這可以不可以？在我們華人世界裡，當然可以，在西方就會覺得很荒謬，你這麼拿別人的東西放到自己的教裡面去？因為佛法不離世間法。總的來講，臺灣的人間佛教為什麼這麼興盛？它是和儒、道結合在一起的。在臺灣，我的體會是家家儒道佛，所以我常和一些朋友說，你填履歷表時，在宗教那一欄，你如果不知道自己屬於什麼宗教，你就寫一個“中國傳統宗教”或“華人傳統宗教”，不應該寫“無”，因為你既是儒，又是道，又是佛。現在你如果說佛只是藥就不對了，它已經是什麼都賣了。
這樣一個交融互滲的原因，在學理上，我曾經做過探討，也就是在華人宗教裡面，是“因道以立教”，這個道是共通的，儒道耶回乃至世界各大宗教，都通到那個共通的根源，我們姑且叫道，它不只是道家的道。而西方的一神論的宗教，它是“立教以宣道”，排他性強一點，不過這些年我參與過一些宗教對話，文明對話，慢慢的大家也打開了這些限制,我覺得這一點很好,一神論的宗教的學者，排他性不像以前那樣了，也就是說，信徒之間的來往也多了,宗教學者之間的來往也多了，高層之間的學術理論溝通也多了。
宗教信仰在一般的華人地區幾乎沒有任何的困難，這一點在臺灣特別清楚。據我所知，臺灣的宗教信仰，儒、道、佛、耶，還有傳統的信仰、少數民族的宗教、伊斯蘭教與其他的一些宗教，加起來總信徒人口超過2300萬，但是臺灣的人口只有2300萬。也就是說，一個人可能信了好幾個宗教，那麼有沒有衝突呢？沒有衝突。在我們來講，叫“道通唯一，教出多門”，教與其說是religion，它其實是teaching，在華人世界裡，這個方面從來不是問題，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文明開啟了對話，宗教開啟了對話，慢慢我們就體會到，在整個中華傳統裡，原先就具有這麼多可貴的因子，和而不同，周而不比。能夠有最極端的不同，其實它不是不同，它是辨證的和諧。也就是我們易經所說的，“因易之為道”，從宇宙造化的根源，到人間善性的實踐，到人性的落實、教化，它有一整套的東西。
許嘉璐：林先生強調了兩點：第一點，中國文化講“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在中華大地上，儒學在前，從漢末開始，佛教傳入，雖然道學和儒學同時產生，但作為道教，卻是比較後期，因此“和而不同，周而不比”就自然成為基礎。第二點，就是中華民族信仰的多重性，這在西方哲學裡有時叫做雙重人格，雙重信仰，其實在中國，有時不是雙重，有時是三重甚至多重，這是一種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文化，這是儒者的見解。在宗教者看來，符合不符合佛與道的教義？我們知道世尊有八萬四千法門，為什麼有這麼多的法門？就是因根施教。同樣，道教也是如此。我不知道林先生這番話強調的這兩個重點，對於我們的高僧與高道，聯繫自己的教義是否認同？
學誠法師：佛教在中國流傳超過兩千年的時間，已經融入到中華傳統文化以及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融入到炎黃子孫的血液當中，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三大主幹之一。其他的宗教，比如說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沒有聽說過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來看待。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是外來的宗教，但佛教跟中國的社會融合得更加密切，所以我們一談傳統文化就談到儒、釋、道三家。
梵蒂岡在一次宗教普世大會上，請了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參加會議，但不請佛教。為什麼不請佛教參加會議？梵蒂岡說佛教沒有主神，所以我們不請佛教。言外之意，他不把佛教作為一個宗教來看待。但是哲學界裡面，認為佛教裡有很多很多的神，它是多層次的，不僅僅是一個神，屬於多神教。那麼佛教究竟是什麼？究竟跟一神教有什麼不同？那麼，佛教在中國成功的傳入，以及兩千年以來發展、壯大的過程可以證明一點，就是佛教非常擅長於同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相結合，各個民族相結合，尤其是民族的文化。湯因比說，二十世紀人類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是佛教傳到西方。
儒、釋、道三家對話，不僅僅是今天才開始，佛教一傳入中國就開始對話，這在歷史上面都是能夠看得到的，比如在佛教的典籍《弘明集》、《廣弘明集》，以及很多祖師大德的著作裡面都可以看得到。那麼對話，不是說誰來取代誰，也不是說誰比誰好，誰比誰高。剛才主持人也談到，對話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來理解不同的學說、不同的宗教，他們說些什麼，他們這些理論、觀點，對我們自己有什麼幫助。所以更重要的是，報著一種互相交流、互相接納、互相學習的一個心態。這樣子的對話，不僅僅對對話的人，也是對在座的人，甚至更多的能夠在電視機前看到我們對話的人，都會有幫助。那麼，佛經裡面第一句話，就是“如是我聞”，它是靠聽，那麼聽的話，就需要人去說，這就有一個說跟聽的關係。
許嘉璐：學誠法師剛才說了一個人名叫湯因比，是英國曆史學家，已經過世，他的鉅著，就是《歷史的研究》。剛才最後一句話“如是我聞”，這是在所有的佛所說經裡，開頭的四個字。如是我聞，那就是他後面演繹、解釋了，就是佛教的學說，是靠口弘道，靠知聞，但是知聞只是第一步。
學誠法師：今天這一堂對話，有這樣的一個意義，就是聽的人要能跟說的人相應，要能夠對對話的本意有一個準確的理解，我認為這點是非常重要的，才不會引發歧義，才能夠促進和諧。
許嘉璐：我對儒學、佛學、道學都是個想入其門牆而未得的人，我也希望望其宮室之美，那恐怕很難達到的。就我的寡陋見聞，世尊在他的所說法中，對於外道，包括對婆羅門教，以及後來的高僧大德，對於小乘佛教，是有意的、很清楚地標明我和他們不同，但佛教從來沒有對於與自己異者採取一種暴力的、權威的手段，那麼我想，恐怕這也是蘊涵在佛教教義中，不註文字的一種精神，不知我的體會對不對？
學誠法師：佛經裡頭，釋迦牟尼佛對六師外道也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也是通過對話的形式，他怎麼說，佛教怎麼認為，這樣來闡釋。印度很多的論師，馬鳴菩薩、龍樹菩薩、無著菩薩、世親菩薩等等，他們造了那麼多的論典，其實也就是與不同的宗派，不同的宗教對話的結果。
