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重大進展——《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座談會紀要

北京消息：2003年3月8日，《中國佛教哲學要義》出版新聞發佈會暨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現狀與發展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任繼愈、黃心川、巫白慧、呂大吉、樓宇烈、楊曾文、蒙培元、牟鍾鑑、陳來、方廣等學術界專家，國家宗教事務局局長葉小文，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程天權教授、副校長馮俊教授以及媒體記者等70餘人出席了會議。與會者從不同角度對於中國佛教哲學研究的現狀與問題，以及《中國佛教哲學要義》（以下簡稱《要義》）在佛教哲學研究上取得的突破性成就發表了看法。大家一致認為《要義》是我國佛教哲學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將我國佛教哲學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葉小文局長認為《要義》的出版將深化我們對佛教乃至整個傳統文化的瞭解。程天權教授認為《要義》一書是中國人民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優秀成果，並希望學者“學習方立天教授潛心學問的精神”。任繼愈教授為方立天教授題詞：“鍥而不捨，金石可鏤”。

任繼愈：方先生的研究成果不僅對佛教研究有意義，對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一個推動。

方立天先生這本書的出版，我不覺得意外，而是順理成章的。因為方先生有兩個特點：一是理論基礎打得好。哲學是基礎，是骨幹，哲學基礎打不好，沒辦法創新；二是原始資料積累得比較豐厚，這不是三五天衝刺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是一個積累的過程。社會科學的人才成長比自然科學慢，人才成長難，社會科學更需要長期的積累。現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與國外的文化交流愈加頻繁。我們一方面要吸收傳統的、優秀的文化，另一方面要吸收外來的、先進的文化，來創造我們的新文化。此書對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文化將起到很好的啟發、指導作用，是很有參考價值的。方先生的研究成果絕不僅僅對於佛教研究有意義，對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也是一個推動，今後中國哲學史研究應充分吸收方先生這部書裡的研究成果。

黃心川：《要義》用歷史比較的方法和角度對中國佛教哲學做了全新的解釋，堪稱我國佛學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力作。

我有幸先讀到該書，有一些體會。這部書總結了近現代乃至解放後我國研究佛教義理的歷史經驗，從中國文化宏觀的角度闡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繼承和發揚了我國老一輩佛學研究家湯用彤、呂澂、陳垣、任繼愈等的優良傳統，從歷史比較和實證的方法與角度對中國佛教哲學做了全新的解釋，堪稱我國佛學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學術研究著作。作者首先從當代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中的核心理論——現代人學、宇宙論、科學認識論的角度把佛教哲學概括為人生論、心性論、宇宙論和實踐論等四個方面，並進行了系統深入的論釋，在解釋中不僅追索作為中國佛教哲學淵源的印度佛教義理的原意和真正的涵義，還探索了印度佛教哲學在中國社會歷史條件下同中國固有儒、道哲學相結合的民族化過程，凸現了中國佛教哲學思想的特色和異彩，從而總結了中國佛教哲學的理論思維成果與中國哲學思想發展的規律。當然在闡述中國佛教哲學的發展過程中無疑也闡揚了中國文明的智慧、傳統文化的價值，因此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和現實的意義。

