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百年敦煌學述論(陸永峰)
中國百年敦煌學述論
陸永峰
[淮安]淮陰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57-63頁 --------------------------------------------------------------------------------
【英文標題】A Survey of Centennial Dunhuangnology in China LU Yong-feng (College of Humane Studies,Yangzhou University,Yangzhou 225002,China) 【作者簡介】陸永峰(1972-)，男，江蘇崑山人，揚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博士，主要從事敦煌學研究。 揚州大學 人文學院，江蘇 揚州 225002 【內容提要】敦煌遺書發現於1900年，從此揭開了敦煌學研究的序幕，中國20世紀敦煌學的研究可以分為萌芽、發展、深入、繁盛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各有其特質，萌芽階段主要表現為對敦煌遺書的收集和整理，並進行開創性的研究；發展階段是在20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主要成就有文獻的整理編目，文學的研究和藝術研究；深入階段是在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除將第二階段的研究引向深入之外，在語言學方面、社會經濟研究方面也取得了進展；繁盛階段起於20世紀70年代末，除涵蓋以上的研究外，還進行了新的拓展，並導向深入。 【英文摘要】Dunhuang literatures were found in 1990,hence brought about the later study of dunhuangnolog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four periods,each with its own features and tasks.Together,they give a clear picture of Dunhuangnology in the 20thcentury including its development,painstaking effortsresearchers made in the field and summary of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therefore fulfilling the task of retrospect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關 鍵 詞】20世紀/敦煌學/敦煌遺書 the 20th century/Dunhuangnology/Dunhuang Literatures --------------------------------------------------------------------------------
最初的翻印域外所藏敦煌卷子，到對敦煌文獻作全方位、深層次的研究，從“敦煌學在國外”到敦煌學在中國，其間的滄桑變化和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為此付出的心血，都值得我們回顧與感激。回顧敦煌學所走過的歷程，其發展基本上可分為四個階段：萌芽階段，大體為20世紀初的兩個十年；發展階段，為三四十年代；深入階段，為五六十年代；繁盛階段，從80年代初期一直至世紀末。
一、萌芽階段
本階段始於20世紀初年。此時，敦煌學還處於萌芽期，其系統的全面的研究還未見端倪，學者的工作以對個別卷子的影寫、考校為主，這時雖然還停留在文本的整理與個案研究上，但對未來敦煌研究的方向和途徑已經有所確定，特別是此時主要的研究者都是學貫中西、識見非凡的大家，如王國維、羅振玉、陳寅恪、劉復等，其工作為敦煌學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 一般認為是在1900年5月，在藏經洞差不多封閉九百年後，道士王圓籙無意中發現了敦煌遺書的秘密。1905年至1915年的十年中，俄國的奧勃羅切夫、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等人，先後對其進行了掠奪。儘管在發現之初，時任甘肅學政的金石學家葉昌熾即關注之，並在《語石》（1909年初刊）中有所著錄，但直到1909年伯希和攜部分敦煌遺書至北京時，蔣斧、羅振玉等人才知道有敦煌遺書的存在。在他們的呼籲和努力下，國人對敦煌遺書的保護、整理與研究才真正開始。在早期研究敦煌遺書的學者中，羅振玉的地位最為突出。