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文中的佛學因緣(韋國兆)
陶淵明詩文中的佛學因緣 韋國兆 《南寧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
中國田園詩之祖陶淵明生活在玄學盛行的東晉後期，其一生深受儒、道學說的影響，使其思想經歷了“儒——儒道衝突——道”這樣的發展軌跡。入世與出世的衝突和融合，使其詩文中流露出儒家的浩然正氣與安貧樂道、道家的避世隱遁與生寄死歸。儒道兩家學說對陶淵明思想與詩文創作的巨大影響不言而喻、不容置疑。可是，陶淵明是否接受佛學思想、其詩文創作是否受到佛學的影響，卻難以確定。眾說紛紜。
一
時代幽渺，疑霧重重，要深入釐清陶淵明與佛教的淵源關係談何容易!至今為止，尚未有可靠的史料可以證明陶淵明與佛教的關係。陶淵明是否接受佛學思想?其詩文創作中如何體現佛教的影響?這可謂足“橫看成嶺側成峰”，歷來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綜而觀之，研究者們的見解總體持兩端。
一是持否定的態度，以陳寅恪、逯欽立等為代表。“實外儒而內道，舍釋迦而宗天師者也。”“蓋其平生保持之陶氏世傳之天師道信仰，雖服膺儒術，而不歸命釋迦也。”陳寅恪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儒道學說對陶淵明思想及其詩文創作的影響，同時也否定了陶淵明對佛教思想的接受。
二是持肯定態度，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較多。以佛解陶，由來已久，至今不絕。第一個形成氣候的學者非宋代蘇軾莫屬。蘇軾分析陶詩中的佛學影響，指出陶詩文中的許多詩句合乎佛理。開啟了從陶淵明詩文中指實合乎佛理之詩句做法的先河。在宋代有很多被指實的詩句，如：
《飲酒二十首》之五：“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擬輓歌辭三首》：“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
《形影神•神釋》：“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自祭文》：“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歸去來兮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到了近代，認為陶淵明受到佛學影響的學者漸多，以朱光潛、李澤厚、趙樸初等人為代表。朱光潛認為，陶淵明廣閱群書，融合各家學說，其思想和詩文創作均有佛學因素。他說：“我並不敢因此就斷定淵明有意地援引佛說，我只是說明他的意識或下意識中可能有一點佛家學說的種子，而這一點種子，可能就是熔鑄成就他心靈許多金屬物中的寸金片鐵，在他的心靈煥發中，這一點小因素也可能偶爾流露出來。”李澤厚也認為“陶淵明把玄學以及佛學所追求的人生解脫到了門閥氏族名士不屑一顧的日常最平凡的農村田園生活之中。”而趙樸初也說“般若和禪宗的思想影響了陶淵明。”總之，近代諸多學者都肯定了佛學對陶淵明詩文創作的影響。
當代力主陶淵明受到佛學思想影響的學者首推丁永忠。由於佛學修養的斷層，當代從佛學的視角研究陶淵明詩文創作相對於從儒道視角者較少。丁永忠的研究成果改變了這一局面，且引發了陶淵明研究界的熱烈討論。他的《陶詩佛音辨》一書，可謂陶淵明接受佛教說的集大成者。其中最值得注意的觀點是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受了佛曲《歸去來》的影響，此外他還進一步從多處指實和論證了陶淵明詩文中可能受到佛教影響的地方。如將陶淵明《乞食》中的“冥報”思想歸屬於佛教的“現報”，認為《行影神》中“神辨自然”完全是應和佛教思想而非反佛教迷信和“惜生”觀念等。丁氏從佛學視角解讀陶淵明思想及其詩文創作，影響巨大，有開拓之功。但其在把握陶淵明所受佛教影響的分寸上未免有誇大之嫌，尚值得商榷。
對於陶淵明是否受到佛學影響之爭，筆者持肯定的態度。陶淵明對於佛學採取一種揚棄的態度。他並未像周續之、劉遺民等人那樣侍奉慧遠、皈依佛教，而是對當時佛教神靈不滅、因果報應、轉生淨土等根本教義明確否定；卻也並非如陳寅恪所說的“絕對未受遠公佛教之影響”。事實上，陶淵明雖不信奉佛教，不願受佛教義理左右，但他的思想和人格受到佛教思想的影響卻是不言而喻的。不管這些影響是積極的接受，還是消極的審視。