許嘉璐：另外是不是在佛教中也是這樣，對於未開悟的人，比如只達到羅漢果位的人，要想開悟，讓他進入到菩薩果位，也都是採取循循善誘的辦法。我為什麼說這一點，因為到了宋代，禪宗走到棒喝階段，給人一個誤解。比如在《維摩詰經》裡面，維摩詰菩薩病了，世尊派菩薩去看他。一個一個地點名，一個一個不敢去。那麼就敘述了自己曾經在維摩詰面前顯出了自己的道力不足啊，開悟的程度不夠，受到維摩詰的教育，這樣就很怕到維摩詰那裡去再被詰難，受到考試。像這樣一個很生動的故事，我想就體現了佛教對於不同的文化、對於開悟不同程度的人的一種包容、愛護、理解和尊重。不知道我的理解對不對？
學誠法師：對話還存在著一個層次的問題。最高的對話就是不要說話，心靈是相通的。
張繼禹道長： 高道不敢當。道教說“道高彌安”啊，這個追求的目標是要一輩子。中國文化之所以能這樣五千年沿傳至今，而且不斷地吸收新的文化或者說域外的文化，不斷地來創造自己的文化，有兩個主要原因：一個是文化的主體性，這個文化五千年不變，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說中華民族有自己的一個主體，但是有自己的主體性又不排他，就是說有包容性，沒有排他性，應該說這裡面是道的文化。我覺得道的文化不一定是指道教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就中國來講，應該說是一個道的文化，應該說道是既有主體性又有包容性這樣一個概念。所以按照道家來講，老子講就是要“自虛極”，自虛極才能夠達道。莊子講是要“為道極虛”，虛就是要包容。就像我們一樣，我們要有虛，就是我們要有空間，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我們都要留有空間。像我們建一個大房子，今天我們有這麼大的一個會場，容納這麼多人，就是因為我們有空間，才可以坐到一起。所以我覺得既有主體性，又有包容性，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著名的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在總結道教文化時有一句話，叫“道教之真精神”。他把道教之真精神的提法看成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縮影，既能不斷的吸收外來的各種不同的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本來面目。我覺得這就是既要保持一個小我，我們都是一個分別不同的個體，我們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這都是小我。但是我們要追求一個大我，融入到這個大的道中去，我覺得中華民族能夠延續五千年，維護這樣一個大一統，可能跟這個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聯繫。
張繼禹道長：我覺得在當代，文化吸取外來營養，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促進對外的交流，不斷吸收先進的文化，先進的科學，來補充我們。一方面，我們叫兩岸四地，兩岸四地是一個整體，從文化上面來講，我們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但是我們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來提起的概念。第二，其實三教的對話，歷史上很多人作了很多的貢獻。南北朝的時候，梁代有兩個人物，一個是道士，一個是和尚。道士是陶弘景。陶弘景是梁武帝時期的人，這個人很有學問，既是道教的高道，又是醫學家，還是化學家，他發明了冶煉，還可以說他是散文家。梁武帝非常尊重他，請他出來做宰相，但是他深居在山中，人稱“山中宰相”。他用自己的行動促進三教融合，他把道教的神仙排了一個譜系，在這個譜系裡邊，把孔子也吸收進來了。在他的道場裡邊，既設一個道堂，也設一個佛堂，隔日朝拜。今天去道堂裡邊朝拜、誦經，明天去佛堂裡邊朝拜、誦經。還有一個和尚，叫傅大士，他是主張三教合一，有一天他是戴著道冠，穿著袈裟，腳上穿著靸履，然後有人問他，你怎麼這麼個打扮？他說：“我是要以儒為基礎，以道為首，中間以佛為心。”
許嘉璐：這就是林先生所說的，空氣、水和飯和藥。
張繼禹道長：歷代的人都在詮釋這樣一個三教合一的故事，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還不在三教對話，是我們許許多多的歷代大儒、高僧、高道，在默默的，包括我們許多的社會大眾，都在參與到這樣一個三教的對話、三教的融合中。就如剛才林先生所說的，我們中國人有多重的信仰，他來自文化的這樣一個影響，通過我們的行動也在促進著三教的融合，構成中國的這樣一個“道”的文化，或者說“和”的文化的傳統。
儒釋道世紀對話(二）
許嘉璐：三位的高見又引發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多重信仰隨處可見。比如在雲南的一個地方，離開村子大約兩三千米的山上有一座小廟，我隨機地去看，一座沒有僧人的廟，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廟，看得出香火很盛，為什麼呢？香爐裡的香灰滿滿的，香案上還落了一些，燭臺的燭淚留得很紅很厚，說明香火很盛。抬頭一看，赫然的釋迦世尊、老子和孔子三尊像！我就想，是不是有這樣一個深層的原因，就是中華文化包括原始佛教－－在印度、天竺流行的原始佛教，和由老莊之學後來衍生出的道教，都是產生於對現實的體驗與觀察和歸納。也就是，他是“從人到人”。比如，我們都知道老子、莊子是誰，是人。世尊出生在人間、生活在人間、弘道在人間、涅槃在人間，他涅槃之後留下了舍利，仍然是現實的東西。儒家的理想，以孔子為代表，他總結了夏商周，特別是周公的禮儀，禮儀是從生活當中提煉，概括成為一種規則，一種協調社會的機制，然後他提出“仁”，從人當中又回到人，“仁者愛人”。
常常我們對自家的東西，“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啊，沒感到有什麼奇特，但是對比一下，（這個我要聲明，我們談儒釋道對話的時候，對其他的信仰不是評價高低，只是說特色，說同中之異，談異點。）有的信仰是從神到人，所謂一元神，一神論，就是人造了一個神，然後賦予他創造世界萬物，包括我們人，都是他創造的，也是一種二元的對立－－神與人的對立，人永遠是人，不能成神，神永遠是神，不能貶為人。儒釋道都不是這樣，如果本著正信正念，我佈道，我可以立地成佛，佛者，覺也。以前我跟學誠法師談到過，包括“一闡提”都可以到達“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教也是，求其真，求自己精神的昇華，儒者可以從一般的人到君子，由君子進展到賢者，由賢者成聖，所以“從人到人”和“從神到人”是不一樣的，恐怕是學理上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不知道這個想法對不對。
