芻議儒釋道之“和”(葉小文)

芻議儒釋道之“和”

現在是我國的“發展黃金期”，也是“矛盾突顯期”。要持續穩定發展，就必須善於化解矛盾，構建和諧。“發展是硬道理”，“和諧”則是“硬道理”後面的道理。構建和諧社會作為一項社會系統工程，需要最廣泛的社會動員，需要人心向善，人心思和，廣納群言，廣謀良策，多方發動，多種努力。其中值得去做的一件大事，是從我國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中，發掘“和”的文化內涵，去粗取精，古為今用。和諧之道，生生不息。我們不僅要有站在時代前沿、引導時代前進的、科學的先進文化，還要有以先進文化為導向、以積澱深厚的民族傳統為基礎和支撐的大眾文化。要善於發揮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的基礎作用，包括髮掘宗教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儒、釋、道中，就有豐富的“和”的內涵、和諧之道，值得我們去推敲、發掘和揚棄，使其與時俱進，與時俱豐，與時俱鮮活、亮麗。

“和”是中國歷史文化的特徵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維基礎。儒釋道中之“和”，可謂“家家持荊山之玉，人人握靈蛇之珠”。偶然涉足、海邊拾貝，五光十色、美不勝收。

儒學之“和”

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幹和基礎，“和而不同”則是儒學所肯定、倡導和追求的一種理想境界。“和同之辨”古已有之，孔子加以總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子路》）對“和”與“同”的不同態度，竟是君子和小人的分野。

以“和而不同”為主線，儒學追求的“和”似可概括為三個層面：

第一層面：以“和”對“多”，集散成大。和，以多為基礎；多，以和為歸屬；在靜止無涉的狀態下，多而不和，其多不多（寡也）；並且，多而不和，必分必離；唯有以和對多，方能多其多也，變多為利，多多益善。在這一點上可以說，任何形式的“孤立主義”或“分裂主張”都與儒學思想中的“和論”相悖。

第二層面：以“和”制“合”，平衡互補。在眾“多”之“合”不可迴避的境況下，合而無序，會造成失衡、混亂，產生碰撞與衝突，乃至引起傷害和戰爭。對此，儒學的基本態度是“和合”，即以“和”制“合”。也就是說，和，並非簡單的相加，亦不是硬性的拼湊，更不是強行的併吞；而是和諧相濟，合而不亂，協調平衡。《國語·鄭語》說：“夫和實生物……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對此，今日的學者解釋說，“和”是和合，“平”是調諧；這一思想不僅述說了事物的多樣性，而且提示著事物的構成具有規律性。“以他平他謂之和”，意謂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這樣就能產生新事物——“和實生物”。可見，儒學倡導的是“和”與“平”，由此亦可見出“和平”二字在古代文獻中的原意，即和合，調諧。《禮記·樂記》又說：“樂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不失；和，故百物皆化。”按照此說，“和”不僅是人類社會的主觀需要，而且是宇宙自然的客觀規律。

第三層面：“和而不同”，美美與共。要“非寡”（和眾）、“非亂”（和諧），就要“非同”。在多種多樣的文明形態與多極多元的民族國家面前，相互交往及彼此關聯已越來越成為無法迴避的現實主流。這種交往與關聯的有序和諧進行，無疑需以尊重各方文化的特性為前提，如果一廂情願地“求同”，不但是在理性上對事物之“多”這一特徵的根本否定，並且每每在實踐中導致衝突紛爭或專制霸權，產生自我中心、相互詆譭、以己化他、無所兼容，直至引起武裝征服、暴力同化。《禮記·樂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暖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基於這樣的認識，儒學“和論”才得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這樣的深刻結論。故《論語·子路》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而其開宗第一篇（《學而》）就強調“禮之用，和為貴”。《禮記·中庸·第二十》：“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說，陰陽和合，剛柔相濟，一切相輔相成，萬物方得以生生不息；而唯有依照世界的本來面貌，以多為美，以和為用，人類社會才可能在相互依存中發展，否則的話，“同則不繼”，一切就會湮滅於沒有生機與活力的“專一”之中。“同而不和”不僅於事無補，反會抹殺世界的多樣性，使危機潛伏，導致紛爭與衝突，引發霸權和對抗；唯有“和而不同”，才是符合人類發展的現實法則與理想之路。

以倡導“非寡”、“非亂”及“非同”為前提，追求“多元和諧”為目標的儒學“和論”，無疑是適合今日人類社會的普遍需要的。著名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Weber）曾對儒學的思想體系作過概括，指出其特點是入世的，“儒教的理性本質上具有和平主義的性質”。不過，這裡的“和平主義”，不僅僅是對沖突與戰爭的簡單否定，而更是為萬物與眾生和諧相處作出的積極努力。（參見徐新建《和而不同：論儒學境界與世界文明》）