此書在寫作方法上有重要創新。從20世紀20年代以來，中外學術界和佛教界開展了對佛教本質的研究和討論。有人認為佛教是一種宗教或一種哲學，也有人認為佛教既是或非是宗教和哲學。這場爭論不僅在中國而且也在世界範圍內展開，參加爭論的既有佛教徒也有非佛教徒。方立天教授對這個問題的態度追隨了湯用彤教授的足跡，認為佛教既包含著宗教，也包含著哲學這兩個方面，佛教哲學形成了佛教信仰體系的理論基礎，也就是說對佛教的研究要放在人類宗教和哲學思維共有的理性基礎之上，既要入乎佛教其內，也要出乎佛教其外，對佛教要有“同情之默應”和“心性之體會”，這個態度是十分正確的和必要的，也是科學研究要求我們的實事求是的態度，這對我們學術界和宗教界的合作，彼此的相互理解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當前我國佛教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問題是什麼？我覺得主要問題是學術研究十分不平衡。從近年來發表的學術著作看，對佛教歷史、宗派的研究比較集中和突出，但對佛教學理或者佛教哲學的研究則相當落後或者正在萎縮，有影響的科研成果極為罕見，這當然與佛教哲學的難度有著一定的關係。我國古代對佛教義理之辯一直有優良的傳統，每個朝代或每個宗派都有傳世之作，因此在佛教的著作中形成了一個傳統，某一位大師寫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後人就有註釋、章句、文摘、格言等等，蔚成一個龐大的理論系統。因此，我國佛教義理的研究和闡述在很多方面超越了印度或者佛教南傳的斯里蘭卡、泰國等國，這是佛教的一筆精神財富，也是我國傳統文化的瑰寶。另外對佛教哲理研究的不深入，也會對佛教其他領域如佛教戒律、道德倫理思想、佛教藝術等等的研究產生不利的影響。至於我國學術文化研究的主要線索和歷史層面——儒釋道三教的結合與排斥與佛教的教理更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如果不研究佛教教理，也就無法理解儒釋道三教合一的特點。因此，要深化對我國傳統文化的研究必須首先加強對佛教哲理的研究。方立天教授費時幾十年的研究與寫作為我們作出了一個良好的榜樣，提出了問題，開闢了途徑，使我們可以順利前進。

巫白慧：《要義》之於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印度佛教之於印度哲學的發展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貢獻。

方先生這部大書，對佛教文化、中國文化的重要貢獻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中國文化思想史、中國哲學史，不講佛教就難以寫完。過去有教授寫中國哲學史，寫到佛教就停下來，因為佛教教義、佛教哲學他還沒有弄清楚。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有偉大的貢獻。中國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不可分割。舉個例子，印度本來是信奉婆羅門教，釋迦牟尼從小受婆羅門教教育，通過對韋陀經典的學習，知道婆羅門教教義的優點和缺點，從中異化出來，創立了新的宗教——佛教。佛教發展成為有獨立的信仰系統的宗教，從小乘到大乘，完成了佛教的世界化。唯物論和唯心論在佛教裡都有很重要的發展。佛教哲學對印度思想有很大的貢獻。現在佛教在印度作為宗教來講已經不存在了，但作為思想和哲學，印度的每一家大學都講佛教哲學課。印度的佛教對印度哲學的發展是有重大貢獻的。印度佛教對印度思想的發展有重要影響。方先生的書對中國哲學史的發展也有類似的貢獻。這本書之於中國哲學的發展，與印度佛教之於印度哲學的發展有同等的意義和同等的貢獻。

楊曾文：以往的佛教哲學研究有三個不足，相信方立天教授用幾十年心血完成的《要義》一定超越了這三個不足。

感謝方教授為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作出了新的貢獻。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以後，作為宗教學分支之一的佛教學已經成為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每一年都有優秀的成果問世。然而，佛教學研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僅要研究印度、中國的佛教史，也要研究東亞各國的佛教史，還要分門別類地研究宗派、教義、禪法、戒律、人物、文學、藝術等等。因為起步較晚，迄今還有很多有待繼續開發的領域，其中就包括了佛教哲學。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宗教與哲學雖然是社會意識形態中居於最高層次的兩種文化形態，然而畢竟也受到社會經濟基礎的制約。自古以來，哲學作為關於世界、社會和人生的總的觀點和學問，經常是寓於宗教和其他的文化形態之中。必須通過深入的挖掘，利用抽象的思辨方式，才能昇華和提煉出特定的哲學範疇和體系。考察和研究佛教哲學也是這樣，這也是它的困難所在。以往的佛教哲學研究有三個不足：其一，長期以來側重於把佛教置於唯物唯心路線對立當中加以考察，給予了過多的批判，而忽視了揭示其作為宗教哲學所具有的特色。其二，不太注重作為研究前提的歷史背景的考察和文獻資料的辨證梳理。其三，不少剖析和表述未能將佛教教理和寓於教理中的哲學加以清晰的分辨。我相信，方教授花三四十年時間研究寫成的這部大作一定超越了前述三個不足，是部富於創意和時代特色的佳作，將為後來的同類佛教研究所效仿。