此時又產生了第二個問題，張道長提到傅大士，他提倡三教合一，而三教合一提倡的高潮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問題，各位怎麼評論。
學誠法師：釋迦牟尼佛原來是一個王子，並且是一個在世間上文武雙全，非常成功的人，最後從世間的上人成為出世間的上人，成了佛，功德圓滿。釋迦牟尼佛出家，是因為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修道人，正是因為對人的痛苦的厭離，以及對出家修道快樂的嚮往而出家的。出家以後悟道，總結人生有八種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五蘊熾盛。愛別離苦，是跟喜歡的人不能在一起，就會苦；怨憎會苦，是跟不喜歡的人在一起，也會苦；求不得苦，我們要得到的東西得不到，就會痛苦；五蘊熾盛苦，就是我們人類的煩惱與痛苦。“八苦”都是以人為本的，他成道就是悟出如何來解決人類的這些痛苦。生老病死是我們人的一種規律，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與五蘊熾盛，它是我們內在的煩惱的問題，是人與人的關係的問題。為什麼人會有愛別離、怨憎會呢，就是我們人內心裡有分別心，不平等，所以釋迦牟尼主張平等，眾生平等，所有人都平等，所有的人通過自己的修道，最後都能夠跟佛一樣成佛。佛教傳到中國以後也是很有趣，儒釋道三家確實也蠻有趣的，每個寺廟裡都有伽藍殿，伽藍殿裡面供的是關公，關公儒釋道三家都敬奉；媽祖，在我的家鄉，道教、佛教、基督教、不信教的人都朝拜媽祖，這都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也體現了中國文化的多元化，在一個人的身上就能體現出來。
許嘉璐：在一神論的宗教和民族裡面，借佛教的一句話說，就是“不可思議”。不久前去新疆，我問維吾爾族的姑娘，“維漢通婚，過去比較少，現在維漢通婚有沒有？”她說，“很多呀。”我說：“從前是隻能漢族的姑娘嫁到維吾爾族的家裡，現在有沒有維吾爾族的姑娘嫁到漢族家來？”她說，“也有啊，我就想嫁一個漢族人，你能不能給我介紹一個朋友啊？”包括家庭當中的多重信仰，在有的民族是難以想象的，這和包容有關，無論是多重信仰也好，具體體現就是三教合一論。我個人認為，現在不必談宗教形式上的、組織機構上的三教合一，有自發的，像學誠法師所說廟裡面供關公，這是可以的。三教還是各自去吸收對方的優點來發展。但是我要看到三教合一是有它的哲理，和宗教本身的這種信仰的內涵作為後盾。是不是？一個點頭了，學誠法師沒點頭，是不是有意見？我的話對不對？
學誠法師：我們把關公當成護法。
許嘉璐：他是護法神？
學誠法師：是。
許嘉璐：那在座的各位居士，有信仰的，你們都是在家護法神，護法人啊！都有可能進廟被供養一番。
張繼禹道長：用道教的話來講，其實中國人有一個追求。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在追求一個神明的保佑。我們祈求佛祖、祈求神明、祈求祖先來保佑我們，保佑我們安居、健康、幸福、順利。但是，從道教來講，有一個最根本的追求，就是“真”的追求，所謂“終極真理”的追求。道教講，就是“真人”，道教所有的神仙，得道以後都會有個封號，這個封號就是“某某真人”。我們家祖先，正一真人，丘祖，大家比較熟悉的長春真人。這個真，即是神，這個神既是外在的，宇宙之間的那個核心的力量。其實那個真反過來也在我們身上，我們身上有個神、我們身上有個真。這個真和宇宙之間的、天地之間的那個真是通的。所以在整個人生的追求，或者修行過程中，我們是要不斷地避免被異化，才能保持這個真。所以道教教化人，你不要被外在的名啊、利啊、錢啊所左右，你被它所左右了，你的“真”慢慢就失去了，失去了，就會離道越來越遠。
許嘉璐：“終極真理”這個概念是西方神學、哲學常用的，現代文明也引進來了，我覺得中西之間的差異是在這點上最大。因為在基督教文化中，或者我們擴大而言是指盎格魯撒克遜基督教文化，或者再加一個盎格魯撒克遜－歐羅巴基督教文化，終極真理是神諭、是神祇，已經都定了。林先生是臺灣詮釋學的權威，從詮釋學來說，它是一種權威詮釋。就是說對神諭，我們後來只能解釋它，去體會它。而在儒家、在佛教、在道家，這個終極真理：道家就是“道”，道是什麼呢？不可道。因為“道可道非常道”。佛家呢？是佛性、心性，心性是什麼呢？不可言說，不可思議。如果我生活在宋代，假定問學誠法師：“佛祖西來意？”他能給我拿棒子，“梆！”給我一下，我可能馬上開悟：“哦！不可言說，不可思議。”而儒家呢？就是求“升”，實際上是在不斷地提升自己的道。
林安梧：是這樣的，在東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確是在整個構成、整個性質上不太一樣。我們的經典基本上是交談性的經典，不管儒、道、佛，它不是個“啟示”的經典。所以他最後所信仰的終極對象，就以Paul Tillich所說的“終極關懷”來講的話，宗教是個終極關懷。我們最後所說的用“道”這個字眼去說它，這個道就是我剛才所說的“道通為一”，“教出多門”，我們是因道而立教，他們是立教而宣道，這一點不同。
我最喜歡舉一個有趣的日常器物為例，我們是用筷子吃飯，西方用叉子吃飯，筷子吃飯跟叉子吃飯有學問。把它翻譯成哲學語就是：筷子是主體，通過這個中介者連接到客體，關聯在這塊，而且是它必須構成一個整體達到平衡跟和諧，你才能舉起這個客體，這是我們東方里面的。西方用刀叉，主體通過中介強力侵入客體、控制客體，這個不同，這裡代表兩個傾向。
西方所使用的語言是強勢語言形態，我們基本上是弱勢語言形態。就像剛才學誠法師提到的，我們的溝通要從“可說”進到“不可說”，從“有”進入“無”，從“有”進到“真空”，最後回到“空”。所以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談到儒道佛，講到“和而不同”這些互動，就很有意思。所以在這裡以儒家來講的話很強調“述而不作”，其實不止儒家述而不作，道也是，佛也是。它是一個傳統的延續、轉化的發展。它比較不是抓住某一個話語，作一個題，經過一個所謂論辯的過程帶來新的發展，它裡面有一個詮釋的發展，詮釋、轉化、創造、發展。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為作，這樣一步一步發展。