1908年8月他即發表《敦煌石室書目發見之原始》，記錄敦煌遺書12種和書目31種，對個別遺書作簡要說明，開始了對敦煌遺書的整理編目。此文也可說是中國乃至世界上第一篇關於敦煌遺書的研究文章，揭開了中國敦煌研究的序幕。1909年他又與蔣斧編刊《敦煌石室遺書》，蒐集敦煌遺書11種，大部分為地理、宗教文獻，其中如《摩尼經殘卷》、《景教三威蒙度贊》，其發表推動了相關領域研究工作的展開。此後又刊行《鳴沙石室佚書》（1913年）、《鳴沙石室古籍叢殘》（1917年）、《敦煌零拾》（1924年）等，前後輯錄敦煌遺書70餘種。特別是後二書，前者輯錄四部文獻30種，對傳統四部書的校刊具有重要意義，開後來敦煌遺書分類編纂的先河。後者收錄文學作品13種，是敦煌學史上首部專收文學類作品的文章。羅氏為敦煌文獻作了60餘篇序跋，比勘寫本與傳本，考定其來源、流傳、時代、版式，作出了開創性的工作。與其風格相似還有劉師培。劉氏1910年於《國粹學報》第7捲髮表《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19篇，對敦煌遺書中的四部書寫本作比勘說明，所言多精審處，是早期敦煌研究的重要著作。羅氏之外，本期也多有敦煌遺書的編刊。羅福葆1924年《沙州文錄補》，收敦煌遺書55種，主要為社會經濟類文書，為研究唐宋社會經濟提供了第一手材料，擴大了輯佚範圍和研究領域。劉復《敦煌綴瑣》（1925年）一書，輯錄巴黎圖書館藏伯希和掠去的敦煌遺書104件，分小說、藝術、宗教等17類，所收文獻已逸出四部範圍，數量與類別上超過了同類著作，是本期輯錄工作的一次總結，為開闢研究新領域打下基礎，開從國外抄錄、翻拍敦煌遺書的先河。 與羅、劉二人相比，王國維、陳寅恪等的敦煌研究更具學術價值。王國維研究的範圍主要還是四部書，其研究不拘於考據，綜合利用多方面的知識與能力，文史結合，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如《唐寫本韋莊秦婦吟跋》、《唐寫本雲謠集雜曲子跋》。1920年發表的《敦煌發現唐朝之通俗詩及通俗小說》，簡單而精要地評介了十餘種俗文學作品，如韋莊《秦婦吟》、《季布歌》。這是第一篇對敦煌文學作系統介紹、評說的論文，也是敦煌學史上第一篇研究敦煌文學的專作。陳寅恪善於利用多種知識和方法，對涉及多個學科的一些懸而未決或被忽略的重大問題，作開拓性研究。《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中，探究羅振玉藏敦煌寫本佛曲三種的第三種的本源為《雜寶藏經》中伏陀羨王緣有相夫人生天事，推斷佛曲為近世彈詞之源。他的《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跋》、《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等，也通過對個案的研究，總結出文學史、文化史上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其敦煌研究開拓了對敦煌遺書中的佛經、道經的研究工作，從文化史角度出發與多門學科聯繫，具有示範性，推動了敦煌研究的全面展開。 本期敦煌文學研究漸見規模。向達《論唐代佛曲》（1929年）一文，糾正了把變文和佛曲混同的謬誤，作了辨名和考訂。鄭振鐸1929年發表《詞的啟源》、《敦煌的俗文學》，前文以敦煌曲子為據，辯駁了“詞為詩之餘”的傳統說法。後文肯定了敦煌文獻在古代文學研究上的重要意義，重點分析了“俗文”（講經文）與“變文”的區別，及其對後世的寶卷、小說的影響。兩文最早從文學史角度研究敦煌文獻，確立了變文的概念。其開創性和系統性對學界啟發甚大，某些結論一直影響了敦煌文學，特別是變文研究的發展。胡適《白話文學史》（1928年）也從文學史角度對敦煌俗文學作了論述，首次考訂了四個殘卷的王梵志詩，對敦煌俗文學研究的全面展開意義重大。在敦煌史地方面，重要論著如羅振玉《瓜沙曹氏年表》（1915年）、《補唐書張議潮傳》（1913年—1926年）。前文對曹議金任歸義軍節度使的時間、統治範圍、卒嗣世次作論述。後文則詳細論述歸義軍首任節度使張議潮恢復河西、歸順中原的經過與傳承世系，填補了史籍空白，對晚唐五代社會歷史和西北史地研究意義重大。王國維的《曹夫人繪觀音菩薩像跋》、《于闐公主供養地藏菩薩》兩文也對歸義軍史作了探討。本期也對敦煌文獻中的宗教文獻作了研究。蔣斧就P.3884作《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略》，對摩尼教在中國的流行情況作了探討。這些論作在宗教研究中都具有開創性意義，填補了空白。在法制文獻、地理文獻、社會經濟文獻方面，研究工作也已開始，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以羅振玉、王國維等為代表的國學大家。
