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慶陽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的地位(張亞萍)
論慶陽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的地位 張亞萍
慶陽位於甘肅東部，習稱“隴東”。慶陽的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早在舊石器時代，慶陽就有了早期人類活動，並創造了舊石器文化，我國的第一塊舊石器就是1920年在華池縣上裡原鄉趙家岔的洞洞溝發現的，它的發現粉碎了西方學者認為中國沒有舊石器文化的謬論。到目前為止，慶陽發現的舊石器文化遺址八處，說明大約在距今十至二十萬年前後隴東地區就有古人類活動了。到了新石器時代，慶陽先民在這片土地上創造了豐富的新石器文化，據考古發現的資料，這一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近千處，文化類型有仰韶文化、齊家文化，說明大約五、六千年前，慶陽先民就開始了原始漁獵、原始農業、原始手工業及原始藝術等經濟、文化活動。商周時期，慶陽地區是以遊牧為主的少數民族活動的區域，這裡發現的寺窪文化遺址，就是土著的羌人文化。據《史記•周本記》記載：“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戎狄之間”即指今慶陽地區。不窋——鞠陶——公劉三代在慶陽一帶教民稼穡，開創了華夏農耕文化的先河，史稱“周道之興始於此”。因此慶陽地區是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農業文化交匯的地區，這也是慶陽曆史文化的一個特點。春秋戰國時期，這裡是義渠戎國統治地區，秦滅義渠之後在此設郡，直至清代兩千多年，這一地區先後設郡、府、州、縣，隨中華民族文明的演進而發展，其間文臣、武將、學者輩出，他們都是慶陽古老文明和文化的代表，說明慶陽地區有著古老的文明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慶陽的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藝術正是在這片肥沃的歷史文化土壤中傳播和發展的。
慶陽石窟造像是在全國上下倡揚佛教的歷史條件下開創的，並隨著佛教文化和石窟藝術在中國的發展而發展。慶陽自秦以來就歸於中央王朝的統治和管轄之下，此後其歷史文化的興衰必然受到中國古代王朝歷史文化的影響。慶陽市地處古代長安西北，距今西安市約200多公里。古代便形成了北控河套，南衛關中的邊塞要地，故境內留下了秦長城、秦直道、二將城等軍事城塞和諸多重要文化遺蹟，他們都是慶陽曆史興衰和文化發展的見證。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藝術在慶陽的傳播及影響也不例外。從佛教傳播的歷史來看，佛教在印度產生以後，隨著其自身發展的進程，不斷向印度本土以外的周邊鄰國傳播擴散。北傳佛教經由中亞翻越蔥嶺進入現在的新疆地區，並以這裡為中轉站，沿絲綢之路向東挺進，擴展到中國遼闊的中原地區。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表明，東漢初年佛教開始傳入中國，最初只活動於以宮廷貴族為中心的上層社會之中，還沒能廣泛的普及於民間。另外，當時朝廷禁止中國人出家，所以漢代僧人，大都是一些外籍（天竺、西域）譯師，佛教寺院也很少。此後，在一個多世紀的傳播和發展中，佛教的影響範圍不斷擴大，不斷得到社會各階層地承認和信仰，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為盛行起來。據史書記載，北魏之世（公元386—534年），全國共有佛教寺院三萬多所，僧尼二百萬人。佛教在這一時期的盛行除佛教教義本身所宣傳的內容能夠迎合和吸引普通老百姓希望擺脫痛苦的心理以外，中國封建統治者意識到這種異國宗教可以用於“敷導民俗”，是維護其統治的理想的精神工具，所以當時統治者大力提倡和扶植，再加上當時頻頻東來的僧侶們的鍥而不捨的努力，使佛教於這塊有著悠久文化傳統的異國他鄉紮下了根。傳入中國的佛教，在其蔓延、傳播的過程中，不斷與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進行抗爭與融合，逐漸成為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在南朝，宋、齊、梁、陳四朝的歷代皇帝，都是崇佛的。