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樂茶座--佛教音樂對話（田青教授、凌海成居士）

佛樂茶座—佛教音樂對話

　　對話者：　　田　青教授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佛教研究專家　　凌海成居士　中國佛教協會佛教文化學者　　時間：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　　地點：北京潮音齋

　　田：你我認識有二十年了吧？　　凌：今年整二十年。

　　田：咱們和佛教音樂結緣也二十年了！　　凌：是啊，你是一心一意，大有建樹；我是三心二意，一事無成。

　　田：隨緣就好。我這輩子就慶幸自己可以一心一意幹自己愛乾的工作（指從事佛教音樂研究）。　　凌：我也慶幸自己這輩子可以三心二意亂幹自己愛乾的事兒。說起佛教音樂，我在擔任《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北京卷》的編委時，曾在佛教音樂部分寫了一篇《北京智化寺音樂述略》。其間對智化寺音樂、佛教音樂及中國民族民間音樂的一些問題思考較多，有些問題佛教界和音樂界都很關注，意見也多有分歧，我想聽聽你的看法，首先想請你談談什麼是佛教音樂？你對我國佛教音樂的總體認識是什麼？

　　田：什麼是佛教音樂這個問題，要從廣義和狹義兩方面認識。狹義的佛教音樂一般指佛寺中的殿堂唱誦，也就是正規稱作“梵唄”的儀式音樂。有些不屬正規儀式的應酬佛事音樂，因為核心仍然是佛教，也應屬於此類。這一點大家爭議不大，但廣義佛教音樂的定義就很難下了。前年你我去臺灣參加“中國佛教音樂研討會”我在臺北一家音像書店裡看到有半間屋子那麼多的佛教音樂磁帶，名目真是不少。但仔細一看，大多是冠以佛教標題的民樂作品，如《鑑真東渡》等。還有的竟然敢把密宗的什麼本尊硬按上做標題。我奇怪有些人對密宗全然不懂，對密宗的儀軌也一竅不通，怎麼就能進行創作呢？這種東西也叫佛教音樂？我真不敢苟同！前幾天，我領著加拿大溫哥華大學一位音樂教授到寺院去聽佛教音樂。這位教授告訴我，他會唱中國的佛曲。請他唱過，原來就是廣為流傳的《觀音聖號》。他說是在香港、廣東等地學的。聖號只一句，反反覆覆而已。這麼一句聖號，算不算佛教音樂呢？是否有利修行，我不敢妄斷。聽了能不能開悟，就更不好說了。　　凌：我對佛教音樂的認識經歷了幾個不同階段。二十年前接觸的佛教音樂主要是傳統佛曲，例如殿堂唱誦、智化寺音樂等。那時，出於一個信眾對佛陀的虔誠，便也把這些音樂視為佛經一樣神聖，並且認為它們源於佛教。但後來隨著對傳統佛樂的瞭解加深，我才知道今天所能聽到的那些古代流傳下來的佛教音樂幾乎全部從民間音樂、戲曲音樂移植過來。就連近代高僧弘一大師創作的佛教歌曲也無一不是直接套用外國歌曲的旋律。這曾使我非常失望，因為這些被移植的佛教音樂除去用木魚、鍾、磬貼上的“佛教標籤”外，它的民間味、市俗味實在是太濃了。有一段時間我懷疑中國還有沒有真正可以稱為佛教音樂的音樂。後來發現，這個觀點犯了根本錯誤。要想判斷什麼是佛教音樂，首先要對佛教音樂作出比較合理的界定。我曾在《佛教文化》上發表過《佛教音樂的界定》一文，我把一切為佛教所創作、為佛教所利用，於佛教有利，於修行有利的音樂都納入佛教音樂範疇。這樣，你所講的“一句佛號”以及新創作的佛教民族器樂曲都可以包容進來。這個標準只能放寬，因為如果不放寬，什麼是佛教音樂就很難說了。我國佛教和西方宗教不同，他們有虔誠的大音樂家專門為宗教作曲。