而談到儒道佛在這裡其實它很有意思的，其實在修養功夫論上它也有相關聯，但它也有重點。剛剛大家都提到了，儒家強調自覺，覺性，當然儒家也有其他。道家講自然，道法自然。佛教強調緣起性空，一切放下、自在。基本上是這三個字，一個自覺、一個自然、一個自在。那怎樣自覺呢？他強調這個“敬”，誠敬的敬，敬而無妄，不虛妄，很真實的；道家也談“靜”，寧靜的靜，寧靜致遠這個靜；佛教也講“淨”，是淨而無染，乾淨的淨。所以是同樣三個Jing字，用現在普通話國語念是接近的，當然用閩南話、廣東話會稍微區別一下，因為古音韻裡會複雜一點。
林安梧：我很同意剛才主持人的一個提法，就是我們現在談這個匯通，談三教的合一，我不主張它叫同源，因為它是不同源，儒道講同源，佛教不同源嘛，他畢竟從印度來的。講同源，因為明代中葉也有談三代同源，三教統論，這個同源是在理上說的同源，在道上說的同源，不是時間的同源，也不是空間的同源，所以那個差異性一定要保持的。因為差異性的維繫、保持，是人類進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在，特別在現代化之後是很重要。現代化之後，我們必須對現代性的普同性、一致性，提出一些批評，而具有這些批評能力的，在我們古老的三教傳統裡基本上是有的。我今天代表儒家立場來說，但是我基本上也認同道跟佛，還有其它宗教，特別我常跟很多朋友說，這十多年來，使我受益良多的是來自於道跟佛。儒家談自覺，這個覺性必須回到天地，道教最強調“天地”了。佛教講緣起性空，你要放下，你要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個覺性如何可能啊，另外的覺，就是你要能放下，所以它有它的匯通處。
我們談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是個匯通，這個匯通當然是個起點。大會主辦單位很會挑，天時地利人和，它先挑人和處為起點。論天時、地利，我想，澳門真的不算是特別好的地方了，大家一定會這麼說。但是從“人和”作為起點，才有所謂匯通。人跟大自然，跟自然之道不同的地方，人參與天地之造化，他參與以後是要維繫這個常道的。自然之常呢？道教講：“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兇。”這個常很重要。但不是說任它自然就可以，是人參與以後，達到第二度的和諧。這個部分一步一步來，今天這樣一個發展，在我們華人社會里面，其實一千多年已經發展過好幾個高度，只是現在到了新的年代。
佛教裡，你看佛經，翻譯成多少漢字的佛經了？幾乎都翻了。但是，佛教的高僧，即使讀再多的經書，包括玄奘，還是同意要依法不依人。依據佛法，不是依據人。依義不依語，依據的是義理，不是依據話語。依了義不依不了義，你依據的是究竟了義的，不是依據不究竟了義的。所以它基本上到最後，原原本本的東方佛的出世，誕生了《六祖壇經》，這時候不再是“如是我聞”了，他有一個新的發展。我覺得這個是華人的，中華民族的一個偉大成就，也是儒，道，佛的一個發展。就儒家來講，宋明理學也是儒道佛的一個融通、發展。在臺灣，我覺得宗教教團各方面也朝這個方面發展。
這些年來，我們在海峽兩岸互動來往，溝通很多。特別是最近這十年來，進步非常的快、非常的好。我就很期待，我們用筷子的精神，有平衡、有和諧、有同等。我想未來華人世界可以成為全世界一個非常好的範例－－如何保住多元，又如何能維繫同等，維繫平衡，在21世紀非常重要。現在我們談聯合國，談歐盟，老早聯合國在中華民族就出現過了，周天子不是聯合國總部嗎？那不是歐盟嗎？所以我在這裡順便呼籲一個跨時間的對話，“我們各個大學多注重我們古老的學問，這古老學問裡頭隱含了很多現在我們所忽略的。”我們教育系要有教育史，我們政治系要有中國政治史，我們社會系要有中國的社會史。我有一點感觸就是，在華人的大學裡面，有一些慢慢不見了。一樣的，我們宗教裡面現在有這麼多互動融通。你講了，孔漢斯他研究了，這方面深入了。像Smith Huston“人的宗教”，對華人宗教也都深入了，這是非常可貴的。所以，今天從這裡內部對話，這個內部對話是主持人客氣說的，因為它這個內部必然通向外的。就好像儒家談的“內聖”，它必然通向“外王”。沒有一種只有內聖沒有外王的內聖，也沒有一種只有外王沒有內聖的外王，我想它本來是內外通的。教是會通裡面，其實最後回到人，但是人要回到天地。我常跟一般年輕朋友說：“這個時代，現代性一直太強調‘我的’，現在要把其中‘的’字去掉，回到‘我’，再把‘我’放回到天地，這個世界就會美好。”我想我們在談對話，大概比起我們三十年前儒耶對話的時候已經好多了。所以這是一個好的、新的時代，這是一個文明多元互動融通的年代。
名詞解釋“一闡提”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儒釋道世紀對話(三）
作為中華文化的三大支柱如何應對新世紀各種局面的挑戰？儒家的敬、佛家的淨、道家的靜—祖宗有這種遺產，我們也有這種智慧在祖宗遺產上再向前走，找到解決個人心性，乃至整個社會如何科學地、正確地對待21世紀挑戰問題的辦法。儒佛道三家代表皆指出，“坐而論道，不如起而力行”。中華民族性應該是積極入世的，這就是起而力行。
許嘉璐：當前無論是宗教，還是整體的民族、文明，還是我們每個人，都面臨著一種挑戰和衝擊。有些人以自我為中心，這是與我們中華民族的理想相悖的，比如科技為中心，它就忽視了人文、忽視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然後個人為中心，連家庭的和諧都難以維繫。林先生剛才感慨的，有關中國的學問，真正有敬、靜、淨研究的，在大學裡是鳳毛麟角。佛道兩家，包括叢林，恐怕也躲不開當今社會上浮躁、奢靡與聲色。
作為中華文化的三大支柱－－儒釋道，如何應對21世紀？用湯因比的話說，他沒有看到今天，沒有看到新世紀的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他的一個基本學說是挑戰與應戰。我們面臨挑戰，如何守住自己文化的根？既要藉助經濟全球化、科技昌盛的部分，我們不能夠離開這個浪潮，同時又對它的負面影響，能用儒家的學理、佛家的佛理、道家的道理，正確地剖析，有效地應對。我覺得似乎不是三教本身的事情而已，亦是中華民族昌盛與衰弱的關鍵。
林先生說到儒家的敬、佛家的淨、道家的靜，三個jing。宋明理學特別強調的敬，當然與孔夫子並不違背，比如“吾日三省吾身”，這三省是敬的外在表現。現在誰在三省吾身哪？很少。回到家“三算”—今天又多少進賬，股票又跌了，上海股市又跌了，我什麼時候清倉。舉這個例子來說，恐怕這是我們三家共同的願望：就是要正確地面對自身的異化問題。這恐怕是全民族要思考的問題，每個人都要思考的。我想聽聽學誠法師，你們佛家怎麼看這個問題的?
