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及漢魏六朝文學理論(孫尚勇)
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及漢魏六朝文學理論
孫尚勇
摘要：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和宗教學與文藝學理論，探討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及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關係，得出結論：章句直接影響了漢魏六朝的文學理論，並且在解經體制上啟發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則反過來在義解和術語兩方面影響了六朝隋唐的經學義疏，章句和科判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係。
關鍵詞：經學章句；佛經科判；漢魏六朝文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09）04-0019-05
章句之學是中國傳統經學的重要內容，也是古代經學入門的必由之路，它代表了古代中國文化最普及的形式，但自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宣佈廢止讀經之後，一般中國知識分子逐漸對章句之學陌生起來。其實，章句之學就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儘管由於隔膜，我們對它的來龍去脈不甚明瞭，甚至多少有些漠然。比如我們自己學習或向他人講授一篇文學作品，最初總是會採用分段分析的方法。這個方法從何而來?我認為是從傳統經學的章句之學中來。但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卻說：“一篇文章或一首長詩的寫成，往往需要分成若干段落或層次，此在今日幾乎成為文學常識。但從歷史上來看，其在文學理論上的反映，最早出現在初唐。而這一理論之能夠形成，則來自於佛經科判的啟示。”[1][2]事實是否如此?本文擬從章句之學的性質、章句之學與佛經科判的關係、章句之學對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影響等三個方面提出淺見，以求教於學界。
一、傳統經學的章句之學
關於章旬的基本體例，王逸《天問章句敘》雲：“章決句斷”[3]Onx9)，《後漢書·桓譚傳》李賢注云：“離章辨句，委曲枝派”，四庫館臣雲：“箋釋文句”[4]。綜合這些說法可知，章句之學著重於分析某一文本的篇章結構和造句遣詞，其中尤以分析篇章結構為基本特點；在此基礎之上，再逐次箋解字詞，闡釋句段的大意。
章句之源，黃侃（1886～1935）以為起於周代官學教育。其說雲：“《學記》曰：‘古之教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日：‘離經，斷句絕也。’詳《記》文所述學制，鄭皆以《周禮》說之，是則‘古之教者’謂周代也。其時考校已以離析經理、斷絕章句為最初要務爾。則章句之學，其來久矣。”[5]但《周禮》所記是否確屬西周制度，近代以來頗多爭議。考《左傳》所記“賦詩斷章”之事頗多，較早有周襄王欲以狄伐鄭，富辰諫引《小雅常棣》雲：“其四章日：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6]，事在公元前636年（僖公二十四年）。故就分章言，章句大約起源於《詩》之歌唱，其出現時間或者應早於周代官學教育。《毛詩》的章句當有較早的淵源，故《後漢書·徐防傳》載徐防雲：“《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7]可見，章句之學較早在對儒家經典的整理和註釋中得到廣泛自覺的應用。據《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類序[8]，至秦漢，小學類著作也有分章的。
今知最早作為一種註釋體類出現的章句著作是後來被稱為《小章句》的漢景帝時丁寬所著《易說》，其後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周易章句》，歐陽氏和大、小夏侯三家的《尚書章句》；稍後有張禹的《論語章句》。有趣的是，較早批評章句之學的卻正是長於此道的夏侯勝。據《漢書·夏侯勝傳》，大夏侯謂小夏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小夏侯則反擊大夏侯“為學疏略，難以應敵”[8]。由此來看，章句之學流於瑣碎說解可能肇始於夏侯建。正因為此，章句之學後來往往受到鄙視，故《文心雕龍·論說》有“通人惡煩，羞學章句”[9]之說。公元前51年（漢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會議和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會議，可能都與“五經章句煩多”[7]有關。《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八年，章帝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7]這明顯流露了將章句之學排除出正統意識形態的意味。《後漢書·鄭玄傳論》雲：“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察，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7]這說明，儘管遭到了通儒的鄙棄和官方政令的直接批駁，但東漢中前期經學的章句之學仍然極為發達。