　　田：對。中國就是缺少大音樂家為佛教作曲。我曾經開玩笑地給佛教音樂作了一個非學術性的分類，不科學，但可能符合事實。我認為佛教音樂有兩類，一類是弘法的，一類是掙錢的。　　凌：其實這兩類很難分開。這和坐禪不同，佛教音樂可以一邊弘法一邊掙錢。做一次音樂佛事，至少有紅包供養。

　　田：的確不好截然分類。據說動物學分類最科學，其實也不盡然。蝙蝠劃為哺乳動物，但它會飛。在“水陸法會”上超度它，不知算陸上跑的還是天上飛的。說到佛教音樂，最本質的應當包含四個字：修行、音樂。先看是不是於修行有利，再看音樂有沒有佛教意境。要二者兼備才好。現在有人創作佛教音樂，以為曲調舒緩一點，再加上木魚、磬這些寺院特有的法器，佛教意境就出來了，怎麼會這麼簡單呢？　　凌：創作佛教音樂和欣賞佛教音樂，不同宗教修養和不同藝術修養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你認為一句觀音聖號反反覆覆唱來唱去，很難說算是佛教音樂。但這句聖號為億萬人傳唱，無論在寺院裡還是在信眾家裡的電子唸佛機上，都無休止的唱著這一句。很多人在這音樂聲中自我感覺進入一種清淨境地，身心得到淨化。他們深信這就是佛教音樂。反之，你認為《東方慧光》大型交響樂，以嚴謹的樂曲結構、深刻的宗教理解，強烈的藝術感染力，營造出一幅佛教理想畫卷，它的思想內涵與藝術表現應當說是“一句聖號”所無法比擬的。但我相信，絕大多數佛教徒都不大認可這就是佛教音樂，因為這與他們心目中的佛教音樂相去太遠了。這存在一個層次問題。

　　田：是存在層次問題。我覺得當務之急仍然是把古代保留下來的傳統佛教音樂，如殿堂唱誦、智化寺音樂、五臺山音樂、拉卜楞寺音樂以及分佈在全國各地的一些傳統佛樂繼承好，保護好。這是我國佛教音樂的主體和基礎。二十多年來，我們都做了不少這方面工作，但還遠遠不夠。五臺山就因為缺少資金而陷入困境。　　凌：智化寺音樂同樣存在這種情況，培養出的新一代傳人跑得差不多了。用現代手段可以保存音樂和各種資料，但以傳統的傳承形式繼續流傳就太困難了。不過一些本非佛教藝術精華而市俗化又太嚴重的內容保留的意義也不太大。當然，從民俗學角度來保留這些文化則又當別論。

　　田：說到佛教音樂中的器樂曲市俗化問題，這是和佛教從宋元到明清市俗化演變相一致的。佛教世俗化，帶動了相關藝術市俗化。　　凌：寺院文化市俗化不僅從宋元開始，唐代就登峰造極了。當時的寺院裡歌舞、戲曲、雜技、曲藝什麼都有，簡直成了俱樂部。相比而言，現在的佛寺倒清淨了許多。

　　田：你剛才說寺院裡有些看似是佛教傳統的東西，其實不是佛教的正統，的確有這種情況。我曾經和樸老說，從西藏開始，青海、甘肅、內蒙古、西伯利亞、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等這大半個圈範圍內的藏傳佛教、漢傳佛教在唱誦上，都採用雄渾、厚重的共鳴聲，也就是我們稱為“海潮音”的發聲方法。其實這應當是“聲明”的餘續。西方人驚異一個喉嚨竟然能同時發出兩個音，認為太了不起了。這是他們不瞭解佛教聲明的緣故。遺憾的是我國的漢傳佛教卻完全沒有繼承這一傳統。　　凌：在《高僧傳》裡有很多描述唱誦聖手的文字。那聲音之雄壯、嘹亮、清越、高昂，必定來自丹田：，也必定受過佛教聲明訓練。現在用鼻腔和唇齒髮聲的漢僧的唱誦特點和古籍所記述的唱誦特點相去甚遠，似乎無任何淵源可尋。

