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哲學要義 緒論 一、對象與任務
緒論
一、對象與任務
關於佛教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歷史上有兩次名人的重要對話與議論，值得我們重視。
史載，北宋著名士大夫張方平〔註釋：張方平，河南商丘人，卒諡文定，著有《樂全集》。〕（1007—1091）與當時的政治家、文學家、思想家王安石（1021—1086）曾有一段對話：
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其後說與張天覺〔註釋：張天覺，即張商英（1043—1122），四川人，原主張排佛，後轉為奉佛，著有《禪辯集》。〕，天覺撫幾歎賞曰：「達人之論也。」遂記於案間。〔註釋：陳善：《儒釋迭為盛衰》，《捫蝨新話》上冊卷10，據儒學警悟本校印，上海商印書館，1920。〕
張方平把馬祖道一等禪師視為超過孔子的人，這種評論雖有欠公允，但卻是對唐五代年間理論思想界儒衰釋盛的一個重要評論，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大約在上這對話九百年後，當代史學家陳寅恪（1890—1969）與比較文學專家吳宓也有一段縱論中、西、印文化的談話。據吳宓追憶，陳氏謂：
漢晉以還，佛教輸入，而以唐為盛。唐之文治武功，交通西域，佛教流佈，實為世界文明史上，大可研究者。佛教於性理之學metaphysics，獨有深造，足救中國之缺失，而為常人所歡迎。惟其中之規律，多不合於中國之風俗習慣，如祀祖、娶妻等，故昌黎等攻闢之。然闢之而無以濟其乏，則終難遏之，於是佛教大盛。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義理之高見詳盡，足以救中國之缺失，而又憂其用夷復夏也。乃求得而兩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實，取其珠而還其櫝。採佛理之精粹以之批註四書五經，名為闡明古學，實則吸取異教。聲言尊孔闢佛，實則佛之義理，已浸漬濡染，與儒教之傳宗，合而為一。此先儒愛國濟世之苦心，至可尊敬而曲諒之者也。故佛教實有功於中國甚大。……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國之學問，立時增長元氣，別開生面。〔註釋：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10～11頁，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
陳氏這一段話，論述了佛教在中國流傳的原因、佛教在理論思維上的優長，以及佛教對程朱理學深刻而重大的影響。〔註釋：這是指佛教對性理之學，也就是對理學探討倫理道德的最終根源與實踐倫理道德的方法、途徑，即對理學的「本體」與「工夫」兩個方面有重要的啟發與幫助。〕在陳氏看，宋明理學的創立及其成就，實應歸功於佛學精粹義理的主動吸納，或者說，佛教對中國哲學的最大貢獻就是促進了宋明理學的產生與傳衍。這種看法在陳氏為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所作的審查報告中說得更為明確：「佛教經典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中國自秦以後，迄於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註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陳寅恪史學論文選集》，510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陳氏的這一論斷，通過對「一大事因緣」的新解，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中國佛教哲學與宋明理學的因緣關係，及中國佛教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對上述兩段史料中有關中國佛教在中國歷史上重要性的具體估價，人們可能持有不同看法，但是中國佛教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地位之重要是毫無疑問、毋庸置疑的。上述兩段對話所論及的是禪門傑出人物的精英佛教和闡述佛教義理的經典佛教。本書研究和論述的對象就是中國佛教精英人物和經典佛教的哲學思想，就是中國佛教學者提出或闡發的富有哲學性和思想性的概念、術語、範疇、命題、觀點、方法及問題等。筆者認為，佛教有不同類型，如精英佛教與大眾佛教、經典佛教與民俗佛教，其間有著很大的差異。由於大眾佛教受精英佛教的支配，民俗佛教受經典佛教的主導，因此對精英佛教和經典佛教的哲學思想進行研究是極為重要的，同時也有助於深入瞭解和體察大眾佛教和民俗佛教的信仰觀念與實踐活動的思想實質。
本書所依據的基本資料是中國佛教學者的著作，尤其中是富有哲學意蘊的理論性著作，包括專著、論文、語錄、註疏等。其次是中國佛教史籍，主要有僧傳和史傳，包括有關中國佛教史與宗派史的著作。再次是中國佛教的遊記、筆記一類的數據。此外，佛教以外的有關歷史記載、詩文著作等，也是頗有價值的數據。至於新發現的佛教考古資料，則及時關注、吸取和引用之。
有的古代佛教文獻數據具有多重涵義，或具有深遠影響，而本書著重敘述的是中國佛教哲學各方面重要問題的基本要義及其源流演變，因此為了保持對有些哲學問題敘述的歷史性及完整性，我們在論述不同佛教哲學問題時引用了少量具有多層重要哲學涵義或具有深遠影響的同一數據。如龍樹在《中論?觀四諦品》說的「三是偈」（「三諦偈」）：「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註釋：《大正藏》第30卷，33頁中。本書引文中圓括號內文字除序號和特別註明的之外，一般為引者注，特此說明。〕系中觀學派有關「中觀」典籍的總義，對中國佛教各派的思想影響至且巨。又如僧肇在《不真空論》中所說：「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非離真而立處，立處即真也。然則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即神！」〔註釋：《大正藏》第45卷，153頁上。〕實為中國化佛教宗派的重要理論基石。又如竺道生是中國佛教哲學史上的重要人物，撰有大量佛教哲學著作，可惜這些著作基本上佚失了。但在《高僧傳》本傳等有關著作中還保存有他本人的一些言論，不僅重要，且涵義豐富，我們就把這些言論分別引用到論述不同哲學問題的有關章節之中，並從不同角度加以詮釋。