二、發展時期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是發展期，這一時期的敦煌研究在多方面獲得了發展與不斷深入，在研究群體和領域上，都比以前有了進展，中國敦煌學的正式確立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其重要成就體現於三個方面：敦煌文獻的整理編目，敦煌文學的研究，敦煌藝術研究。 本期研究工作的開始以陳垣1931年刊行《敦煌劫餘錄》為標誌。該書按部編排，著錄當時的京師圖書館藏敦煌文獻共8679卷，在每一卷子下，註明起訖、紙數、行數、品次，於“附錄”內移錄題記及卷子缺損情況。這是我國學者編撰的首部系統、大型的目錄著作，代表當時中國乃至整個國際敦煌學史上的最高成就。陳寅恪在為本書所作序中首次提出敦煌學的概念，充分肯定了敦煌研究的意義和價值，指出了建立敦煌學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向達1939年發表《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經眼目錄》，記錄於倫敦所見敦煌卷子466卷的編號、名稱、行數。姜亮夫1940年《瀛外訪古劫餘錄?敦煌卷子目次敘錄》，書中敘錄親見170多卷敦煌卷子。這些著作對敦煌研究的深入意義重大。與此相關，許國霖1936年刊行《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一書。書分《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兩部分。前者抄錄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寫經71部，寫經題記64則。後者分變文、音韻等8類，收錄99種敦煌卷子，共107卷，刊佈了很多非佛典類的敦煌卷子，將研究引向更廣的範圍。次年又編行了《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敦煌石室寫經年代表》、《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補遺》三書，對前書作了豐富和補充。這是中國學者研究北圖藏敦煌卷子的開始。1943年董作賓發表《敦煌紀年——敦煌石室寫經紀年表》，收錄有紀年的寫經題記256條，首次利用寫經題記探討敦煌窟寺的創造、變文的興盛等問題，擴大了研究範圍。 敦煌文學方面主要集中於對俗文學卷子的研究，出現了大量著作。向達1937年《記倫敦所藏的敦煌俗文學》一文，著錄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所見敦煌俗文學卷子近40卷，分“變文、詞文、故事、白話詩、俗賦”5類，對此作初步的介紹與評論。這是我國最早的敦煌文學專科目錄，也是首次對敦煌俗文學進行分類。其《唐代俗講考》（1934年—1944年）論述了俗講的起源、儀式、演變，推動了敦煌俗文學特別是變文的研究。鄭振鐸1938年《中國俗文學史》，闢《唐代的民間歌賦》、《變文》兩章，從文學史角度對敦煌俗文學作全面論述。前章評介了敦煌卷子中的王梵志詩、俚曲等。後章肯定了變文的意義，確立了變文的名稱和特點，認為變文之“變”是變更了佛經本文成為俗講之義，將變文初步分為佛經故事、非佛經故事兩類。是學術界首次對變文作詳細和全面的論述，對其內涵、來源、體式等都有深入說明。對敦煌文學研究的發展作用重大，是其自成學科的標誌之一。孫楷第對敦煌俗文學的研究主要集中於講經文與變文上，其1938年《唐代俗講規範與其本之體裁》一文，將敦煌卷子中的說唱作品分為講唱經文和變文，變文又分經變和俗變。對俗講的程式、角色等問題，作了全面而細緻的探討，基本上揭示了俗講的真貌，解決了很多疑惑。傅芸子《俗講新考》1946年一文，主要論述了唐代俗講興起原因、俗講的盛況與主辦者、變文與變相等問題，可視為對向、孫兩文的補充發揮。 40年代下半期興起了關於變文的命名、來源、淵源、體制等方面的討論。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中認為變文之“變”是變更佛經之義，是為“變”字來源外來說的代表。週一良《讀〈唐代俗講考〉》（1947年）一文，對俗講儀式中的一些問題提出了看法，為變文是變相之文，梵文Citra或即變的原語。向達《補說唐代俗講二三事》一文，論證變文之變不可能是梵語別譯。關德棟1946年《談“變文”》一文，認為變文淵源上與佛教翻譯文學不可分。次年《略說“變”字的來源》一文，對當時分別以鄭振鐸、向達、週一良、長澤規矩為主的關於變文之變的四種代表說法作了辯證，認為變文之變即變相之變，是翻譯梵語Mandala一字的略語，變相即曼荼羅。其觀點和週一良的觀點一起代表了的外來說的另一支。孫楷第在寫於1936年，1951年發表的《讀變文（二則）》之“變文之解”中，考證了“變”即變異非常之義，得名於所說為敘佛菩薩神變及經中所載變異之事，是本土說的代表。在專題研究上，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1935年）、傅芸子《關於〈破魔變文〉》（1943年）、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1937年）等文，都是對具體作品作研討，在敦煌俗文學研究上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本期於敦煌學的發展，較為重要的是敦煌藝術研究的開展。