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的佛經書法和版畫(張凌、許生根)
西夏的佛經書法和版畫 張凌、許生根 《大眾文藝》
西夏統治者提倡信仰佛教，全面接受了佛教思想體系。佛教在西夏社會的思想意識中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由於佛教的流傳，西夏境內的文化成果頗為豐碩。尤其是對佛經的重視，刺激了西夏佛經書法和版畫的興盛。目前留存於世的西夏佛教文化遺產頗多。有西夏文、漢文寫本及刻本寫經、佛畫、洞窟壁畫、宏偉的寺廟及遺址、形制各異的佛塔等。西夏自己刻印佛經，其所刻文字，有西夏文也有漢文，間有藏文和梵文。除文字外，尚有佛畫。流傳於世的精品甚多，書法之諳練，畫技之嫻熟，都表明了西夏鐫刻技術之精，堪與刻印事業發達的宋朝相媲美，是中華書法和美術的藝術寶庫。
一
最早發現的西夏文佛經是居庸關過街塔之壁畫所存以梵、漢、蒙、回、藏、夏等文字刻成的《佛頂放無垢光明入普門觀察一切如來心陀羅尼經》和《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此外，敦煌、黑水城和寧夏靈武所發掘的西夏佛典史籍及寫本、刊本等，已確定有《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經》、《大寶積經法界體性五分別會》、《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佛母出生三藏般若波羅蜜多經》等，數量很大，表現形式豐富。
傳世的西夏佛教書法作品以楷書、行書為最多。西夏刻印的佛經和書籍都是正楷，俄羅斯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分所藏西夏文泥金字《金光明最勝王經》，小字楷書，書寫工整，字體娟秀，配以光彩奪目的金色，確可稱為寫本佛經的上乘。《佛說寶雨經》，墨書小楷，書法婉麗遒逸，工整秀美。日本藏所藏《大方廣佛華嚴經》字體俏勁有力，氣韻雋秀，剛柔相濟，也是西夏文書法的精品。西夏文字書法以楷書為主，而在不少日常應用的文字和部分佛經中行書使用較多。“形體方整”是西夏文楷書的特點，漢字書法中楷書始於魏而盛於晉，唐代達到鼎盛，歐、柳、顏、虞、褚諸大家並出。西夏文字在成熟的漢文楷體上創制，因而深受唐人影響。漢字楷書的神韻透到西夏文楷書書體中，妙自成趣。西夏文字形體筆畫繁複、方正均勻，因此在書寫時更注意結體自然，點畫穿插有序，繁而不亂。西夏文楷書的用筆不但用藏鋒和中鋒，而且時有側鋒入紙，鋒稜明顯，使筆畫生動多姿。筆畫中的“撇”、“捺”、“鉤”用筆較重而露鋒。所謂藏露兼施，方圓並出，既顯骨力又顯精神，是西夏文楷書用筆的一大特點。
傳世的西夏寫本文獻中有大量的行、草文獻，內容有抄本佛經，但多見於世俗文書。西夏行、草文獻，多為抄寫快捷便利，少數的行、草文獻注重字體的美觀與藝術性。西夏文行書以黑水城文獻中發現的西夏文《大般若婆羅米多經》為代表。一般說來，西夏文行、草書寫行筆與漢文相似，行書用筆靈活，線條活潑流動，隨意自然，在外形結構上十分講究。西夏文草書佛經較少傳世，以黑水城文獻中發現的草書西夏文《海龍王經》為代表，字畫簡約流暢，結構均勻自然，筆畫基本規範，其布白章法雖顯稚拙而獨具風韻。
西夏文篆書已見於文獻文物中的有兩種：一是碑額篆書，一是印章篆書。西夏文碑額篆書僅見於《重修護國寺感應塔碑》和西夏皇陵出土的仁宗壽陵殘碑。前者為“敕感通塔浮屠之碑文”八字；後者為“大白上國護城聖德至懿皇帝壽陵志文”十六個字。從這二十八個西夏文篆書可以看出西夏篆書顯然是仿照漢字小篆，從西夏文楷書演化而成，應當完全採用漢文小篆用筆方法，迴環照應錯落有致，佈局合理而揖讓有方。但同樣在篆、楷之間的對比上，西夏文比漢文更繁複，其中原因是漢文由篆而楷經過了筆畫的簡約；西夏文由楷而篆，為增加裝飾效果有增無減。西夏文篆法基本上有規律可循，但同一字的筆畫篆法上有隨意性。