學誠法師：許委員長的這個問題很有意義，如何來面對挑戰，如何來應戰，這就關係到如何對待不同文明。現在常常聽到，文明究竟是在進行對抗還是對話。我們提倡和諧，就能夠處理好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的差別、差異。和諧就是對各種文明、各種宗教的不同的主體的尊重，大家是平等的。
佛教裡邊有四悉檀—世界悉檀、對治悉檀、各各為人悉檀、第一義悉檀。其中的世界悉檀，就是在社會上，大家普遍認為的行為規範和學說，佛教也承認這樣一種說法。唯獨最後的第一義悉檀就不同了，不同於其他的文化、其他的學說。各各為人悉檀和對治悉檀，就是佛陀要對治眾生煩惱的一個具體手段，對整個社會來講，強調的是世界悉檀。從世界悉檀就會落實到每一個人，不管信佛教的人也好，還是不信仰宗教的人也好，都會面臨自己生命的本質問題，也就是終極信仰的問題。
我們人的一生，生活、生存、生命、生死。生死就是把前生跟後世隔開，生活就是我們生命在今生今世存在所表現出的一個形態。孔子說“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那我們人的生命究竟在前生，在後世？它是存在呢，還是不存在？它是以怎麼樣的一個形式存在？這是宗教所要關心的問題。我們人的行為，以及這個行為的結果，佛教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我們所感受到的一切的痛苦、快樂，是因為我們過去的行為造成的。過去的行為也有可能是前世、再前世，也有可能是此時此刻的前面。也就是說，我們的行為會引發出痛苦，也會引發出快樂，痛苦的原因是因為造了惡業，快樂的原因是因為造了善業。善跟惡是從人的動機和行為來判斷，而不是從結果來判斷。世間上很多學說，很多人認為：對我有好處那麼就是善，對我不好的就是惡的。佛教則是從人的動機和人的行為來判斷。
佛教的學問是一個生命科學，它是向內的，其他的學說它這個心是朝外的。佛教說，要通過我們自己內在的煩惱的淨化，我們的行為才是善。世間上面為什麼會發生民族衝突，恐怖主義，地區衝突等等事情？從本質上講，去殺人就是滿足自己的嗔心；去侵略別的國家、侵吞別人的財物，就是滿足自己的貪心；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會給別人、會給社會引發巨大的痛苦，就是因為痴心、無明。這些從本質上面來講，都是煩惱的表現。如果我們能認識到，貪嗔痴會引發非常嚴重的後果，慢慢慢慢大家都回歸到自心，這個國家也好、社會也好、人類也好，就會太平、就會和諧，我覺得這是佛教不同於其他宗教的地方。
許嘉璐：剛才學誠法師的意思是不是這樣？就是佛教的信眾、四眾弟子，真正認識到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那麼各種的挑戰，也都實際上拒之於千里之外，但是做到這一點太不容易了。
學誠法師：佛教裡邊先是講苦集滅道，然後再是講無苦集滅道，小乘先講苦集滅道。
許嘉璐：首先承認苦集滅道。
學誠法師：對。苦就是我們痛苦的結果，集就是痛苦的原因，滅就是滅苦以後的境界，道它就是滅苦的手段。這些已經都去掉了，然後就達到無苦集滅道，它不需要了，這些手段、方法都不需要了，就證到空性。
許嘉璐：因此也就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那就達到涅槃了。
學誠法師：恐怖主義也不存在了。
許嘉璐：確實是這樣，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擺在中華民族，以及擺在其他民族面前的共同的問題。西方學者，包括西方的神學家也說，時至今日，有智慧者一定要把眼界放開，看看其它文明當中的東西。比如西方的基督教神學家、哲學家白石朗說，“對於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基督教文明的單純的英美和歐洲資源似乎漸呈竭盡與垂死之相，或至少是需要注入新鮮的觀點”。因為一神論，或者是對一神論經典的權威性詮釋，或者獨斷式詮釋，已經因為科學的昌明而受到極大的削弱。現有的他們的一些理念、理論和信仰，難以應對21世紀當前的情況。我感到，中華民族的儒釋道，祖宗有這種遺產，我們也有這種智慧在祖宗遺產上再向前走，找到解決個人心性乃至整個社會如何科學地、正確地對待21世紀挑戰問題的辦法。希望張道長，或者是林先生，能就著無論是儒學還是佛學、道學，談談怎麼在當前這樣一個時候，以一個新的內涵，應對當前的世界，關注社會，促進社會的敬、靜、淨，才能達到和諧。