1931年賀世昌《敦煌佛教藝術之系統》一文，初步探討了敦煌藝術產生的原因、特徵、內容、年代，是中國研究敦煌藝術首篇全面、系統的專論。次年梁思成《伯希和先生關於敦煌建築的一封信》，對伯氏《敦煌圖錄》中的相關照片及其提供的窟簷題記作研究，是中國學者探討敦煌建築藝術的第一篇。內地大批藝術家和考古學家本期相繼來到敦煌，實地考察和監摹敦煌藝術。張大千1943年出版《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收28幅圖，多標明窟號、年代、名稱、榜題，為我國首部敦煌壁畫資料集。何正潢《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1943年）一文對敦煌石窟的形制、畫塑分佈等作論述，是我國第一份莫高窟內容總錄。美術工作者臨摹的同時，也對石窟研究、保護刊佈了不少成果。如李浴《莫高窟各洞內容之調查》（1944年—1945年，未刊稿），記述309窟的塑像、壁畫、佛龕情況，並抄錄部分題記，初步考察了其時代，是當時最完備的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史巖1947年出版《敦煌石室畫像題識》，收錄106窟題識940條，是最早的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匯錄。宗白華《略談敦煌藝術的意義與價值》（1948年）一文，探討了敦煌藝術在中國藝術史上的特點與意義。本期儘管敦煌藝術研究開展時間不長，但敦煌研究的兩大基本部分至此都納入了研究範圍，從此進入了文獻研究和實地考察並舉的時代，敦煌學也由此正式確立。 本期的敦煌研究向更深入、更全面的方向發展。在音韻學上，羅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1933年）一書，利用敦煌卷子中的漢藏對音材料，考察唐五代的西北方音。系統描述了漢語西北方音的語音發展史，是具有里程碑性質的漢語音韻學專著。周祖謨、姜亮夫等人也以敦煌卷子為依據，進行音韻學研究。對敦煌卷子中的科技文獻的研究業已進行。李儼《敦煌石室算經一卷並序》、《中算書錄》等論文，在考證文獻本身的同時，填補了中國數學史上的空白。範鳳源《敦煌石室古本草自序》、朱仲翰《敦煌古本草之考察》等文，考察了敦煌本唐《食療本草》。王重民1937年《敦煌本歷日之研究》一文，對敦煌卷子中的歷日類文獻作了介紹和研究。對敦煌歷史，包括歸義軍政權的研究也繼續深入。王重民1935年《金山國墜事零拾》一文，考證了金山國上承張氏，下啟曹氏十五六年間的歷史。孫楷第《敦煌寫本張議潮變文跋》（1936年）、《敦煌寫本張淮深變文跋》（1937年）兩文，以變文為依據，對歸義軍張氏政權時的歷史與河西一帶的民族關係作了論述。到40年代，與敦煌藝術研究的發展一致，這方面的研究也注意與實地考察結合。向達1944年《西征小記——瓜沙談往之一》、《兩關雜考——瓜沙談往之二》等文，重點對敦煌古遺址作了考察和辨正，糾正了不少史籍中的謬誤。夏鼐1948年《新獲之敦煌漢簡》一文，依據敦煌漢簡，考證了漢史中很多史實。歸義軍史上，學者利用敦煌卷子的同時，結合現存石窟中的題記、碑文進行研究。向達1948年發表《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將正史記載、敦煌文獻、壁畫題識三者結合，辨正了羅文中的很多問題，解決了很多疑誤。其研究方法，對於敦煌研究的深入啟示深遠。羅福頤《敦煌石室稽古錄》（1947年），就敦煌及千佛洞的歷史、敦煌卷子的概況等八個方面作了說明，對於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具有總結和促進作用。 本期的研究工作可注意的有兩個地方。一是研究者開始將敦煌卷子的研究與實地考察相結合，使其成果更具有可靠性和說服力，開拓了敦煌研究的新途徑。另外，隨著大量的敦煌考古工作的展開和成果的出現，對敦煌藝術研究在敦煌研究的領域佔據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同時學術界也逐漸認識到了建立敦煌學這門學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開始有意識地從事本學科的建設，最終於此時確立了中國的敦煌學。
三、深入發展期
從1950年至1966年是敦煌學的深入發展期。1951年，在原有的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基礎上成立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展開了對敦煌文物的積極保護和研究工作。同時，原來的那些在敦煌研究領域苦心孤詣的專家學者繼續努力耕耘，從而推動了敦煌學的向前發展。在他們的帶動下，本期的敦煌研究在各個方面都有了深入發展，湧現了不少敦煌學的名家和名著。 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本期敦煌卷子的整理、刊佈取得了突出成就。王重民《敦煌古籍敘錄》（1958年）一書，收羅50年代敦煌研究論文257篇，總結、反映了中國學者研究敦煌四部書的歷史和成果。