二
陶淵明生活在玄學、佛學盛行的時代，其思想以儒家為本，同時也接受了老莊與佛教的影響。其詩文中所體現出來的儒家的浩然正氣與安貧樂道、道家的避世隱遁與生寄死歸，歷來為眾人所津津樂道；而佛教思想對其詩文創作的影響卻為相當多的學者所忽略。這對於陶淵明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缺失。其實，深入研究陶淵明的詩文，會發現其中也閃耀著佛學的火花。
首先，陶詩的平淡與佛學的“空”。眾所共知，平淡、自然是陶淵明詩文的主要特徵。其往往選取雞鳴、狗吠、炊煙、農舍等日常生活常見的景物，以一種素淡的畫面反映農家生活。以往人們把之歸結於道的影響，其實裡面何嘗沒有佛學的影子。佛學的主要思想“空”，即四大皆空，一切皆空，把宇宙一切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統統歸結為空。因為一切都是虛空的，不必執著於有，也不必執著於無。所以，人要順應自然進而回歸自然，達到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由於受到這類思想的影響，東晉士人追求一種寧靜的精神世界。陶淵明最終迴歸自然、走向田園，固然有其道家因素，當然也離不開佛教的影響。魯迅先生說：“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和平的文章的人有陶潛。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魯迅的這些闡釋，很好地說明了陶淵明自然平淡的詩風與佛學的關係。“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詩人採菊東籬，物我兩忘，心境平和。無心插柳柳成蔭，無心見山山自見，平淡的詩風和寧靜的心態自然冥合、融合為一，其中的佛學影響顯而易見。
其次，陶淵明平靜看待生死，這種人生參悟也極具佛教意味。佛的四大皆空、看破生死，可以化解人生各種煩惱，使人以一種平靜的心態面對生死。陶淵明一生坎坷，三仕三隱，面對世事、禍福、得失，能以一種豁達的胸襟泰然處之。特別是對於生死問題，他能淡然處之，不以生死為累。他認為人有生必有死，這純屬自然規律，人應該正確看待生死。陶淵明的生死觀，在其詩文中時時流露。《形影神》中的很多詩句就足絕好例證。“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形影神》)，順應自然規律，不喜不懼，不憂不慮，這種超越生死、無喜無悲的思想幾乎近於佛教了。此外，他的《輓歌詩》三首也同樣表達了這樣的思想。“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死去何足道，託體同山阿。”他認為人的死亡是常事，身體歸於大地，無須再多慮。如在佛教徒看來，這未必不是大乘精義。再次，陶詩中人生夢幻的思想當來自佛經。佛教將人生歸之為空，為幻，使人產生一種空幻的感覺。陶淵明受之影響，感到人生就像夢幻一樣，它是不真實的，最終歸於空無。其詩文中很多地方流露出人生夢幻的思想，這歷來不為人們所重視。他說：“人生如幻化，終當歸空無。”(《歸園田居》)“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還舊居》)“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飲酒》)“吾生夢幻間，何事紲塵羈。”(《飲酒》)等等這些對人生的理解與佛教的性空緣起說是極為相通的，是大乘般若學中如幻、如化的感覺。李秀花在《陶淵明詩所受佛經影響》一文中，指出陶淵明詩中很多地方用了“化”字、“幻”字，流露出一種人生夢幻的思想，在此就不再累述。
總之，陶淵明詩文中有很多詩句精闢地闡釋人生，雖說玄學色彩濃厚，但也暗合佛理，這絕非偶然。
三
陶淵明的思想和詩文創作受到佛學的影響，有其特定的淵源。筆者認為，陶氏之所以受到佛學的影響，這和他人生經歷、家庭背景及時代思潮不無關係。種種主客觀因素決定了陶淵明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從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體系，造就了一個偉大的濤人。
