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的一世佛緣(姚展雄)

張大千的一世佛緣

姚展雄

張大千，二十世紀中國最傑出的國畫大師，他不但以“詩、書、畫、印”、無所不精的通才稱譽藝壇，而且以他傳奇色彩的人生經歷而成為獨具魅力的藝術大師。

張大千，他不僅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國畫家、美術教育家、美術理論家、書法家、文學家、收藏家、美食家、旅行家，還是位虔誠的佛教徒。青年時期的張大千，曾做過一百天的和尚，“大千”是其法號，他的作品也常以“大千居士”落款，這一切，表明他與佛教有著種種不解的因緣。

曠世風流

黑猿轉世、百日師爺、周遊列國——極富傳奇的人生軌跡；常蓄美髯、飽覽山水、旅居美宅、廣品美食——瀟灑不羈的生活方式；痛斥日寇、面壁敦煌、名揚歐美、海外萍蹤——民族正氣的藝術人格；“當代石濤”、“南張北溥（溥心畲）”、“南張北齊（齊白石）”、“東張西畢（畢加索）”——空絕千古的非凡成就，奠定了其“五百年來第一人（徐悲鴻語）的千古盛名。

他的書法自成大千體，他的菜譜自成大風堂名菜，他研製的宣紙自成大千紙，他的畫法自成大千畫派，他畫的荷花人稱“大千荷”。他借鑑西洋用色法，自創的潑彩、墨彩合潑法，為中國畫開闢了一條新路。

他榮膺國際藝術學會的金獎牌，被推選為“全世界當代第一大畫家”，並被世界公認為“當今世界最負盛譽的中國畫大師”。

隨母學畫

張大千，原名張正權，又名張權，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已亥）5月10日（農曆四月初一）出生於四川內江一個書香門第家庭，1983年病逝於臺北。張正權為何要更名張大千和張爰？這是因了張大千早年的一段佛教因緣和拜師學藝的佳話。

“詩書繼世，忠厚傳家”，張正權自幼就生長在一個具有濃厚的詩書氛圍而又忠厚的家庭。先世廣東省番禺縣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遷蜀，卜居內江。父親張忠發（字懷忠、號悲生）秉性忠厚，樂善好施，早年從教，後從政，再改鹽業，；母親曾友貞知書達理，長於繪畫，是遠近聞名的“張描花”；仲兄張善孖，擅長丹青，尤以虎畫名於世，自號“虎痴”；五姊瓊枝，自幼從母學畫，也畫得一手好花樣，俗語“家傳總比學藝高”，張正權七歲啟蒙課讀，九歲開始隨母、兄、姐學習繪畫，十二歲就能畫一些花鳥、山水和人物，表現出過人的藝術天分，見者呼為“神童”。

負笈東瀛

1917年春，張正權隨仲兄張善孖負笈東瀛，考入京都藝專，學習染織技術，兼習繪畫，以圖走實業救國之路。1919年，正在日本留學的張正權獲悉未婚妻謝舜華不幸染疾早夭，謝舜華是正權的表姐，與他自幼青梅竹馬，感情甚篤，正權由日本趕回上海，本欲返蜀祭弔，時值張勳上演復辟鬧劇，兵荒馬亂，道路不靖，最終未能成行。謝去世不久，父母為他另行定親倪氏女，次年，及至返滬，因久未歸家，倪姑娘相思成疾，只好退婚。遭此變故，張正權深感人生無常，自己學業有成，而前途渺茫，一向對佛學感興趣的張正權決定遁入空門，出家為僧。

對張正權的出家，大多數人將其簡單地歸結為感情受挫，這只是表面上的一句遁詞。事實上，臺灣著名歷史小說家高陽在其《張大千：梅丘生死摩耶夢》一書中指出：“真正的原因是現實的壓力，激出他不顧一切，企圖突破窘境的一種衝動。”