東漢中前期章句之學發達的原因，首先在於章句是學習經典的第一步。黃侃雲：“凡為文辭，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覽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識其義者也。故一切文辭學術，皆以章句為始基。”[5]此論於古有徵。如《後漢書·傅毅傳》雲：“永平中，（毅）於平陵習章句。”[7]其次在於東漢以是否通章句作為選才的依據。如132年（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7]。
章句之學在東漢後期出現了一度的低潮，這被認為是儒學不振的一個重要表徵。《後漢書·儒林傳序》雲：“146年（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日：‘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7]這說明，一意專心章句，將滋生家異其說、不曉大體之弊；完全摒棄章句，則會導致浮辭無根、經義不明之弊。兩漢章句之學正是在這種矛盾之中不斷髮展的。
現存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經學章句著作為趙岐《孟子章句》。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說：“漢儒的章句之學自然也要分章斷句，如趙岐《孟子注》，其《題辭》雲：‘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所謂‘章別其旨’，一方面分章段，一方面作‘章旨’。但這種分段極為簡略，與佛經義疏科判之繁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儒家的義疏之學，從其形成來看，顯然還是與佛教有關。”[1]但張伯偉對趙岐《孟子章句》的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從而也導致了《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全文對傳統經學章句之學真相的疏隔。
趙岐《孟子題辭》雲：“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儒家惟有《孟子》，閎達微妙，組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為上下，凡十四卷。”[10]據十三經注疏本《孟子註疏》各卷題注、正文並校勘記，《梁惠王章句》二十三章，《公孫丑章句》二十三章，《滕文公章句》十五章，《離婁章句》六十一章，《萬章章句》十八章，《告子章句》三十六章，《盡心章句》八十五章，凡二百六十一章，與《題辭》合。
趙岐章指，《十三經注疏》本《孟子註疏》竊入《疏》中。校勘記雲：“今據廖本載全於每章後，各本異同即注於下，以補註疏本之闕。”[10]《十三經注疏》本各卷題目下亦標章數，但數字有誤。楊伯峻《孟子譯註》於十四卷各卷題目之下明標趙岐所分章數[11]。夏傳才《十三經概論》亦云：“趙岐把 《孟子》七篇各分上下篇，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依章節句讀串釋其義，書前總序稱為《孟子題辭》。是一篇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論文；每章章末用韻語概括義理，稱為‘章指’。”[12]
據趙岐對《孟子》一書的字數統計，其各章平均約一百三十三字。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一文疏於檢核，乃至於認定趙岐《孟子注》“與佛經義疏科判之繁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儒家的義疏之學，從其形成來看，顯然還是與佛教有關”。這一判斷顯然與事實相去懸隔。考之實際，六朝儒家義疏之學應是傳統章句之學的新發展。故黃侃說：“降至後世，義疏之作，布在人間，考證之篇，充盈篋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5]
二、佛學傳統中的科判之學及其淵源
關於佛經科判之學，梁啟超《翻譯佛典與文學》雲：“稍治佛典者，當知科判之學，為唐宋後佛學家所極重視。其著名之諸大經論，恆經數家或十數家之科判，分章分節分段，備極精密（原注：道安言諸經皆分三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此為言科判者之始，以後日趨細密）。推原斯學何以發達，良由諸經論本身，本為科學組織的著述。我國學者，亦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之，故條例愈剖而愈精。此種著述法，其影響於學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義疏之學，在經學界中有特別價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種學問，實與佛典疏鈔之學同時發生。吾固不敢徑指此為翻譯文學之產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響，則可斷言也。而此為著述進化一顯著之階段，則又可斷言也。”[13]上引梁說亦見引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一文，歸納起來，這段話表達瞭如下見解：一、六朝佛經科判始於釋道安（312～385）區判經典為序分、正宗、流通的三分；二、科判之發達源於佛經本身“本為科學組織的著述”；三、佛經科判之學與隋唐經學的義疏之學同時發生，存在相互影響，其隱約認為隋唐義疏受到六朝佛經科判的影響。