正確運用數據，直接關係到研究成果的可靠性、科學性，因此考察、辯別數據的來源、真偽、演變十分重要，也可說是開展研究的前提。古代中國，有一種隱沒作者真名，而假託前人之名以提高自己著述權威性的風氣。在古代中國的佛教學術界，也有或為迎合中國儒家的傳統思想，或為配合當時統治者的需要，或為宣揚某種教義信仰，或為適應祈福、治病、延壽的需求，而撰寫的大量所謂的佛教典籍。自東漢以來迄至唐代，據智升《開元錄》所載，此類典籍竟達四百多部。佛教經錄家與有關學者及時發現了這種現象，對此類典籍，加以審核、辯別，把其中非譯自梵筴而為中國學者偽託佛說的經典定為「偽經」；而把歷來可疑、一時難以斷定、需要進行核實的那一類經典定為「疑經」。偽疑經涉及佛教與教外學說、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的思想區別，偽經雖偽，卻絕對不能貶斥其學術價值，有些偽經恰恰是中國佛教學者為適應弘法需要而撰寫的重要作品，集中地反映了異於印度佛教的中國佛教思想，我們充分運用這類著作來闡明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特點。至於疑經，在運用時則對其疑點加以必要的說明。除了偽疑經外，還有後人出於託名古德以強化立說根據，或為闡發古德思想，而將自己的作品標為前人所作，或將自己的言論混入前人的著作之中。如標明僧肇所撰的《寶藏論》（載《大正藏》第45卷），實系後人偽作。又，慧能《壇經》有不同版本，如契嵩本和宗寶本，其中有的內容就並非慧能所說。這就需要把僧肇、慧能與其後學作品、言論加以區別，以利於說明佛教思想的源流演變。此外，如禪宗的「拈花微笑」公笑，把中國禪宗思想追溯至印度佛教創始時期，顯然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但這類作品所包含的變革思想和文化意義，極為深刻，同樣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中國佛教哲學是中國佛教學者的精神產品、智能結晶。中國佛教學者大都受過中國固有的儒、道思想的薰陶、濡染，為了在中國弘揚佛法，為了提升中國信眾的品格，他們自發或自覺地立中足於中華民族的傳統，盡力會通華梵，闡發佛教義理，撰寫了大量著作，在佛教哲學領域，發前人之所未發，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創新性的思想。
中國佛教哲學是在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環境中形成的，是中國佛教學者把印度佛教哲學思想與中國社會實際、中國固有的哲學思想、思維方式、民族心理相結合的產物。中國佛教哲學的形成、演變和發展過程，就是印度佛教哲學的中國化過程。
中國佛教哲學是對印度佛教哲學的繼承和發展，更為重要的，它是中國哲學的一個重要環節、方面、內容，是中國哲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
基於此，從中國哲學史發展的脈絡來解讀、詮釋中國佛教哲學思想，便是本書的基本任務。
中國佛教哲學反映了中國著名佛教學者、學派和宗派的代表人物對宇宙人生的看法，以及修持實踐的主張。自漢代以來，不同歷史階段的佛教上層精英的哲學著作、思想、學說，反映了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面貌、精神氣象和歷史演變。為了實現上面所講的基本任務，本書將著重對東晉時代的佛教哲學家、南北朝佛教學派的代表人物、隋唐佛教宗派，尤其是天台、華嚴、禪等宗派創始人以及爾後的重要佛教學者，直至近代著名的佛教學者的哲學思想觀點，進行探討尋究，提要鉤玄，有重點地總結、論述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基本內容。
中國佛教哲學在形成、發展和演變的過程中，與諸多因素髮生聯繫，如與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聯繫，與同時代和前後時代的思想聯繫，與中國哲學自身發展的思想聯繫，以及與印度佛教哲學思想的聯繫等。從哲學思想相互關聯角度來看，在諸多聯繫中，以中國佛教哲學與印度佛教哲學和中國固有哲學〔註釋：通常我們把儒、佛、道視為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三大組成部分。本書把儒、道視為中國固有文化，把儒、道的哲學視為中國固有哲學，以與外來的印度佛教及其哲學相區別，而對中國佛教及其哲學則以中國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來定位。其實，「固有」與「傳統」的涵義雖有差別，但也是相互交叉的。〕的思想聯繫最為重要。
印度佛教哲學無疑是中國佛教哲學的源頭之一，它對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影響是直接的、巨大的、深遠的。印度佛教哲學在不斷變化，這些變化也給中國佛教哲學以重大的影響；同時，中國佛教哲學在接受印度佛教哲學影響的過程中，又與印度佛教哲學保持了一定的甚至是很大的距離。探討中國佛教哲學與印度佛教哲學的異同，尤其是瞭解兩者之間的不同，有利於把握中國佛教哲學的實質與特徵，這也是本書的一項重要任務。
中國固有文化是中國佛教哲學得以形成、發展的土壤。與印度宗教性文化不同，富有世俗人文色彩的中國的固有哲學、民間信仰、思維方式、民族心理是中國佛教哲學的又一個重要源頭。因此，在中國佛教哲學思想與中國固有哲學思想，尤其是與儒、道哲學思想的互動中，探討中國佛教哲學的思想及其發展，顯然具有特殊的意義。在中國佛教學者醞釀哲學觀念、構築哲學體系時，中國的固有哲學與思維方式，對他們所關注的問題、運用的思路和方法以及所確立的觀點，都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可以說，中國的固有哲學與思維方式決定了中國佛教學者的文化取向、學術取向、思維取向和價值取向。同時，中國佛教哲學又在終極關懷、果報、心性、直覺等諸多方面充實與豐富了中國哲學思想，並融入中國傳統哲學之中，成為中國傳統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闡明儒、道、佛的互動關係，有利於反思中華民族哲學思維的形成過程及其結構層次，有利於把握和剖析民族靈魂，這是本書的又一項重要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