大千居士

1919年底，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張正權帶著好友李茲令尊的親筆信，前往江蘇松江縣妙明橋畔的禪定寺拜見住持逸琳法師，要求出家。逸琳法師見是已故師父竹禪大師的摯友推薦來的人，十分高興，當即發給他一套僧衣，賜法號“大千”，雖削了發，但未受戒。大千者，語出佛家經典《長阿含經》：“三千大千世界”。佛教認為，以須彌山為中心，以鐵圍山為外廊，在同一日月照耀下的這一空間，稱為一個小世界，其間有四大部洲，洲與洲之間山海迴環。積一千個小世界，稱為“小千世界”；積一千個“小千世界”稱為“中千世界”；積一千個“中千世界”稱為“大千世界”，因以三積千，故得其名。大千世界，無量無邊，宏廣微深，包羅萬象，佛門弟子若能胸藏萬物，觀廣探微，將己之大千世界融入世之大千世界，再將世之大千世界返回己之大千世界，就可使自己胸懷三千大千世界。而這個出世與入世的過程，則全憑自己的一心一念。張正權非常喜愛逸琳法師為自己起的這個既響亮又大氣的法號，以後一直以“大千”行世。

百日和尚

在禪定寺裡，張大千尊奉釋迦牟尼的方式：“日中一食，樹下一宿”，過起了清淨淡泊、青燈古佛的生活。

過了不到一個月，張大千聽說江南一帶高僧中最負盛名者是寧波觀宗寺的住持諦閒法師，遂慕名前往求見。諦閒法師已78歲高齡，為六朝高僧智顗所創“天台宗”第四十三代傳人。諦閒法師在普陀山修煉多年後，支持浙東第一名剎國清寺。觀宗寺是國清寺的屬寺，此時諦閒法師正駐錫觀宗寺中。

張大千由松江募化到寧波，不料，觀宗寺的知客僧卻把它當成“野和尚”閉門不納。無可奈何的他只好回到客棧，給諦閒法師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要求謁見。彼時，正值諦閒法師閉關，外人一律不見。但當他看到張大千的書信龍飛鳳舞、文采斐然，遂點頭稱許“字裡行間頗有靈性”，於是回信表示願意見他。就這樣，大千雖費了一番周折，但終於見到了這位德高望重的老法師。

進了觀宗寺後，大千天天與老法師談經論道，也聆聽法師講經說法。雖然大千原本是來觀宗寺求戒的，但臨到燒戒時，他卻拒而不受。在燒戒的前一天晚上，大千與老法師辯論道：“佛教原沒有燒戒這個規矩，由印度傳入中國後，也不興燒戒。燒戒是梁武帝創造出來的花樣，梁武帝信奉佛教後，大赦天下死囚，但又怕他們再犯罪惡，才想出燒戒疤這一套來，以戒代囚。我信佛，又不是囚犯，何必要燒戒，不燒戒，也不違釋迦的道理。”諦閒法師則說：“你既是在中國，就應遵奉中國佛門的規矩。信徒如野馬，燒戒如籠頭，上了籠頭的野馬，才能馴成良駒。”大千則回答道：“有不需籠頭的良駒，難道你老人家就不要麼？”老法師笑而不答。

少年氣盛、自悟得道的大千與年近八旬的老法師針鋒相對地辯論了一個晚上，非但沒有結果，而且燒戒要在次日照樣舉行。這天是臘月初八，大千想到就要燒戒，心裡很矛盾，遂不辭而別。

張大千逃離觀宗寺後，仍不想還俗，又到杭州靈隱寺住了約兩個月。期間，大千寫信給上海的朋友，表露自己的苦悶。朋友們建議大千住到上海附近的廟裡，以便談詩論畫，排遣寂寞。就在大千採納朋友的建議回到上海下車時，被早已等候在車站的二哥善孖逮個正著，當天就被拖回四川老家，在母兄之命下定親完婚，從此結束了他漂泊不定的雲水生涯。是年，大千22歲，他的原配名曾正蓉。