呂大吉：《要義》用現代哲學的方法對佛教思想進行梳理，在方法論上給我們新的啟發。

佛教哲學與中國哲學、古希臘哲學並稱軸心時代的三大哲學系統。佛教哲學從來受到世界哲學界的重視，在世界哲學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佛教傳入中國後，與中國固有的思想相互影響，產生了中國特色的佛教。中國佛教哲學研究也應該受到重視。方立天先生這部書用現代哲學的方法，對佛教思想進行梳理，在方法論上給我們新的啟發。它是方先生一生心血的結晶，也是對中國學術界在這個領域研究成果的總結，是對學術界的新貢獻，開闢了新的方向。

張新鷹：《要義》是開創中國自己的宗教學體系的理論嘗試。

我覺得方立天先生這部著作是近20年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著作，是開創中國自己的宗教學體系的理論嘗試。中國宗教學研究有待於開創中國特色的宗教學理論體系。這一體系應有兩個基本特質，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二是反映中國宗教實際的理論概括。方老師的著作在這兩方面都是很好的典範。

方廣錩：這本書是中國佛教研究20年來出版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對前一時期佛教學術研究的很好總結。

佛學在中國的研究，往往是以經論經的方法。解放以來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研究佛教，或利用西方哲學的範疇，把佛教放入唯物唯心的框架，這是我們認識佛教不可避免的階段，但這種方法總是很難契合佛教哲學。本書是超越這一歷史階段的重大標誌。首先，它真正地超越了過去的歷史階段，將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真正地融會起來，與佛教哲學的東西融會起來，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其次，對於佛教哲學與一般哲學的差異，方老師把握得也很準確。他提到佛教有自己的特點，包括禪宗的直觀。過去對因果報應在理論上一直是批判的，在這部書裡方老師則做了兩方面的分析，肯定了它積極的一面，講清楚了佛教哲學與一般哲學的不同之處。最後，就義理性佛教與信仰性佛教的關係而言，義理性佛教是靈魂，信仰性佛教是軀體，兩者是互動的一個過程。這部書對義理性佛教做出了這麼一個集大成的總結，為以後信仰性佛教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樓宇烈：《要義》對於大學佛教哲學的教學，對於知識階層從理性上把握佛教，對於將來的佛教哲學研究，都會有很大的意義。

改革開放以後，學術界出版的有關佛教哲學的書，一共三本。一是嚴北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另外兩本都是方立天的，一本《佛教哲學》，還有一個修訂版，也是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現在又出了這麼一部標誌性的里程碑式的著作。佛教有很豐富的哲學理論，為世界的學者所公認，但我們過去對這方面沒有很重視，把它看作只是附屬在宗教上的一種東西，這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錯誤。佛教是印度哲學的核心或者說是最高的成就。而印度哲學與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是相輔相成的東西，互相可以配合。中國哲學、西方哲學思考問題都是從正面入手，經過否定，再來肯定。佛教哲學思考問題恰恰從批判正面入手，用唯識的系統來講，就是從批判遍計所執性入手，再肯定現象，依他起性，最後達到圓成實性，還是一個空。所以它跟我們所講的哲學恰好是互補的。我覺得在大學裡面不講印度哲學，或是不講佛教哲學，是很大的缺陷，但是要講好佛教哲學很不容易。方教授的研究成果對於今後在大學裡面開展佛教哲學的教學也有很大的幫助。另外，《要義》的出版有很大的現實意義，因為從佛教在社會上的影響來看，急需要這樣一部書。佛教當然是一種宗教，能夠滿足人們情感上面的需要，此外很多信仰宗教的人還需要一種理性上的把握，獲得理性上的需要。佛教在這兩個方面都是可以滿足人們的需要的。現代很多知識層的年輕人來了解佛教，並不滿足於停留在情感的需求上面，更多的還是在理性上的追求。如果我們不能把佛教義理從哲學的高度揭示出來，就不能滿足他們。這部書的出版對於很多要在理性上來認識佛教的年輕人、知識階層的人，一定會有很大的意義。最後，像前面幾位先生指出的，方立天教授的這部書，體系結構、對要義的闡發都十分新穎，對將來佛教哲學的研究，開闢出了很多可以探索的方向。