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1960年編行了《敦煌資料》第1輯，收錄了敦煌卷子中的戶籍、名籍、契約等，各類社會經濟文書共140種，附錄33種。這是當時收錄社會經濟文書最廣的一次，直接推動了學術界對唐五代社會經濟狀況的深入研究。1962年王重民、劉銘恕編行了《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把中外敦煌遺書目錄彙集一處，對當時北京圖書館藏、斯坦因與伯希和各自劫去的以及散落的敦煌遺書，作出編目，涉及敦煌遺書達22500卷。在當時可稱完備，可視為對至此為止敦煌卷子整理工作成果的總結，標誌著此方面的工作達到了新水平。 本期在敦煌藝術研究上，不斷深入。對敦煌藝術作了大量的宏觀研究，出現了很多影響深遠的論著。向達《敦煌藝術概論》（1951年）一文，確定了敦煌藝術的概念，對其受印度的影響、敦煌壁畫不同時代的特徵、敦煌藝術的價值和影響等問題都作了全面、細緻的論述。金維諾《豐富的想象、卓越的創造——論敦煌莫高窟壁畫的成就》（1955年）一文，首次從理論高度探討了莫高窟壁畫的藝術成就。常書鴻的《敦煌藝術的源流與內容》、宿白的《“莫高窟記”跋》等文，全面探討了敦煌藝術的源流、內容、演變。謝稚柳1957年《敦煌藝術敘錄》一書，系統探討了敦煌石窟壁畫由北魏至宋的流變及相關史實，以著錄的形式詳盡記錄敦煌二百餘窟的內容。潘潔滋《敦煌莫高窟》（1957年）一書，系統介紹了敦煌莫高窟的歷史和藝術，為中國第一部敦煌藝術專著。研究者也對敦煌藝術的某一方面作具體研究。塑像上，有閻文儒《莫高窟的石窟構造及其塑像》（1951年）、金維諾《按照美的規律塑造——談莫高窟的彩塑》（1956年）等文。閻著首次對莫高窟的結構形式的源流作了說明。任二北1954年刊行《敦煌曲初探》一書，專闢“舞容一得”章，對敦煌舞譜作了全面的分類、歸納，並對其結構、字義也作了考釋。陰法魯《從敦煌壁畫論唐代的音樂和舞蹈》（1951年）一文，則根據敦煌壁畫中的音樂舞蹈資料，探討了西域音樂的內容、體制，及其傳播、影響中原音樂的情況。這些方面的研究為以後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敦煌文學上，本期也有深入發展，大量論著湧現，研究的方法論上更為科學有序。其研究集中在變文和曲子詞上。對變文的整理於本期進入新階段。周紹良1954年刊行的《敦煌變文匯錄》校錄變文38種，每篇之首說明其內容、出處、卷次。當時是收錄變文最多的集子。向達、王重民、王慶菽、週一良、啟公、曾毅公1957年編刊的《敦煌變文集》，正是建立在前書基礎上，該書基本上把當時已知的國內外變文類作品收羅校勘完備，達187卷，按類編排為78種。在數量、質量上都是當時最完善的，其影響深遠。變文研究本期進入多方面研討階段。在其淵源上，周叔迦《漫談變文的起源》（1954年）一文，指出變文源於契經、重頌、偈頌等，提出了變文的外來說。王慶菽1957年《試談變文的產生和影響》一文，認為變文醞釀於中土用韻文和散文來敘事抒情的悠久傳統中，提出了本土說。馮宇《漫談〈變文〉的名稱形式淵源及影響》（1960年）一文，主張散韻夾雜的賦是變文最早的根源。程毅中《關於變文的幾點探索》（1963年）一文，認為變即變化義，來源是古代的賦。周紹良《談唐代民間文學》（1963年）一文，認為變文即把一種記載改變為另一種體裁文字之義。金維諾《〈祗園記圖〉與變文》（1958年）則將變文研究和石窟藝術研究相結合，為研究提供了採用新角度的範例，促進了不同門類間的相互推動。楊公驥在《唐代民歌考釋及變文考論》（1962年）一書中收有《變相、變、變文考論》一文，辨正了變文研究上各家代表觀點，指出變文是由變相變得名，是繼承本土固有圖文結合和韻散相間的形式發展起來的，被視為對“五四”以來變文研究的總結性之作。敦煌歌辭上，王重民1951年刊行了《敦煌曲子詞集》，收錄了包括雲謠集雜曲子在內的曲子詞，為敦煌研究史上第一部詳盡的曲子詞集。任二北刊行了《敦煌曲初探》（1951年）、《敦煌曲校錄》（1955年）兩書，首次全面和系統地對敦煌所出唐五代樂曲材料作了整理研究，為敦煌研究提供了交叉研究的典範。 語言學方面，姜亮夫1955年刊行《敦煌瀛涯韻輯》，其著為旅歐所錄敦煌陸氏韻書寫卷的結集，從而推動了切韻研究的深入。邵榮芬《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1963年）一文，根據敦煌俗文學作品中的異文別字，對唐五代西北方音的聲母、韻母、聲調作了深入細緻的探討，很多結論至今仍具權威性。在文字方面，蔣禮鴻1959年出版專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本書通過歸納推理的方式，結合歷史性考察，對以變文為主的敦煌俗文學作品中的語詞作考訂和釋義，很多語詞的考釋堪為精當，推動了唐五代語言文學和早期白話詞彙的研究。該書後屢經修訂、增補，成為閱讀敦煌俗文學的必備參考書。徐震諤《敦煌變文集校記補正》（1958年）、胡竹安《敦煌變文中的雙音連詞》（1961年）等文，也不同程度地探討了敦煌俗文學作品中的語詞。 隨著敦煌社會經濟文書的刊佈，社會經濟的研究本期也趨興盛。