“和而不同”根深蒂固，已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乃至一種民族性格，即使是歷史上的剝削制度、專制政體也不能掩其光芒。例如中國在歷史上對內注重“為政以德”、“禮主刑輔”，對外注重“講信修睦”、“化干戈為玉帛”，表現出和平大國的泱泱氣度。漢唐開闢的陸地和海上絲綢之路，從來都是和平友誼之路、經貿文化之路，沒有發生掠奪和戰爭。明代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一流艦隊出使南洋各國，宣揚中國文明，在各地秋毫無犯，體現出和平外交的優良傳統。以宗教傳播而言，與世界上若干國家武力輸出宗教相反，唐代玄奘不遠萬里西行印度，取回系統完整的佛教經典，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不斷相繼產生。鑑真不畏艱險東渡日本，帶去中國文化豐碩成果，日本人至今受益匪淺，敬拜不絕。

今天世界上總有些人要用懷疑的眼光看著中國的和平崛起，總要鼓吹“中國威脅論”，他們根本搞不懂什麼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們是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中國的發展有利於亞洲的穩定與繁榮，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不會對任何國家造成威脅和影響。這既是現實的政治承諾，更是傳統使然，是一種深刻的“文化自覺”使然。

豐富內涵可為今用。如果說“和而不同”是主線，“仁愛”則是儒家貴和哲學的靈魂和源泉。發掘儒學之“和”的豐富內涵，有助於全面促進社會和諧，即：泛愛萬物，樹立天人一體的宇宙觀；協和萬邦，樹立天下一家的人類觀；政通人和，樹立以民為本的政治觀；厚德載物，樹立多元一體的民族觀和文化觀；誠信正直，樹立義利統一的道德觀；慈孝恩義，樹立家道和順的家庭觀；成己成物，樹立崇德廣業的人生觀。（參見牟鍾鑑《儒學與社會和諧》）

佛教之“和”

佛教在中國曆經兩千年的發展，具有鮮明的中國文化特色，其中氤氳著“一團和氣”，蘊涵著一股“和風”。

佛教之“和”，比較突出的有：

基於緣起論、平等觀，提出“和”與和平的思想。“諸法因緣生”，緣起論(Paticcasamupā

da)是佛教思想的基石。“緣”為結果所賴以生起的原因、條件，“起”乃生起。緣起就是指一切事物的產生、發展都是有原因和條件的，一因不能生果，世間萬物都處在多種因果相續相連的關係之中，都息息相關。也就是說，每一事物、每一個人的存在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的價值，萬事萬物都是一種和合共生的關係。在人與人之間關係上，佛教主張“自他不二”，就是從緣起法則觀察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認為每個人的生存都有賴於他人和社會。人與人互相依存，密切關聯。“於諸眾生，視若自己”（《無量壽經》）。“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佛教視一切眾生如現世父母，因此，提出“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主張和“報恩盡分”的天職思想，主張營造理想和諧的社會環境。在緣起論的基礎上，還形成了佛教的平等理念，成為佛教和平思想的重要基石。和平從平等中確立，和平來自於平等，“是法平等，無有高下”（《金剛經》）。平等意味著強弱、富貧、大小、上下彼此之間的互相尊重，意味著建立互信與合作。平等致“和”，平等就能夠互相慈悲為懷，使互相之間能夠理解、諒解、寬容，而不至於兵戎相見，有助於化干戈為玉帛。

基於“依正不二”，主張人與生存環境相和諧。“依正”二字乃“依報”、“正報”的略稱。“正報”指眾生乃至諸佛，即生命主體；“依報”指生命主體所依賴的國土，即生存環境。依正不二，是佛教中諸不二法門中特別重要的一門。用現代語言表述，就是生命主體與其生存環境密切相關、同一體性。這是佛教處理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關係、人與自然關係的基本立場。由此出發，佛教對生存環境十分愛護，主張草木非情皆有性，應像愛護有情眾生一樣加以愛護。因此，中國佛教素有育林護山、綠化環境的優良傳統，至今尚可見寺院多是林木扶疏、景色宜人。