在北朝，除北魏太武帝拓拔燾和北周武帝宇文邕是反佛的以外，其餘諸帝，也都是崇佛的。北魏時期，最高統治階層特別推崇和篤信佛教，佛教北立為國教，朝廷上下，開窟奉佛空前盛行。《魏書•釋老志》雲：“世宗篤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親講經綸，廣集名僧，標明義旨。……上既崇之，下彌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積有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七所。”為了倡揚佛教，統治者不惜動用巨大的財力和人力，開鑿石窟，建塔造寺，著名的大同雲岡石窟、河南洛陽龍門石窟、甘肅敦煌莫高窟、天水麥積山石窟、永靖炳靈寺石窟、河北邯鄲響堂山石窟、河南鞏縣石窟等，都保存有這一時期的窟龕和造像。慶陽地區北魏時期屬於豳州、涇州轄區，北魏時期開鑿的石窟造像有張家溝門石窟、保全寺石窟、慶陽北石窟、馬勺場石窟、千佛砭石窟等，還有保存下來的大量北魏時期的石刻造像碑等，正是在這種全國上下倡揚佛教的歷史條件下開鑿的。之後，慶陽的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藝術隨著全國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藝術的不斷髮展而發展，唐、宋、金、元、明、清各代都留下了許多珍貴的石窟造像，成為慶陽佛教文化發展的見證。
慶陽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是絲綢之路佛教文化的組成部分。慶陽是漢唐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其所處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它成為絲綢之路佛教文化藝術傳播和影響的重要地區，因而具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土壤。佛教自東漢初年傳入中國後，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大為盛行起來，佛教寺院、石窟和其他佛教藝術品，伴隨著佛教的傳播也應運而生。而佛教石窟和石刻造像在佛教遺蹟中，又以其特有的藝術風貌和豐富的遺存，令人刮目相看。石窟藝術的傳入途徑，一般認為是由西向東傳播的，即由今新疆到甘肅沿絲綢之路向內地傳播，所以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分佈著許許多多的大小石窟，這些石窟由新疆地區的拜城、庫車，到甘肅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的雲岡、河南洛陽的龍門等地，連結成一條輝煌的石窟藝術錦帶，這條錦帶繼續延伸，在中國形成了石窟寺藝術網，涇河河谷就是這個網絡中的一支。慶陽地區保留下來的石窟和石刻造像非常豐富，北魏、唐、宋、金、元、明、清時期均有，僅大小石窟就有10餘處，其中比較重要的有張家溝門石窟、保全寺石窟、蓮花寺石窟、慶陽北石窟、玉山寺石窟、石空寺石窟等。另外，還發現了數以百計的各時代的單體石佛造像，佛教造像塔，寺廟石造像，經幢石碑，泥塑佛像，金屬造像等佛教文化遺物。這些，足以說明慶陽地區的佛教文化盛況，說明慶陽地區有著深厚的宗教文化傳統。因此，慶陽石窟和石刻造像群並不是孤立的，它作為慶陽佛教文化的一部分，是絲綢之路佛教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們研究慶陽佛教文化藝術及中國佛教石窟藝術的傳播、發展提供了有價值的資料。