在均田制上，主要有韓國磐《根據敦煌和吐魯番發現的文件略談有關唐代均田制的幾個問題》（1962年）、唐耕耦《從敦煌吐魯番資料看唐代均田令的實施情況》（1963年）等論文。寺院經濟上，有金毓黻《從榆林窟壁畫耕作圖談到唐代經濟》（1957年）等論文。徭役制上，有王永興《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釋》（1957年）等論文。租佃制上，孫達人《對唐五代租佃契約經濟內容的分析》（1962年）一文有精到論述。這四方面的工作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在利用敦煌卷子加深對唐代的科技風俗等方面的研究上，本期也取得了不少成就。羅福頤的《西陲古方技書殘卷彙編》（1953年）、席澤宗《敦煌星圖》（1966年）、趙守儼《唐代婚姻禮俗考略》（1963年）等，都是較有影響的論著。
四、繁盛時期
從20世紀70年代下半期開始至20世紀末，敦煌研究在經歷了十多年的消沉期後，重新煥發了青春，並與國際上敦煌學成為顯學的潮流一致，在中國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進入了全面繁盛時期。本時期重要的論文不斷，一大批中青年學者在研究中成為生力軍，具有重大影響的學者和專著不斷湧現，真正實現了敦煌學在中國。全國性專門的研究學會——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在1983年成立。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舉辦了大量的學術會議，建立了舞蹈、語言文學、民俗學等一系列的分會。1984年成立了敦煌研究院。專門的研究刊物如《敦煌學》、《敦煌研究》、《敦煌學輯刊》、《敦煌吐魯番研究》也得以創立。這些都是敦煌學繁榮的重要推動力和重要標誌。 本期敦煌文獻的整理刊佈進入了嶄新時期，大量卷子展示於世，直接推動了敦煌研究的發展。較重要的如：臺灣學者黃永武編《敦煌寶藏》（1981年—1986年），該書影印收錄北京圖書館藏、斯坦因編號、伯希和編號等敦煌卷子近兩萬件，是目前收錄最多的一部。國內各大博物館、圖書館藏有的敦煌卷子也陸續刊市。自1990年起，《法藏西域文獻》、《英藏敦煌文獻》、《俄藏敦煌文獻》相繼面世。敦煌研究院編行了《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1986年），記錄了約千條題記，對其年代、位置、款式等等作了說明。對敦煌文獻分門別類作整理的工作已開展。周紹良主編的《敦煌文獻分類錄校叢刊》，已陸續出版了多種。同時，國外藏品也逐漸完整地介紹到了國內。有關敦煌卷子和研究著作的目錄也陸續地編行，如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1986年）、鄭阿財、朱鳳玉《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987年）、鄺士元《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1899-1984)》（1987年），其出現便利了敦煌研究的進行。 本期在敦煌藝術上，大量的作品被刊佈於世。1982年至1987年間，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行了《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按時代收錄具代表性的壁畫和彩塑作品，並附有關論文，是目前刊佈敦煌藝術作品最多的著作。香港學者饒宗頤主編的29卷本《莫高窟書法叢刊》、1994年敦煌研究院編集的《敦煌書法庫》第一輯，展示了大量精美的敦煌書法作品。大量的敦煌藝術作品的刊佈，直接推動研究的興盛。段文傑1978年《敦煌早期壁畫的民族傳統和外來影響》一文，集中探討了敦煌早期壁畫的民族傳統和外來影響。隨後又發表了數十篇論文，刊行了多部專著，如《敦煌石窟藝術論文集》（1988年），《段文傑敦煌藝術論文集》（1994年），對敦煌藝術作了深入探討。史葦湘、關友惠、賀世哲、姜伯勤等學者在此方面也卓有建樹。本期敦煌藝術研究的一項重要成果，是1982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編纂的《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的出版。該書對492個洞窟的修建年代形制和內容作了詳細而精確的記錄，是敦煌莫高窟藝術的總目錄，為深入研究提供了條件。本期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如衚衕慶《敦煌晚期壁畫中的天國圖像》（1996年）一文，專門對其中的某類圖像作研究，角度可謂精細。部分學者開始將敦煌石窟藝術和其它石窟、地域的藝術作比較研究，如胡文和《大足寶頂和敦煌的大方便（佛）報恩經變之比較研究》（1996年）、劉波《敦煌與阿姆河流派造像美術比較研究》（1999年），將敦煌藝術研究置於更為廣闊的時空中，有利於全面認識敦煌藝術。