　　田：不錯。《高僧傳》說，那聲音可振顫門窗，遠播數十里。顯然，當時我國的漢傳佛教還保持著佛教聲明的一些傳統。但為什麼後來日本列島、朝鮮半島這些漢傳佛教傳播地和藏傳佛教仍然保留了這一傳統，而惟獨中國本土的漢傳佛教卻丟失了這一傳統呢？我的研究結果是，宋元以來，江浙一帶佛教經懺興盛，宗教活動和民俗活動接觸很多，有時甚至在同一場合各行其是。佛教唱誦難免受到戲曲唱腔影響，特別是受到崑曲假嗓的影響，雄厚的“海潮音”就漸漸演變成了今天這種唱法。　　凌：你這一看法很有道理。過去我只注意到流行於佛教的曲牌幾乎全部來自南北曲，現在看來在聲腔方面，佛教也深受戲曲影響。如果想溯本清源，恢復佛教聲明的本來特色，恐怕是很困難了。因為用鼻腔和唇齒髮音既不需技巧，更不費力，可以輕鬆應付日日夜夜永無休止的經懺活動。對於佛教音樂，我們不能總停留在繼承遺產方面。應當支持有佛教信仰的音樂家進行佛教音樂創作。臺灣的佛教音樂創作比較繁榮，你我訪臺時都有親身感受。日本在佛教音樂創作上也不落後。日本淨土宗首腦滕堂恭俊先生曾送給我不少佛教歌曲集，其中有些是佛教兒歌，寫得很有意思。今年初我去泰國和尼泊爾，又收集到一些佛教音樂磁帶。在尼泊爾和印度交界處還買了一些印度的佛教音樂，那些音樂聽起來都很有佛教意境。近年，我在參與策劃出版了幾種佛教音樂磁帶，雖不見得怎麼好，但那的的確確是為佛教而創作的歌曲。你是佛教音樂權威，希望你多關心一下佛教音樂的創作。

　　田：凡是發心創作佛教音樂的，我都大力支持，一般只說好，不說壞。　　凌：剛才我們說到傳統佛教音樂和古代民族民間音樂關係極為密切，就佛教音樂而言，它不為宗教原創這不能不讓人覺得有些遺憾。但寺院是一個保留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與世隔絕或半隔絕、世代相傳的延續性，寺院財產的集體所有，是決定這一點的原因。例如智化寺音樂就是以一種極保守的方式在寺院裡流傳了五百多年，這些古代音樂得以再現今天，就繼承傳統音樂來講，這是不是一件幸事呢？

　　田：當然是一件幸事。多年流傳在寺院裡的器樂曲，本來就是我國傳統音樂的組成部分。還以智化寺音樂為例談談這個問題。五十年代我國著名音樂學家楊蔭瀏和查阜西等人對智化寺音樂進行了比較全面、深入的考察。考察中，楊先生對智化寺音樂的“歷史與音樂傳統”、“藝僧情況”、“曲調”、“樂譜”、“宮調”、“樂器”、“音律矛盾及解決途徑”、“絕對音高”、“曲牌名稱”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歷史和音樂形態學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例如他指出，智化寺藝僧所有之笙有十七簧，是北宋“大樂”笙的舊制。智化寺藝僧所用之管為九孔，對照陳《樂書》記載，這確是北宋教坊的遺制。這些考察，在音樂學方面的貢獻是突出的，影響非常深遠。同時這也不能不歸功於藝僧以宗教的形式忠實的保存了古代民間音樂，使今人可以通過這些音樂“活化石”探索古代音樂的來龍去脈。　　凌：研究古代佛教音樂可以發現很多古代民族民間音樂寶貴遺產。從古代民族民間音樂入手，同樣可以瞭解古代佛教音樂的淵源、演變、發展、分佈等一系列問題。1979年開始進行的音樂集成工作，對梳理佛教音樂的脈絡應當說作用非常大。