二
西夏佛教版畫在承襲中原傳統的繪畫風格的同時，吸收了周邊各民族、藏傳佛教密宗的藝術成就，融入本民族的習俗，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風格。西夏佛教與佛教藝術是西夏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中國佛教文化藝術的一支奇葩。西夏文創制不久，即開始將漢文佛經翻譯成西夏文。經過五十三年的努力，共譯成三千五百七十九卷西夏文佛經，即《西夏文大藏經》，保存有豐富的西夏佛教版畫。
目前發現的西夏繪畫大多以佛教為題材，多是紡織絹本和亞麻織布本卷軸畫。寧夏博物館藏《熾盛光佛圖》是目前我國最早的熾盛光佛圖之一，是唐代以來此類題材作品中的精晶。畫面居中的主像為熾盛光佛，莊嚴慈祥，身著硃紅色袈裟，雙足交迭坐在蓮花上，周圍環繞11身星官。主尊上方十二個圓形圖案則是希臘的黃道十二宮。畫面兩側每組14身漢宮形象，為印度黃道十二宮的二十八宿。這幅《熾盛光佛圖》說明，西夏人的天文星象知識極為豐富，他們不但精通漢族人的“二十八宿”的星象理論，而且對黃道十二宮這一西方天文學體系也有充分的認識。
黑水城等地的出土西夏宗教繪畫數量很大，其中有數百幅卷軸畫、木版畫及數千種西夏文獻、刊本。現存的西夏繪畫主要有壁畫、版畫、及繪製在帛、布、紙上的各種卷軸畫，內容上大多為佛教繪畫，不僅有各種佛教人物，還有眾多社會人物，在形式上體現出了西夏時期的宗教信仰、社會風俗。有很多表現西夏現實人物的繪畫作品，多為男女供養人畫。“供養人”是出資開窟造像，繪製佛畫的功德之人，多為党項貴族人物。其繪畫風格為唐宋人物繪畫表現形式，其形態各異，雍容華貴，對於我們瞭解西夏政治、經濟、文化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所以繪畫藝術也是弘揚歷史文化的重要成果，因為繪畫本身最能真實完整地表現人文社會精神面貌和風俗特徵。1909年俄國科茲洛夫於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發現西夏版畫，在《俄藏黑水城文獻》1-4集中，共刊出30多種，漢文本較西夏文本為多。其中可考紀年的有仁宗的大慶、人慶、天盛、乾佑(1140-1193年)，桓宗的天慶時期(1194-1205)刻印的西夏版畫共11種。另外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自黑水所得版畫殘片亦不少，中國學者向達在《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中，對其所獲作了描述；斯坦因在《亞洲腹地考古記》中也刊登了部分圖版。德國柏林博物館也有收藏西夏佛教版畫。可見西夏版畫發展相當繁榮。中國國家圖書館於1929年入藏的西夏佛經有100多種，其中元刻西夏文《現在賢劫千佛名經》中，有一幅雜裱的木刻版畫《西夏譯經圖》，表現了在西夏惠宗秉常時期（1068—1086年）皇帝與皇太后親臨譯場，由白智光主持將漢文佛經翻譯成西夏文時的情景。畫面上有多處西夏文題記，但版畫刊印的具體時間不詳。
寧夏靈武出土的西夏文佛經中，有一幅極為珍貴的《西夏譯經圖》。此圖在西夏文佛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夏惠宗乾道元年至大安十一年(公元1068-公元1085))刻本的卷首，木版刻印，佔兩面經文的篇幅，是附在該西夏文佛經前面，為宣揚西夏佛教盛事、描繪西夏譯經的場面的版畫插圖。中國社科院著名西夏學者史金波先生對《西夏譯經圖》進行了深入研究：“國家圖書館藏西夏文佛經《現在賢劫千佛名經》卷首有板畫《西夏譯經圖》，高、寬各27釐米，圖中刻僧俗人物二十五身，有西夏文題款十二條計六十三字，記圖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上部正中跏趺而坐的高僧為“都譯勾管作者安全國師白智光”，即譯場主譯人。