對敦煌音樂、舞蹈資料的解讀和研究，業已進行。1984年莊壯出版《敦煌石窟音樂》，對敦煌石窟中展示的音樂形態作全面論述。牛龍菲《敦煌壁畫樂史資料總錄與研究》（1991年）一書對敦煌壁畫中的音樂資料作了詳盡收錄。高金榮1993年《敦煌舞蹈》一書對敦煌舞蹈狀況作了展示。其它如葉棟《敦煌琵琶舞譜》（1986年）、饒宗頤《敦煌琵琶譜》（1990年）、席臻貫《敦煌古樂——敦煌樂譜新釋》（1992年）等著作，都從不同的層次對敦煌音樂舞蹈作了揭示，促進了敦煌藝術研究的全面開展。 敦煌史地上，本期的成果主要在敦煌和莫高窟歷史研究、歸義軍歷史研究兩個方面，出現了大量的專著和論文。前者如齊陳駿《敦煌的沿革與人口》（1980年—1981年）一文，首次集中論述了敦煌自西漢建郡以來，至清代兩千多年間的地理沿革和人口變化。史葦湘的《世族與石窟》、施萍亭《建平公與莫高窟》（1984年）等文，從不同角度對莫高窟的歷史作了描述。在歸義軍研究上，姜亮夫《瓜沙曹氏年表補正》（1979年）、《瓜沙曹氏世譜》（1983年）等文，就曹氏當政時的歷史作了大量的辨偽、增補。賀世哲、孫修身《瓜沙曹氏年表補正之補正》（1980年）及其後來的《瓜沙曹氏與敦煌莫高窟》（1984年）等文，糾正了姜文中的某些說法，補充了相關史事。姜亮夫《唐五代瓜沙張曹兩世家考——〈補唐書張議潮傳〉訂補》（1979年）一文，系統論述張氏時歸義軍史實。吳震《敦煌石室寫本唐天寶初年“郡縣公廨本錢簿”校注並跋》（1980年）、馬世長《敦煌縣博物館地誌殘卷——敦煌第58號卷子研究之一》（1982年）等文，多方面論述地誌內容、年代等問題，揭示其意義。吐蕃文獻上，1980年王堯、陳踐《敦煌吐蕃文獻選》一書，譯註了幾件重要的藏文文書。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3年）、沙知、孔祥星《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1984年）等書，也開始對吐蕃文獻進行全面研究。姜亮夫《莫高窟年表》（1985年）一書，以編年的形式對敦煌歷史作詳細展示。進入90年代後，敦煌史地研究向宏觀和微觀並重的方向發展，其微處也多為研究者注意，如鄭柄林《唐五代敦煌金鞍山異名考》（1996年）、李正宇《崑崙障考》（1997年）等文。在論文不斷的同時，湧現了大量專著。鄭柄林《敦煌地理文書彙輯校注》（1989年）一書，對敦煌卷子中的地理文書作了系統的整理。李正宇1996年《敦煌史地新論》，該書是其歷年來史地研究的成果集，對有些問題如敦煌寺學的論述，堪謂精當。同年又出版《古本敦煌鄉土志八種箋證》，對敦煌地誌作校勘、考訂。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唐宋時代敦煌歷史考索》（1996年），對唐宋時以敦煌為中心的西北歷史作系統、深入論述，為本期有關歸義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對少數民族歷史文化的研究，也更為全面深入。張廣達、榮新江《于闐史》（1993年）一書，利用敦煌資料對於闐歷史作詳細探討。楊銘《吐蕃統治敦煌研究》（1998年），對吐蕃統治阿隴和西域的歷史階段作了深入研究。 本時期在敦煌世俗文化和宗教文化研究方面趨於成熟。前者涉及的對象更為全面細緻。在中古社會經濟方面，均田制上，有唐耕耦《西魏敦煌計帳文書以及若干有關問題》（1980年）、趙雲旗《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代土地買賣的管理機制》（1998年）等文。薛英群《略談敦煌地誌中的公廨本錢》（1980年）、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貿易市場的物價》（1997年）等文，對當時的財政狀況作了描述。民俗研究逐漸興起，確立了敦煌民俗學。這方面出版了專收社邑文書的《敦煌社邑文書輯校》（寧可、郝春文等編校，1996年），其論文如郭鋒《敦煌的社邑及其活動》（1983年）、郝春文《隋唐五代宋初私社與寺院的關係》（1991年）等，對社邑文化作了深入揭示。與此同時，高國藩《敦煌民俗學簡論》（1983年）一文則初步構建了敦煌民俗學的結構，為敦煌民俗學的確立開了先河。之後其《敦煌民俗學》（1989年）、《敦煌俗文化學》（1999年）等專著，對敦煌民俗作全面細緻的探討，直接推動了學科發展。其他學者如週一良、趙和平、譚蟬雪、謝生保等，共同促進了敦煌民俗學的興盛。對敦煌宗教文化，主要是佛教文化的研究，本期也極為突出。姜伯勤1980年《敦煌寺院文書中的“梁戶”性質》一文，對寺院中的梁戶作了較為全面的論述。1987年《唐五代敦煌寺戶制度》一書，對寺戶制度作了系統研究。1996年《敦煌藝術宗教與禮樂文明》一書，深入展現了敦煌的宗教面貌。1991年方廣昌出版《佛教大藏經史（8-10世紀）》，利用敦煌卷子，揭示8至10世紀間佛經的傳佈和結集情況。寧強《敦煌佛教藝術》（1992年）一書，則全面展示敦煌的佛教藝術。郝春文《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會生活》（1998年）一書，首次系統揭示了當時敦煌僧尼社會生活全貌。