林先生談到大學裡研究這個的太少了，但是這還是在研究範圍內，就象佛學在寺廟裡，道教在道觀裡。怎麼樣在社會里，自覺覺他、普渡眾生，為社會做些什麼？因為坐而論道容易啊，我們都到澳門來了，在這裡論道；明天可以到香港，或者到臺灣去論道。一個儒者，乃至佛道，應該是積極入世的，我同意余英時先生的話，恐怕要關注社會，介入社會，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儒者。
林安梧：剛剛談到文明，在我們華人的傳統理念裡，對文明這個字眼，基本上會想到“明”的另外一個字眼叫蔽，遮蔽的“蔽”。不管是道，是佛，是儒，基本上認為，人類在文明發展過程裡面，對這個文明所造成的蔽，必需要有所處理。道家講要“為道日損”，佛教裡面講緣起性空，儒家還要告訴你，你對這些東西你要真正能證明而求其實。你對話就要圍繞這個“實”來說。所以在《易經》裡面講“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以我們談人文、談文明的時候，基本上是跟天地、跟自然是合在一塊兒的。主持人也提到，我們談這些真的是“坐而論道，不如起而力行”。不過，我知道大陸今年有一個變化，清明節、端午節跟中秋節已經落實為真正的節日。這就是起而力行。
許嘉璐：大陸的朋友、學者包括我在內，還有臺灣的朋友、香港的朋友都有在簽名。
林安梧：對，我們都有簽名。最近有一些學者朋友提議以孟子母親的生日為母親節。此說法最早是我在臺灣師範大學時，張啟君教授先提的。孟母是偉大的母親，所以那一天作為母親節，我覺得這是很有意思的。孔子誕辰為教師節，這在臺灣已經行之多年。我覺得這是一個紀念式的落實。另外，我覺得在儒家的傳統裡面，其實人是放回天地、放回人倫、放回社會。人之為人，不是具有個體性，individuality，個人而已。人是在家庭裡面、在人倫裡面、在社會里面，人是在天下之間、在古往今來裡。我們談到列祖列宗，談到往聖先哲，談這個問題時候，它有一個縱深度，歷史的縱深度；有一個超越高度；有一個整個存在的社會的廣度、厚度。一個人有廣度、有高度、有縱深度，這個人就不脆弱了。我覺得這應該是儒家一個很獨特的地方，也是道、也是佛所共同同意的。這些年來我一直參與通識教育的工作。通識教育學會一直在推展這些相關的問題。大陸現在的通識教育叫做素質教育。
許嘉璐：它是這樣的，在中學的全面的教育叫素質教育。在大學裡的課程設置，那個叫通識教育。
林安梧：這個部分，宗教的向度要擺進去。宗教的這個向度，眾生的這個向度忽略了，那麼人的這個縱深度跟高度，就不足了，縱深度跟高度不足的話，他的廣度跟厚度也就很難。既然談到宗教匯通，我們借這個機緣來談。
許嘉璐：你提了一個很重要的建議，我也在大學教書，關於大陸上的大學教育，我也經常發表一些議論。我所知道的一些著名的大學，已經有宗教課程作為選修，選修的人還很不少。我想原來對於宗教，大家都認為是迷信，現在承認是一種文化，自己根本不瞭解，想去聽聽，知所未知吧。恐怕還有一個東西，就是為賺學分。所以課程設了，我們的課程能不能進入到學生的心裡。我不是指的那種急功近利地、教條地要求學以致用，而是因為儒、佛、道都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理論去作用於人心，最後如果達不到作用於人心，我們的課程就又容易走到被遺忘的地步。
我去過學誠法師的龍泉寺，很感動。那天恰好是佛誕法事的最後一天，他們廟很小，但是居士們，穿著義工的背心，人數恐怕不止一倍於住持僧侶。我和居士們聊天，覺得他們已經達到了道家的靜。再進一步聊，我說，“各位居士，你們都是護法，在家能不能守住五戒？”都是年輕人哪，他們都說，我們就是按照這個來做的、按照師父教導來做的、按照佛經做的，因而又達到了佛家所說的淨。我和他們一起聊天，我一再聲明，在今天的座談上沒有首長與非首長。我說，“如果學誠法師承認我是一個在家的弟子啊，就很不錯了。”我發現居士的發言，包括後來在他那裡吃素，和居士一起吃素餐，在他們身上也有儒家的敬。所以我就想，今天林先生所說，而我所舉的這個學誠法師的龍泉寺的例子，這是我們介入社會的一個途徑、一個管道。但是還不夠，因為宗教以虔信者為主體，因而他的能量、心性所指導下的能量是很大的，還應該再開闢更多的管道，再搭建更多的平臺，讓我們儒、釋、道三家直接地、間接地產生作用。
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事情，因為社會上很多的年輕人現在生活的目標就是上一個好高中，然後上好大學，然後攻讀研究生，拿到學位，找到一個好公司，好公司就有好工資。將來是女孩子找到一個帥哥，男孩子找到一個靚女，買一個好別墅，開一輛好車，這是人生的最大的願望。你要從這種直接刺激於感官享受的慾望中，讓他開悟，讓他自覺，做人性工作，恐怕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在這種挑戰面前，還得請你們再說說，到底怎麼應對這個挑戰，學誠法師剛才講的是佛家自身哪，反求諸己。請問道家呢?”
