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梵式”到“漢式”

　　西域在藝術史上是一個微妙地帶，它同時受到東亞和西亞文明的擠壓。從和田、米蘭到庫車，可視為犍陀羅藝術的延伸。以庫車石窟藝術為代表，大致可以說，其造型是健陀羅式的，題材內容是印度佛教的，服飾體貌等外在形態特徵是古龜茲的，這種綜合性風格還處於一種粗略的混同消化階段，形成了中亞地區的典型樣式，當它一旦東移便被中原文明融化了。　　印度佛教藝術進入中原以後被改造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性感色彩的淡化。在西域石窟壁畫中佛陀、菩薩衣著簡少，呈半裸狀，女性普遍碩乳豐臀，還保留裸女形象。而在河西石窟中，這種肉慾氣息已明顯淡化，佛、菩薩的性徵向中性轉化。消褪肉慾色彩的另一個步驟是服裝由印度式的敞露轉為遮蔽：用寬鬆蔽體的服裝將男女的性徵、肉感全部掩飾起來。雲岡第17至20窟的本尊，衣服為印度的“偏袒右臂式”，而第8、20窟左右脅侍則為“通肩式”，寬袖的長衣緊貼身上，形成若干平行弧線，領口處為披巾，自胸前披向肩後。這種“通肩式”後來逐漸演變為中國的“冕服式”，衣服為對襟，胸前有帶繫結，右襟有帶向左披在左肘上，衣榴距離較寬，作階段狀。這是從印度式樣到中國式樣的過渡。　　如果說早期河西地區的石窟造像基本上遵循著印度傳來的樣式，隨著梵式到漢式的演進，佛與菩薩的造像由印度特徵的低顴骨、高鼻樑、薄嘴唇、雙肩平變為鼻短目平、面型方正、五官清秀的華夏人種特徵。敦煌、龍門石窟唐代造像中，那些莊重、神聖、溫雅敦厚的大佛，那些頰豐頤滿、垂眸微笑、形貌典麗的菩薩，更富有民族色彩與傳統文化氣質。唐代以後，佛像更加中國化。大足石刻造像中富於地方色彩與生活氣息的佛教造像非常多，行“孝道”的釋迦佛、養雞女、牧牛童、地獄裡的餓鬼、阿鼻，甚至還有太上老君、文宣王也雜揉在佛教諸神中，反映出宋代造像調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世俗化傾向。　　宋以後羅漢造像盛行，這也是佛教雕塑中國化的一個表徵。羅漢的觀念雖源於印度，但在印度並未形成羅漢信仰，也沒有羅漢造像製作傳統。反觀中國，羅漢崇拜與羅漢造像極為普及，這正是禪宗“人間佛教”推行的結果。不論是十八羅漢，還是五百羅漢，中國的藝術家們皆以普通和尚、歷代高僧、禪師為摹本，創造出極富個性色彩的羅漢形象。在中國大眾看來，他們是親近的、富於人情味的，比起那威嚴的、高高在上來自印度的佛陀偶像，要親切得多。從宋元明清羅漢造像的相延不衰中，中國佛教偶像才真正從天上走向人間、融入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