對敦煌卷子中的宗教文獻此時也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在發表大量有關論文的同時，出版了不少專著，如杜斗城《敦煌本佛說十王經校注研究》（1989年），徐自強、李富華等主編的《敦煌大藏經》也開始陸續出版。這些為進一步開展研究工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對敦煌卷子中其它宗教的文獻作研究也已進行，如1987年林悟殊《摩尼教及其東漸》一書，利用敦煌資料對摩尼教在中國的傳播、影響作了深入的探討。饒宗頤《老子想爾注校證》（1991年）一書，對敦煌本《老子想爾注》作詳細校釋，探討了時代及相關問題。 文學方面，本期研究的範圍更為廣泛，角度更加多樣，成果豐碩。一方面對作品進一步整理刊佈。變文上，除大量校勘性質的論文外，出現了不少補正《敦煌變文集》的著作。如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1983年—1984年），周紹良、白化文、李鼎霞主編《敦煌變文集補編》（1989年）。對變文為主的敦煌講唱文學作品進行了細緻的校注工作，如項楚《敦煌變文校注》（1990年）校注精審，解決了不少疑難。黃徵、張湧泉《敦煌變文校注》（1997年）總結了歷來變文校讀上的研究成果，可謂本世紀變文整理上的集大成之作。變文以外作品的整理也大量開展。敦煌歌辭上，臺灣有潘重規稽考眾本，編成《敦煌雲謠集新書》（1977年）。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1987年），對敦煌歌辭按類編排，共錄1241首，考證了每首歌辭的調名、題目、年代，揭示了敦煌歌辭的全貌。張錫厚1983年出版《王梵志詩校輯》，首次編成較完整的王梵志詩集。項楚《王梵志詩校注》（1991年）一書，辨偽存真，是輯錄王詩最多、註解最精的著作。其它樣式的作品也有編集出版，如姜伯勤、項楚、榮新江《敦煌邈真贊校注並研究》（1994年）、張錫厚《敦煌賦匯》（1996年）等。他們和周紹良主編的《敦煌文學作品選》（1986年）、郭在貽等的《敦煌變文集校議》（1990年），都是本期重要的著作。對敦煌文學的研究工作空前繁盛，做到了微觀與宏觀、局部與總體的結合。張錫厚《敦煌文學》（1980年）一書較早對敦煌文學作全面探討，總結了70年來敦煌文學的研究成果。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中，此類著作多有出現，如臺灣學者林聰明《敦煌俗文學研究》（1984年）、顏廷亮主編《敦煌文學概論》（1993年）。局部研究本期也更為深入。在以變文為主的敦煌講唱文學上，本期一開始對敦煌講唱文學的體制淵源，也作了大量的探討。在對具體作品作研究的同時，出現了大量的專著。如李騫《敦煌變文話本研究》（1986年）、張鴻勳《敦煌話本詞文俗賦導論》、曲金良《敦煌佛教文學研究》（1995年）等。詩歌方面，重要著作如臺灣朱鳳玉的《王梵志詩研究》（1986年）、項楚《敦煌詩歌導論》（1993年）。研究著作的彙編也多有之，如周紹良、白化文《敦煌變文論文錄》（1982年）、張錫厚《王梵志研究匯錄》（1990年）、陳人之、顏廷亮《雲謠集研究匯錄》（1998年）等。這些著作既是對研究成果的總結，又為研究深入提供了條件。 在語言文字方面，研究隊伍上不斷擴大，方法上不斷完備，研究深度和廣度都獲得了進一步拓展。音韻上，周祖謨《唐五代韻書集成》（1983年）、姜亮夫《瀛涯敦煌韻書卷子考釋》（1990年），兩書對敦煌卷子中的有關韻書作了輯考。周大璞《敦煌變文用韻考》（1979年）、張金泉《敦煌曲子詞用韻考》（1981年）兩文，分別對變文、曲子詞的用韻情況作了說明。文字上，蔣禮鴻主編《敦煌文獻語言詞典》（1994年），對敦煌語詞作了大量的闡釋。郭在貽在《郭在貽語言文學論稿》（1992年）、《郭在貽敦煌學論集》（1993年）兩書中，彙集了大量語言文字方面的論文。項楚則以前及二書和《敦煌文學論叢》（1991年）三書，奠定了自己此方面的地位。季羨林1993年《敦煌吐魯番吐火羅語研究導論》一書，對敦煌吐魯番文書中的吐火羅語文獻作研究，開創了新領域。 本期也注意對敦煌學作整體研究和麵向社會的推介工作。姜亮夫《敦煌學概論》（1985年）、榮新江《話說敦煌》（1991年）、劉進寶《敦煌學述論》（1991年）、胡戟、傅玫《敦煌史話》（1995年）等著作，都深入淺出地對敦煌的歷史和文化、敦煌學的內容和意義作了論述，推動了敦煌學本身的發展，也擴大了其社會影響。1991年陸慶夫等刊行《中外著名敦煌學家評傳》，對本領域重要學者的成就和特點作評述。林家平等主編《中國敦煌學史》（1992年）一書，對本世紀初至80年代初中國敦煌學的發展和成就作了展示。1998年，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出版，選收敦煌藝術、敦煌遺書、敦煌學研究等方面60多個門類，6925條詞條，241萬字，對敦煌學內容和歷史作了集中反映，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可謂世紀末敦煌學領域的總結之作。