他斜披袈裟，講解經文，並以手勢相輔助。旁列十六人為“助譯者”，其中八位僧人分別有党項人或漢人名題款。圖下部人身較大者，左為“母梁氏皇太后”，右為“子明盛皇帝”，即西夏惠宗秉常及其母梁氏皇太后”。此圖形象地描繪了西夏譯經的場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視譯經，親臨譯場的生動情景，是研究西夏譯經史不可多得的資料，也是中國目前所見惟一的一幅譯經圖，具有十分珍貴的藝術價值和史學價值。
西夏佛教中的版畫藝術向內地的傳播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橋樑作用。西夏佛教版畫是整個西夏版畫發展的最終反映和總結，奠定西夏民族版畫語言的基石，使我們更好的瞭解西夏政治、宗教文化活動提供重要的史料。
三
西夏佛經大多是已有官刻，且其規模相當大。西夏設有專門的印製佛經的機構——刻字司。《天盛舊改新定律令》一書中“司次行文門”這一節中，規定西夏國家機構分上、次、中、下、末五品司。刻字司屬末等司的第一個機構。河北師範大學的崔紅芬博士對西夏刻字司的情況有深入的研究，她論述說：“刻字司既負責刻印世俗書籍，也負責刊印佛教典籍，尤其是皇室發願施捨佛經。只有這樣解釋才會出現僧俗官員共同擔任刻字司的頭監的道理。俄藏漢文《佛說聖大乘三歸依經》(TK—121)的發願文寫到：朕適逢本命之年，特發利生之願。懇命國師、法師、禪師，暨副判、提點、承旨、僧錄、座主、眾僧等，遂乃燒施結壇，攝瓶誦咒，作廣大供養，放千種施食，讀誦大藏等尊經，講演上乘等妙法。亦致打截截，作懺悔，放生命，喂囚徒，飯僧設貧，諸多法事。仍敕有司，印造斯經，番漢五萬一千餘卷，彩畫功德大小五萬一千餘幀。……時白高大夏國乾佑十五年歲次甲辰九月十五日(1184．10．20)，奉天顯道耀武宣文神謀睿智制義去邪惇睦懿恭皇帝施。這裡提到的“有司”大概當指刻字司，這再次說明刻字司有負責刊印佛經的記錄。筆者認為，刻字司只是一個負責印刷的政府機構，而印刷地點可能設在皇家寺院或一些規模較大的寺院裡，由寺院完成具體印刷工作。崇宗乾順正德六年(1132年)刻印的《同音》一書跋中就提到，……設刻字司，以蕃學士等為首，刻印頒行世間”
西夏寺院刊印佛經的規模也很大，這是西夏雕版印刷業的一個特點。寧夏西夏學者徐莊女士也論述了西夏寺院印製佛經的情況：“佛經題款及發願文中提到的寺院除了賀蘭山佛祖院外，還有大延壽寺、京市周家寺、蘭山慈恩寺、大度民寺、溫家寺、北五臺山大清涼寺、眾聖普化寺等。估計這些寺廟大都在西夏首都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市)的周圍。刊印佛經的作坊是否就設在這些寺廟中呢?據資料分析，這是很可能的。在仁宗天盛十三年(1161年)刊印的《大方廣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的題款中有“京市周家寺僧雕字僧王善惠”，這個王善惠還出現在另一佛經雕字人姓名中，可見這是一個熟練的刻字僧人。另外襄宗皇建元年（1210年)刊印的《佛說大乘聖無量壽決定光明王如來陀羅尼經》題款中有“西天智園刁”的字樣，“刁”即“雕”，可見這個刻字人也是個僧人。這可以從一個方面說明刊印作坊是在寺院內。”
西夏刊印佛經，佛畫的數量是很驚人的。沒有規模較大的刊印作坊，是不可能完成的。西夏佛經的書法和版畫水平能夠達到很高的水平，這與西夏政府擁有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寺院開設印製佛經部門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