張繼禹道長：從道教來講，《太上老君內觀經》裡面就講 “信道易，行道難”，說勸一個人信道，或者說我想去信道，這不是一個很難的事情，這個他恰恰是跟基督教有些不一樣的。但他強調的是行道難。
許嘉璐：關於知易行難，知難行易，在近代是一場爭論。
張繼禹道長：從宗教體驗上來講，還是行難，行更難，所以在行的方面，一個方面是我們自身個體，我修行、我去做、我去體驗這個文化，體驗這個道，我如何去做，如何去行。就如剛才你說的，很多居士去這個佛寺裡面去學經，去體驗生活，去感受這種文化，在這個地方來淨化自己的心靈，從中得到很多的啟迪，是一個方面；第二個方面，實際上是作為一個寺廟，作為一個宮觀，你如何去弘道？因為我們說這是一個窗口，是一個載體，是我們弘道的一個重要的陣地。那這樣的話就是，我們現在來講，從宗教來講，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把我們的寺、觀、教堂，真正做成一個弘道、弘法的地方，傳法、傳道的地方，讓人在這個地方能受到心靈的洗禮，這恐怕是作為宗教來講，是最重要的責任。所以，宗教活動場所，宮觀應該起的作用，就應該是這樣一個作用。古往今來都是這樣。
許嘉璐：宗教活動場所的確是受到商業的衝擊，這也沒辦法，我也不能、我也無權下令，說你旅遊團不能進寺廟，恐怕也不可能，對不對？
張繼禹道長：就是減少這種所謂的商業性的因素，這個參觀遊覽的形式，恐怕是對於寺觀教堂來講
許嘉璐：首先要強身哪。
張繼禹道長：首先要強身，應該發揮你應有的這個作用。
許嘉璐：林先生所說的，關於中國的這個學、那個學，現在很少有人問津，不開設，或者不去研究，也是從強身的角度來談。我們對於中國的文明，應該加強，這是21世紀的需要，也是強身嘛。學誠法師所說的，按照佛教的教義，按佛所說經來提高我們在家人和出家人，弘法和護法的人的這種素質，真正看透了，和你說得創造一個好的、安靜的環境，都是同理。概括大家的意見就是，客觀已經提出了這樣急切的要求，而我們主觀上還沒有做好準備，一個準備就是，要正確認識宗教對促進社會和諧的極其巨大的作用，要有充分的認識。同時要給宗教包括儒學，在社會上起到這種積極的作用提供種種的方便法門。然後儒學自身、佛學自身、道學自身應該也要與時俱進地提高自己的深度、廣度與厚度。這個我想恐怕不是一日之功。
儒釋道世紀對話(四）
現代人的我執性太強，在西方社會，人的異化的問題很嚴重。針對這個問題，儒家強調承擔，“我就在這裡”；道家說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佛教通過緣起法，業力的觀照，徹底地瞭解當下就空。儒釋道三教在這裡有一個恰當的融通、學習。要講“我”，“我在這裡”以前，要想“我在天地間”，而我當體是“空”的，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我執太深，才不會有一些麻煩。
許嘉璐：在中國的文明中，無論在儒家、道家、釋家，對於人天講的比較多，就是“參天地之化育”，我們對大自然、對我們所生活的地球，三家是共通的，就是講和諧，和諧就是一個對彼此關係的處理問題。從這個角度說，儒學也好，宗教也好，很多的理念完全是現代的。儒學經過嬗變，從原始儒家到宋明理學，就姑且稱為新儒家吧，然後再發展到熊十力，到牟宗三，以及包括林安梧先生在內的牟宗三的高足們，被稱為當代新儒家，他也是一個嬗變。那麼對於佛學，對於道家之學，恐怕也有一個任務，就是又有一輪的新的闡釋。新的詮釋，這是三學適應社會所必須走的路，我們看看基督教，由原始的宗教，後來又發展到中世紀，由中世紀之後，在文藝復興的激勵和工業化萌芽的基礎下，又有馬丁．路德的改革，然後接著有加爾文的改革，一直到今天，我和西方的學者交談，他們也在思考要改革的問題，要重新闡釋。三位各有專攻，高僧（學誠法師）、高德（林安梧）、高人（張繼禹），不知道對我這個看法是否認同。
林安梧：當代新儒學從第一代的熊十力、馬一浮、梁漱溟，到第二代的牟宗三、唐君毅、徐復觀，一直到第三代的包括杜維民、劉述先，一直到我們，這樣的發展裡面其實有一些階段性使命在完成，當時所謂建本立體的，為整個族群所面臨的存在的危機，找尋到一個立足點。象熊十力的《新唯識論》在做一個形而上的追求，穩定和“心體”與“道體”的關係。
許嘉璐：熊十力可是出於儒，入於釋；出於釋、又返於儒。
林安梧：對，所以到牟先生他們這個年代，最重要強調儒道佛三教恰當的融通和怎麼樣來應對現在化所開出的民主和科學。到我們這一代，他不是如何從傳統開出現代化的問題，而是一個新的課題，叫做如何在現代化的學習過程裡，讓傳統的智慧參與進來，作更多元的互動和融通。問題不再是如何從內聖開出外王的問題了，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學習過程裡，內聖重新的調節。所以我所重視的是成聖，不是你如何成聖成賢，不是你如何成為一個君子，而是成為一個公民。就是社會公民，公民社會下的公民，我這幾年一個新提法就是“公民儒學”，公民儒學必須要單純。而公民儒學的這個公民的概念，與君子這個概念有關係。
許嘉璐：就我所看到的，新儒家所說到的這個公民，即是國家的公民。
林安梧：是，就是從一個市的公民，到國家的公民，到整個亞洲的公民，到全世界的公民，甚至如果有其它星球的人類的話，宇宙的公民。
許嘉璐：對，是這樣子。
林安梧：這樣一步一步的來發展。再過兩個禮拜，在臺灣要開一個關於“1958年中國文化與世界宣言的反思”，這是當代新儒家最重要的一個宣言，1958年發表的，到今年2008已經滿五十週年了。滿五十年大家要做一個反思，大概就我個人來理解它調整的向度上，基本就是儒道佛的更恰當的理解跟融通，另外進一步的，就跟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它各大文明的理解跟融通。在大約二三十年前，有一次宗教匯通，那時候有點各說各話；兩三年前，又碰到臺灣中原大學的林治平教授，他是基督教的代表，我跟他說，“我們應該到了一個新的對話的時期。”我看到我的老朋友張教授在那兒，他是對天主教的教義理解很深，不妨我想我們可以儒耶會談，就在澳門，這也是一個“人和”的好地方。
許嘉璐：在澳門特首的支持下，籌辦此首屆儒釋道對話，我在內地也在籌劃另外一個對話的平臺，我想辦一個國際性不同信仰的對話平臺，初步擬定在山東曲阜，可能第一場對話就是“儒耶對話”，接下來可能就是“佛伊對話”，佛教和伊斯蘭教的對話，也可以是“佛婆對話”，婆羅門教就是印度教。把我們的視野和我們的聲音放到國際背景下，去參與、去檢驗，也是一種試驗。這個論壇一直保持著我們中華內部做一個整體，和其他不同的文明來對話，到時候我希望你光臨哪！