以上樑氏的三點結論，第一點，大略符合歷史實際，然義有未盡（說詳下文）。《出三藏記集》卷一五《道安法師傳》雲：“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敢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14]唐良賁（717～777）認為佛經科判之學於印度無更早淵源，其《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一上雲：“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為三分：序分、正宗、流通分。故至今巨唐慈恩三藏譯《佛地論》，親光菩薩《釋佛地經》，科判彼經以為三分。然則東夏西天處雖懸曠，聖心潛契，妙旨冥符。”[15]親光為摩揭陀國那爛陀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論師，時當六世紀中葉，晚於道安約二百年。然灌頂記、智者說《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一雲：“夫震旦講說不同，或有分文，或不分者，只如《大論》，釋《大品》不分科段。天親《涅粲》，即有分文，道安別置序、正、流通，劉虯但隨文解釋。此亦人情蘭菊，好樂不同，意在達玄，非存涉事。”[15]天親，或譯世親，為大乘瑜伽行派的理論創始者之一，年代約在400年—430年，比道安稍晚。這說明，道安的科判並無印度淵源，稍後印度的佛經科判也許受到道安的影響。但道安科判三分的提出，不太可能真如良賁所說那樣“妙旨冥符”。第二點，梁氏認為佛經科判之學發達的原因在於佛經都是“科學組織的著述”，此點頗耐人尋味。難道我國古代的經典都算不得“科學組織的著述”嗎?何以佛經皆能繩以序分、正說分、流通分呢?我想這可能跟佛教經典的形成機制密切相關。所謂的“科學組織”，或正體現在佛教與藝術的諸多關聯性當中”[16][17][18]。第三點，《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一文有進一步的論證。
儘管如《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一文所指出的那樣，六朝至唐宋儒家經解之作，多見區別章段的義疏之體；初唐時期的文學理論著作中也多有以章句之學來釋讀文學作品的例證。但是，我認為，這些做法雖然有可能是舍遠求近，然充其量不過是借用了流行的佛家科判之學的名詞，這些做法是否一定惟一地接受了佛經科判的影響呢?恐怕不一定。六朝經學義疏不過是在術語使用和義理闡釋兩方面分別接受了佛經科判術語和佛教義學的影響，其分段疏解的形式仍然應該說是遠承了兩漢經學和文學章句之學的傳統。術語使用和義理闡釋的相通。是否能夠作為證據證明由道安首倡的佛經科判之學對隋唐經學義疏解經體制的確存在影響呢?恐怕也不能?義解的相通不能證明體制的相通，同樣，體制的相通也不能證明義解的相通。因為，義解（疏經的內容）與體制（疏經的形式）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六朝經學義疏在體制和義解上應有不同的來源。
一個明確的事實是，道安首創的佛經科判之學，簡言之就是分別章段，以利於宣講。這與此前兩漢經學中的章句之學是相通的。隋唐佛教學者嘗以經學章句之體譬況他們的經疏科判之作。吉藏《金剛般若疏》卷一雲：“流通實是大章，還依小段之例，亦所不可。其間碎分章句，爰至異言語目，於經論並穢。”[15]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序》雲：“今為解釋，冀遐方終古，得若面會。然繁則倦於章句，簡則昧其源流。顧此才難，有慚折中，意夫後學，其辭不枝矣。”[19]這表明在古代佛徒眼中，科判之學與經學章句的體例相同。
既然我們無法從文獻上為道安科判找到異域的淵源，那麼，是否可以作一大膽的設想，道安的科判是接受了兩漢經學傳統中的章句之學的啟示呢?這一設想應該有其成立的可能。
關於道安本人的傳統文化修養，典籍闕載。道安雖然反對“格義”，但其“本無”思想受到魏晉玄學貴無論的重要影響[20]，可證他對本土思想文化是有深切瞭解的。這可從側面說明其科判之學曾接受本土文化的影響。此外，—個有趣的現象是佛經科判自道安以後，到劉宋時期始流行開來，至梁陳表現出了與兩漢章句之學末流一樣的瑣碎之弊。唐湛然《法華文句記》卷一上引唐東陽永安寺曠法師《法華疏》雲：“自梁陳已來，解釋《法華》，惟以光宅獨擅其美，後諸學者，一概雷同。雲師雖往，文藉仍存，吾鑽仰積年，惟見文句紛繁，章段重迭，尋其文義，未詳旨趣。”[21]佛經科判與經學章句相近的發展歷程，無疑從內在理路上證明了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淵源關係。
道安科判與經學章句的淵源關係，於中古佛教文獻中亦可考見。道安之前，東漢靈帝光和年間，臨淮人嚴佛調曾撰《沙門十慧經章句》。嚴佛調《沙彌十慧章句序》末雲：“創奧博尚之賢，不足留意；未升堂室者，可以啟蒙焉。”[14]這一撰著出發點與前論經學章句為問學的第一步相吻合。《十慧章句》今不傳，不得知其著述之詳盡體例，然由嚴佛調之註釋《十慧》採用漢代流行的章句為名，以及其《序》所云“啟蒙”之說，可以相信其體例必與經學章 句相近。據支敏度《合首楞嚴經記》和《合維摩詰經序》，大約晉成帝之世，敏度分別合抄諸譯本《首楞嚴經》、《維摩詰經》，於二本分別作了“分部章句”和“分章斷句”的工作[14]。這是載籍所記外國僧人以經學章句體例整理佛學經典的著作，時間稍前於道安。