基於“心淨則佛土淨”,提出“心靈環保”。佛教認為只有內心平和與安定，才有外在的和諧與安寧。內有不和（不平）的心因，外有不平（不和）的事緣，彼此相互影響，推波助瀾，才會形成種種衝突、暴力和戰爭。中國化的佛教——禪宗認為，外部的“淨”來自心“淨”，外在的“和”來自心“和”。六祖慧能質疑道：東方人造了孽、作了惡，希望解脫到西方的極樂世界去。那麼西方人造了孽、作了惡怎麼辦呢？他要往哪裡去呢？故，反對向外求“淨”、求“和”，主張“心淨則佛土淨”（《維摩詰經》），只要心乾淨了，佛就在心中。正是以此為據，海峽兩岸佛教界在人們倡導自然界生態環保的基礎上，倡導人類自身的“心靈環保”，要以內心的平和與安定，來帶動外界真正的和諧與安寧。（參見聖嚴法師《禪學與心靈環保》等）

基於“教規雙運、解行並重”，強調僧團奉行“六和敬”的規則，即：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對我們的啟發是，構建和諧社會，不能空喊，而要以堅定的信念為前提，尋找一切可能之方式和手段，甚至形成規則和制度。

佛教之“和”，和風西送。今年4月在“海峽兩岸暨港澳佛教圓桌會議”上，200多位高僧一致提出，要“兩岸一家親，家和萬事興”，要“為當今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吹來一股和風，帶來一團和氣”。5月在曼谷舉行的有41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國際佛教大會”上，我的一篇《和氣東來、和風西送》的致辭，引起與會者關注。大會通過了宣言，一致支持在中國舉辦“世界佛教論壇”。(The Conference has agreed the followings: … support the World Forum on Buddhism to be held in China.)

今天人類精神的提升和社會進步的加速，也需要新的六“和”：人心和善，家庭和睦，人際和順，社會和諧，人間和美，世界和平。我們願意支持和促進“世界佛教論壇”進一步深入挖掘佛教“和”的內涵，宣揚“和”的主張，讓“和氣”從這裡升起，“和風”從這裡西送；希望這裡能為一批善於講歷史、講佛理，既深諳佛教文化精髓，又能結合實際、契理契機的專家學者高人，提供彰顯睿智的平臺；希望有朝一日能再湧現出趙樸初式的大師，善於以佛教文化本身的魅力吸引人，以佛教“和”的內涵感召人。

道教之“和”

中國土生土長的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倡導人們信道、修道、行道，一切以道為事。而道之最根本的屬性就是生成容納萬物、自然平和無私、無為柔弱不爭。然而，天地萬物從哪裡來的？老子認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但這個“道”，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即“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的“道”，其中蘊涵著豐富的“和”的理念。比較突出的有：

和諧的人類健康思想。在所有宗教中，可以說道教最為肯定人生命本身的價值，貴生樂生、鍥而不捨地追求長生。在道教最早的經典《太平經》中已有“樂生最善”的思想。“人最善者，莫若常欲樂生，汲汲若渴，乃後可也”，相信“我命在我，不在天”。在以後的發展中，更是追求“性命雙修”。“性”指人的靈明慧覺，即心性；“命”指人的氣血生身，即生命。“性命雙修”就是要同時進行心理和生理的煉養，使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共同健康，達到身心和諧。另外，道教還講求心物和諧，不為物役，不被自己創造的知識、財富和權勢所迷惑和役使，不因貪圖名利和物質享受而使慾望無限膨脹，以至喪失了內心的和平安寧和淳樸本性。因此，主張“心明於物外”。

和諧的治國安邦思想。《太平經》以“三名同心”表達了治國之道中的和諧理念：“元氣有三名：太陽、太陰、中和。形體有三名：天、地、人……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鑑於自然界和人間社會各層次的事物，皆包含陰、陽、和三種基本要素，只有陰陽相須、以和為貴，萬物和社會才能有序和諧；以中和之道，君、臣、民三者和諧共處，“三名同心”，構成一體，方可達太平盛世。道教反對使用武力，認為“兵者不祥之器”，“兵之所處，荊棘生焉”。道教“致太平”的政治理想，“無為而治”的治國方略，曾為歷史上不少君王所推崇。漢初以“黃老無為”、休養生息思想治國而達“文景之治”，即為其成功典範。

和諧的環境保護思想。道教認為，宇宙間有四大根本：道、天、地、人，其中以人最有智慧、靈氣。那麼，人類該如何處理與自然萬物的關係呢？道教提出“道法自然”的基本準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類雖為萬物之靈，也要以地為法則，保護其生存的地球；地以天為法則，尊重宇宙的生息；天以道為法則，遵循客觀規律；道以自然為法則，維護宇宙生長變化過程的自然本性。“一切有形，皆含道性”，天地萬物都來源於“道”，都有按照道賦予它的本性自然發展的權利。人作為宇宙共同體中的一員，應“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用心去體會世間萬物相互聯繫、依存的統一性，維護其和諧之美，世界才會有生機。所以要“慈心於物，恕己及人”（《抱朴子》）。