首先，時代思潮的影響。
陶淵明生活在晉末宋初，這時正是中國思想史上極為活躍的時期。魏晉短短200年間，社會動盪不安，戰亂頻繁，田園荒蕪敗落，飢餓、疾病時有發生。生命朝不保夕，家庭妻離子散。在這種混亂的狀態下，維繫社會的儒家學說發生了根本性的動搖，傳統的道德與信仰再也無法束縛人們的心靈。老莊思想趁機抬頭，玄學在社會上得到廣泛傳播。另外，這一時期也是中國佛教發展最為旺盛的時期。劉大傑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中這樣寫道：那二百多年的佛經翻譯，造成極盛的狀況……佛徒在漢末三國時代，在讀書界並沒有地位。到了西晉，漸露頭角。阮瞻、庾凱與沙門孝龍為友，桓穎與竺法深結交，開了名士與僧人結交的風氣。到了東晉，此風日盛，僧人加入清談，士子們研究佛理。我們只要看一看簡文帝門下出入的僧人無不是談客，那些名士文人，無不與佛徒往來的事，就可以知道那時的情形了。生活在佛學快速發展的時代，積極探索人生真諦的陶淵明不可能不對佛教理義給予極大的關注並做出自己的取捨，其無形之中受到佛學思想的影響。時代選擇了陶淵明，陶淵明也無愧於他的時代。其思想和詩文創作處處閃現著性靈的火花、蘊含著佛家的智慧。
另外陶淵明的生活環境也使得他受到了佛學的浸染。生活在東晉的廬山腳下的陶淵明，和當時的佛界領袖慧遠關係甚密，濃郁的佛教氛圍對其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雖然由於年代久遠，缺乏翔實史料來證實陶淵明的思想和慧遠的關係，使得陶氏的佛學影響仍然像雲霧繚繞的廬山，讓人“不識廬山真面目”。但是陶淵明受到慧遠和佛教的影響則是無可置疑的。廬山當時是東晉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慧遠則是廬山僧人集團的精神領袖。而陶淵明生活在廬山腳下，對發生在眼前的佛教盛事不可能視而不見，對名動一時精通佛理而又精通儒學、老莊的智者，不可能一無所知。其生活和思想當受到佛學很大的影響，最直接有力的證據當然是陶淵明本人的詩文。學界傳統的觀點認為，陶淵明的組詩《形影神》乃是有感於慧遠對形影神關係的論述而發；同時，陶淵明的千古佳句“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其中的“南山”就指廬山，這也是陶詩文受到佛學影響的絕好例證。除了慧遠之外，陶淵明還和當時很多佛學修養深厚的名士密切交往，較為著名的有同為“三隱士”的劉遺民、周續之。陶淵明和這些名士應和作詩，無形之中也會受到佛學的薰染。
總之，陶淵明生活在佛學迅速發展的東晉時代，又居住於佛教文化氛圍濃厚的廬山腳下，長期與佛學修養深厚的名士交往，再加上陶氏本身思想通達，好讀異書，於佛教思想或駁斥或吸納，都在情理之中。其詩文創作受到佛學的影響也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家庭環境的影響。
陶氏家族有較為濃重的佛學氛圍，這要追溯到他的曾祖父陶侃。釋慧皎的《高僧傳•慧遠傳》曾經記載陶侃從海中將“文珠”靈像接歸武昌；陶淵明的祖父陶範曾經為慧遠的同門慧永在廬山修建西林寺，這對廬山成為南方佛教文化中心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作為潯陽大姓的陶氏家族歷來有著禮佛敬佛的傳統，這就直接影響到陶淵明對佛學的態度。
再次，玄佛合流也促使陶淵明受到佛學的影響。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思想文化極為活躍，人們的思想非常通達，往往不專一服膺某家某派學說，佛教徒如此，道教徒如此，儒家崇奉者也是如此。特別是晉末宋初，人們把佛理引入玄學領域，使玄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玄佛合流階段。玄學與佛理的融合，陶淵明在接受玄學的同時，有意無意中也會受到佛學的影響，這是完全可能的。
結語
陶淵明生活在玄學、佛教盛行的晉末宋初，常與之交往的名士多有深厚的佛學修養，再加上陶氏家族禮佛敬佛的傳統，陶淵明受到佛學思想的影響是必然的。同時也會影響到其詩文創作，使其詩文隱含佛學的智慧，閃耀佛學的火花。從佛學的視角，重新審視陶淵明的思想及其詩文創作，也許會有意想不到的發現，對陶的認識也會更加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