　　田：四大集成《中國民間歌曲集成》、《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中國曲藝音樂集成》被譽為“中國民族音樂文化新長城”，是我國文化系統工程。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大一次文化收集和整理工程。當中國北方（從東北到華北、西北）各省的《中國民族民間器樂曲集成》陸續編輯完成並陸續出版之後，我們發現智化寺音樂不是孤立的，不是獨一無二與其他地區民族民間音樂隔絕的文化現象和藝術品種，也不是惟一保存了古代音樂文化，目前仍然使用著古老的樂器和樂律的音樂形式。它是至今仍然活躍在中國北方廣大農村並在當地農民生活中起著重大作用的北方笙管樂的一個支系；它是五臺山佛樂、晉北道樂、山西八大套、西安鼓樂、河北各地的“音樂會”，東北三省的鼓吹樂血肉相聯並同屬於一個元體系。它們不但有著大致相同的樂器、樂律、風格和演奏方式，也有許多共同擁有的樂曲和傳承方式。　　凌：1986年我們衝破重重障礙，策劃了北京佛教音樂團赴德國、法國、瑞士演出，這是中國古老的宗教音樂第一次走出國門。此後不僅智化寺音樂多次出國演出，經你策劃，五臺山佛樂、拉卜楞寺佛樂也陸續走向世界。

　　田：那個把民歌的原始音樂和樂器的測音報告都當成“國家機密”的時代永遠過去了。現在我們已經把中國傳統文化視為世界文化與人類文明的一部分。世界文化界的有識之士也持有相同觀點。一些熱愛中國傳統音樂的外國音樂家已經不滿足通過我們出國演出來瞭解中國傳統音樂，而是希望親自來中國進行深入研究。我介紹你認識的英國音樂家鍾思第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在英中文化協會資助下，和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合作對華北的笙管樂進行了較詳盡、認真的普查，寫出了《中國民間樂社》這一學術論文。這篇學術著作填補了歐洲漢學和音樂學對中國傳統音樂研究的空白，堪稱“開山之作”。總之，包括佛教音樂在內的中國傳統音樂走向世界，是對世界音樂文化遺產的重要貢獻，它的意義是深遠的。　　凌：中國的歷史太悠久，地域太廣闊，民族又太眾多。就拿佛教來說，還有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之區別，若要細分各宗派，就更復雜了。因此很多樂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攪在一起難解難分。

　　田：我常用“瞎子摸象”這一佛教寓言來比喻中國音樂學家探索中國傳統音樂這一“巨象”的全貌，如今摸了幾十年，總算摸清了大致輪廓。但是“瞎子摸象”的故事卻沒有完全結束，一直到現在，中國還沒有一部用新視角、新材料、新方法全面論述中國傳統音樂的專著問世，也還沒有一個音樂學家把中國北方這個龐大的笙管樂系統梳理清楚。雖然幾乎所有民間“音樂會”的口碑資料都將其傳承聯繫到佛樂、道樂，但中國的宗教音樂與宮廷音樂、民間音樂究竟是什麼關係？這個橫亙在整個中國北方的“巨象”的共同祖先究竟在那裡？既使對智化寺音樂，也還有許多問題沒有搞清楚，比如智化寺音樂本身的來源問題。迄今為止，除了猜測以外，還找不到任何證據支持目前所謂王振把宮廷音樂帶到了智化寺的說法，也更難想象這個太監的家廟便是幾乎所有中國北方農村都有的民間笙管樂的共同的淵源。中國音樂學家們的任務是繁重的，僅僅將這些有著緊密關係和許多共同之處的“支樂種”放到一起進行一下比較研究，便是一個極大的工程：智化寺音樂與冀中笙管樂；冀中笙管樂與“山西八大套”；“山西八大套”與“西安樂鼓”……也許，在即將到來的21世紀，中國音樂學會因為這些深入的比較研究有一個長足的進步。　　凌：但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