道教之“和”，紫氣東來。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莊子提出“太和萬物”，實現社會和諧，建設美好社會，始終是道教為之不懈追求的社會理想。這種“和”的思想包括了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義，蘊涵著慈愛和同、和以處眾、和衷共濟、和而常通、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處事哲學、人生理念和“致太平”的社會理想。以“太和萬物”為基礎的道教倫理道德觀念中，保存了許多中華民族的美德，如以德為本、以德為行，抑惡揚善、上善若水，孝敬父母、敬老恤孤，施藥治病、憐貧憫疾，助人為樂、助學興教，謙虛謹慎、慈儉濟人，熱愛自然、保護環境，勞動自養、自食其力，淡泊名利、和光同塵，等等，顯然都於我們今天構建和諧社會有益。道教在中華民族構建和諧社會的新時代，也要紫氣東來，用東方之祥瑞和氣緩和世界“文明的衝突”；虛懷若谷，以江海之博大胸懷再樹新時代的“道教之真精神”。

兼收幷蓄與內涵深化

“和”並非只在儒釋道中。中國傳統文化中蘊涵著豐富的“和”的思想。早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時期，周太史史伯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觀點。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更是經常運用“和”的概念來闡發他們的哲學思想和文化理念。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的精神，是一種承認，一種尊重，一種感恩，一種圓融。“和”的基礎，是和而不同，互相包容，求同存異，共生共長。“和”的途徑，是以對話求理解，和睦相處；以共識求團結，和衷共濟；以包容求和諧，和諧發展。“和”的佳境，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和”並非唯我獨有。將視野拓展開來看，提出“和諧為美”之看法的先賢，在從公元前到現代的西方眾多賢哲中比比皆是。黑格爾（G.W.F.Hegel）說：“比單純的符合規律更高一級的是和諧。和諧是從本質上見出的差異面的一種關係……各因素之中的這種協調一致就是和諧。和諧一方面見出本質上差異面的整體，另一方面也消除了這些差異面的純然對立，因此它們的互相依存和內在聯繫就顯現為它們的統一。人們常談形狀、顏色、聲音等等的和諧，就是採取這個意義。”中國儒釋道之“和”論，也需要在兼收幷蓄中存在和發展，取開放而棄封閉，既不排斥橫向的相互補充，亦不拒絕縱向的自身拓展：上承當年諸子百家之精華，下采今日世界文明之眾長；內及修身，外以治世，融於整體，交映生輝。

不斷充實和豐富中國文化“和”的內涵。今天的中國，對外奉行以鄰為善、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對內構建和諧社會，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中國的發展是和平的發展，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一團和氣正在華夏上空升起，一股和風正在神州大地吹拂。當然，這還只是開頭。我們要對著西方“和”氣東來，向著世界“和”風西送，也還只是意願。因為“和”的本身，就只是開頭——一個重要的、對意境營造的開頭。就文明構成看，“和”還只是一種狀態、一種局面,而不是終極價值。比如，不同的笙管一齊吹奏，只要“和諧”，便可達到悅耳動聽，也就是美。但那是結果而非原因，和諧之美，深究起來，需要每根笙管保有各自的樂譜和旋律。今天中國的文化復興或文明依託，還匱乏作為人生導引、民族精神的樂譜。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面對西方源自古希臘和希伯來傳統的人文理性與基督教文明，中國的文化復興，無論儒釋道之“和”，抑或是新創價值，從根本上說，還不得不呼喚自我的樂譜，也就是呼喚本土的作曲。（參見徐新建《和而不同：論儒學境界與世界文明》）不斷充實和豐富中國文化“和”的內涵，世界才能真正為中國文化的“和”所感動，所折服。

在多元化的世界裡，認準先進文化的方向，保持和發展民族文化特性，著力弘揚它契合時代的智慧，實現我們的“文化自覺”，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貢獻，這應當是歷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一定能解決好的問題(費孝通：《我們需要有“文化自覺”》，載2000年10月27日《中國經濟時報》）。而不斷充實和豐富中國文化“和”的內涵，應該是我們更為深刻的“文化自覺”。

儒釋道之“和”，博大精深。我以微薄的國學知識斗膽“芻議”，寫成此文。“文之高下在於理，道無古今唯其實”。

(本文是作者6月19日在中央統戰部舉辦的“宗教與構建和諧社會研討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