林安梧：好，沒問題。我們談到儒道佛這三教，儒家很強調承擔，“我就在這裡”，他的一個承擔的意識就是這樣子。道家的話，他就要告訴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你要說我在這裡之前，你要先了解我在天地之間。而佛教呢？佛教通過緣起法，業力的觀照，徹底地瞭解到，要你體察說，我當體既空，當下就空的。所以常常聽年輕的朋友說：三教在這裡有一個恰當的融通、學習。你要講“我”，“我在這裡”以前，要想“我在天地間”，而我當體是“空”的，這樣的話就比較不會我執太深，才不會有一些麻煩。現代這個我執性太強，西方基本上，就是人的異化的問題很嚴重。我記得十多年前出版過一個書叫《談中國宗教的意義質量》，我覺得是很重要。儒道佛的思想，我們在心理學界，臺灣的本土心理學在這方面做了一些，我的一些老朋友做了一些，兩岸四地各方面都有人在做。我覺得象許委員長做這樣一個平臺，把這樣一些人拉在一塊，大家一起來談，把這樣的聲音能夠溝通、互動、融合、發展，這是一件盛事，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許嘉璐：我認為，的確象張道長所說的，知之易，行之難。而知與行的這種關聯的一箇中介，用儒家的話說，就是自省；用佛家說，就是開悟，明心見性；那麼從道家說，也是真、一的真正的體驗。其實關鍵的問題是教由一宗，宗教式的體驗，這是信奉者與不信奉者一個巨大的差別。比如在大陸，于丹講《論語》。據我所知，于丹她自己是有自己的體悟的。無論是她在跟我通電話的時候，還是當面說的時候，她對今天社會的浮躁與聖人的教導是相背的這種相狀，她的憂心以及她對自身的要求，我覺得都是符合她所講的，努力去符合所講的內容。但是她的書賣了一千萬本，是吧？是不是每個看的人都真正的開悟？或者再降一降，於我心有慼慼焉？然後才能夠去信奉，這是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如何能夠儒者、道者、釋者，能把自己內心的體驗，用什麼方便法門，引導社會、引導人們也都走向這裡。或者用於常話說，漸入佳境。同樣這也是值得我們學者和高僧、高道思考的。我不知道，張道長你的這個宗教體驗，你在佈道、弘道的時候，有哪些經驗？
張繼禹道長：談不上經驗。我們說是要“隨方設教、歷劫度人”。這個宗教就是要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從教化的角度來講就是，你的宗教的思想，這個哲理很高，但是必須要落實到人的生活層面去，他才能起作用。也就是說，你教化得有對象。你對象都沒有了，你再好的教化是個空的，落實不了。所以道教講，要隨方設教、歷劫度人。時代發展到今天，那我們的教化形式，我們的宗教體驗的方式，恐怕都得要有所變化，要適應這個時代。但是有一點，我覺得這個是根本的。道教講，“道在人中，人在道中”，就好像魚在水中，水在魚中，是一個互相交融的一個關係。那我們必需保持在這個交融的關係，一直處在道中才能達到一個很好的作用。那一個處在的作用對於自身來講，我覺得其實剛才安梧先生講得很好。道教實際上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講如何靜。《道德經》裡面說：“清靜至聖”。這個《清靜經》裡面講，“人能長清靜，天地悉皆歸”。清靜是最大的一個基礎，修道的一個基礎。《坐忘論》裡面說：“靜則生慧”，我們現在說要長智慧，靜下來才能長。也就是說，我們必須要靜。我們神才能安。安神以後我們才能更好的處理好事情，這是一個方面。作為宗教體驗來講，就是應該朝這個方向去引導，這樣才能體道，才能悟真。
第二個方面，就是說我們教化的這個方向，我覺得就是按照道經裡面說，“道在人中，人在道中”，這樣一個關係。所以我們要在生活中，讓大家在生活中去體味這個道，體味到了這個道，然後從中呢，對我們的生活，對我們的行為，有所幫助有所啟迪，讓我們在這個人生中過得更好。
許嘉璐：你們高僧高道，包括所有在寺廟道觀裡修行的，他有宗教的寺規，要坐禪，坐禪本身要求得心靜，靜而定，定而慧，我們儒家怎麼辦？當然也有很傑出的典型，比如香港的饒宗頤先生，國學大師，據我所知，直到他九十歲的時候，他每天還要坐禪，其實他是一個儒者，我想從林先生說的敬靜淨；到學誠法師所說的自性；到張道長所說的靜中求真，求一；這是個問題，恐怕需要人們對自己的人生價值，有一個反思，明確自己對於更崇高的東西的追求之後，心靜下來了，在紛繁緊張的生活中，能求得片刻的清淨，安靜，我認為恐怕也是三家共同的。
美國的學者，哲學家狄百瑞是研究朱熹的，他在對朱熹的評價中，闡明瞭任何時代的儒家學者是怎麼樣通過對儒家傳統的重新獲取，而能夠對社會更新，有所注意的。並且在當今世界，中國傳統自由內部的這些改革和更新的理想，又是怎麼樣為創造一種全球性的人道意識而提供靈感。這是一個母語非漢語的，文化的根並非中華文化的學者，以他學者的智慧和眼光以及研究的工具，得出的結論。這段話概括起來就是，儒家學者對社會的責任，以及他希望中國現在的學者，不斷與時俱進、改革更新的這種理想，為全球的人道意識，提供智慧。狄百瑞研究的是新儒家，其實，我講這個話，也適於佛教和道教，以及中國其他的已經正在逐步中國化的各種宗教，比如，伊斯蘭教，基督教，天主教。今天我們的對話，也是在儘自己這份責任，我衷心希望我們的儒家學者，高僧，高道，為給人類、給世界和平提供大西洋彼岸人們在期待著的中華民族的智慧，多作貢獻。
張繼禹道長：我們談的主題是中國文化與社會和諧，其實我們談的東西，講的都是和諧，中國人講這個“和”，從儒家角度講，是這樣的；道家講，“和則相生”，我們覺得維護這個和諧，去促進和諧，就促進我們個體生命，每個人更加有活力，更加進步，國家更加的興旺，宇宙社會，更加地能興旺，生生不息。
許嘉璐：我想把張道長兼顧整個地球和宇宙的這種關懷，拉回到我們的會場來。讓我代表三位對話者，祝願在場的所有的護法，學者，永遠家庭和諧，永遠吉祥康健，我也希望學誠法師，張繼禹道長，以及林先生，在各自的事業上，多做出新的成績，為民族的和諧，地球的和諧，和宇宙的和諧，盡我們的力量！（完）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生於 1919 年，是西方研究儒學的重要學者，任哥大梅森榮休講座教授及榮休副校長。他把新儒學研究引入美國，提倡一種對亞洲在通識和核心課程中的位置的全新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