從1920年10月在禪定寺出家到1921年元月在上海北站被二哥抓住為止，前後歷時100天。這100天的和尚生涯，對大千的一生也影響很大。晚年移居臺灣時，他曾口述過《做和尚的一百天》，追憶自己昔日相繼在松江禪定寺、寧波觀宗寺、杭州靈隱寺做和尚的軼事。

拜師上海

張大千新婚後不久，即隨父張忠發回上海拜藝林名士曾熙（自署農髯）為師，學習詩詞、書法與繪畫。拜會之時，張父對曾師講起大千百日和尚的經歷，還講出了一段鮮為人知的“仙人託夢”的故事：在大千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母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她夢見一位白髮長髯的長者，將一面碩大的金盤交給她，上面蜷曲著一隻黑猿，一動不動，雙目炯炯有神，機智伶俐，其母甚覺可愛，正在四目相視之際，黑猿似有靈性，面露笑容，目光溫順，就像一個孩子望著母親似的。長者還囑咐道：“要小心照顧黑猿，它怕月亮，怕葷腥，怕拘束。”說完便飄然而去。翌日清晨，大千母親便把這個夢講給家人聽，當天下午便生下了大千，滿身黑色長毛，異於常人。據此有人說張大千是黑緣轉世。曾師聽了這些故事後暗暗稱奇，更加堅信大千是個可造之才。於是根據贈猿之夢給大千取名“猿”，因大千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所以又名“季猿”。後來，張大千去掉部首，簡寫為“爰”，所以，張大千又名張爰、張季爰。

在曾師的指點下，大千詩、書、畫藝突飛猛進。之後，經曾師引薦，大千又拜李瑞清為師，得益二位名家的親傳口授，大千刻苦鑽研名家碑帖，潛移默化，眼界大開，正像他後來所言：“受業于衡陽曾夫子農髯，臨川李夫子梅庵，學三代兩漢金石文字，六朝三唐碑刻。”

從此，張大千在上海灘十里洋場嶄露頭角、聲名鵲起。

翰墨佛緣

1929年，三十而立的張大千已在文壇頗負盛名。這年四月，他以兩幅作品參加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並被推選為第一屆全國美術展覽會幹事會員，接著開始了長達數月的北京之行。張大千前往北京長椿寺參佛，受到了住持壽泉法師的禮迎。張大千當時已畫名顯赫，壽泉法師便請他為寺裡繪製丹青，張大千欣然允諾，遂創作了巨幅山水《松下觀瀑圖》，構圖嚴謹，用筆奔放，水墨淋漓，氣勢磅礴，滿紙菸雲。當舉筆題畫時，他驀地想起一則廣為流傳的趣聞：

有一天，鎮江金山寺住持佛印登壇說法，蘇東坡聞訊趕來，誰知聽眾滿座，沒有空位了。佛印笑問：“人都坐滿了，此間已無學士坐處。”

東坡機鋒相對：“既然此間無坐處，那就借和尚四大五蘊之身為座。”

佛印說：“學士！我有一個問題問你，如果你回答得出來，那麼我老和尚的身體就當你的座位；如果你回答不出來，那就請解下身上玉帶留鎮山門”蘇東坡便答應了。

佛印禪師反問：“老衲四大本空，五蘊非有，請問學士要坐那裡？”

蘇東坡為之語塞。

於是，張大千揮毫在畫的上端題詩：“筆端突兀走千軍，墨落能生萬壑雲。慚愧東坡鄉後輩，卻無玉帶鎮山門。”前兩句一如張大千的性格，彰顯出他對自己筆墨的自信，後兩句則巧用典故，妙趣橫生。