慶陽地區豐富的石窟造像為我們研究慶陽的歷史、文化提供了極其豐富的資料。慶陽北石窟作為甘肅四大石窟之一，其歷史文化價值和藝術價值已引起了中外學者的極大關注。張家溝門石窟，是隴東地區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石窟，位於慶陽境內葫蘆河支流平定川口的“張家溝門”西岸石巖上，東距合水縣太白鄉約18公里。石窟為北魏時期開鑿，造像風格與山西大同雲崗石窟第20號窟同類造像十分接近。現殘存8龕，窟龕都是圓拱式，龕眉兩端鳳頭反上，龕內雕以佛二菩薩，在2、3龕之間的巖面上，有陰刻的兩行題記：“太和十五年太歲在未癸巳朔月十五日佛弟程弘慶供養佛時造石坎（龕）像一軀”。銘文的“太歲在未”使用的是歲星（木星）紀年，相當於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的乾子紀年“辛未”。在5號龕外左側供養人身下，殘留銘刻“太和廿”字樣。說明5號龕和供養人雕像完成於太和二十年（公元496年）。據史書記載，北魏於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自平城（今山西大同）遷都洛陽後，進行了一系列社會改革。據《魏書•高祖紀》記載：“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十二月壬寅，革衣服之制”。此後，中原漢族衣冠逐漸流行於北方廣大地區，這次服飾改革在許多北魏石窟造像中都有表現。北魏自平城遷都洛陽前的石窟造像多為胡服，遷都改制後，胡服便在一些北魏石窟造像中銷聲匿跡了，代之而來的是中原地區普遍流行的褒衣博帶式服裝，明顯地受到了中原皇室開庫造像風格的影響。距張家溝門石窟約10公里的保全寺石窟、慶陽北石窟165窟七佛造像就體現了這種造像風格的變化。而張家溝門石窟造像的服飾則保留了早期鮮卑服飾特點，5號龕外左側供養人服飾，男長袍，細腰，窄袖，腰繫待，長筒靴。女供養人，長袍下著裙，裙曳地，不露足，袖手，完全是鮮卑族未改制前的服飾。說明到太和廿年，北魏的服飾改制還沒有完全影響到慶陽石窟造像。張家溝門石窟確切的紀年題記以及典型的北魏早期是枯燥想特徵，為我們探索佛教文化傳播和石窟藝術源流及分期斷代提供了確鑿的證據。
蓮花寺石窟，位於葫蘆河北岸平定川口，距張家溝門石窟約4公里。石窟開鑿在凹凸不平的紅砂岩面上，全長19米，高6.4米。巖面下部內凹，雕鑿小龕18個。上部崖面雕鑿的是佛涅槃後八百羅漢集結場面和“八億八千眾生”趕來集結場面，刻畫了佛涅槃橫臥，羅漢們悲痛欲絕的各種神態，和眾生們長途跋涉，歷經艱險的生動場面。整體造像依崖面自然形態而就，佈局巧妙，內容豐富，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其中1號龕內雕“三教諸佛”，佛結跏趺坐居正中，兩側各有著漢裝，結跏趺坐者一人，其中左側人物雙手持笏。龕側有銘文：“慶州合水縣王口惠家莊弟子惠文發心於紹聖二年口月拾日癸亥歲自發心向面前石口內修蓋造石素五佰羅漢畢三教諸佛畢終施主惠文妻高氏男惠惟玉惠端惠玉地主惠方石匠史俊行者似道能”。根據銘文所記，此龕和五百羅漢像均雕鑿於北宋哲宗紹聖二年（公元1095年），為慶陽民間造像。“三教諸佛”應為佛教的釋迦牟尼、儒教的孔子、道教的老子。從儒、佛、道三教的歷史發展來看，曾表現為一個既互相鬥爭，又互相融合的過程，宋明理學就是這種融合的一種體現，至明清時期，儒、道、佛三教趨於合一，受這種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特徵的影響，使中國民間信仰形成了教別模糊，偶像並列的現象，佛教、道教、儒教的崇拜偶像往往出現在同一寺廟或窟龕之中。蓮花寺1號龕的“三教諸佛”造像，正是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特徵在慶陽民間造像中的典型反映。另外“三教諸佛”的左側人物雙手持笏的形象，反映了民間造像的世俗化特徵。
慶陽地區保留下來的金代造像也很多。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宋金髮生了富平之戰，宋軍敗退，金先後佔領了宋西北五路，之後環慶陽（今慶陽一帶）就長期處在女真貴族的統治之下，但佛教石窟藝術並沒有就此中斷，開窟造像數量有增無減，僅合水一帶發現的金代石窟造像就有龍王廟溝安平寺石窟、瓦窯背石窟、太白鎮清涼寺禪院造像、太莪鄉三里灣石造像、太白鎮老莊寺石造像等。這說明慶陽的佛教文化和石窟藝術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停止傳承，它們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這一時期政局的動盪不安，以及民眾避禍求福、祈求平安的心理。
總之，慶陽地區自北魏開始，經唐、宋、金、元、明、清各代的石窟及石刻造像，以其獨有的形式，反映了慶陽曆史文化的發展，為我們研究佛教文化和石窟造像藝術的傳播發展提供了珍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