嚴佛調和支敏度的上述工作理應對道安佛經科判有所啟發。道安《十法句義經序》雲：“昔嚴調撰《十慧章句》。”[14]由此可知，道安親見嚴佛調之書，他的科判三分之說至少接受了嚴佛調的直接影響。換言之，道安不過是將之前佛學章句著作的實踐整合為“三分”的固定程式而已。
三、章句之學與漢魏六朝文學理論
東漢經學章句的繁榮，逐漸影響到文學作品的註釋體例，王逸《楚辭章句》就是在這樣的氛圍中產生的。《楚辭章句》“章決句斷”，這是體制上與經學章句之學的相通。《離騷經章句敘》論《離騷》雲：“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遊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惟姜嫄’也；‘紉秋蘭以為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虯而乘鷺’，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3]此以《離騷》比附儒家經典，用來反駁班固對它的批評，這是《楚辭章句》義解上與經學章句的相通，顯然代表了經學章句對漢代文學理論的深刻影響。
王逸之前，經學章句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亦可考見。王逸《離騷經章句敘》雲：“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孝章帝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3]《隋書·經籍志四》集部楚辭類序雲：“漢武帝命淮南王為之《章句》，旦受詔，食時而奏之，其書今亡。”與以上記載略異，《漢書·淮南王傳》稱劉安所作為《離騷傳》。《四庫全書總目》論趙岐《孟子章句》說：“漢儒注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注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玄之注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4]案王逸年代略早於趙岐，《楚辭章句》就表現出極其明顯的“箋釋文句”的特點，故不得雲章句之學“箋釋文句”始於趙岐。《總目》所論小誤。但由這條評論可以推測，劉安《離騷傳》的體例同於經學章句之學。因此，經學章句對文學理論的影響似可上推至東漢章帝甚或西漢武帝時代。
由於玄學的流行，傳統章句之學在六朝時期表現出衰頹之勢，但卻出現了劉勰《文心雕龍章旬》，與此前著重分析已有經典之結構的章句之學不同，它專門討論寫作過程中的結構章節和如何遣詞造句等問題。王充《論衡·正說》雲：“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也。有章句，猶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22]王充之論從經學角度出發，故知《文心雕龍》專立《章句》一篇，當受經學章句的啟發。這代表了經學章句之學對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積極影響。
四、結論
總結上文，章句之學的起源可上溯至周代，作為漢代經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它曾積極地影響了漢魏六朝的文學理論，並且它有可能影響了道安佛經科判之學的提出。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的關係，可以簡略概括如下：章句首先在解經體制上啟發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則反過來在義解和術語兩方面影響了六朝隋唐的經學義疏，它們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係。
陳寅恪《論韓愈》雲：“南北朝後期及隋唐之僧徒亦漸染儒生之習，詮釋內典，襲用儒家正義義疏之體裁，與天竺詁解佛經之方法殊異。如禪學及禪宗最有關之三論宗大師吉藏、天台宗大師智顗等之著述，與賈公彥、孔穎達諸儒之書，其體例適相冥會。新禪宗特提出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一掃僧徒繁瑣章句之學。”[23]此段話重在表彰唐代新禪宗對佛教發展的重大意義，同時也道出了六朝隋唐佛家註疏接受中國傳統章句之學影響的事實。故本文對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的簡要探討，隱涵了這樣一個思考：佛教對六朝以降中國文化發展具有深遠影響，但當其進入中國之初期，它在許多方面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中國文化的影響，中國文化曾經部分規定了它在中國發展的特點和走向。隋唐以後，佛教逐漸成為中國文化滋養之下的一個具有部分外域血緣的生命體。這是探討佛教與中國文化關係時所必須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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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