張大千《水月觀音》，被譽為“東方的蒙娜麗莎和維納斯”。

面壁敦煌

1940年10月，張大千攜妻楊宛君、子張心智遊嘉陵江至廣元千佛巖，見那裡的唐代造像毀於修路，極為惋惜，遂決意遠赴甘肅，去探尋敦煌石窟，後因接到二哥善孖赴美舉辦抗日募捐畫展過去勞累不幸在重慶病逝而中斷敦煌之行，星夜兼程前往重慶奔喪。

1941年3月8日，張大千率領門人、子侄以及喇嘛，再次踏上了赴敦煌的漫漫征程。

在偏僻遙遠、生活艱苦的敦煌，張大千一改往日富足的生活，像一位朝聖的信徒依然紮下根來，他用賣掉自己收藏的明、清字畫所得錢款做經費，在敦煌石窟一呆就是近三年，悉心臨摹了莫高窟、榆林窟兩處遺存的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朝代的壁畫276幅；為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和水峽口小千佛洞編號，成為上接伯希和、下啟解放後敦煌藝術研究所的三大編號體系之一，至今仍為世界上一些敦煌學派所沿用；對敦煌石窟藝術的系統研究，經博搜詳考，記錄並完成了20萬字的學術著作《談敦煌石室》，又名《敦煌石室記》，成為敦煌學研究的開山之作；同時，查清了敦煌地區的文物分佈情況，把調查研究的成果寫成《談敦煌壁畫》一書，呼籲政府採取有效措施，竭力保護敦煌這座世所罕見的藝術寶庫。在他的呼籲和于右任老先生的倡議下，1943年正式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1943年秋，張大千離開敦煌石窟，在蘭州舉辦了一次畫展，反響強烈。次年，他又相繼在成都、重慶兩地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震撼了學術界和美術界，著名畫家徐悲鴻、黃君壁，著名詩人柳亞子，作家葉聖陶，書法家沈尹默、吳玉如等文藝、學術界名流紛紛前往觀看，對其作品推崇備至。國學大師、敦煌學巨擘陳寅恪看過畫展後，給予了高度評價，他在《觀大千臨摹敦煌壁畫之所感》一文中盛讚道：“自敦煌寶藏發現以來，吾國人研究此歷劫僅存之國寶者，止局於文籍之考證，至藝術方面，則猶有待。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吾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獨具，雖是臨摹之本，兼具造化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闢一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舉……”。

為虎受戒

客居蘇州網師園，張大千二哥善孖為了畫虎，特意從貴陽購得一隻小虎，養在園內。因二人信奉佛法，遂挈虎兒前往蘇州報國寺，請當代高僧印光法師為虎受戒，法師欣然為虎兒賜法名“格心”。但不幸的是，抗戰開始後，全家內遷，移虎出園，陋巷中虎兒從人力車上滾下跌死。大千、善孖哀痛不已，遂將虎兒葬於園內，並由大千手書墓碑“仲兄善孖所豢虎兒只墓”，這就是曾傳位佳話的“虎兒受戒”與“虎兒之墓”兩則佛緣趣事。

摩耶精舍

晚年移居臺灣，張大千將自己在臺北外雙溪的居所命名為“摩耶精舍”，這個名字充滿了深深的禪意。摩耶為梵語，本義為“大幻化”、“大術”。佛家經典記載，摩訶摩耶王后是釋迦牟尼佛的生母，又稱摩耶夫人，相傳其腹中具三千大千世界。張大千的最後歸宿“摩耶精舍”，分明是他法相莊嚴的精神家園。

張大千做了一百天和尚，雖最終未能皈依三寶，但還俗後的他，處世嚴謹，慈悲為懷，樂善好施，虔心向佛，一生以“大千居士”行世，始終用畫筆描繪佛的清涼世界，他的山水、花鳥、人物無不浸淫著與世無爭、瀟灑出塵、寧靜祥和的佛理禪趣。

百日和尚，大千居士，翰墨佛緣，面壁敦煌，為虎受戒，摩耶精舍，這一切，無一不表明張大千一生與佛有著種種難以解脫的因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