牟鍾鑑：方先生的鴻篇鉅製，使人瞭解到佛教的博大精深，而且形成了一個體系，內容非常豐富。其資料的豐富是驚人的，好多資料以前沒有看過。其次，在研究方法和態度上，這部著作有一個突破和超越。對佛教的研究方法，一般有兩種。一是信仰主義的，在教言教，教徒就應該信仰。作為教外的學者，當然不能從信仰主義的角度來入手，但也不能是反宗教的，我們曾經有過這樣的態度，這樣的態度不能真正把握宗教。方立天的著作繼承了湯用彤先生的治學精神。一方面有史籍、語言知識的積累，資料的積累。另一方面有一個同情者的默應，心性的體會，一個同情的瞭解。同時還應該加以理性的分析和評論。我覺得這是一本很理性的研究著作。這種態度我很讚賞，只有這樣一種態度才能把宗教研究做好。第三，方先生對中國佛教哲學與印度佛教哲學的異同講得比較清楚。以前也說印度佛教中國化，也按中國文化的傳統來做一個新的理解，一般來講就是禪宗。中國化的具體內容，以前講得很少。因為印度佛教本來就是哲理性的宗教，除此之外全世界沒有第二個宗教從開始就是哲理性很強的，傳到中國以後它的哲學又發展到了高峰，在這方面中國佛教的貢獻最大。中國佛教的哲學和印度佛教的哲學同在哪裡，異在哪裡，此書說得比較系統和清晰，貢獻非常大。第四，我們說研究中國哲學，如果不懂儒釋道三教的話，沒有辦法研究。我們以前寫的哲學史是有問題的，一個是對佛教的瞭解比較淺，對佛教的理解遠遠不夠；一個是道教哲學的內容太少，因為當時幾乎就沒有研究。當然研究有個歷史的過程。方先生這部書對儒釋道三教關係，特別是哲學上的關係，佛教哲學對中國哲學有哪些貢獻，對儒家哲學有什麼樣的影響，對道家的哲學有什麼樣的影響，講得比較透徹。第五是關於佛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方教授在本書的最後一部分專門加以闡釋，說明了他心裡面有一種強烈的現實關懷。佛教哲學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使我們更好地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改善自然生態。方教授從這三個方面對佛教哲學的現代意義所進行的闡述使人感覺到佛教的智慧不能忽略。為了我們的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健康發展，不僅學者，更多的普通人都應該重視佛教哲學，從中吸取營養。

陳來：《要義》本身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重要著作。這部書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基本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

首先，關於佛教哲學的研究。佛教哲學乃至宗教哲學方面的書一直很少。20世紀80年代的主要問題是缺少對教義、教法、教理的研究。過了20多年，關於教義、教理、教法，包括修行的書越來越多，可是宗教哲學的書一直很少。佛教哲學研究現在只有兩本書，一本就是嚴北溟先生的《中國佛教哲學簡史》，再一本就是方先生的《佛教哲學》，再沒有增加，學術發展很不平衡。方先生這本大書對佛教研究中的平衡是有很大的好處的。方先生的著作使我們更加重視佛教哲學方面的研究，這部書是佛教哲學研究中的重要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方先生這部書是對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巨大貢獻。方先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一個著名學者，在中國哲學方面有很高的造詣，他的著作其實不是從一般的宗教學的角度，強調宗教的研究，或是歷史的研究，而是比較重視哲學，用他自己的話來講，是在中國哲學的脈絡裡面研究中國佛教哲學，而不是脫離了幾千年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不能把它僅僅看做一部宗教學領域的學術著作，它還是中國哲學史領域的一部學術著作。第三，方先生研究佛教哲學的方法也是中國哲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意義。方先生在序言中提到三點：一是正確運用史料；二是深入細緻地咀嚼原著的本意，把握它立言的動機；三是用現代哲學術語準確地詮釋資料，挖掘概念命題的哲學意義，解釋它真正的思想。這三點是方先生著作的特點，也是研究中國哲學史最基本的方法，但現在學術界很多人沒有完全按照這樣的方法作研究。第四，學術研究要注意溝通和交流。研究不能孤芳自賞，要把自己納入到一個學術界，外國叫學術社團，在社團中找到自己的學術標準和方向。方老師的研究得到了我國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在海外也受到推崇。

這幾年中國人民大學佛教研究與中國哲學史研究在結構上分離了。以後這兩方面應該密切地溝通。方先生的建樹是與中國哲學有著密切的關係的，他的著作也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寫法。應該使這兩個方面能夠密切地溝通起來，使他研究的成果和方法能夠影響年輕一代的學者，對他們的學風、學術的眼光和標準產生影響。

蒙培元：方立天先生在人文主義的框架下思考佛教哲學問題，不僅對中國佛教哲學精神有深層的把握，而且對宗教學有深層的把握。

《要義》一書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和人文關懷。在五大編中，有三編講人的問題，除了總論之外，接著是人生論、人性論，還有實踐論，沒有將宇宙論放在第一位。任何一部成功的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大概都需要有種現實關懷，不是僅僅作為一個對象和歷史來進行研究。方立天教授在研究佛教的時候，對人的問題給予了很高的地位，是從人學的角度、在人文主義的框架下，來研究中國佛教哲學的。方先生這本書把握的不僅是佛學、而且是整個宗教的本質問題，抓住了人的問題。這部書不僅有翔實豐富的史料，而且有現實性。譬如，佛教眾生平等思想的意義是很深遠的，這涉及到人生問題、人的地位問題、人的追求問題，人可以成佛嗎？眾生都可以達到那個境界嗎？現實中這個問題的價值是絕不能忽視的。這部書不僅作為學術著作有貢獻，對我們的精神生活也會有很大作用。

宋立道（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方立天教授提出的心性論、人生論、實踐論、宇宙論四大概念，是傳統佛書中沒有的，是一個很大的創新。

我覺得，它是20年來出版的最好的一部佛教哲學著作。首先，這部書是中國佛教哲學發展的反映。近現代以來西方哲學進入中國，中國人接受西方人做學問的方法，用西方的理論結構、概念結構來理解傳統的佛教。佛教研究並不是起於近代，而是很早就有的。方先生的著作是集大成者，吸取了近代以來湯用彤等人的學術成果。宗教解決的問題是在我們周圍什麼東西叫做“真”，在我們的生存之外什麼叫做“真”，怎樣達到這個“真”。達到這個“真”就是宗教實踐的過程，怎樣認識這個“真”就是宗教哲學的過程。這部書中的五大編就是回答這些問題，他提出的心性論、人生論、實踐論、宇宙論四大概念，是傳統佛書中沒有的，這是很大的一個創新。這部書的特點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非常客觀，所謂客觀就是實事求是。二是吸收了很多現代思想成果。比如宗教學中的功能主義宗教學，方先生在談到因果輪迴的時候，雖然沒有提到杜爾凱姆，但他是從宗教的社會功能上談的。三是設身處地地思考以前的大哲學家、高僧對佛教的理解，方先生引用湯用彤認為佛教既是宗教又是哲學的一段話時，提到宗教研究應該有“同情的默應”。沒有心性的體會，沒有共鳴，首先你得不到真，其次你理解的是一團糟粕。方先生確確實實是懷著對前人的崇敬，對宗教家們和非宗教家們、對宗教立場和非宗教立場都儘可能設身處地地去理解，在這個情況下得出來的結論才是科學的。四是明快簡單。簡單本來是不好的，但能對事物予以簡單的概括，表現了作者對事物的瞭解是成竹於心。這種簡單明快的作風，會使我們這一代和我們以後的搞佛學研究的人都能從此書中受益。

方立天：今天，我很高興，也很激動。首先，我要向與會的學者、國家宗教事務局領導、中國人民大學領導、人大出版社表示感謝，他們以不同方式給過我幫助。大家的發言中包含著一些深刻的思想，給了我很多啟示。我要特別感謝鄧小平同志，因為是他的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決斷，為知識分子帶來了比較寬鬆和穩定的學術環境，我才可能在佛教哲學研究上作出一點貢獻。佛教講緣起，講報恩，我一向認為佛教研究者要有胸懷，同行之間要和諧、協作、團結、共同奮鬥，只有這樣，我們的事業才能做好。再次謝謝大家！（《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